死亡发生在去往柏林南部的一辆黑色奔驰车上，

奥斯蒙迪尔一个人的步态威胁着

数学方程式，接着空气

吐出白色海鸥

傍晚的凯夫拉维克在下雨。没有下雪，雨让今年的十二月更晦暗，阿里走进大厅，没有其他旅客，游客都走光了，他看见最后一辆巴士驶离机场。外面的大地显得很沉郁。

一点也不疼。奥斯蒙迪尔用指头蘸取了一大团软膏，左手放在阿里的左屁股上，接着把他粗长的手指插入阿里的直肠，轻柔而彻底地探查，像是在寻找他渴望的东西，被我们错过的东西，却一无所获，当他抽出手指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微小的、黏糊糊的声音。阿里沮丧地想——其实他快要哭了——但愿我在凯斯楚普上厕所的时候把屁股擦得很干净。阿里感觉肛门不疼，却特别痒，所以他溜进到达大厅10-11商店外的明信片货架中间，用力抓挠自己，同时看着那些五颜六色的明信片，上面印有冰岛自然界的珍珠和几匹马。然后他拿出手机，戴上眼镜查看手机短信，希望是女儿们发来的，嗨，欢迎回来，亲爱的爸爸，类似这样的话，还有甜言蜜语，你对于我很重要之类的。但这些信息不太可能来自她们，他并未告知她们自己突然回来了，他原本就必须向她们解释，告诉她们他的父亲，她们的祖父已经命在旦夕，但首先他想弄清楚父亲的病到底有多严重，情况是不是真的很不乐观，他不想让孩子们有不必要的担忧，因为他们对这样的事都很敏感，尤其是格蕾塔，假如她很在乎的人遭遇不顺，她就会消瘦，无法到校上课，他和波拉分开后的前几个月就是这样——阿里知道，他永远不会因为这个事实原谅自己。

是的，这些短信不是女儿们发来的，第一条是我发的，问他今晚能否碰面，一起喝免税店买来的酒——第二条是波拉发的。他盯着屏幕。他盯着她的名字，盯着左手边她的头像，她正倚着墙对他微笑，上一次她对他那样微笑几乎是三年前的事了，我的上帝，她真的对他那样微笑过，那些时光存在过，是他令她拥有那种微笑；他是怎样毁掉了自己的生活，怎样误解了一切？他是怎样想到他能离开她生活的，或者他根本就想这样做？真是个该死的白痴。因为他的日子很快把他绑在一根柱子上，用四把步枪对准他无情地扫射：悔恨、渴望、自我厌恶和绝望。他盯着她的头像、她的名字，和下面的话：“你父亲告诉我……”

空间不够了。他必须按着屏幕看完剩下的话。这些是指向幸福、指向和解的话吗？还是来自那四把步枪冰雹一样的子弹？他的心脏还能承受多少子弹？他把拇指放在屏幕上，轻轻地按，可文字出现的时候，他又抬起头看明信片。所有的明信片上，天气都很好：平静，碧空。所以那才是冰岛：除了大自然的珍珠、平静的天气、蔚蓝的天空和温驯的马匹之外，什么都没有。

也许我们永远不会说出全部真相。有时候半个字也不说，我们总是缄口不言，让生活更易于操纵，避免不愉快。也许常常出于自欺，让自己显得更漂亮，也许常常出于懦弱。我们把沉默变成谎言，变成背叛。很少说出全部真相，也因为如此，永远不会拥有正直。难道是因为我们不敢面对自己，不敢面对我们创造的世界吗？难道人的生命仅由逃避和幻觉组成？阿里看着明信片和手中的电话，屏幕的光灭了，语言陷入黑暗——明信片展现的并非真实的冰岛，而是我们幻想中的冰岛；它们展现不出风，展现不出天气的喜怒无常、变幻莫测，展现不出潮湿，展现不出这些浑身湿透、在雨中滴着水的马儿，展现不出飑、雪橇和灰暗的天色，而且绝对展现不出凯夫拉维克。凯夫拉维克不是冰岛，不属于幻想的那一部分。这些明信片为我们展现的是幻觉，是我们不敢用双眼去正视的东西。

一点也不疼。奥斯蒙迪尔脱去手套，向他的同事塞瓦尔介绍阿里，塞瓦尔刚把讲台搬开，他看起来很生气或是紧张。我的表哥，以前是诗人，现在是出版商，奥斯蒙迪尔说，他咧开嘴略微笑了笑，阿里不清楚他是不是有意折磨塞瓦尔，这个刚刚骂过诗人和诗歌，并将其与搞破坏的左派相联系的人，他用的是“以前”这个词，含沙射影地指向阿里。无论怎样，他从奥斯蒙迪尔的话里捕捉到一丝批判，或者假定如此，他突然想起，就像一扇窗户在他记忆中打开，奥斯蒙迪尔的母亲埃琳曾给他寄过一封短信，那时奥斯蒙迪尔刚刚接受了一次关于阿里的访谈，他说阿里作为一个出版商，有志于出版文学价值高的诗歌，特别是翻译作品，世界文学——这将是他对冰岛、冰岛文化和冰岛人民的贡献；假如我们没有翻译像托马斯·曼的《魔山》，或者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诗歌那样的作品，我们就算不得一个崇尚文学的国家。访谈最后记者问他，你自己的写作如何，你已经出版了两本诗集和两部小说，你所有的书风评都很好，其中一部小说被译成四种语言，你不认为自己也有影响力吗？不，他笑着回答，像人们对天真无邪的童梦报以的微笑……不，有好些作者比我优秀得多，他们都才华横溢。在这方面，我的影响程度和他们的相比远远没有那么大——我已经放弃写作了。

后来阿里收到埃琳·奥德斯多蒂寄来的短信。一封完全出人意料的信。这十年期间，阿里既没见过她，也从未和她交谈过，像他对待父亲家的其他成员一样。他父亲除外，每年他们父子会见三到四次面，两个人都对那些真正要紧的事绝口不提，只谈论一些肤浅的话题：天气、政治和足球。“我真的感到难过，”她写道，“当我读到你在访谈里对自己写作的评价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我和家里大多数人一样，撇去你父亲不谈，也因为有一个在出版业工作的亲戚而感到骄傲，尤其是一个目标崇高、野心勃勃的亲戚——这会让我的母亲，你的祖母，非常开心。但她也会因为你对自己写作的评价感到痛惜。也许你不明白，对我们来说，看见自己人在这个特殊的领域打拼有多重要。它几乎让我们感觉每件事都有意义，尤其是困难，感觉一切都顺理成章，感觉——不，我不想；我不想再多说了。你一定对这样的事略知一二，所以你能理解我的痛苦，也会明白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你。话虽如此，我还是要向你道歉——对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一个如此优秀的作家，我必须得补充一句，原谅我的打扰，收到自己无知又年老的姑妈寄来的让人尴尬的信，可能是件烦心的事。我还记得我哥哥索聚尔很讨厌看见与表达的距离，还有感觉与写作的距离。当然，我不太可能记起来；有时候是听母亲说的，还有我妹妹安娜（我知道她对你在访谈里说过的话也感到遗憾，可她不愿打扰你。我总是一个喜欢打扰的人，或者一个向来学不会处事的人）。直到我看见自己的思想在变化，在我眼前变得笨拙不堪时，我才完全明白。或者说，嗯，有些放肆。但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信中哪些内容重要。原谅我的胡言乱语，不过我年纪大了，但也许还算不得太老，足够我去怀疑，或者去理解，那一时刻总会到来，那时再想说什么都来不及了。现在向你问好还不晚，我的侄子。我们一定会继续买你出版的书，虽然我没法完全读懂。”

他当然无法把这封信背下来——事实上还差得远；只记得语气，也许还有几句话，不过他晚一点会在酒店房间里重读一遍。两个小时后，出租车司机把他送到凯夫拉维克的飞行酒店，他从一个厚厚的，塞满信件、剪报、照片、诗歌和韵文的黄色文件夹里抽出这封信，他一直随身携带着这个文件夹，用老克里斯蒂安的话说，将它像石头一样拖在身后，但多年来他都没打开过——似乎害怕这样去做。奥斯蒙迪尔口中的这个词，“以前”，带有的斥责语气和他第一次读那封信时感受到的责备并不一样——他读完信，随即搁在一边，那封信像许多别的东西一样，被丢在一边，饱受压制，像一个古老的幽灵、一种指控和一个误解，不断被压制、被否认，不断——直到某些东西碎裂。直到它碎裂。直到他毁了——一切。他的日子很快把他绑在柱子上，四把步枪同时开火。以前是诗人，奥斯蒙迪尔这样说，塞瓦尔怀疑地看着他们，好像奥斯蒙迪尔和阿里正在联手对付他，好像刚刚发生的事，阿里浑身赤裸地趴在讲台上，表弟的手指插入他的直肠，压根儿就没发生过。你又开始写作了吗？奥斯蒙迪尔帮阿里收拾行李的时候问道，他假装没有注意到阿里把色情杂志塞进另外两本书下面，并发誓自己到了酒店就将它扔掉，或是趁散步的时候丢进垃圾桶。你又开始写作了吗？奥斯蒙迪尔问，他拿起手稿，读了读书名——《黑暗所知的太多：约翰·西于尔永松漂泊的日子》，他声音中的热情让阿里感到不适。不，阿里说，我一直想写写约翰，只在业余时间写；你妈妈还好吗？他匆匆问了一句，像往常一样把话题从自己身上移开，他问得很急，太急了，刚问出口就想起来，尽管话还在嘴里，可他还是晚了一步，没能及时打断这个残酷的问题，所以当他看见奥斯蒙迪尔的表情时，他在想，给他一拳反倒更体面。

你妈妈还好吗？——埃琳，她三年前就去世了，在柏林度假时被车撞了。车在路上全速行驶，埃琳的一只脚踩在路面上，撞车后被甩出三米多远。车开走了；司机可能喝醉了，喝高了，好像什么也没看见，他开着一辆崭新的黑色梅赛德斯－奔驰车回家，上床睡觉，早上醒来时根本不知道自己撞死了一位冰岛的老妇人，一位在东海岸、在北峡湾长大的女人，她的哥哥索聚尔，喜欢在清晨轻嗅她的头发，拥抱她娇小温暖的身体，喜欢挠她的痒，因为她的笑声“像银子，像快乐的阳光”。事故发生后没多久她就死了，被人依恋和哀悼，尽管“事故”也许不是一个恰当的词，它更像是一种袭击，一种处决。我看上去一定很可怕，她低声对丈夫说，他跪在她身边，他伏在她身上，她在哭，他也在哭，那个高大有力、坚毅的船长，他的脸像饱经风霜的悬崖，听见她这样说，他哭了，他看着她，接着她对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任何话了。

他怎么可能忘记这个？！

他注意到奥斯蒙迪尔的表情，急促地说，一副惊恐的样子，他说得很诚恳，原谅我。

你离开得太久了，奥斯蒙迪尔只说了这一句话，把手稿递给阿里。

阿里看着明信片和手中的电话，波拉的留言在黑暗的屏幕后面等待，这是一部三星手机。他看着明信片想，它们为我们展示了我们的梦想。他悲哀地想，有时候我们的梦想只不过是幻觉、逃避和证明，证明我们不敢承认世界的真面目，不敢面对这个世界和身在其中的自己。他想，当我问及在凯夫拉维克逗留期间我和他是不是应该见一面的时候，奥斯蒙迪尔是不是在暗示我？——你觉得安全吗？他问，你觉得我们能承受吗？

他是不是想说：因为接下来我们可能需要谈论我们在逃避什么，需要面对三十年前的自己，并解释清楚今天的我们到底是谁——这样的解释不太可能让人感到舒服。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很小。

你还好吗？

这个声音把阿里吓了一跳，他的手机掉到地上，后壳弹开，电池跳了出来，波拉的留言沉入了黑暗深处。10-11商店的一个收银员挪开明信片货架，阿里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站了大概五分钟，谁会那样站在一堆向游客兜售的明信片中间，除非有什么不对劲，除非这个人病了，正面临一场危机，心脏病突发，在哭泣，觉得事有可疑，也许他是个变态狂，天知道，也许他正对着照片手淫，因为他知道店里有两个女人？

这个女人，一个年方二十的姑娘，小心地把一个货架从另外两个旁边挪开，她说，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忙吗？却又立即纠正了自己的话，假如这个人是变态狂怎么办？假如他并不沮丧痛苦，而是一个变态狂，就像你在报纸上或者网上看到的那样，他站在那里，他的阴茎像个小恶魔一样被他握在手里，回答你，什么？是的，你当然能帮我！所以她急忙纠正了自己，问道，你还好吗？她一边挪开货架，一边说。另一个收银员，也是个年轻姑娘，在一边等着，手里拿着电话，时刻准备打电话呼救。谁知那个变态狂原来只是个中年男人，在记忆复杂的风景里迷了路。他捡起手机，重新装好，小声说对不起，那个姑娘也道了歉，吓了他一跳，可他还是纹丝不动地在那里站了很久，她们除了他的脚什么也看不见，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不，另一个姑娘说，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的。阿里对着两个姑娘抱歉地笑了笑，她们的脸庞青春洋溢，其中一个人下唇戴着两个唇环，另一个头发是粉色的，两人都略显圆润，挪开一个明信片架不会让一个人的体重损失四十或五十千克的，这种负担对于这样年轻的人来说不在话下，她活着的每一天都要承担额外的五十千克重量，仿佛她永远，在她年轻生命的每一秒，都被判处了苦役。人们吃得太多，锻炼太少，体重增加，恣意发胖，可怜的地球，不得不载着我们所有的人一起旋转，难道它不评论我们的文化，不说它正在堕落，不说我们生活在被死亡沾染的时代吗？阿里这样想，但他很快就因为这样的想法感到了羞愧，她们只是两个可爱的孩子，那个戴唇环的姑娘给他找来一个购物车，方便他在雨天的下午把提包放进去，他接着想，像是在为自己找借口，这是文化的错误，不是你的，你是时代的受害者。接着他走了出去。

出租车司机，一个大概和他同龄的女人，从车上下来，快速地把他沉重的箱子放进了后备厢，他几乎来不及感谢她的帮忙。他闻见她身上有一股好闻的淡淡香水味，对她说，凯夫拉维克，飞行酒店。离这儿不远，她愉快地回答。对我来说挺远的，他钻进汽车，自言自语，接着点开手机上波拉发来的短信，重新找回那些黑暗中的话语：“你爸爸告诉我你要来了。他们详细查过吗？对不起，我没法不提示他们，让他们了解你的问题不止眼前这些，他们完全有理由好好查一查你，是吗？他们有没有发现什么？他们有没有发现你对所有人都隐藏的东西，尤其是对你自己——他们发现你的不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