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四章 大家都翘首以待

群魔 陀思妥耶夫斯基 第2页,共2页

“唉,见鬼,跟你简直没法说话。我说,你是不是又跟上星期四一样生气了?”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威严地挺直了身子。

“你怎么用这样的语言跟我说话?”

“什么敢用这样的语言?你是说我用的语言简单明了?”

“但是,你倒是告诉我,恶棍,你是不是我的儿子?”

“这事你比我清楚。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父亲都情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闭嘴,你给我闭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气得浑身发抖。

“你瞧,你又跟上星期四那样大叫大嚷,破口大骂了,当时你恨不得举起你的文明棍狠狠地揍我一顿,要知道,当时我可找到了一张凭据。出于好奇,我当时翻箱倒柜地找了整整一个晚上。不错,什么真凭实据也没找到,这你尽可以放心。这不过是一封短信,是我妈写给那个波兰佬的。但是,根据她的脾气可以断定……”

“你再说一句我就赏你个老大耳刮子。”

“您瞧这种人!”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忽地转过身来对我说道,“您瞧,从上星期四起咱们这里就一直这德行。我很高兴,起码眼下您在这里,您来评评这理。先说这事吧:他怪我这么说我母亲,但是这不是他挑的头硬逼我这么说的吗?当时在彼得堡,我还是个中学生,不是他吗,一夜之间把我叫醒两次,像个娘们似的,又是拥抱我又是哭,您猜他每天夜里都跟我说什么了?说了我母亲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我就是从他那里头一回听说的。”

“噢,我当时说这事的用心是高尚的!噢,你不理解我。你什么,什么都不理解。”

“但是你做的事毕竟比我更卑鄙,你得承认,难道不是更卑鄙吗。要知道,如果你愿意,我完全无所谓。我是以你的观点看问题的。至于我的看法,请放心:我并不怪我母亲;你是你,那个波兰人是那个波兰人,我完全无所谓。你们在柏林做得那么蠢,并不是我的错。再说你们也没法做得更聪明。在这一切发生之后,你俩岂不成了人家的笑柄了吗!我是不是你的儿子,对于你不反正一样吗?老实告诉你吧,”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道,“他一辈子没在我身上花过一个卢布,直到我十六岁他压根儿不认识我,然后在这里把我洗劫一空,可现在他却嚷嚷,他一辈子为我操碎了心,而且还像个戏子似的在我面前装腔作势。对不起,我可不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

他说罢站起来,拿起了帽子。

“从今以后我以父亲的名义诅咒你!”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像死人一样满脸煞白,向他伸出一只手,指着他。

“瞧,一个人竟会浑到这种地步!”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甚至很惊讶,“好了,再见啦,老伙计,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来看你啦。早点把讲演稿写好捎给我,别忘了,如果办得到的话,尽可能少说废话:要讲事实,事实,事实,主要是写得简短些。再见。”

不过,在这里发生影响的还有些其他缘由。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确对父亲有某种企图。依我看,他打算把老头子逼急了,让他在某种程度上大出洋相。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实现他进一步的与此不相干的目的,至于这些目的究竟是什么,下文将另行交代。类似的各种打算和计划,还有许许多多,当时都塞满了他的脑瓜——当然,几乎一切都还只是幻想。除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以外,他心目中还有另一个他准备攻讦的受难者。总的说来,他心目中想要攻讦的受苦受难者,为数不少,而且后来也果真成了他的受难者;但是他对这个人却有着特别的打算,这人就是冯·连布克先生。

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冯·连布克属于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民族,按照俄国年鉴统计,该民族在俄国已有数十万之众,也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已在俄国形成一个彼此抱得很紧的同盟。不言而喻,这同盟并不是什么人蓄意建立的,也不是向壁虚构的,而是在整个民族中自发形成的,没有形诸文字,也没有签署协议,作为某种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这同盟表现在这一民族的全体成员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互相支持,彼此帮忙。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有幸在俄国的一所高等学府里受过教育,这所高等学府满是比较有权势或比较富有的年轻子弟。这所学校的学生,学业一结束,就被分配到某个国家机关担任某种相当重要的职务。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有一位叔叔是工程兵中校,另一位是开面包店的老板;但是他却挤进了这所高等学府,并在这所学校里遇到了一些与他相当类似的同族人。他是一个很活泼的学生;学业不好,脑筋相当迟钝,但是大家都喜欢他。后来,他上高年级了,有许多年轻人,主要是俄罗斯人,学会了谈论当代许多非常高层次的问题,而且摆出一副面孔,似乎只要等他们一毕业,他们就会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可是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却仍旧继续十分天真地顽皮和淘气。他给所有的人说笑逗乐,诚然,他出的洋相非常简单,除了有些无耻下流以外,但是他却乐此不疲。一会儿是老师在课堂上给他提了个问题,他就怪模怪样地擤鼻涕,逗得同学和老师都哄堂大笑;一会儿又在学生宿舍里扮演一幅猥亵下流的活画,赢得大家拍手叫好;一会儿又仅仅用自己的鼻子(做得相当高明)演奏《魔法师》里的前奏曲。他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故意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不知道为什么他认为这样自有一种调皮劲儿。在他上学的最后一年,他开始写起了俄文诗。至于他的本族语,就像这个民族在俄罗斯的许多人一样,只会说半通不通的德国话。由于喜欢写诗,竟使他交上了一位平时阴阳怪气、似乎受了什么窝囊气的朋友,这同学是一位穷将军的儿子,是俄罗斯人,但他在学校里却被认为是未来的伟大文学家。这人待他很好,处处呵护他。但是却出了这样的事:学校毕业后又过了大约三年光景,这位阴阳怪气的同学却为了俄国文学抛弃了自己的官场生涯,因而穷愁潦倒,穿着一双破靴子,冷得牙齿发抖,已经是深秋了,还穿着一件夏天的大衣——他突然在阿尼奇科夫桥头遇到了他过去的protèg,也就是过去在学校大家管他叫“连布卡”的那人。你猜怎么着?乍一看,他都认不出他来了,他惊讶得停下了脚步。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衣着十分讲究的年轻人,蓄着一部络腮胡子,泛出淡淡的红褐色光泽,修剪得十分精致,而且精致得令人惊叹,戴着夹鼻眼镜,足登擦得锃亮的皮靴,手戴最鲜亮的手套,身穿沙默时装店的宽松的大衣,腋下夹着一只公文包。连布克对这位同学十分亲热,告诉了他自己的住址,并请他那天晚上有空到他寓所去看他。原来他已不是从前的“连布卡”了,他成了冯·连布克。然而,这同学前去看他可能纯粹出于不服气。他跨上一个楼梯,这楼梯相当蹩脚,一点也不气派,但却铺了一条红地毯,看门人在楼梯上迎接了他,并对他进行了盘问。看门人拉了拉门铃,楼上响起了响亮的铃声。前来拜访的这位同学原以为“连布卡”得很阔气,却发现他住在侧面的一个小房间里,看去又黑又旧,屋里还挂了一块很大的深绿色帷幔,把房间隔成两半,屋里的家具虽然蒙上了深绿色的布面,却十分陈旧,又窄又高的窗子上挂着深绿色的窗帘。冯·连布克住在一位非常远的远亲家,这远亲是一位将军,曾经庇护过他。他客客气气地欢迎客人来访,神态既严肃高雅而又彬彬有礼。他俩也谈了文学,但仅限于在得体的范围内。仆人系着白领带,给客人端来了一杯淡兮兮的茶,外加一点小小的圆饼干。这同学好像存心跟他过不去似的向他要一杯塞尔脱斯矿泉水。后来还是给他端来了,但是稍许迟了片刻,不过当他把仆人叫来,让他快点把矿泉水端来的时候,似乎露出了某种忸怩不安的尴尬样。不过他还是主动问客人他是不是想吃点什么,当客人婉言谢绝,终于起身告辞时,他明显地感到很满意。说到底,这时连布克才刚刚开始迈入仕途,不过仍寄人篱下,依傍一位显要的同族将军为生。

当时,他正在追求将军的第五位千金,看来两情相悦,对方也似乎对他有意。可是后来人家还是把小姐阿马利娅嫁给了这位老将军的一位旧时的同僚——一位年老的德国工厂主。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并没有十分伤心,而是用纸糊了一座剧场。大幕徐徐升起,演员们一个个粉墨登场,两手比比划划,做着手势;包厢里坐着观众,乐队里的人由机械发动,在小提琴上拉着弓,乐队指挥在挥舞指挥棒,而池座里则是年轻的绅士和军官们在拍手叫好。这一切都是纸做的,都是冯·连布克亲自设计和制作的,他制作这座剧场花了半年时间。将军为此特意举办了一个仅有亲朋好友参加的小型晚会,把这座剧场拿出来公开展览。将军的五位千金,包括新婚的阿马利娅和她的夫婿——那个工厂主,还有许多太太小姐跟他们的德国男士,都仔仔细细地观看了这座剧场,赞不绝口,然后大家一起跳舞。连布克感到很满意,心里也很快释然了。

光阴荏苒,他终于飞黄腾达,功成名就。他一直身居要职,而且上司也一直是他的同族人,终于混到了一个与他的年龄相比非常显要的官衔。他早就想结婚了,而且早就在谨慎地物色佳偶。他曾经瞒着上司悄悄地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寄给一家杂志编辑部,可是这部小说未被刊用。但是他却偷闲糊了整整一列火车,这小玩意儿又搞得非常成功:旅客们提着皮箱和旅行包,领着小孩和牵着小狗,从车站里纷纷出来,又一个个走进车厢。列车员和站上的工作人员在走来走去,摇铃,发信号,于是列车渐渐开动,上了路。他为制作这个精巧的玩意儿足足忙了一年。但是总得结婚呀。他结识的人相当广泛,但多半限于德国人这个圈子;他也经常与俄罗斯人周旋,不消说,这些人都是他的上司。最后,当他年满三十八岁的时候,居然得到了一笔遗产。那个开面包店的叔叔死了,根据遗产留给了他一万三千卢布。他的婚事因为没有一个合适的职位而停滞不前。尽管冯·连布克的官场环境相当阔气,可是他本人却十分俭朴。只要能谋得一个独当一面的官职,由他来任意处置如何收购公家的木柴等等,或者其他这一类有甜头的差使,他也就心满意足了,而且一辈子都会感到其乐融融,别无他求。但是就在这时候,他满心指望的明娜呀或者恩内斯京娜呀并没有出现,却忽然遇见了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他的官运一下子上了一个台阶,变得更显要了。办事稳重而又周到的连布克感到他也可以从此风光风光了。

按照过去的统计,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有两百名农奴,此外她还有个大靠山。从另一方面说,冯·连布克一表人才,而她已经四十开外了。有意思的是,随着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她的未婚夫,他还当真渐渐地爱上了她。在结婚那天上午,他送给了她一首诗。这一切她都很喜欢,甚至也很喜欢他的诗:四十岁可不是闹着玩的。很快,他就得到了某一官衔和某一勋章,接着他就被委派到敝省履新。

在束装就道来敝省履新之前,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竭力把自己的丈夫调教了一番。按照她的高见,他倒并非没有能力,他既会进入角色和锋芒毕露,又会老谋深算地洗耳恭听和保持沉默,他掌握了某些非常得体的风度,甚至能够发表演说,甚至还有某些只鳞片羽的自己的想法,还浮光掠影地掌握了某些最新潮的不可或缺的自由主义。但是她还是放心不下,因为他不知怎么突然变得非常迟钝,在长久地、没完没了地寻求职务升迁之后,竟断然开始感到需要休息了。她想把自己追求功名利禄之心灌输给他,可是他却忽然开始糊起了新教教堂:牧师出来布道,前来祈祷的人则虔诚地合十当胸,洗耳恭听,一位太太在掏出手绢擦眼泪,一位老者在擤鼻涕;最后响起了一只八音盒,这只八音盒是特意向瑞士定做后寄来的,尽管花了很多钱。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一听说他在干这事都气坏了,没收了他的整个作品,拿到自己的房间,锁进了抽屉;作为交换,她允许他写小说,但是必须偷偷地写,不许张扬。从那时起她别无指望,只能依靠她自己了。不幸的是她这人十分浮躁,而且不大懂得分寸。命运又让她当了太长时间的老姑娘。她那追求虚荣而又受了若干刺激的脑袋闪现出一个又一个想法。她有她的行动计划,她坚决想要支配全省,幻想立刻成为众星捧月似的人物,并挑选了突破口。冯·连布克甚至都有点害怕了,但是凭他的官场经验,他心中很快就有了底,对于越俎代庖本身,他根本无须害怕。最初两三个月甚至过得非常令人满意。但这时忽然出现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于是便开始出现某种咄咄怪事。

问题在于,这个小韦尔霍文斯基从一开始就暴露出他对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极不尊敬,而且还摆出一副有权对他吆五喝六的奇怪姿态,而对丈夫的地位一向十分看重的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却对此熟视无睹;起码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这个年轻人成了她的大红人,他吃在他们家,喝在他们家,而且几乎睡觉也在他们家。冯·连布克开始自卫了,先是当着众人的面把他称作“年轻人”,呵护般地拍拍他的肩膀,但是他这样做并没有使对方变得知趣些。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总是好像在当面嘲笑他,甚至在进行显然很严肃的谈话时也这样,而且当着许多人的面常常会对他说一些出人意料的话。有一天,他回家后发现这个年轻人居然未经邀请就睡在他书房里的长沙发上。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解释道,他顺道来访,但是主人不在家,因此就“顺便睡了一觉”。冯·连布克很生气,又向妻子抱怨了这年轻人一顿,可是他夫人却嘲笑他的动辄发怒,而且还挖苦说,是他自己不知自重;起码,“这孩子”还从来不敢对她这样随随便便,不拘小节,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天真而又富有朝气,虽然有点不拘一格”。冯·连布克听了这话后只能干生闷气。这一次她让他俩言归于好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非但没有请求原谅,反而开了一句粗鲁的玩笑搪塞了过去,如果换个时候,这样的玩笑很可能会被看作是新的侮辱,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人家却认为他认错了。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短处在于他一开始就做了许多件错事,悔不该把自己写小说的事告诉他。他想象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是个富有诗意的热血青年,而他早就幻想他的小说能够有个听众,因此还在他俩刚认识不久,有天晚上,他就把其中的两章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毫不掩饰他感到很无聊,他很不礼貌地打着哈欠,一次也没有夸奖过这小说,可是临走时,他向他索要手稿,想带回去看看,以便闲暇时考虑一下自己的意见,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居然把手稿交给了他。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归还这部手稿,尽管他每天都要跑到他们家来一两次,当问到他时,他只笑而不答;直到最后他才宣布,当时他就把这部手稿在街上弄丢了。听到这事后,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对自己的丈夫大为恼火。

“你该不会把糊教堂的事也告诉他了吧?”她惊慌失措地、几乎害怕地问道。

冯·连布克还正经八百地陷入了沉思,可是挖空心思地想一些问题对他是有害的,也是医生禁止的。除此以外,省里又出了许多麻烦事,关于这些麻烦事也留待下文再讲——这时还出了一件特别窝火的事,不仅触犯了他作为一省之长的尊严,同时也使他心里感到很难受。在结婚之初,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怎么也没料到将来会发生家庭龃龉和冲突。他一生中,每当他幻想着明娜和恩内斯京娜的时候,总是这么想象的。他感到他受不了家庭里的惊雷闪电。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终于跟他做了一番坦率的表白。

“对这种事你是不能生气的,”她说,“因为你深明事理,比他聪明两倍,你的社会地位也不知比他高多少。在这孩子身上还残留着许多自由主义习气,我看,这无非是胡闹而已;但是不能急于求成,应当慢慢来。应当爱护我们的年轻人;我是用关心爱护的办法来影响他们,让他们悬崖勒马的。”

“但是鬼才知道他满嘴胡吣什么,”冯·连布克反驳道,“我没法耐心地听他满嘴喷粪,他在大庭广众之中并在有我在场的情况下胡说什么政府故意让老百姓喝伏特加,以便把他们变成猪狗不如的东西,以免他们起来造反。你想想,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听他这么胡吣,我的处境有多尴尬。”

说这话的时候,冯·连布克想起了不久前他与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一次谈话。他带着一种并无恶意的目的,想用自己的自由主义使对方解除武装:他给他看了他私人珍藏的各种传单,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这些传单是他从一八五九年起悉心收集的,倒不是出于他的业余爱好,而不过是出于一种有益的好奇心。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猜到了他这样做的目的,竟粗鲁地对他说,在某些传单中一行字的意义就超过某个整个办公厅的意义,“说不定,也包括您那个办公厅。”

连布克听到这话后感到很厌恶。

“不过,这在咱们这里还早,太早了。”他指着传单,几乎像请求似的说道。

“不,不早;瞧你怕成这样,可见不早。”

“不过话又说回来,比如说,号召捣毁教堂。”

“为什么就不能呢?要知道,您是个聪明人,当然,你自己也不相信上帝,可是您又非常清楚宗教信仰对您有用,您可以借此把老百姓变成牛马不如的畜生。真话可要比谎言珍贵哟。”

“同意,同意,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但是这在咱们这儿还早,还早……”冯·连布克皱起了眉头。

“要是您自己也同意捣毁教堂,也同意拿着棍棒去攻打彼得堡,而全部区别仅仅在于时间问题,您持这样的观点,还算什么政府官员呢?”

被人这样粗暴地抓住话柄的连布克,被他狠狠地挖苦了一番。

“此言差矣,此言差矣,”他激动地说,越来越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您弄错了,因为您还年轻,主要是您还不了解我们的目的。要知道,最最亲爱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您不是把我们叫做由政府委派的官员吗?没错。您不是把我们叫做独当一面的官员吗?没错。但是请问,我们是怎么履行公职的呢?我们是重任在肩,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跟你们一样,都在为共同事业效劳。我们只是维护被你们弄得摇摇欲坠的东西、维护没有我们就会分崩离析的东西。我们并不是你们的敌人,绝对不是,我们对你们说:一往无前,不断进步,甚至可以破坏,即破坏一切旧的、需要改造的东西;但是我们对你们也要做一定的限制,必要时把你们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挽救你们,以免你们自己害了自己,因为没有我们,你们就会把俄国弄得摇摇欲坠,把俄国弄得不像样子,而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关心它有一个体面的外表。你们要看清,我们和你们是彼此离不开的,你们离不开我们,我们也离不开你们。在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也是彼此离不开的。好吧:我们是托利党,你们是辉格党,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甚至越说越慷慨激昂。还是从彼得堡上学的时候起,他就爱发表一些高深的自由主义言论,而现在主要是没有人偷听。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默默地听着他的高谈阔论,并且摆出一副似乎非同一般的严肃神态。这就挑逗得这位爱发表演说的主儿更来劲了。

“您知道吗,我是‘一省之长’,”他在书房里走来走去,继续说道,“您知道吗,我因为要做的事太多了,结果什么事也做不成,可是另一方面,我也可以同样正确地说,我在这里无事可做。全部秘密就在于这里的一切都取决于政府的观点。比如说,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或者说为了平息民愤,即使政府改制共和,而另一方面,与此平行,又加强了省长的权力,于是我们这些当省长的就会把共和国一口吞掉;何止是共和国:我们将吞掉一切,想吞掉什么就吞掉什么;我起码感到我将乐此不疲……总之,如果政府来电要我发挥activitédévorante,我就会遵命发挥activitédévorante。我在这里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诸位,要使省里的一切机关保持平衡和兴旺发达,就必须做到一点:加强省长权力。’要知道,必须让所有这些机关(无论是地方自治机关,还是司法机关)过一种所谓双重的生活,即一方面让它们存在(我同意这是必须的),嗯,可是另一方面又必须让它们不存在。一切都看政府是什么观点了。一旦心血来潮,这些机关就会突然变得非常必需,而且立刻就会在我这里变得应有尽有。一旦这种必要性过去了,那它们就会销声匿迹,准也找不着。我就是这样来理解activitédévortante的,而且不加强省长权力,就不会有activitédévorante。我现在是跟您关起门来说这话的。要知道,我已经向彼得堡打了报告,必须在省长官邸的大门口设立特别岗哨。我正在等候京城批复。”

“您必须有两名岗哨。”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说。

“干吗要两名呢?”冯·连布克在他面前停住了脚步。

“为了对您肃然起敬,也许一名太少。非得两名不可。”

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撇了撇嘴。

“您……天知道您有多么放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您利用我的善良来挖苦我,你在扮演一名bourrubienfaisant……”

“随您怎么说都可以,”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嘀咕道,“你们毕竟在给我们铺路,并为我们的成功做准备。”

“请问‘我们’是什么人?您说的成功又指什么?”冯·连布克诧异地注视着他,但是没有得到回答。

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听了他关于这次谈话的汇报后很不满意。

“但是我总不能,”冯·连布克为自己辩护道,“对你的大红人打官腔吧,而且又是关起门来说话……我可能说漏了嘴……由于心好。”

“你的心也太好了嘛。我不知道你还收藏了传单,劳驾,给我看看。”

“但是……但是给他借走了,就看一天。”

“您居然又借给他了!”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非常生气,“您也太没脑子了嘛!”

“我马上派人去把它要回来。”

“他不会还给你的。”

“我硬要他还!”冯·连布克火了,甚至从座位上跳起来。“他是什么玩意儿,干吗要怕他,我是干什么的,难道就治不了他?”

“您先坐下来消消气,”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阻止他道,“我先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他给我的印象很好,很有能力,有时候说话也很有头脑。卡尔马津诺夫告诉我,他几乎到处都有关系,认识不少显贵,对京城里的青年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我能通过他把这帮年轻人都吸引过来,让他们聚集在我周围,那我就能使他们免于自我毁灭,给他们的功名利禄之心指出一条新路。他对我全心全意,十分忠诚,什么事都听我的。”

“但是要知道,您对他们好,鬼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名堂来。当然,这是一种想法……”冯·连布克含糊其辞地为自己辩解道,“但是……但是您瞧,我听说,在××县出现了什么传单。”

“但是,要知道,这谣言还在夏天的时候就有了,传单呀,假钞票呀,什么名堂没有,然而直到现在一张也没弄来。谁告诉您的?”

“我是听冯·布卢姆说的。”

“啊呀,您就饶了我吧,别对我提您的布卢姆啦,永远也不许您提他。”

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一下子火了,甚至气得大约一分钟说不了话。冯·布卢姆是省长办公厅的一名官员,平时她最恨他了。关于这点,我们下文再谈。

“劳驾,关于韦尔霍文斯基的事,你就放心吧,”她结束谈话道,“如果他参加了什么调皮捣蛋的事,他就不会跟你和跟这里的所有人都这么说话了。爱夸夸其谈的人并不危险,我甚至敢这么说,万一出了什么事,通过他,我头一个就可以打听到一切。他狂热地、狂热地忠实于我。”

在我们还没有讲下面要讲的故事之前,我要指出一点,如果不是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的自以为是和贪图虚荣,那么这帮坏小子在我们这里干下的种种坏事也许压根儿就不会发生。这里发生的许多事都应该由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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