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为救济敝省家庭女教师发动大家募捐而策划的那个举行游艺会的日子，已经预先确定了好几次，又推迟了好几次。不断在她身边转来转去的有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还有一个用来跑腿的小职员利亚姆申。有一个时期，他常来拜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后来因为他钢琴弹得好又突然在省长官邸里受到了青睐；部分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利普京，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想办一张观点独立的省报，她有意让他担任这家未来省报的主编；此外，还有几位太太和小姐，最后甚至还有卡尔马津诺夫，虽然他并没有在她身边转悠，但他却公开而且洋洋得意地宣称，一旦开始跳这个文学界的卡德里尔舞，他一定会愉快地使所有的人感到惊喜。前来认捐者和乐善好施者非常多，敝城的全体优秀人士都慷慨解囊；但是允许躬逢其盛的还有一些最不优秀的人，只要他们肯花钱。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指出，有时甚至应该允许各阶层的人混杂一起，“要不谁来给他们进行启蒙教育呢？”成立了一个不公开的家庭委员会，委员会决定，这个游艺活动将是民主的。因为认捐的人非常多，因此多花点钱也不要紧；大家想搞一些妙不可言的东西，因此日子也就被推迟了。还没有最后决定的事情有：晚上的舞会在哪里举行，是在首席贵族夫人为这天特意让出来的巨大的官邸呢，还是在斯克沃列什尼基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庄园？到斯克沃列什尼基去似乎远了点，但是委员会中有许多人坚持认为在那里可以“随便一点”。至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本人，她倒非常愿意舞会定在她那儿。很难说清楚，为什么这个骄傲的女人几乎巴结起了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大概她乐于看到那个女人也会反过来对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近乎卑躬屈膝地，对他非同一般地大献殷勤。我再说一遍：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一直而且经常不断地在省长官邸里窃窃私语，牢固地散布一种他过去就曾散布过的说法，说什么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是在最神秘的团体里有着最神秘关系的人物，而且他在这里大概另有任务。
当时人们的心态很怪。尤其在女士们中间呈现出了某种浮躁情绪，而且也说不上这是逐渐形成的。有若干非常放肆的观念似乎在随风飘散。出现了一种非常快活而又轻薄，但我又没法说永远是愉快的东西。人心浮动，莫衷一是，一时成为时尚。后来，当一切都结束之后，有人责怪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责怪她的那个圈子和她的影响；但是这一切未必都是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一手造成的。相反，起先许许多多人都争先恐后地夸奖新来的省长夫人，说她善于把大家都团结在一起，因而大家突然变得快活了。甚至也出过几桩很糟糕的事，这也根本不能怪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当时大家只是哈哈大笑，觉得很开心，谁也没有出面制止。不错，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站在一旁，他们对当时发生的事另持己见；但是就连这样一部分人当时也未口出怨言；甚至还颔首微笑。
我记得，当时不知怎么自发地形成了一个范围相当广的小圈子，这小圈子的中心也许当真就在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的客厅里。在这个聚集在她周围的亲密的小圈子里，当然是在青年们中间，允许做各种各样调皮捣蛋的事——有时候这类调皮捣蛋的确相当放肆，甚至成为一种例规。这圈子里甚至还有几位非常可爱的女士。青年们常常举行野餐和晚会，有时候还坐马车和骑马在城里结伴出游。他们到处寻找刺激，甚至由他们自己出面故意制造各种各样的奇遇，而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寻欢作乐，制造趣闻。他们鄙视我们这个城市，把它看成某种愚人城。人们管他们叫游戏人间者或玩世不恭者，因为他们玩世不恭，无所不用其极。比如说，曾出现过这样一件事，当地有一名中尉，他的妻子还是个很年轻的黑发女郎，虽然因为受到丈夫的虐待，吃得很差，脸色显得有点憔悴。有一天，在晚会上，她莽莽撞撞地坐下来打牌，而且下了很大的赌注，她是想赢点钱给自己买件斗篷，可是她非但没有赢钱，反而输了十五卢布。因为怕丈夫责怪，也因为无钱偿还赌债，她鼓起先前的勇气，咬咬牙，决定就在今天晚会上悄悄向敝城市长的大公子借点钱。这位市长公子是个恶少，因纵欲无度而显得未老先衰。他不但不肯借钱给她，反而哈哈笑着跑去告诉了她丈夫。这名中尉的确很穷，就靠自己的那点薪俸过日子，他把妻子带回家，尽管她一再哭喊，跪在地上求饶，他还是拿她尽情耍笑了一番。这个令人愤懑的故事在全城上下居然只激起了人们的哄堂大笑，虽然这位可怜的中尉夫人并不属于围着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转的那个小团体，但是在那些“骑马出游”的女士中有一位太太，她脾气古怪而又能干麻利，她不知怎么会认识这个中尉夫人的，便跑去找她，并且冒冒失失地把她带了回来，请她到她家做客。这时候，我们那帮淘气包便立刻抓住她不放，又是献殷勤，又是送礼物，硬把她留住了三四天，不把她送还给她丈夫。她住在那位能干麻利的太太家，跟她和那帮纵情游乐的人整天满城游逛，参加各种娱乐活动和舞会。大家一个劲地怂恿她把丈夫拽上法庭，出出他的洋相。他们还向她保证：大家都会支持她，替她出庭做证。丈夫噤若寒蝉，不敢跟他们斗。那个可怜的女人终于明白她掉进了火坑，直到第四天她才吓得半死不活地从她的保护人那里逃了出来，回到自己的中尉身边。至于他们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无人能知其详；但是中尉租住的那座低矮的木屋的两扇百叶窗，有两星期没有打开。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知道这一切以后，对那帮淘气包发了一通脾气，并且对那个能干麻利的太太的行为很是不满，虽然这位太太把中尉太太弄到手的头一天就把她介绍给了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但是关于这事大家也就很快忘了。
另一回，有一位小官吏，是位有家室的看上去令人肃然起敬的人，这时从另一个县里来了一位年轻人，也是小官吏，经人说合迎娶了他的一位千金，一位十七岁的小姑娘，全城有名的大美人儿。但是大家突然获悉，在新婚第一夜，那位新郎官竟为自己被玷污的令名对她大肆报复，对这位大美人儿极其无礼。利亚姆申几乎是这事的目击者，因为他在婚礼上喝得酩酊大醉，只好留在这家过夜，第二天清早，天刚亮，他就跑遍所有认识的人把这件趣闻到处张扬。顷刻之间就聚集了十来个人，所有的人一律骑马，有的人则租用了哥萨克的马，比如，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和利普京就是这样，再说这个利普京，尽管当时他已两鬓斑白，他几乎参加了敝城浮猾子弟的所有出乖露丑的孟浪行为。当这对新人坐着轻便的双套马车出现在大街上，准备按我们这儿的习俗在婚后第二天务必要外出拜访时，尽管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事故，这伙骑马出游的人还是蜂拥上前，嘻嘻哈哈地围住这辆轻便马车，而且整个上午一直簇拥着他们，在城里跑来跑去。诚然，他们并未进屋，而是骑着马守候在大门外；他们虽然克制住了，并没有对新郎和新娘施加特别的侮辱，但还是胡闹了一阵。全城都传开了。自然，大家哈哈大笑。但是冯·连布克闻讯却大光其火，并且跟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又发生了一场热闹的口角。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也非常生气，差点打算把这帮惹是生非的家伙从此拒之门外。但是第二天由于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规劝和卡尔马津诺夫说的几句话，她也就原谅了他们。卡尔马津诺夫认为这“玩笑”开得相当风趣。
“这倒颇合这里的习俗，”他说，“起码很有特色，也……很大胆；您看，大家都在笑，只有您一个人在发怒。”
但是也有一些胡闹实在叫人不能容忍，带有一定色彩。
城里来了一位出售福音书的《圣经》推销员，这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女人，虽然是小市民出身，出身微贱。关于她的光临敝城，大家都传开了，因为在京城的报纸上刚刚出现过一些关于《圣经》推销员的有趣评论。又是那个爱惹是生非的利亚姆申，他在一个游手好闲正在谋取学校教职的神学校学生的帮助下，装出一副要买她书的样子，趁机把一整包从国外进口的富有诱惑性的淫秽照片塞进了这位《圣经》推销员的布袋。后来才有人获悉，这包淫秽照片乃是由一位年高德劭的老人专为干这种恶作剧捐献出来的。这位老人的姓名姑且略过不表，他脖子上挂着一枚显赫的勋章，按照他的说法，他就喜欢“健康的笑和愉快的玩笑”。当这个可怜的女人在敝城劝业场开始往外掏《圣经》的时候，这包照片便散落一地。掀起了一片哄笑声和抱怨声；人群推推搡搡地挤了过来，开始骂街，要不是警察赶来，差点大打出手。那位《圣经》推销员被关进了班房，一直到晚上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才愤怒地得知这件可恶的丑事的隐蔽细节，经过他的斡旋才把她给放了，并逐出城外。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获悉此事后，本来十分坚决地要把利亚姆申撵走，但是就在当晚，敝城那帮人成群结伙地把他领来见她，说他编了一支新的与众不同的钢琴小品，劝她姑妄一听。这小品还真逗乐，名称也很可笑，叫做《普法战争》。它一开始就响起了威武的《马赛曲》：
qu'unsangimpurabreuvenossillons！
接着又响起了音调激越的挑战和对未来胜利的陶醉。但是突然，与这首国歌高亢、变化有致的节拍一起，又从一侧，从下面，从一个很近的角落响起了《meinlieberaugustin》的令人生厌的曲调。《马赛曲》对此曲调置之不理，《马赛曲》正处在陶醉于自己雄壮的旋律的顶点；可是《augustin》的声音不断强化，《augustin》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无耻，而且《augustin》的节拍似乎出人意料地开始与《马赛曲》的节拍渐渐重合起来。《马赛曲》似乎开始生气了；它终于对《augustin》不能置之不理了，它想甩掉它，把它像只纠缠不休而又微不足道的苍蝇似的赶走，但是《meinlieberaugustin》却死抓住它不放；它愉快而又自信；它快乐而又无耻；而《马赛曲》却不知怎么突然变得奇蠢无比：它已不再掩饰它的怒不可遏和满腔委屈；它已变成愤怒的号哭，它已变成伸开双臂吁求上苍的含泪的盟誓：
pasunpoucedenotreterrain,pasunepierredenosforteresses！
但是它已经不能不跟《meinlieberaugustin》合成一个节拍歌唱了。它的曲调不知怎么奇蠢无比地变成了《augustin》，它渐渐低头服输了，声音越来越小了。只是问或冒出来，听到一句“qu'unsangimpur……”，但是又立刻十分气人地变了调，变成了讨厌的华尔兹。它彻底屈服了：它成了趴在俾斯麦的胸脯上号啕大哭，把一切，一切……都拱手相让的儒勒·法夫尔。但这时《augustin》又乐声大作，响起了嗄哑的声音，可以感觉到有人在开怀畅饮，喝了数不清的啤酒，在疯狂地自吹白擂，索要数十亿赔款、精美的雪茄烟、香槟酒和人质；《augustin》逐渐变成声嘶力竭的怒号……普法战争结束了。敝城那帮人纷纷鼓掌，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微笑着说：“哎，怎么能把他赶走呢？”和约签订了。这个混账东西的确有点歪才。有一回，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我说，最富有艺术天才的人也可能是最大的混蛋，彼此并不妨碍。后来听到传言，这个小品是利亚姆申从一个路过此地，他所认识，很有才华而又十分谦虚的年轻人那里剽窃来的，可是那个年轻人却始终默默无闻；不过，这话先略过不提。这坏东西一直围着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转，转了好几年，每逢举行晚会，他就根据要求表现形形色色的犹太佬，模仿聋女人的忏悔或者女人生孩子，现在他又令人喷饭地模仿各种人，顺便说说，有时候在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的官邸，他竟模仿起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本人，还冠以标题，名之曰：《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因此到后来简直就没法赶他走了：他成了一个非常必需的人。此外，他奴颜婢膝地拼命巴结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而当时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对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也同样取得了令人奇怪的强大影响……
我本来是不想单独来谈这个混账东西的，他也不配我来专门谈他，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有人告诉我，他也曾参与其事，而这事在我这部纪事里又绕不过去，不能不提。
有天早晨，发生了一件不成体统的、令人发指的亵渎行为，这消息立刻传遍了全城。敝城有一处很大的集市广场，广场入口处有一座古老的圣母圣诞教堂，这是我们这座古城的一处古迹。在院墙的大门旁，很久以前就安放着一帧很大的圣母像，就镶嵌在院墙上，外有护栏。可是这圣像在一夜之间被洗劫了，神龛上的玻璃被打碎了，护栏也被拆毁了，从花冠与衣饰上被取走了若干宝石和珍珠，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否很珍贵。但问题主要是，除了偷盗外，犯了一件毫无意义的、嘲弄圣像的亵渎行为：据说，早晨，在圣像被打碎的玻璃后面，有人找到了一只活老鼠。过了四个月后，现在已经查明，这桩罪行是那个苦役犯费季卡干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却有人对此补充道，利亚姆申也参与了这一恶作剧。当时，谁也没有提到他，也根本无人怀疑他，可现在所有的人都肯定，当时那只老鼠就是他放进去的。记得，敝城的所有地方长官都有点不知所措。从一大早起，人们就拥挤在犯罪现场。这里经常站着一群人，虽然这些人不怎么样，但毕竟有上百人。一些人来了，另一些人走了。一些人走上前去画十字，恭恭敬敬地亲吻圣像；有人开始布施，教堂里出现了一只捐献盘，盘子旁站着一名修士，直到快到下午三点的时候，长官们才明白过来，可以晓谕百姓，不许成群结队地在这里停留，向圣像祷告了，亲吻了圣像，捐献了财物，就应立即离开。这件不幸的事对冯·连布克产生了非常不快的影响。据人家告诉我，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后来曾说，自从那个不吉利的早晨起，她就开始发现她丈夫神情忧郁，样子很怪，直到两个月前他因病离开敝城，他那郁郁寡欢的神态也没有中止，而且现在他在瑞士，这神态也一直伴随着他，他是在敝省短期位居省座后到瑞士去继续疗养的。
记得，当天中午十二点多钟的时候，我顺道到集市广场去看了看；来来去去的人都默不做声，神情庄重而忧郁。这时有一名商人，肥头大耳，黄黄的脸皮，坐着轻便马车走到跟前，他走下马车后，跪下来磕了个头，上前去吻了一下圣像，捐了一个卢布，又哼哧哼哧地爬上马车走了。紧接着又驶来了一辆敞篷的弹簧马车，车上坐着敝城的两位太太，由敝城的两位浪荡公子陪同。这两位年轻人（其中一位已经不完全年轻了）也走下马车，相当不客气地把人群推开，挤到了圣像跟前。这两人都没有脱帽，有一个人还把夹鼻眼镜推到鼻子上。人群中有人说了几句怪话，当然，声音很低，但很不客气。戴夹鼻眼镜的年轻人从塞满钞票的钱包里掏出一枚一戈比的铜币，扔进了钱盘；然后这两人又大声说笑着回到马车跟前。就在这当口，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在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的陪同下策马走来。她翻身下马，把缰绳扔给了按照她的命令仍骑在马上的她的同伴，正当那人扔下那枚戈比的时候，她走到了圣像前。一朵愤怒的红晕浮上了她的双颊；她摘下自己的圆边女帽和手套，双膝下跪，直接跪在肮脏的人行道上，然后虔诚地磕了三个头。接着就掏出自己的钱包，但是因为钱包里只剩下了几枚十戈比的银币，于是她又立刻摘下自己的钻石耳环，放进了钱盘。
“可以，可以吗？用来装点圣像上的衣饰？”她十分激动地问修士。
“是许可的，”修士回答，“任何布施都是行善。”
人群都不出一声，既没有表示指责，也没有表示赞许；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穿着弄脏了的衣衫骑到马上，策马而去。
二
在发生刚才描写的那件事以后过了两天，我遇到她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下，坐着三辆敞篷马车，正朝什么地方驶去，马车四周是一群骑马的人。她招手让我过去，叫马车停下，要我非跟他们结伴同行不可。她安排我在马车里坐下以后，笑着把我介绍给了她的几位女伴（一些衣着华丽的太太小姐们），接着她又向我解释，他们是去进行一次非常有趣的出游。她哈哈大笑，似乎高兴得不得了。最近以来，她高兴得差点到了欢蹦乱跳的地步。他们要干的事的确有点离谱：他们大家是到河对岸商人谢沃斯季亚诺夫家去，因为在他家的厢房里住着我们的一位神痴和先知谢苗·雅科夫列维奇。已经差不多十年了，他退隐在家，生活优裕，备受照顾，他不仅在我们这儿很出名，而且在附近各省，甚至在两大京城也极有名气。所有的人都去拜访他，尤其是一些从外地来的人，求得他那装疯卖傻的只言片语后，便向他鞠躬磕头，慷慨布施。捐献的财物有时甚为可观，如果谢苗·雅科夫列维奇自己不用，就把这些财物虔诚地送到上帝的殿堂去，主要是送给敝城的圣母修道院；修道院为此目的派了一名修士经常守候在谢苗·雅科夫列维奇的身边。所有的人都希望借此大大地开心一番。这帮人里面还没有一个人见过谢苗·雅科夫列维奇。从前只有利亚姆申一个人曾经到他那里去过，现在他硬说，谢苗·雅科夫列维奇曾经让人用扫帚把他赶走，而且他还亲手把两个煮熟了的大土豆朝他身后扔去。在骑马的人中，我还看到有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他仍旧骑在一匹租来的哥萨克马上，骑马的姿势难看极了，其中，我也看到了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他也骑着马。他有时候并不回避集体出游等娱乐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文质彬彬，笑容满面，虽然仍旧说话很少，不大爱开口。当这支出游的队伍走到桥头，走到一家城里的旅店的时候，有人突然宣布，在这家旅店的一个房间里刚才发现了一名开枪自杀的旅客，现在正等候警察前来处置。有人立刻出现了想去看看这名自杀者的念头。这主意大家都表示赞同：我们的太太小姐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自杀者。记得，其中一名女士立刻大声说道：“一切都让人感到无聊透了，有事可以消遣一下，就不必客气，肯定蛮有趣的。”只有不多几个人在门外的台阶旁守候；其余的人都鱼贯而入，走进这家旅店的肮脏的走廊，顺便说说，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我也看见了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开枪自杀的那人的房间是开着的，不用说，店里的人不敢不让我们进去。这是一个还很年轻的男孩，年约十九岁，无论如何不会比这年龄更大，想必还长得很好看，一头浓密的金发，面孔呈椭圆形，五官端正，天庭饱满、光洁。他的尸体已经僵硬，他那白净的小脸蛋仿佛用大理石雕成似的。桌上放着一张他亲笔写的字条，让大家不要将他的死归罪于任何人，他之所以开枪自杀，是因为他“大吃大喝挥霍掉了”四百卢布。“大吃大喝挥霍掉了”这句话就这样赫然写在字条上：这张字条一共才四行字，就发现三处语法错误。这时有个人对他的死连声叹息，尤为伤心，看来，这人是他的近邻，是一个胖胖的地主，住在他隔壁的另一个房间里，他是到这里来办自己的事的。从他的话里得知，这孩子是受家庭（他的寡居的母亲、姐妹和姑妈姨妈们）之托，从乡下进城，为的是在家住城里的一位女亲戚的指导下，采购各种物品，给即将出嫁的姐姐作陪嫁用，然后把采购来的物品运回家去。她们把几十年积攒的四百卢布托付给了他，提心吊胆地连声叹息，临行前还再三叮嘱他，又是祷告，又是给他画十字。这孩子在这以前一直为人稳重，办事可靠。三天前，他来到城里后，并没有去看望那个女亲戚，而是住进了旅店，直接去了俱乐部——他想在后边的某个房间里找到一位外地来的庄家，或者至少是个牌局。但是那天晚上既没有牌局，也没有做庄开赌的庄家。他回到房间时已近半夜，但是他要了香槟酒、哈瓦那雪茄，叫了一桌有六七道菜的晚餐。可是他一喝香槟酒就醉，一抽雪茄烟就吐，因此拿来的那一桌菜他都没动，几乎人事不省地就倒下睡着了。第二天醒来，他精神焕发，像只新鲜的苹果，立刻出发到位于河对岸某小镇上的茨冈人的宿营地去了；这是他昨天在俱乐部里听说的，而且两天没有回旅店。终于，昨天下午五点前，他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立刻躺下睡觉，一直睡到晚上十点。他醒来后要了一盘肉饼，一瓶法国白葡萄酒、一些葡萄、一张纸、九*九*藏*书*网一瓶墨水和账单。谁也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他镇定、平静、和蔼可亲。他想必在半夜前后就开枪自杀了，虽然很奇怪，居然没有一个人听到枪声，直到今天中午一点才发现异常，怎么敲门也敲不开，只好破门而入。那瓶法国白葡萄酒喝剩下了一半，葡萄也吃得只剩下半盘。子弹是从一支三筒小左轮手枪直接射进心脏的。血流得很少，手枪从手里掉下来，落在地毯上。至于这小伙子本人，则半躺在长沙发的一个犄角上。想必一枪毙命，霎时就死了；脸上看不出任何死亡的痛苦；表情是平静的，几乎是幸福的，很想再活下去。敝城的那帮人都十分好奇地打量着他。一般说，在他人的每个不幸中总有一种在旁人看来赏心悦目的东西——甚至不管你们是谁，概莫能外。敝城那帮太太小姐们默默地打量着，她们的那帮男伴们则一个劲地说风凉话，表现得十分镇静沉着。一个人说，这是最好的结局，这孩子再也想不出比这更聪明的办法了；另一个则说，虽然只有片刻的欢娱，但毕竟痛痛快快地享受了一番。第三个人突然冒出一句：为什么我国近来常常有人悬梁自尽和开枪自杀呢——就像齐根砍断，就像大家脚下的地板一股脑儿溜走了似的。大家都冷冷地看了看这个爱发议论的人。然而从来以扮演小丑为荣的利亚姆申却从盘中掰下了一串葡萄，紧跟在他之后，第二个人也笑嘻嘻地如法炮制，第三个人则伸手想去拿那瓶法国白葡萄酒。但是已经来到这里的警察局局长阻止了他，甚至请大家“一律回避，退出房间”。因为大家已经看够了，所以也就立刻毫无争议地走了出去，虽然利亚姆申仍旧缠住警察局局长在谈什么事。在下一半的旅途中，大家都开心极了，笑声、欢快的谈话声几乎比先前热闹了一倍。
我们在中午一点整到达谢苗·雅科夫列维奇家。一座相当大的商人住宅大门洞开，通向厢房的路也畅行无阻。我们立刻获悉，谢苗·雅科夫列维奇正在用餐，不过照样接待来宾。我们这帮人一下子都走了进去。这位神痴接见客人和用餐的房间相当宽敞，装了三扇大窗，但是当中用一道齐腰高的木栅栏隔开，从这面墙到那面墙隔成了面积相等的两部分。普通的来访者一般都停留在栅栏外面，只有那些受到特别青睐的人，才能按照神痴的指示，从栅栏上装的小门走进他的起居室，如果他愿意，就让这些人坐到他的皮圈椅里和长沙发上；他自己则一成不变地坐在一张古老的磨旧了的伏尔泰圈椅里。这人身材高大，有点虚胖，面皮发黄，年约五十又五，头发淡黄，秃顶，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根头发，大胡子剃掉了，右面的腮帮子有点鼓起，嘴似乎有点歪，而靠左边的鼻孔旁则长着一颗很大的疣子，眼睛小而窄，面部表情镇静而又庄重，一副睡意蒙眬的样子。他穿着德式服装，外衣是黑色的，但没有穿坎肩，也没有系领带。外衣下面露出一件相当厚但却是白色的衬衫；两腿似乎有病，穿着布鞋。我听说，他从前当过官，而且现在还有官衔。他刚吃完一碗容易消化的鱼汤，正要动手吃他的第二道食物——蘸盐的带皮土豆。他从来不吃任何其他东西；不过他很爱喝茶，常常喝很多茶。他身边有三名仆人跑来跑去，这三名仆人都是那个商人出钱雇的；其中一名穿着燕尾服，另一名像个搬运夫，第三名像个教堂工友。还有一名十六岁的小厮，动作极其麻利。除了仆人以外，在场的还有一位年高德劭的白发修士，拿着捐款箱，人显得太胖了点。在一张桌上放着一只奇大无比的茶炊，茶炊已经烧开了，桌上还放着一只托盘，盘里放的玻璃杯几乎有两打。在对面的另一张桌上放着各种捐献的物品：几大块糖球和几磅砂糖，两磅茶叶，一双绣了花的布鞋，一方富丽绸头巾，一段呢料，一匹粗麻布，等等。至于捐款，则几乎全部放进了修士的捐款箱。屋子里人很多——仅来访者就有将近一打，其中有两个人坐在木栅栏里面，坐在谢苗·雅科夫列维奇的身旁；一位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是个朝圣者，来自“平民百姓”，另一个是位从外地来的干瘦的小个子修士，他低垂着眼睛，正襟危坐。其他来访者都站在木栅栏外边，依然是平民出身的人居多，除了一个从县城来的胖胖的商人以外（这商人蓄着大胡子，穿着俄式服装，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资产高达十万卢布以上的大商人）；还有一位是上了年纪的贫穷的贵妇人和一位地主。大家都在等候幸福降临到自己头上，不敢先开口说话。有四五个人跪在地上，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地主，人长得很胖，大约四十五岁上下，他跪在紧挨木栅栏，离得最近而又最显眼的地方，他虔诚地等待着谢苗·雅科夫列维奇的青睐或者表示好感的话。他已经跪了差不多一小时了，可是谢苗·雅科夫列维奇一直对他视而不见。
敝城那帮太太小姐们都挤在木栅栏旁，在快活地、嘻嘻哈哈地窃窃私语。她们把跪在地上的和所有其他来访者都挤到了一边，或者站到前面挡住了他们，只有那位地主例外，他甚至伸手抓住了木栅栏，顽固地硬留在那个显眼的地方。大家都把快乐的、异常好奇的目光投到那位谢苗·雅科夫列维奇身上，长柄眼镜、夹鼻眼镜，甚至望远镜都齐刷刷地对准了他；至少利亚姆申正在用望远镜仔细观看。谢苗·雅科夫列维奇则用他那双小眼睛镇定自若而又懒洋洋地扫了大家一眼。
“美目盼兮！美目盼兮！”他终于用嗄哑的男低音和轻轻的感叹说道。
我们那帮人都笑了：“美目盼兮指什么呀？”但是谢苗·雅科夫列维奇却陷入沉默之中，继续吃他的土豆。终于，他用餐巾擦了擦嘴，仆人给他端来了茶。
他喝茶的时候，通常不喜欢一个人喝，而是给来访者也斟上茶，但远非给任何来访者，通常由他亲自指定来访者中由谁获此殊荣。他的指令永远出人意料，使人不胜惊讶。他常常置富商巨贾、达官贵人于不顾，有时候竟令下人给某个庄稼汉或者某个老态龙钟的老妪上茶；另一回，又置某个一贫如洗的穷教士于不顾，却给某位大腹便便的富商上茶。即使斟茶，也彼此不同，有的加糖，有的让含糖，有的则根本不给糖。这一回获此殊荣的是那个外来的修士，给了他一杯加糖的茶，还有那个前来朝圣的老人，但是给他的茶根本没有糖。至于那个拿着捐款箱的修道院派来的胖修士，不知道为什么这回竟没有给他茶，虽然迄今为止他每天都能得到一杯茶。
“谢苗·雅科夫列维奇，您随便说点什么吧，我很早就想来跟您认识认识了。”曾经坐在我们那辆马车上的那位衣着华丽的太太，也就是方才说，可以消遣一下，那就不必客气，肯定蛮有趣的那位太太，她眯着眼，含着笑，像唱歌一样说道。谢苗·雅科夫列维奇甚至都没有看她一眼。那位一直跪着的地主，大声而又深深地叹了口气，好像有人把一只大风箱提起来又放下似的。
“加糖！”谢苗·雅科夫列维奇指了指那个有十万家财的商人；那商人立刻上前一步，站到那个地主身旁。
“再给他加糖，”谢苗·雅科夫列维奇命令道，这时下人已经给他倒了一杯茶，于是又给他加了一份糖。“给他再加，再加！”于是下人又给他加了第三次，以致最后，又给他加了第四次。商人并不推辞地开始喝他那已经成了糖浆的茶。
“主啊！”人们开始窃窃私语和画十字。那地主大声而又深深地叹了口气。
“神父！谢苗·雅科夫列维奇！”突然传来被我们挤到了墙边的那位穷太太的伤心的声音，但那声音尖得出乎人们意料。“亲人，我等您赐恩足足等了一小时了。请您对我说点什么吧，请您对我这孤老婆子说说我的是非祸福吧。”
“你问他。”谢苗·雅科夫列维奇指了指那个模样像教堂工友的仆人。那仆人走到木栅栏旁。
“您有没有完成谢苗·雅科夫列维奇让您做的事呢？”他用低低的、不紧不慢的声音问那寡妇。
“谢苗·雅科夫列维奇神父，我哪完成得了呀，我哪是他们的对手呀！”那寡妇叫道，“都是凶神恶煞，居然上地区法院告了我一状，还威胁说他们要上告枢密院，这可是告他们的亲娘呀……”
“给她……”谢苗·雅科夫列维奇指着一大块糖球。那小厮立刻跑过去，拿起糖球，送给了寡妇。
“哎呀，神父，你的恩典太大了。我哪要得了这么多呀？”那寡妇又差点叫起来。
“再给，再给！”谢苗·雅科夫列维奇赏赐有加。
又给她拿去了一大块糖球。“再给，再给，”那神痴命令，下人又给她拿去了第三块，以至于第四块。这寡妇四面都被糖球包围了，修道院派来的那位修士叹了口气——按照过去的惯例，这一切本来今天就可以收归修道院的。
“我哪要得了这许多呀？”那寡妇逆来顺受地连连叹气，“我一个孤老婆子，还不把我甜死了……这该不是什么神启吧，神父？”
“可不是神启吗。”人群中有人说。
“再给，再给她一磅！”谢苗·雅科夫列维奇还是不肯罢休。
桌上还有整整一大块糖球，但是谢苗·雅科夫列维奇让再给一磅，于是下人又给了那寡妇一磅。
“主啊，主啊！”人们在连连叹息和画十字。“分明是神启啊。”
“先要让您的心充满善和慈悲的喜悦，然后再来告您的亲生儿子，告您的亲生骨肉的状，应该认为，这就是这一象征的含义。”从修道院来的那个胖修士，也就是没给他送茶的那个胖修士，由于触犯了他的自尊心，一怒之下便自告奋勇地解释道。他说话的声音很低，但神态颇得意。
“你说什么呀，神父，”那寡妇突然发怒道，“当韦尔希申家着火的时候，他们用套马索套住了我的脖子，把我往火里拽。他们还把死猫锁进我的箱子，什么胡作非为的事他们都敢干……”
“赶走，赶走！”谢苗·雅科夫列维奇挥动双手。
那个教堂工友状的仆人和那名小厮冲出木栅栏。教堂工友架起寡妇的一只胳膊，于是她只好老老实实地、慢慢地朝门外走去，还不时回过头望着送给她的那些糖球，这时正由那小厮拿着，跟在她后面。
“拿回一块，拿回来！”谢苗·雅科夫列维奇向留在他身边的搬运工模样的仆人吩咐道。那仆人立刻跑去追他们，过了不大一会儿，那三个仆人回来了，把曾经送给那寡妇、现在又强行拿回来的那一大块糖球拿了回来；然而，她还是拿走了三大块。
“谢苗·雅科夫列维奇，”有个声音从后面紧挨房门的地方传来，“我在梦中看见一只鸟，一只寒鸦，从水里飞出来，又飞到火里去了。这梦是什么意思呀？”
“天将大寒。”谢苗·雅科夫列维奇说：
“谢苗·雅科夫列维奇，您怎么什么话也不回答我呢，我老早就对您感兴趣了。”与我们同来的那位太太又开口道。
“问他！”谢苗·雅科夫列维奇根本不理她，突然指了指那位一直跪在地上的地主。
那个接到指示让他去询问的修道院派来的修士，便郑重其事地走到那个地主跟前。
“您造了什么孽？是不是吩咐您去做什么了？”
“吩咐我不要打架，不要随便动手打人。”那地主用嗄哑的声音回答道。
“您做到了吗？”修士问。
“我做不到，身不由己。”
“赶走，赶走！用扫帚把他赶走，用扫帚！”谢苗·雅科夫列维奇开始挥动双手。那地主没等别人来对他施加惩罚，便一骨碌爬起来，急忙跑出了房间。
“他在跪着的地方留下了一枚金币。”修士从地上捡起一枚五卢布的金币，宣布道。
“给这人！”谢苗·雅科夫列维奇用手指了指那个拥有十万家产的富商。那富商不敢拒绝，收下了。
“锦上添花。”修道院派来的那个修士忍不住说道。
“给这人一杯加糖的。”谢苗·雅科夫列维奇突然指了指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仆人斟了茶，错误地把茶端给了戴夹鼻眼镜的那个花花公子。
“给高个儿，给高个儿。”谢苗·雅科夫列维奇纠正道。
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接过茶杯，微微一鞠躬，行了个军礼，喝了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有我们那帮人全都笑得前仰后合。
“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丽莎突然对他说，“刚才跪着的那位先生走了，您跪到他那地方去。”
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莫名其妙地望了望她。
“我求您了，您会使我很高兴的。我说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她突然固执地、执拗地、热烈地像开机关枪似的说道，“您一定得跪，我一定要看见您跪着的样子。如果您不跪——以后就别见我。我一定要，我一定要嘛……”
我不知道她想用这说明什么，但是她提出这要求时很固执，毫无商量余地，就像犯病似的。下面我们将会看到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把她特别是近来常常发作的任性理解为她对他常常爆发的一种盲目的恨，倒不是出于恼怒——相反，她尊敬他，爱他，敬重他，他自己也知道这个——而是由于一种特别的、无意识的恨，而且这恨有时候她怎么也压不下去。
他默默地把那杯茶交给了站在他后面的一位老太太，推开大栅栏上的小门，未经允许便自动跨进谢苗·雅科夫列维奇轻易不让人进去的内室，在众人眼皮底下，跪倒在房间中央。我想，他那颗温和而又淳朴的心，因丽莎那乖张而又在众目睽睽之下存心给他难堪的行径而受到极大震动。也许，他在想，她看到她坚持让他蒙受的羞辱，她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当然，除了他以外，谁也不会横下心来用这种既天真而又冒险的办法来纠正一个女人的错误。他跪在那里，脸上带着一种高傲而又不动声色的神态，个子高高的，笨手笨脚，样子很可笑。但是我们那帮人都没有笑；由于这举动太出人意料了，因而产生了痛苦的效果。大家都望着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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