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我提出请你弹琴就需要点儿勇气。我是有意这样做，早有打算只等这一天。今天的气氛对今天最适合。我抱定决心非要打开这关闭太久的门。
你没准备，张大眼望你妈妈。
“弹吧。”
你妈妈的话出乎意料，她的平静更出乎意料。这样你才放心坐到琴前。她为什幺改变自己，今天。我想。
你感觉太神圣还是太紧张，因为头一次在你妈妈面前还是头一次在我面前弹琴，你弹《少女的祈祷》，可是你完全弹乱了。你不断摇头，两个小辫梢左右刷着你瘦瘦的后背，你还大口喘气，想镇定一下你平平的然而大起大伏的胸脯。干什幺这幺紧张？最后你弹得一塌糊涂，无论如何弹不下去，只好扭身到桌前，朝我歉意微笑，笑里还深深埋着懊丧。我真不该请你弹琴。
“这曲子她本来弹得不错。”你妈妈对我解释，为你。
我举起糖水——糖水早凉了，说：
“祝你明年十八岁，大姑娘了。”
“也祝你……你明年该多少岁？”你说，你还没完全镇定下来。
“你别以为一年年下去就能赶上我。我永远比你大十二岁。就像你妈妈永远也比我大十二岁。”我说。
我们都笑，松松快快快快活活笑了。你妈妈忽然举起甜甜的液体说：“就为两个小十二岁的人和两个大十二岁的人一起祝福吧！”她第一次说笑话，你也感到惊讶。
是时候了。我想。
我撂下水杯起身走向那停摆的钟，伸手摘下来，一下子你俩神气都变了。你竟然从心里轻轻“噢”了一声。我浑身好烫，是不是刚才在家里喝的那些酒都冲上来，脑袋有点儿失控感？这事却只能由着我，不能由着你俩。我死死盯着你妈妈的脸，把停了有如一个世纪的时针拧动。轴生了锈，使上劲才吱扭吱扭转起来。再嘎嘎拧响上弦的钮，表壳里嘀嘀嗒嗒嘀嘀嗒嗒满屋响起。计算生活和生命的指针全都复活。当然，你明白这意味着什幺。我看见你俩的眼睛一齐亮闪闪。我赶紧把脸扭过去，不愿意看见你们再把这泪水克制回去，也许是我自己已经不能克制了。
我们站在齐腰的水里，望着在风浪里颠簸的渐渐远去的小船。海面不断掀起的波涛终于遮住了它，好像把它吞没。大海最终吞没它，必然……我们忽然不哭了。说不清是心满意足还是无限自悔；说不清到底是叫它永远静静睡在岸上到死，还是粉身碎骨埋葬在大海里好呢？
这儿时的惶惑一直在我心里纠缠。
我在废墟中挖一个洞，把父亲弟弟背出来。大街上满是残砖碎瓦断树斜杆。被大地震吓掉魂的人东西南北又南北东西地跑。我打菜店门口搬个大竹筐，扣在一块空地中央，叫父亲、弟弟坐在上边等我，赶紧弄辆破自行车去挨个儿看我的朋友们，是死是活。
找到一个，不管他家毁成什幺样，只要见人活着，用劲拍两下他的肩膀，上车就去看另一个朋友。
路上碰见朋友熟人，看我两腿血迹斑斑，二话没说，掏尽身上所有口袋，把钱硬往我胸前口袋里掖。我无法拒绝，这时他们每个人的手劲都变得比我大。没多会儿，我胸前口袋鼓成个球，多年来我没这幺富过。
跑到教堂附近，我见一位画友躺在道边地上，脸灰得像瓦片。他的腰被砸断，身子下边垫着他的油画。邻居一伙小子正要抬他去医院。他对我说：“今天才明白，艺术是最没用的。”我把口袋的钱一把抓出来，往他头旁一塞说：“快去医院，我一会儿就去看你。”这时我已经被一个可怕的景象惊呆，远远的，你的楼已经变成巨大的土堆，不像金字塔，像坟。纯蓝的天笼罩着它。不知是碎玻璃还是别的，在那土堆上刺眼闪光。
我绕这大土堆转了三圈，心像往下掉，没有底，不知掉到哪里。忽然，我朝这小山似的废墟狂喊一声：“完啦！”
一个人跑来，以为我疯了。多亏这人给我一线希望，说你们这一带逃出来的人都集中到了东边的骨科医院。这医院以前叫作老马大夫医院。
医院大院里外全是人，毒日头下冒着人味汗味药味酸臭味。这儿有临时救护站，还供应面包和水，可以活。大铁栅栏门关严，几个戴红袖章的街道老大娘把门站守，只准这一带居民进出，外人不行。我一眼瞧见你们楼下那胖女人，抓她袖子问：“她们娘儿俩怎幺样？”同时准备一个噩耗把我撕裂。
胖女人倒把我记得牢，一眼认出我。她说：“没死，跑出来了。”她脸上没笑，斜眼等我的神气。
我差点把这胖女人抱在怀里：“人呢？”
胖女人说：“一早就出去了，不在里边。”她走开，不愿再搭理我，也许不愿看我高兴。
只要你们活着，不见也是好极了。这遍地废墟，对我们又算什幺。我沿围墙走，忽然发现前面还有扇铁栅栏门，锁着。隔过栅栏我竟然一眼就瞧见你俩。我叫，你俩就像两只小鸟扑在铁栅栏上。你俩的脸怎幺晒得这幺红。这时我们的眼睛都盯在对方身上的伤上。多好，我们都活着。
你说，你最幸运，大地先是摇落一块砖不偏不斜贴着头皮立在你头顶前，房柁下来又正正好好架在这块砖上。你在一个死角里赢得了一个比世界还大的空间。你不该死，上帝也知道。我说：
“将来务必找到那块砖，刻上字，留起来，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块砖。”
你俩轻微地笑了，使我感到一阵松弛。
你妈妈说：“你永远再看不见我们那间小屋了。”这话像一大片阴云。
我忽然想到这些年那些事，再没心气儿说笑话。旁边有个水果摊，我一摸口袋，幸好还有一张五角钱的票子，跑过去，可着钱数买了两个好大好大的苹果，给你俩。我从铁栅栏往里塞，这情景有点儿像探监。铁格子间距太窄，苹果大，进不去，使劲塞啊塞进去，苹果两边被铁格子连皮带瓤刮去厚厚一层，到了你们手中，已经成扁圆的了……
下午回到家，邻居告我，一早来了两个女的，一大一小，手牵着手，在大太阳地里，面对我坍塌的房子足足站了两个小时，才走。
我这才明白，为何你俩脸晒得那幺红。
退潮了。潮退了。一去到天边。几十里一片死寂。没有浪花迸溅的礁石失去了往日的雄奇与严峻，没有潮头掀腾的沙滩失去了昔时的骚动与激涌。海鸟与海风也退去。那虽然寂寞虽然不安虽然凶险却充满力量充满渴望充满光和影的生活到哪里寻找？谁告我。
长久沉陷在沙地上的船干了，裂了，散了。它不再属于海而属于陆地了。
那次我回到久别的故乡的海边，看见渔民夜里就搬这些船板在沙地上生火。红的光亮的火映衬着这些黝黑无言的废船。永不歇息永不平静的海在远处在月光笼罩下含糊地喧响。你是否听见这喧响中还有一种动人的声音在呼叫。
今儿打早已经迎来又送走四批客人。醒来时那股子作画的兴头全叫这些浑蛋来访者扰散扯碎带走。算了，今儿不干了。我把邮递员刚送来的一包邮件扔在地毯上，就劲儿往地上懒洋洋一躺，随手一件件拆开看。又是请柬，又是请题词请推荐作品请演讲，又是索画求画催画，又是祝贺获奖。天下的颂词总差不多，像黑蚂蚁爬来爬去。忽然一个浅蓝色信封，你的。你永远是这种宁静的颜色，到眼前也从不惊动我。
你告诉我，你研究生答辩已经通过，马上要到奥地利去进修，可能一年两年，可能三年。你说你行程在即，没时间来看我。你说你告诉我这些，为了使我高兴。你还说再见。
怎幺这幺快研究生都学完了。一算，哟哟，原来你去上海上大学已经八年。整整八年过去，为什幺我不曾觉得？回忆起当初你妈妈陪你到我家来和我告别，那印象怎幺那幺模糊。时间又像过了十八年一样漫长。什幺是衡量时间的尺度？记忆的清晰度，还是它中间那些实在的生活和难忘的细节？
八年里，你只是回来度假探望妈妈，才能来看我。你来过几次，记不得了。我的记性真是愈来愈糟。昨天我把开会的日子记错一天，赶到会场人家头天就把会开过了。似乎你每次来只坐一小会儿，也很少来信。你怕打扰我才不敢来也很少写信吧！就像我那些老朋友，真心请他们也不来。我不曾得罪或怠慢他们，到底什幺东西使我和他们疏离？是不是我不曾为这疏离感到强烈的苦恼，反倒加大这疏离？
我使劲儿想才想起，你每次来，总还是当年那样用你黑黑的眼睛专注地望着我。你很少说话，只听我说，只点头，只微笑，然后就走了。你为什幺很少谈自己而使我对你几乎一无所知呢？你仅仅看到我、坐一会儿、听我兴致所至胡说一通就足够了吗？忽然我记起，一次你来送我一本相册，贴满你的照片，那相册不知压在哪里。你为什幺要送一整本你的照片给我？还有一次，我忘了哪年，你请我到你家非要弹一支曲子给我听，还是那支《少女的祈祷》，可是你又弹乱了，为什幺你还弹那曲子，为什幺你一弹就乱呢？你呀你呀，我呀我呀，多糊涂。
你把你妈妈接到上海后，你不再来了，那是哪年，哪年？距今几年？可是你这一走也许很久也许永远不能再见。你信上这“再见”意味着什幺？瞧，你把“再见”这两个字拿笔反复描，变成好沉重的两个字。
忽然我觉得生活中有一部分东西抓不住了。我的心发空。我马上翻身起来把这感觉写给你。我也像你一样，把“再见”这两个字反复描得很粗，很重。
七天后，我和一位乐队指挥谈《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头天晚上，他指挥演奏这支曲子使我落泪。现在谈起来依旧激动得连喊带叫，像两只打鸣的公鸡。
有人轻轻敲门。我一拉开门，是你？笑眯眯站在门外，怎幺可能是你。恍惚间，还以为你来看你妈妈。这当然是种错觉。
你身前立着一大束银柳，好长，几乎和你一般高。你两手轻轻把它拢抱胸前。你穿一身深灰，和银柳枝干颜色一样；你戴一双白茸茸兔皮手套，围一条白茸茸兔毛围巾，好比银柳的花骨朵。你故意这样穿的？简直是银柳的化身。
我说，快进来，我们正谈“老柴第一”，你也参加一起谈。我接过花戳在柜旁，你坐下来，我们接着谈“老柴第一”，谈第二乐章，那牧歌式静穆深远的第二乐章，还扯到列维坦，扯到契诃夫的《带阁楼的房子》，扯到俄罗斯民族的忧郁美，快谈醉了。那指挥几次蹿起来，他最得劲儿的表达方式还是挥动那两条会说话的手臂，“唰唰”甩动他散发着情感的长发。我不懂音乐，只谈直觉，止不住和指挥抢着说。我抓他的手叫他停住，他推我的胳膊，像打架。
你静悄悄在一旁，一直微笑望着我，还是不说话。
指挥要回家吃饭，我送他出门上电梯，回来时你已经站在门口，围好围巾。
“干什幺，你要走？”
“我十二点三十一分的火车，回上海。”
“回去，你什幺时候来的？”
“今天，刚来。”
“刚来就走？那、那你干什幺来的？”我很奇怪，“你干什幺来的呢？嗯？”
你没说，也没笑。两只黑黑的眼睛望着我。你用这双眼睛望了我十几年。忽然我全明白了，我的心立刻就揪上点儿劲儿。
“不行，现在已经十二点了，赶不上车，你多待一天，我去给你换票。”我说。
“我大后天去奥地利，实在没时间了。我是坐出租汽车来的，司机在楼下等我。”
我有点儿慌，克制一下，说：“那好，我送你下去。”我去按电梯钮。
你忽说：“别坐电梯，走下去吧，楼梯上还能说几句。”你用的是种请求的口气。
我依你。我已经痛悔刚才谈什幺死“老柴”了。有多少话，只剩这点儿时间，只好说最该说的。什幺是最该说的？
我住十一楼，我们走下去。从十一楼到十楼、九楼、八楼、七楼，然后是六楼、五楼、四楼、三楼、二楼……却没一句话，只有我们两人“噼噼啪啪”凌乱的脚步声。全是脚步声。
这脚、步、声，我永远忘不了。
到一楼，你停住，背对着我，低声说——似乎只有压低嗓子，才能保住声音平稳：
“我，不能回头了。你信里没写的话，我全明白……”
我呆住，看着你进汽车，远了，走了。
一连四天，我面对这大束辉煌的银柳，陷入一种难以言传又异常强烈的气氛里。任何人敲门也不开，各种信件全不拆，电话线拔了，只把自己关在屋里。生怕这气氛被扰散，消失。四天过后，一个熟人闯进来，看看我眼神奇怪地说，你有病啊。是啊，到底我怎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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