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dernessforscience科学的荒野

一个生命体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内在的自我更新能力，我们称之为“健康”。

有两种生命体的自我更新进程受到了人类的干扰和控制。其一是人类自己（因为医药和公共卫生）；其二是土地（因为农业和环境保护）。

控制土地健康的努力不算太成功。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当土壤失去肥力，或是肥力的流失速度比形成速度快，并且区域内的水系出现异常的洪水或枯竭时，就意味着土地生病了。

此外，其他的一些失调也都已经被认识到了，但还只是局限在事件本身，并未被视为土地生病的病征。比如，尽管人们也在努力进行物种保护，但某些植物和动物还是不知不觉间就消失了；尽管人们尽力防控，但某些有害物种还是入侵了。类似种种，若没有更简单合理的解释，必定就应当被视为土地系统的病征。毕竟这两种情况发生得如此频繁，绝不可能以“正常的进化演变事件”来加以解释。

对于土地的这些小病痛，我们的理解反映出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应对方式始终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从未考虑过另一个事实，即最初塑造了土壤特性的野生动植物系统，其重要性或许不逊于土壤本身的维系保护。比如说，最近的发现揭示，虽然不知道原因何在，但烟草作物的品质取决于野生豚草对于土壤的预先调理。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像这样出乎意料的生物链或许遍布整个自然界。

当草原犬鼠、地松鼠或是老鼠泛滥成灾时，我们采取行动毒杀它们，却从未超越动物本身去想想，是什幺导致了它们的激剧繁殖。我们设想动物的问题必定有着来自动物的原因。可最新的科学证据指出，植物生态的紊乱才是啮齿类动物泛滥的真正根源，然而，几乎还没有人沿着这条线索深入探索下去。

许多林场的土壤原本供养着三种或四种树木，后来却只能生长出一种或两种树木。为什幺？善于思考的林业工作者能够明白，原因不在于树木本身，而在于土壤中的微生物群落。重建土壤的微生物系统比破坏它们要多花上很多年的时间。

许多防护措施也明显浮于表面。防洪堤和洪水的成因没有任何关系。拦沙坝和梯田无法触及水土流失的根源。猎物和鱼类供给的保护区和养殖场无法解释，为什幺物种本身无法维持自身种群的数量。

总之，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出，土地就和人体一样，当某个器官出现病征，病源或许是在另一处。我们眼下称之为环境保护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稍稍缓解局部的痛楚罢了。这些举措是必要的，但绝不应该和治疗混为一谈。医治土地的技术正在蓬勃发展，可是有关土地健康的学科尚未诞生。

首先，一门钻研土地健康的学科需要一套健康常态下的基准数据，外加一副有关健康土地如何像生物体般维持自身运转的图示。

我们有两套现成的模板。其一，是找出经过人类若干世纪的盘踞，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土地生理机能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我只知道一处：欧洲东北部。在那里，我们的研究铩羽而归的可能性不大。

其二，也是最完美的模板，是荒野。古生物学早就以丰富的证据证明了，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荒野始终维持着自身的良好运转。也就是说，荒野中生存的物种鲜少消失，也不会失控；风与水制造土壤和带走土壤的速度持平，甚至前者更快。那幺，我们就可以假设，荒野作为土地健康的实验室，有着人类从未想到的重要意义。

没有人能蹲在亚马孙流域研究蒙大拿州的土地生理机能，每一片生态组合区都需要它自己的荒野，这样才能开展已开发土地和未开发土地的对比研究。当然，除了已经失衡的荒野研究区域外，想要抢救更多的东西已经太迟了，绝大多数幸存下来的荒野都太小，无法完整保持它们健康常态的方方面面。即便是单体面积能达到百万英亩的国家公园，也还不足以大到保护它们的原生大型食肉动物，也无法阻挡家畜带来的动物疾疫。就像黄石公园失去了它的灰狼和美洲狮，紧随而至的结果便是麋鹿摧毁植物圈，特别是冬季草场区域内的植被。与此同时，北美灰熊和高山盘羊的数量也在减少，疾病正是导致后者种群萎缩的原因。

然而，即便在最大的荒野区域也已经开始出现局部的失衡时，韦弗也只需要区区几英亩野地就能解答下面的问题：为什幺草原野生植物比替代了它们的农业作物更加耐旱。韦弗发现，草原物种在地面以下实施的是团队作业，它们的根系分布在不同的深度上，而各种农作物虽是轮番上阵，却始终只盯着同一层土壤而忽略了其他，结果自然是令其不堪重负，终至积重难返。一个重要的农业学原则在韦弗的研究中浮出了水面。

无独有偶，托格雷迪亚克也只需要几英亩的荒野就能发现，为什幺废耕农田里的松树永远无法长得像未开发森林土地上的松树那般高大，那般能抗强风。原因在于，后者的根系可以循着老树留下的树根通道伸展，因而扎根更深。

在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应该期待健康的土地有怎样的出色表现，直到能够有一片荒野地区作为生病土地的参照。就像大多数走进西南部地区的早期旅行者都曾描绘说高山河流是如何清澈，怀疑的声音却始终存在——或许他们是刚巧在最好的季节看到了这些河流呢。研究水土流失的专家们没有基准参照系，直到在奇瓦瓦州的马德拉山脉发现了非常接近于描述的河流，因为印第安人的威慑，它们从未被开发，也不曾遭遇放牧，就算是最糟糕的时候，河水也只呈现出淡淡的乳色，绝不会混浊到妨碍鳟鱼捕捉蚊蝇。苔藓顺着河岸一直爬到水面边缘。在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类似的河流两旁大都排布着长长的鹅卵石带，没有苔藓，没有土壤，几乎看不到一棵树。通过建立一个国际科研站来对马德拉山脉的荒野加以保护和研究，从而同时为边境线两侧的生病土地提供治疗的参照体系，应当会是一个值得考虑的睦邻协作方式。

简单地说，所有现存荒野，无论大的还是小的，都可能具备成为土地科学中基准参照体系的价值。游憩不是它们唯一的用途，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用途。

wildernessforwildlife野生动植物的荒野

国家公园并不足以成为保护大型食肉动物生存的手段——北美灰熊的危机近在眼前，何况公园体系中灰狼的消失已成事实。同样，它们也不足以保护盘羊——事实上，大多数羊群的规模都在萎缩。

导致这些状况的原因有时候很清楚，有时候却模糊不清。对于像灰狼这样活动范围极广的物种来说，公园当然还是太小了。由于某些尚不清楚的原因，许多动物物种很难在群体孤立的情况下繁衍兴旺。

要拓展荒野动物的生存空间，最可行的途径在于国家森林，它们更加荒凉，通常围绕在国家公园外，能够以公园的形式在保护受威胁物种方面发挥功用。然而，现实中它们并没有被赋予这样的功能，北美灰熊便是可悲的例证。

一九零九年，当我第一次看到西部时，每一个主要的群山汇集之处都有灰熊出没，可是你很可能连续旅行好几个月也遇不上一名护林员。如今，几乎“每一丛灌木背后”都有一个顶着某种名义的环境保护工作者，然而，随着野生动植物机构的增长壮大，我们最高大威武的哺乳动物却坚定地持续退向加拿大边境。官方数据称美国境内有六千头灰熊，其中五千头都在阿拉斯加，此外就总共只有五个州还有零星分布。这似乎表明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态度：只要加拿大和阿拉斯加还有熊，那就够了。在我看来，这并不够。阿拉斯加的熊属于另一个种类。去阿拉斯加寻找北美灰熊，就像到天堂寻找幸福一样，永远都可望而不可即。

拯救北美灰熊需要一系列的广袤地域，其中应当没有公路，也没有家畜，或者说，家畜造成的危害应当控制在可被消化弥补的范畴内。要建立这样的区域，收购分散的牧场是唯一的办法，但纵使当局大手笔买下并改变了土地的用途，环境保护机构在达成最终目标方面其实并没有任何成长。据说林务局已经在蒙大拿州建立了一片灰熊保护区，可我知道，同样是林务局，正在犹他州大力推动绵羊产业，丝毫不顾及一个事实：犹他州内拥有北美灰熊现存唯一的栖居地。

永久性灰熊保护区和永久性荒野无疑只是同一问题的两种说法。无论对哪一项的热爱都要求环保工作具备长远的目光和基于史实的远景蓝图。唯有看到了自然演化这幕大戏的人才能不负众望，对荒野这个剧场，或剧场的杰出成就灰熊做出评估。若是教育真的能教给人们点儿什幺，那幺，迟早有一天，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懂得，正是旧西部的遗产赋予了新西部更多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当未来的年轻人循着刘易斯和克拉克的足迹撑船沿密苏里河逆流而上，或是追寻着詹姆斯·卡彭·亚当斯的身影行走在内华达山脉时，每一代都会问：大白熊在哪里？如果到时我们不得不回答说，在环境保护主义者还没有察觉的时候它们就已经消失了，那该是多幺遗憾啊。

defendersofwilderness荒野守护者

荒野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只会萎缩，不会增长。通过游憩、科研或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方式，可以遏止或延缓它遭到侵蚀的速度，但要真正创造一片新的荒野，严格来说是不可能的。

这就意味着，任何荒野保护项目都是一场守卫战，需要通过它们将荒野的退化减小到最低限度。一九三五年，“为了拯救美国现存的荒野”，荒野协会建立。

然而，只有这样一个协会还不够。除非具备荒野概念的人遍布所有环保机构，否则，很可能直到行动时机错失之后，协会才能获悉又有新的破坏出现。更进一步说，一个兼具荒野意识和战斗力的公民少数派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要能够随时监控全国动态，必要时还得能随时采取行动。

在欧洲，荒野已经退到了喀尔巴阡山脉和西伯利亚，每一位有见识的环保主义者都为它的失落而痛心惋叹。就连英国，这个几乎比任何其他文明国度都更加缺乏富余土地空间的国家，都采取了虽然迟来却颇具生命力的补救行动，以挽救那寥寥几处小面积的半荒野地带。

归根结底，认识荒野的文明价值是一种能力，更扼要地说，问题只有一个：如何保有具备知性的谦恭。头脑狭隘的现代人丢失了立足于土地的根，却自以为已经找到了重点——那些他们那般喋喋不休高谈阔论的帝国霸业、政治经济，那些他们以为会光耀千古的东西。唯有学者才会对组合成历史的所有小小片段心怀感激，自一个简单的起点开始，人类一次又一次回归，以重整旗鼓开启另一段寻找恒久价值体系的探索旅程。唯有学者才能懂得，为什幺说，恰恰是原始的荒野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定义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