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上猎犬狩猎狐狸，这种荒僻地带的方式展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范例，其中只有部分并且很可能无害的机械化介入。这是最纯粹的户外活动之一，其中包含着真正的栅条风味，也拥有第一流的人与地球关系的戏剧性。狐狸是被刻意留在射程范围之外的，因此，伦理约束也得到了体现。可是我们如今却坐在福特汽车里追踪狐狸！巴格尔·安的叫声和廉价小汽车的喇叭声混作一团！不管怎样，总算没有人试图发明机械猎犬或是在猎犬鼻子上铆上一个可调节喉缩。也没有人试图用留声机或者其他什幺毫无痛苦的捷径来传授驯狗课程。我猜想，装备设计者在猎犬的世界里是无能为力了。

把户外活动的弊病全部归咎于物理辅助工具发明者是不准确的。广告业者提供了设想，而设想绝少像实物工具一般诚实，虽说它们或许同样无用。在这些设想中，有一个值得特别提出来说一说，那就是“到哪里去”部门。能够知道哪里是打猎或垂钓的好地方，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能力财富。它同钓竿、狗或猎枪一样，是可以作为个人的善意出借或赠予的东西。可若是把它们作为辅助工具挂在户外活动的卖场上，在我看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进至于将它们当作免费的公共“服务”提供给所有人，在我看来更是大大不一样。如今，就连“环境保护”部门也在告诉汤姆、迪克和哈利们，哪里有鱼会咬钩，哪里有一大群野鸭会冒险飞下来寻找吃食。

所有这些有组织的无序化都在渐渐剥离户外活动中最本质的个人要素之中的个性因子。我不知道正当与非正当行为之间的分界线是划在了哪里——然而，我确信，“到哪里去”部门已经将一切理性的边界都打破了。

如果在某个地方狩猎或钓鱼的确很好，那幺“到哪里去”服务便足以诱使户外活动参与者的欲望无节制地膨胀。如果它们不那幺好，广告业者又必定会采取更多、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加以宣传。钓鱼彩票就是其中之一：在那里，人们在某几条人工养殖的鱼身上贴上标签，告诉钓鱼者，如果钓到中奖数字，就会获得相应的奖金。这种科技与桌球室的古怪混血儿注定使得许多早已耗竭的湖泊仍然得承担起过度的捕捞，同时也为许多乡村商会奉上了可资洋洋自得的自豪感。

对于职业的野生动植物管理者来说，若只想着洁身自好而对这些事避而远之，无异于尸位素餐。产品工程师和销售者隶属同一阵营，两者拴在同一条绳子上。

野生动植物管理者们试图通过控制环境实现在荒野中繁育猎物，如此一来，狩猎便从获取行为变成了保育行为。如果这样的变化真的发生了，它对文化价值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必须承认，“栅条”风味和公开免费获取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关联。丹尼尔·布恩连等待农作物生长的耐心都没有，遑论野生动物。或许，老派猎人顽固地拒绝接受保育理念正是他的“栅条”传承的体现。又或许，保育之所以遭到抵制，正是因为它违背了“栅条”传统中的一大要素：自由狩猎。

机械化未能为它所摧毁的栅条价值提供任何文化替代品——至少我没有看到。保育或管理提供了一种替代品，名叫“荒野耕作”，在我看来，它至少具有可与之匹配的价值。为了野生动植物的保育而对土地加以管理，这样的经验与任何其他形式的耕作行为有着同样的价值，它们都能够提醒我们记起人与地球的关系。更有甚者，伦理约束也蕴含其中——像这样管理猎物而非依赖于控制捕猎者是需要更高水平的伦理约束的。那幺，或许可以得出结论，猎物保育削减了一种价值（栅条），但同时对另外两种价值有所提升。

如果我们将户外活动视作战场，不知疲惫的机械化进程与完全停滞不前的传统是冲突双方，那幺有关文化价值的前景就真是一片黑暗了。但为什幺我们有关户外活动的观念不能像我们那不断加长的装备名单一样成长呢？或许文化价值的救赎就在于掌握主动。我——不只我一个人——相信时机已经成熟。户外活动爱好者能够自行决定未来的模样。

比方说，最近十年里已经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户外活动形式，它不会破坏野生世界，它利用工具而不为工具所用，它绕开了他人土地借用限制的问题，并且大大提高了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口承载力。这种活动不受猎物袋尺寸的限制，也没有休猎季。它需要老师，不需要监察者。它要求一种具备最高文化价值的全新的丛林知识。我说的这种活动，就是野生动植物研究。

野生动植物研究最初是以不容窥探的专业领域面目出现的。无疑，更加困难、艰苦的研究工作和课题必须留给专业人士来完成，但仍然有足够多的问题适合不同程度的业余爱好者参与。在机械发明的领域里，业余爱好者早就介入了研究工作。在生物学的领域里，业余爱好者的研究也有竞技的价值，这一点才刚刚开始被人们认识到。

就像玛格丽特·莫尔斯·尼斯，一位业余的鸟类学者，在她自己家的后院里研究歌带鹀，成了鸟类行为的世界权威，比许多在公共机构中研究鸟类的专业学者做得更加出色，思考得也更加深入。查尔斯·l.布若雷，一名银行家，喜欢为鹰戴上标记环志，以此作为娱乐，却发现了一个此前无人知晓的事实：有的鹰冬天在南边筑巢，却也会飞到北边的森林里度个短假。草原上的小麦农场主诺曼·科瑞多和斯图尔特·科瑞多，以及马尼托巴，在他们的农场里研究动植物，成了知名的权威人士，熟知从本地植物到野生动物圈的一切。艾略特·s.巴克尔，一名新墨西哥州群山间的牛仔，完成了一本有关那最不可捉摸的猫科动物——美洲狮——的着作，并成为该领域最好的两部着作之一。如果有人说，这些人是在工作而不是娱乐，别相信他。他们只是发现了，户外活动的最大乐趣存在于观察和探索未知之中。

鸟类学、哺乳动物学和植物学如今已为大多数爱好者所知，但这些领域可能提供给（以及开放给）业余爱好者的，目前还只是幼儿园级别的小打小闹。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在于，整个生物学教育（包括在野生动植物方面的教育）都旨在保持专业学界在研究方面的垄断权。留给爱好者的只不过是虚假的发现之旅——去重复验证专业权威已经知道了的东西。年轻人需要被告知的是，建造完成的航船就停泊在他自己头脑的干船坞里，随时可以扬帆出海，自由航行。

依我所见，推广野生动植物研究活动是对抗野生动植物管理行业的最重要一环。野生动植物还有另一个价值，如今仍只有少数生态学家看到，可是这一点或许对整个人类来说都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知道了，动物种群拥有行为模式，身在其中的动物个体并不自知，但它仍然是实践该模式的一部分。就像兔子并不知道种群的周期，但它却是周期运转的推动力。

我们无法在个体或短时间内识别出这些行为模式。对一只兔子的观察再如何审慎周密，它也不会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周期的事。周期的概念萌发于持续数十年来对兔子群体的审慎观察。

这引发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人类种群是否也有我们所不曾知晓的行为模式？我们正在推动的是哪一种模式？暴乱和战争、动荡和革命是否也是这整个进程中的一部分呢？

许多历史学者和哲学家坚持将我们的群体行为解释为个人意志力总和的结果。整个外交活动的主旨都基于一个假设：政治团体具备高贵诚实者的特性。另外，某些经济学者则将整个社会视为指掌之间的玩物，对此，我们的认知总是大大滞后。

我们有理由假设，人类社会的进程体现着比兔子群体更高的主观意志。但同样也有理由假设，作为一个物种，人类存在某些群体行为模式，可我们却一无所知，因为命运绝不会将它们揭示出来。也可能是我们误读了其中的意义，错解了命运的提示。

这种怀疑关乎人类种群行为模式的基本面，为高等动物研究注入了异常大的热情和价值——毕竟，那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参照系。埃灵顿以及其他一些人，已经指出了这些动物参照系的文化价值。数个世纪来，这个藏着丰富知识的浩大图书馆已经对我们关上了大门，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它，又该怎样才能找到它。生态学如今教导我们，要到动物种群里去寻找参照系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通过学习生物圈中某个细小部分的运转方式，我们可以推测整个系统是如何运转的。理解这些更深层次的意义，以钻研的辩证眼光接受它们，才是未来的丛林知识所需要的能力。

总结一下，野生动植物曾经养育了我们，造就了我们的文化。直到今天，它们仍然在为我们提供闲暇时光的愉悦。但我们试图借助现代机械收获这种愉悦，却在这过程中摧毁了它们的部分价值。然而，只要换以现代的心智谋取收获，便能够得享愉悦，同时得获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