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人的文化往往建立在野生动植物的基础上。因此，对于草原上的印第安人来说，北美野牛不但是食物，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建筑、服饰、语言、艺术和宗教信仰。

文明种族的文化基础不断变化，无所不在，却始终保有其原始野性根源的部分。在这里，我要讨论的正是这种野性根源的价值。

没有人能够权衡或度量文化，我自然也不会浪费时间去尝试做这样的事。只需有识之士的共识就足以说明，在体育活动、风土人情以及重新与野生事物建立联系的经历中都存在着文明的价值。我斗胆将这些价值分为三类。

第一类价值存在于任何能够让我们想起自己的血脉起源和进化发展的经验中。比如，激发起历史意识的经历。这种意识是对“民族性”的最佳阐释。鉴于这一概念尚无任何简称，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会称之为“栅条价值”。举例来说，一名童子军做好了一顶浣熊皮帽，钻进柳树林中模仿丹尼尔·布恩的行径。此时他就在重演美国的历史。从文化角度看来，他已经达到了那样的程度，正在为面对当代黑暗、血腥的现实做准备。再比如，一名农家男孩走进教室时身上散发着麝鼠的臭味——早饭前他曾去巡视了他设下的陷阱。他正在重演皮草贸易中的冒险故事。个体发育复制物种演化，无论在社会中还是个体上都同样适用。

第二类价值存在于任何能够让我们想起自身对于“土地—植物—动物—人类”这一食物链的依赖的经验，以及一切令我们想起生物区系基本原理的经验。文明将小工具和中间人胡乱填塞进了“人与地球的关系”这一元素中，塞得如此混乱，以至于我们对它的认识越来越模糊。我们设想工业支撑了人类，却忘了是什幺在支撑着工业。该是教育向土地靠拢而非远离的时候了。那段带一张兔子皮回家给娃娃做包被的童谣就是民间传承中的诸多提示之一，提醒着我们，人类曾经需要通过狩猎来为家庭谋取衣食。

第三类价值存在于任何被统称为“体育道德”的道德约束运动中。我们用以捕获野生动植物的工具发展得比我们自身更快，而体育道德就是自觉且有限度地使用这些武器装备。其目标在于，在捕获野生动植物的活动中加大技巧的比重，削弱工具的应用。

野生动植物伦理中还有一个特别的美德，即通常都没有旁观席位来让旁人对猎人的行为喝彩或喝倒彩。无论采取什幺样的行动，都只出自他个人的良知，而非受迫于众目睽睽的拘束。这一事实的重要性，无须夸大。

自觉遵从伦理规则能够提升狩猎者的自尊，可也不该忘了，一旦自律被漠视，随之而来的就是个人的放纵与堕落。例如，所有狩猎活动的一大共同准则就是，不浪费一块好肉。如今的实际情况显而易见：威斯康星州的猎鹿人每合法捕猎一头雄鹿，就会在树林中杀死并遗弃至少一头雌鹿或幼鹿，要幺就是在两头合法的雄鹿中二选一，丢弃单枝鹿角的小雄鹿。换句话说，将近半数的猎人会射杀他们见到的任何一只鹿，直到有一只合法的雄鹿被杀死。遭到非法猎杀的猎物就被留在它们倒下的地方。这样的猎鹿行为不但没有社会价值，更是加速了猎场之外的伦理崩塌。

那幺，看来似乎存在这样一种情形：“栅条”和“人与地球”两种经验即便无法产生正向价值，至少也止步于零价值，但伦理经验则有可能产生负价值。

由此，便可以对来自我们户外根源的三种文化养分做出粗浅的定义。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就这幺得到了滋养。价值的抽取从来都不是自发完成的，只有健康的文化才能得到滋养并成长壮大。我们如今的户外活动形式能够滋养文化吗？

拓荒时期诞生了两种观念，都是关于户外活动中的栅条价值的。一个是“轻车简从”观念，另一个是“一颗子弹一头鹿”观念。拓荒者必然需要剥除冗余，一切从简。他每开一枪都谨慎而精准，因为他缺乏交通工具、现金和足以满足机关枪般扫射需求的武器。再说得更清楚一些，从这两种观念诞生之初，它们就是环境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心甘情愿地遵守这不得不遵守的规则。

然而，随着观念的逐渐演化，它们变成了体育道德的准则之一，变成了一条在狩猎活动中只能靠自律实现的约束。以它们为基础，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美国传统，关于自力更生、刚毅勇敢、丛林生存技能和射击术的传统。这些是无形的财富，却绝不抽象。西奥多·罗斯福是一名伟大的猎手，这并不是因为他把战利品挂得到处都是，而是因为他将这种无形的美国传统用任何小男孩都能读懂的文字阐述了出来。更加精准细致的描述可以在斯图亚特·爱德华·怀特的早期着作中找到。正是这样的一些人认识到了文化的价值，创造出了适宜其成长的模式，并且反过来借助以上两者成就了文化价值。这样的说法想必也是不过分的。

接下来轮到装备设计师登场了，他们还有另一个众所周知的身份，狩猎用品销售商。他们用无穷无尽的精巧装备武装了美国的户外活动爱好者，全都打着为自力更生、刚毅勇敢、丛林生存技能和射击术服务的旗号，往往取代了他们功能。各种装备塞满了大大小小的袋子，从脖子到腰间都挂得满满的。还有更多的塞满了汽车后备厢，就算拖车也不例外。每一种户外装备都越来越轻，通常也越来越好，然而，原本以“磅”为单位的总重量如今却几乎要换用“吨”来计算。户外装备的交易量渐渐增长到了天文数字，这些数字被一本正经地印刷在纸上，以表明“野生动植物的经济价值”。可是文化价值又在哪里呢？

举个极端的例子吧，让我们看一看打野鸭的人。他坐在铁皮船里，铁皮船藏在人造陷阱背后。无须迈动脚步，一台突突作响的马达就把他送到了目的地。罐装燃料立在他的身旁，供他随时取暖，以防有寒风袭来。他拿起一只工厂量产的喇叭朝着空中飞过的鸭群喊话，用他期望会有诱惑力的声音——刻在光盘上的家庭自学课程已经教过他该怎样操作了。喇叭没有生效，陷阱生效了，一群野鸭盘旋着进入了陷阱。他不惜在鸟儿的第二圈盘旋还没开始之前就扣动了扳机，因为整片沼泽挤满了打猎者，别人也用着差不多的装备，谁都很可能抢先开枪。还隔着七十码他就开了枪，因为他的可调节喉缩已经放在了无穷大的档位上，广告也告诉他了，这种超级z型的子弹射程很远，而且弹量充足。野鸭群惊散了。两三只被打中的鸭子跌落下来，死在了别的地方。这位猎人感受到文化价值了吗？还是说他只是在为水貂准备食物？下一个掩体打开了，距离足有七十五码，另一个家伙可不是又在端着枪跃跃欲试了吗？这就是打野鸭，如今的模式。在所有公共猎场和许多俱乐部里，这就是典型的方式。轻车简从哪里去了？一颗子弹的传统哪里去了？

答案不可一概而论。罗斯福并不鄙夷现代来福枪，怀特大方自如地使用铝锅、丝帐、脱水食物。不知为什幺，他们却能够将种种工具都化为助力，适度利用机械装备，却不被装备所利用。

我不会假装了解什幺是适度，也不会装作知道正当与非正当装备之间的界线应该划在哪里。虽然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很清楚，但在文化效应方面，户外装备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从回归根源做起。自制的打猎或户外生存工具往往能够提升人与地球关系中的戏剧性，而非摧毁它——用自制飞钓鱼饵钓到鳟鱼的人得到的不是一份奖赏，而是双份。我自己也使用过很多工厂量产的小装备。然而，在为了打猎而花钱购买装备这件事上必须有条界限，一旦越界，打猎活动的文化价值就会被摧折。

并非所有户外活动都已经堕落到打野鸭那种程度了。美国传统的捍卫者依旧存在。或许，弓箭运动和复兴的放鹰狩猎方式正标志着回归传统的开端。可无论如何，大趋势依旧是愈演愈烈的机械化，随之而来的依然是文化价值的日渐消解，其中尤以栅条价值和伦理约束为甚。

在我看来，美国的户外活动者是困惑的，他们不明白自己身上正在发生什幺。既然越来越大、越来越好的装备对工业是有益的，那为什幺就不能对户外活动同样有益呢？他不曾认识到，户外活动的本质就是原始的、返祖的——也就是说，两者的价值背道而驰，过度机械化等同于将工厂搬进森林或沼泽，注定将会摧毁这种反差。

没有导师来告诉户外活动爱好者什幺是错的。户外活动出版物也早已不再表达狩猎，摇身一变成了装备业者的广告板。野生动植物管理者忙于繁育猎物好让枪口有东西可瞄准，顾不上考虑太多类似开枪的文化价值这样的东西。只因为从色诺芬到泰迪·罗斯福的每个人都说打猎是有价值的，人们便想当然地认为这种价值绝不会被磨灭。

即便在不使用枪械的狩猎活动中，机械化的影响力也已经发挥了各种各样的功效。现代望远镜、照相机、铝制鸟足环当然不会侵蚀鸟类学的文化价值。要不是舷外发动机和铝制独木舟，钓鱼的机械化程度看起来也不至于像打猎那样严重。另外，机动交通几乎已经完全摧毁了荒野旅行这一户外项目，从下车点到荒野之间只剩下了微不足道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