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爱与战争，极少有什幺组织能像被称为“户外游憩爱好者”的群体一般，承担着那样多的热情，容纳着那幺多不同的个体，成长为那样一种自相矛盾的混合体，个人欲望和利他主义并存其间。人们都知道，回归自然是好事。可是究竟好在哪里，应该做些什幺来鼓励这样的追求？关于这些问题，各家意见莫衷一是，只有最不具批判性的观点才能免于遭到质疑。
“户外游憩”在老罗斯福时代成了一个名实难副的问题。那时候，铁路从城市延伸到乡间，将城市居民成群送进乡村田野。人们开始留意到，出游的群体越庞大，每个人可能享受到的安宁、寂静、野生动植物和风景就越少，想要接触它们就得走上更远的路。
汽车将这一度轻微的、限于局部的窘境带到了更加偏远的地方，一直到平坦大道的尽头方才止步。这使得荒僻土地上的某些曾经随处可见的东西变得罕有起来，但总能找到些什幺的。周末旅行者就像太阳发射出的离子一般，以每个城市为中心向外发散，行动过程中产生出热量和摩擦。旅行产业提供膳宿以吸引更多的离子，让他们来得更快，走得更远。有关山岩和溪流的广告向所有人宣布，就在近来已不堪负荷的地方之外，哪里还有新的休憩地、美景、猎场和可供垂钓的湖泊。当局为连接新的腹地修建公路，然后买下更多的荒僻山野与土地，用以接纳循路加速而来的出游者。设备产业缓和了与蛮荒自然的冲撞，木工变成演示工具技艺的存在。如今旅行拖车高踞在俗滥金字塔的塔顶。有人走进丛林和高山，却只追寻普通旅行或高尔夫就能提供的东西，对他们来说，眼下的情形尚可接受。可是，对于寻求更多的人来说，户外游憩已经变成了一个自我摧毁的过程：一直在寻觅，却永远无法真正找到，这是机械化社会中的一大挫折。
荒野在驾车旅行者的进攻下节节败退，这已不是某一个地方的事情了——哈得孙湾、阿拉斯加、墨西哥、南非都已溃不成军，接下来轮到南美洲和西伯利亚了。莫霍克的战鼓如今响彻世界各个角落的河岸。人类不再身处自家的葡萄藤和无花果树下无精打采地工作，他们将无数生灵世世代代努力寻找更美好家园的原动力注入汽车油箱，他们如蚁群般蜂拥来去，从一片大陆奔向另一片大陆。
这便是“户外游憩”——最新的款式。
如今的游憩旅人都是谁，他们又在寻找什幺？几个例子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首先，随便找个野鸭栖息的沼泽湿地看上一眼。汽车仿佛栅栏般围着它停了一圈。沼泽外缘的芦苇丛里，每一个狩猎点上都趴着某位社会栋梁，枪已上膛，食指已经迫不及待要扣动扳机去杀死一只鸭子，一旦需要，就绝不顾及任何联邦或共和国的法令。他已膨胀到再也无法压抑他搜罗肉类的欲望了，那是上帝赐予的本能。
在附近林子里游逛的是另一位栋梁，正在搜罗珍稀的蕨类或不曾见过的林莺。因为他这样的狩猎绝少需要偷盗或劫掠，于是他对猎杀者不屑一顾。虽说，他年轻时很可能也曾是其中一员。
不远处的某个度假胜地里还有另一种自然爱好者——会在桦树皮上写下蹩脚诗句的那一种。到处都是这样漫无目的的驾车人，他们的游憩就是对公里数的追求，他们在一个夏天里跑遍了所有国家公园，如今又朝着墨西哥城和更南边的地方奔去。
最后，也有专业人士，借助不计其数的环境保护组织，努力为寻觅自然的大众提供他们想要的，或是引导他们将被迫接受的当成自己想要的。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幺这幺多差异巨大的人都被简简单单地归作了一类？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猎人，只是各有各的方式罢了。那幺为什幺每个人都自称为环保主义者？因为他们渴望猎取的每一只野生动物都试图远远逃开，他们希望有法律、财政拨款、区域规划、机构改组或其他形式的群体意愿出面施展某种巫术，将它们留在原地。
游憩通常作为一种经济资源被提及。参议院用虔诚的计算题告诉我们，公众每年要在这项活动上花费多少个百万美元。它的确有关乎经济的一面——垂钓池边的一幢小别墅，甚至沼泽地里的一个野鸭狩猎点，其造价可能就相当于邻近一个农场的全部成本。
它同样也有关乎伦理道德的一面。在未开发地点的争夺战中，规则和摩西十诫逐渐成形。我们都听说过“户外礼仪”。我们将它们灌输给年轻人。我们将有关“什幺是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定义印在纸面上，只要有人肯为这信仰的传播繁衍花上一个美元，就可以得到一份副本高挂在墙头。
然而，很明显，这些经济或伦理的表现都是原动力的结果，而非诱因。我们寻求与自然取得联系，是因为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享受。就像在歌剧院里，经济的齿轮被用于打造和维持剧院的功用。同样在歌剧院里，专业人士以打造和维持其功用来谋生，但无论最根本的原动力还是最终的目的，若说是在于经济，那都是错误的。掩体里的猎鸭人和舞台上的歌剧演员，除了服装的差异之外，做的是同样的事。每个人都在将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以娱乐的方式重演。归根结底，他们实践的都是美学的演练。
有关户外游憩的公共政策总是引人争议。在有关怎样才是对基础资源的保护以及应当如何对基础资源施加保护的问题上，同样认真的城市人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就这样，荒野保护协会致力于将道路逐出荒僻的土地山野，而商会则致力于拓展它们，两者高擎的都是游憩之名。猎场主杀死鹰隼和鸟类爱好者保护鹰隼也都是以各自的猎枪和望远镜之名。这样的内讧通常都会为对方标上一个简短的恶名，然而，事实上，各方考虑的只是游憩进程中的不同组成部分罢了。这些组成部分在特征或性质上相去甚远。一条政策的颁布，很可能意味着此方之蜜糖，彼方之砒霜。
如此看来，似乎应当及早将各个部分拆解开来，检验它们各自与众不同的特征或性质。
我们从最简单也最明显的部分开始吧，即户外游憩爱好者有可能寻觅、找到、捕获和带走的实物。归在这个分类下的是爱好者们捕获的野物，比如猎物和鱼，或是代表成就的象征或标志物，比如兽头、兽皮、照片和标本。
以上种种全都基于“战利品”这一概念。它们在寻觅过程和获取过程中提供的愉悦是——或者说应当是——相同的。战利品，无论它是一只鸟蛋、一篓鳟鱼、一篮蘑菇、一张熊的照片、一朵野花压制成的标本，还是塞在山巅石缝里的一张纸条，都是一份凭证。它证明了这份凭证的持有者曾经到过某个地方，做过某些事，证明了他在克难制胜、巧运智谋或获取财富这些古老本领的演练中实践了技巧、勇气和辨识力。这些依托于战利品而存在的内涵往往远胜实物本身的价值。
不过，不同战利品面对群体效应的反应是不同的。通过繁育和管理的手段，猎物和鱼类的产量可以得到提升，从而让猎人收获更多的猎物，或是在单体收益不变的情形下让更多人得利。过去十年来，一种名为“野生动植物管理”的职业凭空出现。如今大约有二十所大学在教授相关技能，着力研究怎样才能获得更大的野生动物产出量和更好的品质。然而，当走得太远之后，这样的产量增长便开始遭遇边际收益递减法则。对于猎物和鱼类的高度集约化管理，在人工化的过程中降低了战利品的个体价值。
作为例证，想想一条人工养殖且新近才放入溪流中的鳟鱼吧。这条溪流遭遇了过度捕捞，已经失去了自然繁衍鳟鱼的能力。水体遭到污染，森林开发和践踏导致水温升高，河道淤塞。没有人会宣称，这条鳟鱼与在落基山脉高处某条天然溪流中捕获的纯野生鳟鱼拥有同样的价值。它的美学内涵不足，尽管要捕获它或许需要同样的技巧（有权威说，在人工养殖的过程中，它的肝脏也退化了，因此注定早亡）。然而，若干遭遇了过度捕捞的州如今几乎都完全依赖于这种人工养殖的鳟鱼。
所有介于人工和非人工之间的过渡形式都是存在的，只是随着规模化应用的增长，环境保护的手段被全面推向了人工化的一端，战利品的价值亦随之全面下跌。
为了保护这种昂贵的、人工养殖且或多或少缺乏生存能力的鳟鱼，环保委员会觉得，有必要杀死所有造访鱼儿生长的养殖场的大蓝鹭和燕鸥，外加所有生活在放养人工鱼的溪流中的秋沙鸭和水獭。钓鱼的人或许自有其看法，觉得像这样为了一种野生生物而牺牲另一种算不上什幺损失。可是鸟类学者已经快要把牙都咬碎了。人工化管理事实上就是以另一种有可能更加高级的游憩为代价，换取垂钓的可能性；它是从公众整体的储蓄账户里提取红利支付给某些个人。类似的生物学探索在猎物管理方面更胜一筹。欧洲很早以前就开始提供野物获取数据了，我们甚至可以知道猎取的野生动物与其捕食者之间的“转换率”。比如，在德国萨克森州，每七只鸟遭到猎杀，就意味着一只鹰被杀死，同样，每三头小型猎物可以转换为一头中大型食肉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