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天我们出发前往吐桑尼。我们跳进苏莱曼的车，迅速驶入火炉般的热空气中。札胡消失在车后飞扬的沙尘里，很快地，缩成两线的狭窄公路上就只剩下我们一辆车。遍布点点绿树的高山耸立在公路左方，我透过另外一边的车窗，可以看到哈布尔河蜿蜒在山脚下。我想象将近七十年前，嘉姆拉乘着木筏顺流而下，小女婴莉芙嘉安静地睡在她的怀中。我心想，只要我们能顺着河流的方向走，我们也可以到达吐桑尼。但苏莱曼显然迷路了。我们来到一处军事检查哨，他向士兵问路。胸膛上斜挂着机关枪的士兵耸耸肩，随手比画了一下，从那模样看来，他大概只知道粗略的方向。我们经过一些小棚屋，看到妇女拍打羊毛，光着脚的小男孩在雅兹迪人（yezidi）和基督徒的村庄里奔跑，羊群在满是岩石的土地上吃草，还有许多弃置的军用品堆在路边生锈。

苏莱曼看到一群路人，再度停车询问。

我父亲越来越烦躁，“你看，连苏莱曼这个本地人都不确定该怎幺到那里。你想想，当年我爸爸走这趟路有多可怕？对他来说，这就像是要到世界的尽头。”

无论我们如今人在何方，我确定这里绝对不是札胡。这里没有地标，也没有路标，只有偶尔看到的几间破陋泥屋散落在道路两旁。我祖父是在严寒的冬天里骑着驴子来到这个化外之地，我终于能想象那种感觉会有多恐怖。

“好，”苏莱曼坐回驾驶座，“他们说就在附近，而且那一带很安全。这样很好，因为我把手枪留在家里了。”

苏莱曼往右转进一条没有标示的泥路，哈密瓜般大的石块遍布在路面上。小卡车朝底格里斯河的方向东歪西斜地行进，我们也跟着在座位上剧烈弹跳。车子经过起伏犹如波浪的田野，田中长满一片片野生谷物和向日葵。在旷野的酷热中，车子被烈日暴晒得犹如烤箱，冷气毫无用处。我顿时一阵晕眩，这时苏莱曼忽然在一个岔路口刹住车子，车子四周尘土飞扬，遮住了视线。

我们慢慢看到河岸上方的泥土平地上有一堆轮廓不太明显的物体。我以为那大概是海市蜃楼，从一定距离望去，那些东西有点像是干草堆。等我们再驶近一些，影像终于变得清晰，原来那是一个小聚落，低矮的房子都是用泥砖和煤渣砖砌出来的。

吐桑尼，我们很可能正接近我祖母向我父亲描述过的那些牧草地，也就是许多年前嘉姆拉说他们可以找到她的地方：“问一下吐桑尼在哪儿……一进村庄就到了，我就住在最前头那几家。就这幺简单。”

一位身材高大、蓄着小胡子、相貌像电影明星的农夫在村庄入口附近的一栋房子后面工作，看到我们的车子驶来，他吓了一跳。看来吐桑尼不是一个习惯见到外来访客的地方。苏莱曼挥了挥手，问那人村长在哪里。名叫鲁拜得·吐桑尼（lubaydtusani）的农夫坐进我旁边的后座座椅，引导我们开往一个周边盖了几栋小屋的泥土院子。这个地方看起来很荒凉，生锈的铁丝网围住空空如也的栏舍，小屋的门窗看起来阴暗无比。

鲁拜得带我们走进院落中央的小屋。逐渐习惯了室内的黑暗以后，我们看到屋内坐着一名瘦弱的男子，他弯腰驼背，双手粗糙干瘪，脸上满是深深的皱纹。1927年出生的阿里姆·雅库布·吐桑尼（alimya'qubtusani）就是这座村庄的耆老。苏莱曼用库尔德语跟他说了几句话，阿里姆笑了起来，咧开前齿早已掉光的嘴巴，指示妻子切一盘新鲜的西瓜出来招待客人。

“犹太人！”阿里姆欣喜若狂地叫道。他的眼睛发亮，仿佛小孩子看到一罐果冻软糖。他告诉我们，他们村庄过去经常跟犹太人做生意，他念出一串比较有名的犹太商贩的名字。那些人会搭木筏或骑驴来卖衣服、糖果、茶、纽扣等货品，离开时会带走一堆吐桑尼所产的羊毛。犹太人有时会待上两个星期，白天谈生意，夜里就跟着村民一起唱起库尔德民谣，欢乐到半夜。

阿里姆回想起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犹太人忽然一下子全走光的情形，他的声音随之变得柔和、低沉。伊拉克政府禁止犹太人带钱或黄金离开，不过对衣服和羊毛的管制没那幺严格，所以有几个犹太人来到吐桑尼，把所有剩下的钱全买了羊毛。阿里姆说，村民当时非常同情一定得离开的犹太人，因此当所有羊毛都卖光之后，村民们甚至剪开枕头，取出里面的羊毛卖给他们。

他说吐桑尼从那时起就一路走下坡。一九五〇年代，河边有四十栋房子，后来只剩六栋。1963年，侯赛因派战机轰炸村庄，胡乱攻击库尔德的普通百姓，希望如此能遏阻库尔德民主党争取自治的行动。阿里姆的哥哥和家人因此不幸丧生，其他人家纷纷逃到城市。现在，许多年轻人都认为养羊没有前途，因此都跑到别的地方发展。

“我们和犹太人相亲相爱，”阿里姆最后透过苏莱曼的简单翻译说，“就像亲兄弟一样。”

我问他犹太人离开伊拉克之后，有没有人回来村子。“你们是第一个。”他说。

赤脚盘腿坐着的阿里姆边说边拿着折叠刀开开合合，还不断把手指滑过刀锋。他忽然把刀子举到脖子上，做出割喉的动作。我感觉全身一阵紧绷，后来父亲向我解释，那是他要邀请我们吃午餐的意思。“他打算现杀一只羊，烤羊肉给我们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