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那位消失的姐姐第一次向我们显现她的鬼魂，是在我们从伊斯坦布尔飞往迪亚巴克尔的班机上；不久后，我们就会从这座土耳其东南部的机场搭出租车奔赴札胡。那班坐满了库尔德人的飞机还没从空桥滑向跑道，我们就听到身后某处传来婴儿的啜泣声。

父亲眼睛闭着，躺在座椅靠背上。

“是姐姐在哭。”他喃喃自语。

“哪一个？”我轻声问他，不确定他是不是在说梦话。

“就只有那个啊。”他的双眼依然闭着。

当时我们不知道，莉芙嘉的鬼魂在接下来几个月将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

父亲那位被掳走的姐姐莉芙嘉是我祖母米里亚姆的第一个孩子。那是一九三〇年代的事，由于那时年仅十五岁的米里亚姆无法哺乳，他们把双腿细长的小女婴送给阿拉伯乳母照顾，但乳母和女婴后来都不见了。米里亚姆为了这件事一直无法原谅自己。

“她哭得好惨啊。”我祖母的嫂嫂奈玛回忆当年往事时说。奈玛是我祖母长期的闺中密友，我曾在2005年到耶路撒冷的卡塔蒙区拜访她。“她差点儿自杀，有好长一段时间，几乎是痛不欲生。”

在出发前往伊拉克的几天前，我告诉父亲我想试着寻找莉芙嘉，至少要查出她到底是怎幺消失的。在父亲二十年前录下来的口述家族历史中，米里亚姆留下了一些引人联想的线索。她说，那个乳母的名字叫做嘉姆拉，她的丈夫叫哈森。她还提到嘉姆拉住在一个叫做吐桑尼的地方。我父亲从来没听过那个地方，我在所有的库尔德斯坦地图上也找不到什幺吐桑尼。但后来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一张非常详细的1921年英国军事地图，图上可看到札胡西南方三四十公里处有一个地方称为吐桑，位于叙利亚边境，非常靠近底格里斯河。这个地点看起来与祖母的描述很吻合；我祖母曾说嘉姆拉是搭着木筏把莉芙嘉带往吐桑尼的。

出发前，我告诉父亲，莉芙嘉是我们的家人，是不是应该找人问问看？只要还有一丝她仍活在人世的希望，我们难道不该为了告慰祖母在天之灵，设法找到答案？在我当记者的那些年里，我曾经抢到许多独家新闻，因此我非常清楚有时候只要找到正确的人问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解开一些天大的谜团。

我父亲习惯性地倒抽一口气，身体也随之微微颤抖，但他找不到话跟我争辩。

苏莱曼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他说他听过吐桑尼，虽然没有到过当地，但知道那是一个小小的农村，距离札胡不远。英军地图上标示的地名虽然少了一个字，不过他说，没错，就是那个地方。苏莱曼告诉我们，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侯赛因的军队轰炸了那一带，有些吐桑尼的农民吓得逃走了。其中有一个佃农叫做哈吉·那许万（hajjinashwan），现年七十六岁，是他的邻居，他早先曾经在吐桑尼种了好几十年的小麦和大麦。苏莱曼带我们去见他。

那许万体形硕大，有一对深陷的绿眼睛，他穿着宽松的部落长袍，头上盘着方格包头巾。他比了手势要我们在坐垫上坐下来。苏莱曼叙述莉芙嘉的故事时，我观察到他似乎没听懂，可是，他却在忽然间若无其事地说：“是有人传说有个犹太小女孩被人家养在部落里。”他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根据他听到的说法，收养小女孩的是萨阿匝（za'azza）人，那是薛拉比（sherabi）部落的一支。薛拉比部落属于阿拉伯游牧民族，从许久以前就一直在吐桑尼一带务农。“小女孩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她是个犹太人。”苍蝇在房间里飞窜，天花板风扇嘎嘎地转动。那许万粗厚的腿盘在身体下方，仿佛一只上了年纪的老虎，已经没了四处猎食的气焰。

“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年纪多大？”我问他。

“六七岁吧。”

“你是什幺时候出生的？”

“1929年。”

我计算了一下，他大约在1935年或1936年听到这件事。我的心开始剧烈跳动。之前我没提到这件事，但莉芙嘉就是在1936年出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