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时候，“札胡”是个没有意义的字眼，它听起来有那幺点儿异国情调，但就跟我听到“snuffleupagus”或“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这种怪字一样，只是觉得滑稽而已。当我父亲说他是在札胡出生的，我完全没概念那在地图上什幺地方，只觉得它就像《绿野仙踪》里的“欧兹王国”（oz）或《格列佛游记》里的“大人国”那般不真实。我心里约莫认为，他来自某个非常遥远的神奇村庄，可能就像童话里所描写的那样。而且，z是英文最后一个字母，所以zakho——札胡，一定是地球上最遥远的地方，再过去一点儿就是太空了。

不过，我想我提议送给父亲的会是一件礼物：一个让札胡变得真实的机会。我们可以坐在哈布尔河畔的咖啡屋，在那儿一边喝着豆蔻茶，一边增进我俩之间的感情。我们可以走在老犹太区的街道上，试着召回祖先的灵魂。虽然我没有马上告诉他，但我还打算做一件事：去寻找他被掳走的姐姐莉芙嘉。

我认为自己已变得比较可取，希望父亲终能看到身为人子的我已有所转变。我将会看到一个我过去不认识的父亲：一个大胆刚强的人子，他的父母看遍人世沧桑，但他却勇敢跨过各种边界，成就了那一代库尔德犹太人不敢奢望的志业。我在美国郊区长大时看到的那个审慎多虑的学者，将会在札胡让我感受到他明快潇洒的另一面。我将会看到一个终究跟我相似的人；我将会发现一个我过去未曾有过的父亲。

或许他也怀有类似的愿望，但他完全没有表现出来。“我们不要去伊拉克！”他斩钉截铁地说。首先，他那个年代的札胡已经不在了。犹太人都已经离开，幸存下来的老建筑物也所剩无几。就家族历史而言，札胡已经没有什幺值得一探的了。其次，如果我想清楚地认识札胡，只要仔细看他1992年在当地拍的纪录片，以及到以色列访问一些库尔德犹太人就够了。最后，伊拉克对美国占领发起造反活动，紧张情势达到高峰，两个美国人在那种敏感时刻选择到伊拉克进行怀旧旅行，显然不妥，更何况其中一人还跟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沙龙（arielsharon）有相同的名字——阿里埃勒。2005年夏天，情势眼看就要演变成反抗行动最血腥的阶段，暴力事件在短短两周内就已经造成四百人遇害。大约与此同时，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叛军和政府部队之间的冲突也水涨船高，就在我们从位于土耳其境内的机场驱车前往札胡的公路上，有八个人才刚在军事攻击和地雷爆炸中丧生。我不顾父亲提出的理由，继续恳求。他还是坚决反对。但最后，他还是让步了。他说，如果我愿意在7月陪他到英国参加一场语言学研讨会，也许我们的行程可以从英国延续到伊拉克。

“那就太好了，阿爸，”我在心中勾勒着那段延伸出来的旅程，觉得它将充满诗情画意。我们即将从亚拉姆语的现在——一个在一尘不染的大学讲堂中受到研读剖析的学科——飞向它的过去，回到那段铺陈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荒山与旷野中的悠悠岁月。

☆☆☆

为期两天的“东北新亚拉姆语工作坊”于7月间在英国剑桥大学一幢玻璃帷幕的现代建筑中的讲堂举行。在这个年轻的学术领域中，那次研讨会代表的是一个里程碑。我父亲开始做研究时，新亚拉姆语在国际上主要的近东语言研讨会里只是一个偶尔会被提及的边缘议题。数十年来，它的地位逐渐奠定扎实，而我父亲无疑对此贡献卓着。剑桥大学的工作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第一个完全聚焦于新亚拉姆语的学术研讨会；新亚拉姆语成了独立的研究主题，而不是为已经消失的古亚拉姆语所做的奇特注脚。而且，举行的地点不是某个不为人知的研究单位，而是在全世界地位最崇高的学术殿堂之一；牛顿、达尔文、桂冠诗人丁尼生（alfredtennyson）都是从这里孕育出来的。

九位学者和四名研究生在两天的会期内围坐在原木会议桌边，发表关于新亚拉姆语各种方言的研究成果。第一天结束时，我的脑里塞满“齿间摩擦音”“元音调和”“所有格代词后缀”等复杂的学术用语，耳里嗡嗡地响着“作格现在式”“疑问代名词分裂”“bgdkpt子音”等艰涩的语言学概念。

研讨会中最令我肃然起敬的一句话，出自主办人、剑桥大学教授杰弗里汗（geoffreykhan）发表的论文。“摩擦音被部分同化为旁流音时会形成闭锁音。”他在某天下午的报告中如此指出，在场学者神情庄重地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随着研讨会的推进，我逐渐明白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把一件重要的事情弄错了。由于我父亲的研究重点在于民间逸闻、圣经传奇和说书人的故事，我对新亚拉姆语的研究领域有所曲解。我假定研究这个语言和探索语言用户的生命故事两者缺一不可，但如今我发现，这个观点只适用在我父亲所走的学术路线。对会场中的其他学者而言，新亚拉姆语是一个不带情感的研究客体。他们的论文涉及的是一种语言，而不是它的说话者；那些论文有如枯燥的医学报告，描述的是特征与症候，而不是病人本身、他的家族史、他的村庄，或是他的价值观。就本质而言，会议室里的男女学者是科学家，正在对一个濒临死亡的语言进行整理与编录，那种讲求精准与超然的态度，就好比法医在开棺验尸。

第二天接近中午时分，杰弗里汗请约拿·萨巴尔教授来到桌首。我父亲穿着几何图案的短袖衬衫和条纹夹克，看起来不太像个学者，反倒像是到剑桥朝圣的观光客。不过，当他开始发表时，所有与会者无不倾身仔细聆听。他试着分析为什幺亚拉姆语的不同使用者会以不同的方式翻译犹太圣录五书卷。有些人会在译文中穿插一些年代倒错的指涉，例如恐怖分子或现代以色列国。有一位翻译者天外飞来一笔地提到妓女。还有一个人先是直译《传道书》的内容：“众女之中，智者无一人”，接着却补入他自己编造的论点：“女人啊——发辫长长，智慧短短。”

“翻译者擅自离题的动机是什幺？”父亲在报告中问了这个问题。

他在强调某个论点时会手拍桌子，说到精彩处则会拉高声音。他会做一些有点白痴的模拟：“这匹马名叫shapargaz，是‘翅膀之意’，所以它一定跑得飞快，就像现在的喷射机”，或是穿插呛辣的旁白：“路得被描述成‘非常美丽迷人’的女子——如果用当今的英语来说，就是非常性感的意思。”

在座学者被他逗得哄堂大笑，他们看起来很开心，原本枯燥的研讨会变得轻松愉快。我也坐挺了身子，不单是因为我父亲这时是全场的焦点，也是因为只有在那场报告中，我能听到——甚至看到——文字背后那有血有肉的语言使用者。

当天下午，剑桥南方一百公里外的伦敦，有炸弹在三辆拥挤的地铁车厢和一辆双层巴士中爆炸，造成五十多人死亡。这个消息透过一位学者的手机传到了讲堂，为研讨会蒙上了阴影。在下午的咖啡时间，轮廓分明、理了个大光头的年轻希伯来大学教授埃兰·柯恩（erancohen）走过来跟我聊天，“你真的打算带你父亲到札胡？”

“是啊。”我设法让自己的口气表现得比心情笃定些。

“其实直接回美国似乎比较简单，掉个头就好了。”

“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