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阿兰寄来的，我的阿兰。

我把那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开始，我很生气，因为他过了这么久才跟我联系，而且只有只言片语。但我很快又高兴起来。我感觉自己重获新生了，仿佛悲伤带来的麻木慢慢离我而去了。他还在那里，我没有做错什么，他爱我。

我把信读给艾格尼丝听。

“我们去吧！”她皱着眉头大声说，表情很严肃，“既然留在这里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战争，我们还留下干什么呢？”

有传闻德国人甚至把老百姓也抓去当俘虏，把他们赶出家门，把值钱的东西都抢走。我们不知道之后德国人会如何处置他们，艾格尼丝很害怕，她在学校听说了各种可怕的版本，一切都被扭曲了，情况越来越糟。

晚上，我们坐在厨房里讨论这次旅行。艾格尼丝很坚定，她想走。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恐惧了。我们很快就做了决定。我们都想离开这儿。但对我来说，促使我下决心的不是恐惧，而是向往。我把大部分衣服、帽子、鞋子，还有家具和画都卖掉了。我们把剩下的一点东西还有信件、照片和首饰装进了两个大旅行箱。我把银行存款都取了出来，把大面值的纸币放进阿兰曾经给我的一个旧巧克力铁盒，藏在手袋里，从不离身。

我的人生再次被装进旅行箱，但这是我第一次作为成年人出发。我感到安全，充满希望。我的家人和我在一起，阿兰和我要团聚了。

j.伊莲·詹宁

那是1939年11月的一个阴雨天。我穿着我的红色羊绒大衣，它从旁边的黑色、灰色，还有棕色的大衣中脱颖而出。我在头上系了一条灰色的围巾，走上舷梯，优雅地离开欧洲和我的事业。我仍然是模特多莉丝。码头上挤满了人，有些人有票，有些人没有。有的人在杂志照片里看到过我，认出我来，对我指指点点，小声议论着，还有的人完全沉浸在与爱人充满泪水的告别中。走到舷梯中央，我像电影明星那样转身挥手。没有人回应。艾格尼丝没有回头。对她来说，巴黎不过是一段将被迅速淡忘的小插曲，而对我来说，巴黎代表着将被永远珍藏的一段时光。我是最后一批登船的人之一，当船驶出热那亚港时，我透过船舱里圆圆的窗户，伤心地看着海岸线慢慢消失在视野里。

“ss华盛顿”号是一艘很长、很漂亮的船。我们分到了一个很大的船舱，里面有客厅和一张双人床。那张床不会嘎吱作响，床垫也不会塌陷下去，这意味着我们不用再挤在一起了。第一天夜里，我们俩都没睡着。

“告诉我他很英俊，很有钱。把一切都告诉我！上帝啊，这太浪漫了……”艾格尼丝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的脸，我清晰地记得我们拥抱时他的气息。但事实上，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那是太久以前的事了。

“他是建筑师，是个空想家。他有很多奇怪的想法。但你会喜欢他的，他经常哈哈大笑。”

“但是他长得帅吗？”艾格尼丝咯咯笑起来，我用枕头砸她。她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我把我记得的一切都告诉她：我们如何相遇，他的冲动，他的快乐，他的激情，他的绿色眼睛，还有他的笑容。

我想知道最终他为什么会给我写信。为什么是现在，而不是之前？是因为他终于听到了关于战争的流言吗？虽然他的消失让我哭了不知道多少次，但当我知道他仍然想着我时，我还是满怀期待地爱着他。我的内心都充满了渴望。

上船前，我寄了两封信。一封是同格斯塔告别。这些年来，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少了，但我想让他知道我的去处。我给他寄去了最后一封关于巴黎的剪影。另一封信是给阿兰的，里面有我们抵达的详细信息，还有一封短信，和他寄给我的那封一样简短。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我能够想象出那个画面，就像宏大的电影里的场景一样。当我们靠岸时，他会站在码头等着我们，穿着那套不合身的西装，乱蓬蓬的头发被风吹着，而我则穿着优雅的红色大衣。当他看到我时，他会笑着向我招手，我会跑过去，投进他的怀里，吻他。海上波澜起伏的夜晚，我浮想联翩。同时，我也很紧张。

热情的船员为我们安排了丰富而细致的活动：射陶鸽、保龄球、舞会、猜谜游戏。我们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我们出发前，我完全没有考虑到英语的问题，这个我冲动时做的决定完全基于爱，而不是语言。我只会几个英文单词，艾格尼丝则一个也不认识。但是，我们幸运地遇到了伊莲·詹宁，一位会说法语的美国老太太，她成了我们的守护天使。每天，她都在餐厅给我们上英语课。就像我和艾格尼丝在巴黎街头玩单词游戏那样，我们和伊莲也做同样的游戏。我们指着某个东西，她用英文说，我们重复。很快，我们就学会了船上所有物件的英文名。伊莲很开心能教我们说她的母语，她仔细地发每一个音，让我们能比较容易地跟读。

伊莲的丈夫不久前刚刚去世。他是一名销售，他们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过去的十年在法国。她和我一样，在法国过着优越的生活。她的衣服都是定制的，脖子上挂着好几圈珍珠项链。有时，我幻想自己曾经在百货商店里见过她，她也是拉扯过我的衣服的富太太们中的一员，她们希望自己穿上那些衣服时也一样优雅。她出汗时，脸上的白粉在皱纹里凝成一团，她便用带有刺绣的手帕去擦，于是她的脸上总有一道一道的印子。她的银白色头发总是很仔细地在颈后梳成圆圆的发髻。由于头发很重，别针会不时地滑下来，她就伸手把别针往里推一推。我们很喜欢和她在一起。在我们驶向未知的海上航程中，她给了我们莫大的安慰。

船上的大部分人都是在逃离，而伊莲是要回家，回到她已经阔别三十多年的家继续生活。

s.阿兰·史密斯

我和艾格尼丝撑着一把黑色的伞，站在甲板上，为直入云霄的摩天大楼而惊叹。灰色的天空雾蒙蒙的，雨滴又小又密，被风吹进雨伞下面。我拉紧大衣的领子，把下巴包在围巾里。我把雨伞稍微倾斜了一点，好遮住我们，但艾格尼丝又坚定地把伞撑直。在靠岸的途中，我们不能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当她看到自由女神像——那件来自法国的厚礼时，尖叫起来。自由女神高举着火炬，看着我们，那一刹那，那个场景让我确信我们在美国会过上很好的生活。尽管如此，我还是去了好几趟厕所。当我第四次从厕所回来时，艾格尼丝笑了。

“你很紧张吧？”她笑着说，眼睛仍然盯着前方的陆地。

她的话并没有让我放松下来，我哼了一声：“我当然紧张了，我这么久没见他了。如果我认不出他怎么办？”

“慢点走，微笑。就像你知道要去哪儿一样。一切都会好的。”

“什么叫慢点走，微笑？这话听着像是妈妈说的。她总是有各种奇怪的想法。”

艾格尼丝笑起来：“是的。她跟你说过‘要坚强’吗？她最喜欢说那句话。”

我点点头，笑了，这句话确实很耳熟。我们终于下了船，我按艾格尼丝的话做了。我们跟伊莲道别，同她紧紧地拥抱。她在我手中塞了一张纸，上面是花体字写的地址。

“如果需要帮忙，你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我。”她轻轻地说。

跟旅途中认识的其他乘客亲吻告别后，我穿着红色的大衣，缓缓走上了狭窄的舷梯。他应该立刻就能看到我。我微笑着，我知道有人在看着我。

通过移民检查后，我们停了下来。大厅里满是等候的人，每一分钟都让人觉得无比漫长，身边到处都是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一名行李员帮我们把箱子从船上搬了过来，我们就坐在行李箱上。冰冷的风吹过我只穿着丝袜的腿，吹进我的裙子，我冻得发抖。艾格尼丝盯着经过的每一个人，她的蓝眼睛里满是期待，我的眼里却含着泪水。人群里没有阿兰。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一个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走过来。他戴着鸭舌帽，他跟我们说话时将帽子摘了下来。

“阿尔姆小姐？多莉丝·阿尔姆小姐？”他问。我从箱子上跳起来。

“是的，是的。”我急切地用英文回答。我拿出我唯一一张阿兰的照片，那张照片被我塞在古董项链盒里。我经常把它戴在脖子上，但还从未向任何人打开过。艾格尼丝好奇地挤过来看。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有照片？！但这个人不是阿兰。”她指了指来人，“他是谁？”

他用英文咕哝了几句，从夹克的内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给我。我迅速扫视那几行法语：

亲爱的多莉丝，

我惊愕地收到了你的信。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来。多莉丝，我心爱的人，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我白白等了你好几个月。我不得不待在这里，我妈妈病得很重，我不能抛弃她。

后来我不能再等了，我放弃了。我以为你忘记了我。我往前走了。我已经结婚，所以很不幸，我不能见你了。司机会带你去一个酒店，我用你的名字订了一个房间。你可以在那儿住两个星期，房钱我来付。我们不能见面。非常抱歉。阿兰。

我几乎要晕过去。

艾格尼丝拍我的脸。

“多莉丝，你得坚强起来！我们不需要他。我们之前也能搞得定，而且你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忘掉你的梦吧，站起来。”

我无法呼吸，胸口像压了一块巨石。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梦吗？艾格尼丝扶我站起来，搀着我上了车。沿途的一切我都不记得了，街道、行人、气味、话语。他那封信寄出整整一年后我才收到。当我看到发黄的信封时，当我看到涂改过的地址时，我就应该想到这一点。试想如果那封信按时到了我手里，嫁给他的就是我了，而现在，他身边是另一个女人。想到这里，我感到胃里一阵翻滚。我想吐。

我和艾格尼丝蜷在酒店里又大又软的床上，躲避外面令人生畏的世界。在人生中，我们第二次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国家，连这里的语言都不会说。我们没有计划，更没什么钱。但我们不能回去，我们刚从战争中的欧洲逃出来。

在距离窗户外面仅仅30厘米的地方，是隔壁楼的砖墙。我盯着它出神，直到视线开始模糊。第四天，我终于爬了起来。我洗脸，搽粉，涂上口红，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然后走上充满生机而又嘈杂的街道。我用磕磕巴巴的英文勉强找到了最近的几家百货商店。我一家接一家地去问，结果发现美国的模特工作和欧洲并不一样。她们更像是女招待，要和顾客交谈，给顾客做导购，而在巴黎，我们根本不需要开口说话。事实上，我们根本不被允许讲话。但是在这里，模特在展示服装的同时还得负责兜售。

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我终于在布鲁明戴尔百货商店得到了一个试用机会，需要试用至少一天。我的工作是在库房里。我这位巴黎名模居然得用涂着红色指甲油的娇嫩的手拆包装和熨衣服，但我下定决心要做好，保住这份工作。我们得先找到立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