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塞尔莫给吹得畏畏缩缩地蹲在一棵大树树身的背风处，风雪吹过树的两侧。他被吹得身体紧靠在树上，两手笼在袖筒里，使劲向相对的袖筒里伸，而且脑袋也往茄克衫内缩到不能再缩了。要是在这儿再待很久，我就要冻僵了，他想，这么干是白费劲。这英国人叫我一直待到换我班，但他那时并不知道这场暴风雪的情况。公路上并没有特殊的动静，而且我弄清了公路对面锯木厂边那哨所的人员部署和哨兵的习性。我现在该回营地了。通情达理的人都准会盼着我回营地的。我再稍稍等一会儿吧，他想，然后去营地。这是命令的毛病，规定得太死板了。办事情没有一点儿变通的余地。他把两脚互相搓擦，然后从茄克衫的衣袖里抽出两手，俯身揉揉两腿，再一起拍击双脚活活血。躲在树后吹不到风，冷得不厉害，但他还是必须马上就动身走。

他弯身揉腿的时候，听到公路上开来一辆汽车。车轮上系着防滑铁链，有一节铁链啪哒啪哒地响着，他望着，只见这辆车在覆盖着雪的公路上驶来，车身上绿一块、褐一块的乱漆一气，车窗上涂了蓝色，使人看不到窗内，上面只留出一个半圆形没有涂漆，让乘车人可以看到外面。那是一辆用过两年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涂了伪装漆，供总参谋部使用，但安塞尔莫不知道这情况。他没法看到车内坐着三名军官，身上裹着披风。两名坐在后座，一名坐在对面的折椅上。车子开过的时候，坐在折椅上的军官正从蓝车窗上的缺口向外张望，但安塞尔莫不知道这情况。他们彼此都没有看到对方。

车子就在他下面的雪地里经过。安塞尔莫看见了司机，脸色红红的，头戴钢盔，他的脸和钢盔露出在他套在身上的毯子式披风上，他还看到坐在司机身边那勤务兵携带的自动步枪上撅出的上半截。这时车子朝公路上段驶走了，安塞尔莫就把手伸到茄克衫内，从衬衫袋掏出从罗伯特·乔丹的笔记本上撕下的那两张纸，在画有汽车标志的后面画上一划。这是那天驶上山的第十辆车子。有六辆已下山。四辆仍然在山上。公路上驶过这数量的车子并不异常，但安塞尔莫分不清哪些是控制着各山口和山上防线的师参谋部的福特、菲亚特、奥贝尔、雷诺和雪铁龙等牌的汽车，哪些是总参谋部的罗尔斯·罗伊斯、兰西亚斯、默塞德斯和伊索塔。这种区别，换了罗伯特·乔丹，就分得清了，要是在那里的是他而不是老头儿，他就能领会这些上山的车子的含义了。但是他不在那里，而老头儿却仅仅在那张笔记本纸上给每一辆上山去的汽车画上一划罢了。

安塞尔莫这时觉得非常冷，决定最好还是断黑以前赶回营地。他不怕迷路，但认为再呆下去没意思，而风始终越刮越冷，雪也不见小。他站起身来，跺跺脚，目光透过大风雪望望公路，却并不动身攀登山坡，而是靠在那棵挡风的松树后面没动。

英国人叫我别走，他想。说不定这会儿他就在路上快到这儿了，要是我离开这地方，他在雪里找我，可能会迷路。我们这次打仗自始至终因为缺乏纪律、不听命令而吃苦头，我要再等等这个英国人。但是如果他不马上来，那么管它所有的命令，我都得走，因为现在有东西可以交差了，而且这些天来，我要干的事可不少，冻僵在这儿未免过分，于事无补。

公路对面锯木厂的烟囱正在冒烟，安塞尔莫闻得出烟正在飞雪中向他这边飘来。这些法西斯分子暖暖和和，他想，挺舒服，可明天夜里我们就要干掉他们啦。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我不愿想它。我留心看了他们一整天，他们跟我们一样是人。我相信我可以走到锯木厂去敲敲门，而且会受到欢迎，他们无非只是奉命盘问一切过路人，要看看人家的身份证罢了。分隔我们的只是那些命令罢了。这些人不是法西斯分子。我是这样称呼他们的，但他们不是。他们像我们一样是穷人。他们绝不该跟我们打仗，我不愿考虑杀人的事。

这哨所里的人是加利西亚人。我今天下午从他们说话的口音中听得出。他们不会开小差，因为开了小差，一家老小都要给枪毙。加利西亚人非常聪明，要么笨头笨脑、野蛮得很。这两种人我都见过。利斯特就是加利西亚人，和佛朗哥是同乡。每年现在这时候下雪，真不知道这些加利西亚人怎么想。他们没有这样的高山，他们家乡老是下雨，四季常青。

锯木厂的窗子露出了灯光，安塞尔莫打着哆嗦，想，这个英国人真该死！这些加利西亚人在我们这儿，待在暖和的屋子里，而我正在树身后冻得发僵，我们像山里的野兽，住在山石间的洞穴里。可是明天，他想，野兽要出洞啦，而这些现在多舒服的家伙就要暖暖和和地死在床毯里了。就像我们袭击奥特罗时叫他们在夜里死去一样，他想。他不愿回想奥特罗。

就是那天晚上，在奥特罗，他第一次杀了人，他希望这次拔除哨所他不用杀人。正是在奥特罗，巴勃罗等安塞尔莫用毯子蒙住了那哨兵的脑袋，就用刀子捅死他，这人虽然被闷在毯子里透不过气来，却抓住了安塞尔莫的一只脚不放，在毯子里一声叫嚷，安塞尔莫只得在毯子里摸索着，给了他一刀，才使他松手放开了脚，不动弹了。他当时用一膝抵住了那家伙的喉咙，不让他发出声来，他正用刀子捅进这被毯子裹住的家伙，这时巴勃罗把手雷从窗口扔进了哨兵们全在里面睡觉的房间。火光一亮，好像全世界在你眼前被炸成了一片红黄色，紧接着又扔进了两颗。当时巴勃罗拉开保险，飞快地把手雷扔进窗子，那些在床上没被炸死的家伙刚爬起来，第二颗就爆炸，被炸死了。那是巴勃罗大出风头的日子，他像瘟神似地把那一带搞得天翻地覆，法西斯分子的哨所在夜间没一个平安。

可现在呢，巴勃罗完蛋了，不中用了，就像阉过的公猪，安塞尔莫想，等手术做好，一阵尖叫过后，把那两颗鸡巴蛋扔掉了，那公猪就算不上公猪了，却用口鼻拱来拱去，把鸡巴蛋翻出来吃掉。不，他还没那么糟嘛，安塞尔莫咧嘴笑了笑，人家实际上可能把巴勃罗这样的人也想得太坏。但他够丑恶的，变化也够大呢。

天气太冷啦，他想。但愿这个英国人就来，但愿在这次袭击哨所的行动中我不用杀人。这四个加利西亚人和他们的班长该留给那些爱杀人的人去对付。这个英国人说过这话。如果这是我的任务，我就这么干，但是英国人说过要我跟他一起在桥头干，这一头的事该留给别人。桥头一定会打上一仗，这一仗要是我能顶住，那么在这场战争中，我就算尽到了一个老头子的全部责任啦。但是让英国人现在就来吧，因为我很冷，看到这锯木厂的灯光，知道这些加利西亚人在里面暖乎乎的，使我感到更冷。但愿我能回到自己的家，但愿这场战争就结束，那就好了。可是你现在已没家，他想。你要能回你的家，我们就必须先打赢这场战争。

锯木厂内，有个士兵正坐在铺上擦靴子。另一个躺在铺上睡着了。还有一个在煮东西，那班长在看报。他们的头盔挂在打入墙内的钉子上，步枪靠在板壁上。

“这是什么鬼地方，快到六月了，还下雪？”坐在铺上的那个说。

“真是怪事，”班长说。

“现在是太阴历五月，”正在煮东西的那个说。“太阴历五月还没结束呢。”

“这是什么鬼地方，五月天下雪？”坐在铺上的那个坚持说。

“这一带山里五月天下雪是不稀奇的，”班长说。“我在马德里的时候，五月比哪一月都冷。”

“也更热，”在煮东西的那个说。

“五月的温差大得很，”班长说。“在这儿卡斯蒂尔地区，五月热得很，但也会变得很冷。”

“要么下雨，”坐在铺上的那个说。“这刚过去的五月，差不多天天下雨。”

“没有的事，”在煮东西的那个说。“这刚过去的五月反正正是太阴历的四月。”

“听你扯什么太阴历，会叫人发疯，”班长说。“别谈什么太阴历啦。”

“住在海边的也好，住在乡下的也好，都知道重要的是该讲太阴历，而不是太阳历，”在煮东西的那个说。“举例来说，现在太阴历五月刚开头。可是太阳历马上就要到六月了。”

“那为什么季节没有变得明显推后呢？”班长说。“提这些事会使我头痛。”

“你是城里人，”在煮东西的那个说。“你是卢戈人。你知道什么叫大海，什么叫乡下？”

“城里人可比你们这些海边的或乡下的文盲见识多。”

“第一批大群大群的沙丁鱼在这个太阴历的月份到来，”在煮东西的那个说。“沙丁鱼船在这个月份要整装待发，鲭鱼可已经去北方了。”

“你是诺亚人，干吗不参加海军？”班长问。

“因为我登记表上填的不是诺亚，而是我的出生地内格雷拉。内格雷拉在坦布雷河上游，那儿的人都被编进了陆军。”

“运气更坏，”班长说。

“别以为当海军没危险，”坐在铺上的那个说。“即使不可能打仗，那一带海岸在冬天也危险。”

“再没比当陆军更糟糕的了，”班长说。

“你还算班长，”在煮东西的那个说。“怎么能这样说话？”

“不，”班长说。“我是说有危险性。我是说要经得起轰炸，要不得不出击，要躲在胸墙后过日子。”

“我们这儿这情况倒不多见，”坐在铺上的那个说。

“托天主的福，”班长说。“可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又会吃到这种苦头呢？我们当然不可能永远过现在这种容易打发的日子！”

“你看我们这个任务还要执行多久？”

“不知道，”班长说。“可是我但愿战争期间我们能一直执行这个任务。”

“六小时值一岗，时间太长了，”在煮东西的那个说。

“这场风雪不停，我们就得三小时值一岗，”班长说。“这倒是应该的。”

“所有那些参谋部用车是什么意思？”坐在铺上的那个问。“看到所有这些参谋部用车，我可不喜欢。”

“我也是，”班长说。“这些都不是好兆头。”

“还有飞机，”在煮东西的那个说。“飞机也是个坏迹象。”

“可是我们的飞机很厉害，”班长说。“赤色分子可没有我们这样的飞机。今天早晨的飞机能让谁都觉得高兴。”

“我见过赤色分子的飞机，可不是什么闹着玩的东西，”坐在铺上的那个说。“我见过那些双引擎轰炸机，当初挨炸的时候叫人胆战心惊。”

“是啊。可是没我们的飞机厉害，”班长说。“我们的飞机谁也敌不过。”

这就是他们当时正在锯木厂谈话的情况，而安塞尔莫呢，在雪中等待着，注视着公路和锯木厂窗子里的灯光。

但愿我可以不干杀人的事，安塞尔莫正在想。我认为战后我们必须为杀人的行为表示痛改前非。要是战后我们不再信教，那么我认为就必须安排某种表示悔改的群众形式，使大家可以涤除杀人的罪过，否则我们就丝毫没有真正的做人准则了。杀人是必要的，我知道，可是就人而论，干这勾当仍然是非常缺德的，我还认为，等战事全部结束，我们打了胜仗之后，必须有某种悔改表示，来涤除我们大家的罪过。

安塞尔莫是个十分善良的人，每当他独自一人待久了，而他正是经常独自一人待着的，这个杀人问题就会又兜上他的心头。

我弄不懂这个英国人，他想。他对我说过，他不在乎杀人。可是他这人似乎敏感而善良。也许这对年轻的一代人说来是无所谓的。也许对外国人说来，或者对不信奉我们的宗教的人说来，态度就不一样。但是我认为杀人者迟早会变得丧失人性，我还认为，即使杀人是必要的，它仍然是桩大罪过，事后我们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赎这个罪。

这时天黑了，他望着公路对面的灯光，双臂拍拍胸脯取暖。现在，他想，他一定要回营地去；但是有一种感情使他仍呆在公路上边的那棵树旁。雪正下得越来越大，安塞尔莫就想：要是今夜能炸桥就好了。像这样的夜晚，拿下哨所，再炸桥，都算不上一回事，事情就可以全部结束了事。像这样的夜晚，干什么事都行。

随后他背靠着树干站在那里，轻轻地跺着脚，不再考虑桥的问题了。黑夜的来临总是使他感到孤单，今夜他感到孤单得心里有种空落落的感觉，像饥饿那样。往日，他可以靠祷告来抑制孤单，常常在打猎回家的路上，反复地念好多遍同一段祷文，这使他觉得好受些。但是运动开始以来，他一次也没祷告过。他感到不做祷告不好受，但他认为再祷告是不合适而言行不一的，他不愿祈求任何恩宠，或要求与众不同的待遇。

我不愿，他想，我感到孤单。但是所有那些当兵的、当兵的老婆、那些失去家人或爹娘的人都是这样。我现在没老婆，幸好运动前她就死了。她是不会理解的。我没儿女，也决不会有儿女了。白天闲着，我感到孤单，但是黑夜来了，就到了非常孤单的时刻。但是，我有一件事是无论谁还是天主都没法小看的，那就是我给共和国好好出了力。我一直在为争取今后我们大家可以分享的好处而出大力。运动一开始，我就尽力而为，我干的事没一件问心有愧。

我感到懊悔的只是杀人这件事。但以后一定会有机会来赎这个罪，因为关于那么许多人担当的这种罪，以后当然会有人想出一个公正的补救办法。我要跟这个英国人谈一谈这件事，但他年轻，有可能不会理解。他提起过杀人这件事。要不，是我提起的？他一定杀过很多人，但看不出他喜欢干这种事的表示。喜欢干这种事的人总是骨子里就是堕落的。

这实在必然是滔天大罪，他想。因为当然，这是一件我们没权做的事，哪怕我明知道有这个必要。但是在西班牙，杀人太轻率，而且常常没真正的必要，不公道的事常常动不动就发生，事后丝毫得不到补救。但愿我别在这个问题上多费心思吧，他想。但愿有个赎罪的办法，好让人现在就开始做，因为我这辈子干过的事中只有这一件使我独自一人待着感到难受。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得到宽恕，要不，总有机会做点好事或用什么合理的办法来进行弥补。但是我想，杀人这种事必然是滔天大罪，我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有朝一日，一个人可以为国家出力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来打消这罪孽。也许就像过去上教堂做礼拜时捐点儿什么那样，他想，还笑了笑。教会为赎罪安排得好好的。这想法使他高兴，他在黑暗中微笑着，这时罗伯特·乔丹朝他走来了。他悄悄走来，直走到老头儿跟前他才看到。

“老头子好吗？”罗伯特·乔丹低声说，拍拍他的背。

“很冷，”安塞尔莫说。费尔南多站得稍远，背对着大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