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在一楼的走廊里。那是个翠绿的电话机，很不常见又很花哨，是邦蒂前年怂恿塔维斯托克太太买的。塔维斯托克太太讨厌它，还说，只有演员和情妇才会用这种电话机，然而她还是买了。

我坐在红木柜桌边，苦笑了一下，在改变主意之前，拨通了接线员的号码转长途。

“您好，文森特夫人，”接通电话时，我对塔维斯托克太太的管家说，“我是艾米琳·莱克。能帮我找一下塔维斯托克太太吗？”

文森特夫人犹豫了一下说，她要去看看邦蒂的奶奶在没在家。我等着，坐立不安地站起来，把绿色的电话线绕在手指上。几分钟后，我听到有人拿起了话筒。

“艾米琳。真好啊，”邦蒂的奶奶说，“你还好吗？”

“嗯，谢谢您，塔维斯托克太太，”我撒了谎，“我希望您也过得很好，对吗？”

塔维斯托克太太亲口证实了这一点，并且问起伦敦的天气。我说，天气很好，并且也问了小惠特菲尔德的天气，也是一样好。

看来，一切都是顶好的。

最终，在熬过一段漫长且友好的关于塔维斯托克太花园的晚春花的对话后，我鼓起了勇气。

“塔维斯托克太太，”我开口说，“有没有可能跟邦蒂说两句话，麻烦了？那个，如果她身体康复得不错，可以打个招呼吗？”

这是自离开医院后，我第一次鼓起勇气主动要求。我还在绕着电话线，绕来绕去，绕得很紧，眼看就快被我绕断了。

我屏住呼吸。纵使其他的事情都糟糕透顶，令人绝望，只要我能够打个招呼，只要邦蒂让我知道她现在好不好，那什么都不重要了。

塔维斯托克太太没有立即回答。随后她清了清嗓子。

“很抱歉，艾米琳，”她温柔地说，“邦蒂的状态不太好，还不能讲电话。”

一阵短暂的沉默，我搜索着答复。我还有个备选计划，或许会让塔维斯托克太太意想不到。

“好吧，”我说，尽量让自己听上去乐观一些，“那或许我可以顺路来看看她？就一会儿。她不需要费一番工夫起来接电话或做别的劳神费力的事。就坐在那里。就一会儿。”

然而，塔维斯托克太太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说服的。

“非常抱歉，艾米琳，”她说，“但邦蒂谁都不想见。你知道她的魂儿都不在了。对不起，艾米，”她又说，“邦蒂不想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