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码头上,太阳火辣辣的。摩托车、卡车、公共汽车、私人轿车和出租车,在拥挤的大街上川流不息,所有的司机都在摁着喇叭;人力车夫在人群中灵活地穿梭,气喘吁吁的劳工们互相喊着号子,借以调整呼吸;苦力们扛着沉重的大包,侧着身子用飞快的碎步向前奔跑,嘴里还大喊着要行人让道;流动的小商贩们叫卖着自己的小玩艺儿。新加坡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地方;各种肤色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有黑皮肤的泰米尔人、黄皮肤的华人、棕色皮肤的马来人,还有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孟加拉人,他们用吵闹的声调互相打着招呼。但是在里普利、乔伊斯和内勒三位律师开设的合伙律师事务所里,却显得凉爽而宜人;跟阳光灿烂、尘土飞扬的大街相比,这里显得昏暗,大街上是永无休止的嘈杂声,而这里却是一片舒适和宁静的气氛。乔伊斯先生坐在他自己办公室的写字台前,一台电风扇正对着他使劲地吹着。他仰靠着椅背,两肘搭在椅子的扶手上,两手的指尖互相顶在一起。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长长的书架上已经翻烂的卷帙浩繁的《判例汇编》。壁橱顶上放置着几个涂过漆的方形铁皮盒子,盒子上写着各个诉讼委托人的姓名。
有人敲门。
“进来。”
一个身穿整洁的白色帆布裤的华人职员开了门。
“克罗斯比先生来了,先生。”
他的英文说得很漂亮,每个词的发音都很准确。乔伊斯先生经常对他能掌握这么大的词汇量而感到惊讶。他叫黄志成,广东人,曾在格雷律师学院学习法律。为了将来自己独立开业,他正在里普利、乔伊斯和内勒的合伙律师事务所里做为期一两年的见习生。
“带他进来吧,”乔伊斯先生说。
乔伊斯先生站起来和客人握手,然后请他坐下。他站起来时,阳光照在他的身上。乔伊斯先生的脸依然在遮荫里。他生性沉默寡言,这时,他盯着罗伯特·克罗斯比看了好久,没有说话。克罗斯比身材高大,有六英尺多高,肩膀稍宽,肌肉发达。他是个种植园主,常常在种植园里徒步行走,借以锻炼身体;干完一天的活之后,他还要打网球,借以放松筋骨。他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他那双毛茸茸的手,还有那双装在笨重的靴子里的脚,都是硕大的;乔伊斯先生心想,这只巨大的拳头抡出去,可以轻易地把弱小的泰米尔人置于死地。但是他那双蓝眼睛里却没有一丝凶相;它们充满了信任和温柔;他的脸庞宽大,其貌不扬,但却显得开放、坦率而真诚。不过这个时候,他的脸色非常沮丧,一副瘦削、憔悴的样子。
“看来你这两个晚上没有睡好啊,”乔伊斯先生说。
“是的,没睡好。”
这时,乔伊斯先生注意到了那顶宽边双檐的旧毡帽,它是克罗斯比刚放在桌子上的,然后他的眼光移到了他的卡其布短裤,短裤底下露出了毛茸茸的红色大腿,他那条领口敞开的网球衫,没有配领带,然后是那条卷起了袖子、脏兮兮的卡其布外套。他这副样子活像是在橡胶林中长途跋涉之后刚刚钻出来。乔伊斯先生微微皱了下眉头。
“要知道,你必须打起精神。你必须保持冷静。”
“哦,我还好。”
“今天见过你的妻子吗?”
“没有,今天下午就去看她。你也知道,他们竟然逮捕了她,真他妈的太不像话了!”
“我想这是他们必须做的。”乔伊斯先生平静、柔和地回答道。
“我本来以为他们会让她保释出来。”
“案情很严重呢。”
“真他妈的见鬼!她只是做了任何一个良家妇女在那种情况下都会做的事情,不过她们十之八九没有她的胆量罢了。莱斯莉是世上最善良的女人,连一只苍蝇也不忍心打死呀。老兄,我真倒霉啊!我跟她结婚十二年了,难道还不了解她吗?上帝啊!假如那个男人落到我手里,我非要拧断他的脖子,我会毫不犹豫地宰了他。换了你也不会饶了他。”
“我亲爱的伙计,大家都同情你。谁也不为哈蒙德辩护。我们打算救她出来。我想,不论陪审团还是法官,他们一定会在对她宣判无罪之后才肯离开法庭的。”
“这完全是一幕闹剧,”克罗斯比气急败坏地说。“首先,她本来就不该被捕;还有,那可怜的女人吃尽了苦头,还要让她经受审判的折磨,这太可怕了。我到新加坡以来碰到过的男人或女人,没有谁不对我说莱斯莉那样做是合理的。居然把她关在监狱里几个星期,我觉得太可怕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不管怎么说,她承认自己杀了那个男人。这很棘手。我对你们夫妇俩深表同情。”
“我算不了什么啦,”克罗斯比插了一句。
“但事实是她已经杀了人,在文明社会里,审判是不能避免的。”
“除掉一个无赖恶棍也算杀人吗?她枪杀他,正如杀死一条疯狗。”
乔伊斯先生又仰靠在椅背上,两手的指尖再次互相顶在一起,像是搭起了一个屋顶框架。他沉吟片刻。
“有一点使我稍微有些担心,”他终于开口说道,语气平和,一双褐色的眼睛冷静地盯着他的诉讼委托人。“如果这一点我不告诉你,作为你的法律顾问,我就不够称职。如果你的妻子朝哈蒙德只开一枪,整个案件的处理就会顺利得多。不幸的是,她开了六枪。”
“她的解释十分简单。在那种情况下,谁都会那样做的。”
“或许如此,”乔伊斯先生说。“当然,我认为她的解释是很合理的。但是,我们要是回避事实也没有好处。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那样总是有好处的。我不能否认,要是我现在是代理王国政府来起诉的话,我会特别对这一点提出质疑。”
“我亲爱的伙计,只有白痴才会那样做。”
乔伊斯先生向罗伯特·克罗斯比瞪了一眼。他那棱角分明的嘴唇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克罗斯比是个好人,但不够聪明。
“或许这个问题不很重要,”律师回答说,“但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你一句。你不用等很长时间的,等一切都结束了,我建议你跟你妻子离开这儿,到其他地方去旅游一次,把这一切都忘掉。尽管我们可以断定她会无罪释放,但这种审判还是很费神的,你们两位到时候都需要休息。”
直到这时,克罗斯比的脸上才第一次露出笑容,这使他的面部发生了奇特的变化。你忘记了他那副凶相,看到的只是他那美好的心灵。
“我觉得我比莱斯莉更需要休息。她居然挺过来了,那太神奇了。说真的,你的委托人可是一个勇敢的小女人呀。”
“不错,她的自我控制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律师说。“我怎么也没料到,她竟然有那种定力。”
作为克罗斯比太太的辩护律师,乔伊斯先生在她被捕后必须跟她有多次会面。尽管能做的一切都做了,千方百计让她感觉轻松,但事实上,她身陷囹圄,因涉嫌杀人而等待着开庭审判,即使她吓得六神无主,也是不足为奇的。在这场考验面前,她似乎有能力保持镇静。她读了很多书,尽一切可能地锻炼身体,同时,经主管人员批准,她把绣枕套花边作为一种娱乐,用以消磨漫长的时光。乔伊斯先生上次去看她时,她穿得很整洁,上身穿着凉爽、清新、轻便的外衣,头发已精心梳理过,指甲也修剪过。她的举止非常得体。她甚至还能拿自己目前所处的困境开几句玩笑。谈到自己遭遇的不幸,她似乎有点儿漫不经心,这使得乔伊斯先生不禁想到,只有像她那样具有良好的出身和教养,才不至于在这种显然严肃的环境中发现某些事情其实有点儿荒唐。这让他感到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想到,她居然是个有幽默感的人。
乔伊斯先生跟她的交往,时断时续的也有好多年了。莱斯莉每次来到新加坡,都要跟乔伊斯夫妇一起吃饭。有一两次,她甚至和乔伊斯夫妇在他们的海滨别墅里共度周末。乔伊斯先生的妻子曾经在莱斯莉的种植园里住过十几天,并在那里见过杰弗里·哈蒙德好几次。他们两对夫妇的关系虽然谈不上是密友,但也称得上是好友了,正因为如此,罗伯特·克罗斯比在发生灾祸之后,立刻赶到新加坡,恳求乔伊斯先生亲自为他那不幸的妻子作辩护律师。
莱斯莉讲的事件经过,跟乔伊斯先生第一次去看她时所讲的一样,连细节都没有改动。在案发之后几个小时,她冷静地讲述了事件经过,现在她依然这样讲述了一遍。她叙述连贯,语调平稳,只有在讲到一两个细节时两颊泛起一点红晕,有一点儿思路混乱的迹象。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她这样一个女人身上。她刚三十出头,体质柔弱,身材高矮适中,虽然谈不上漂亮,但也称得上有几分姿色。她的手腕和脚踝都很纤细;她极其瘦弱,手臂上白皙的皮肤下面,骨头依稀可见,蓝色的静脉显露。她的脸色苍白,略微泛黄,嘴唇不见血色。她的眼睛的颜色不很明显。她有一头浓密的淡褐色头发,略微有些自然卷儿;只要稍加修剪,她的头发就很漂亮,但是你很难想象克罗斯比太太会刻意地采用那种办法。她是个安静、可爱、谦逊的女人。她的风度优雅,要是说她不曾受到人们的关注,那是因为她有些羞怯。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种植园主的生活是孤独的,在她自己的家里,跟自己熟悉的人相处,虽然漂亮,也只能孤芳自赏。乔伊斯太太在她那里住了十几天,回来之后她跟丈夫说,莱斯莉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女主人。她说,她的内心还远远没有被人理解;你跟她熟识了之后,就会发现她的知识是那么渊博,她的性情是那么宜人。
像她那样的女人,是绝不会犯谋杀罪的。
乔伊斯先生对罗伯特·克罗斯比说了许多安慰的话,把他打发走了,然后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翻阅卷宗。其实,这不过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他对整个案情的每个细节都已了如指掌。这个案件在当时是一个轰动事件,从新加坡到槟榔屿,整个半岛,不论在俱乐部里还是在餐桌上,大家都在热烈地谈论着。克罗斯比太太提供的事实很简单。当时,她丈夫去新加坡出差,晚上她独自一人在家。很晚的时候,九点差一刻,她独自一人吃了晚饭,饭后坐在起居室里绣花边。起居室的门对着廊台敞开着。孟加拉式平房里没有别人,仆人们已经回到后院他们的住处歇息去了。突然,花园的石子路上传来了脚步声,她感到奇怪,那是穿着靴子的声音,说明他是个白人,而不是土著居民,她也没有听到汽车马达声;她想不出这么晚,还会有谁来看她。那个人踏上孟加拉式平房的台阶,走过廊台,来到她坐着的起居室门前。一时间,她没有认出那个人是谁。她坐在一盏带有灯罩的灯旁,他站在那儿,背对着黑暗。
“我可以进来吗?”
她甚至没有听出是谁的声音。
“你是谁?”她问。
她绣花边的时候戴着眼镜,说话时,她把眼镜摘了下来。
“杰夫·哈蒙德。”
“当然啦。进来喝点东西吧。”
她站起身,跟他热情地握手。他的拜访使她有点儿吃惊,因为虽说他是他们的邻居,但不论是她还是罗伯特跟他的来往都不算密切,而且她有好几个星期没见过他了。他是一个橡胶种植园主,离开她家几乎有八英里,她不知道为什么他挑选这么晚的时候来看望他们。
“罗伯特不在家,”她说。“他到新加坡去了,今晚回不来。”
也许他觉得有必要为自己深夜来访作个解释,于是说道:
“很抱歉。今天晚上我感到很寂寞,所以想过来看望你们。”
“你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我没听见有汽车的声音呀。”
“我把汽车停在公路上,我以为你们俩都已经上床睡觉了。”
这个解释合情合理。种植园主黎明即起,检查工人的出勤情况,所以他喜欢吃过晚饭就睡觉。案发后的第二天,哈蒙德的汽车确实在离她家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被人发现了。
由于罗伯特不在家,家里没有威士忌和苏打水。考虑到男仆可能睡着了,莱斯莉没去叫醒他,而是自己去拿了。她的客人为自己调制了一杯,然后在烟斗里装上了烟。
在这个殖民地,杰夫·哈蒙德有一大批朋友。他这时已经差不多四十岁了,可他刚刚出道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大战爆发时,他是第一批奔赴战场的志愿军,而且表现得相当出色。两年后,他膝盖受伤,不再适合军旅生活,于是就退伍了,佩戴着“杰出服务勋章”和“军功十字勋章”来到马来联邦州。在这个殖民地,他是最优秀的台球选手之一。他跳舞跳得十分漂亮,网球也打得很出色,虽然现在跳舞是不行了,加上膝盖不灵活,网球也打得不如从前,但他善于交际,所有人都很喜欢他。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有着一双迷人的蓝眼睛和一头漂亮拳曲的黑发。一些老于世故的人早就说过,他最大的毛病就是贪恋女色。这次灾祸发生之后,那些人频频摇头,说他们早就料到他会在这上面栽跟头。
这时,他跟莱斯莉谈起一些当地新闻,新加坡即将举行的赛马会啦,橡胶的价格啦,以及最近有一只老虎经常在附近出没,他差一点儿把它打死。莱斯莉正在担心手头绣的花边不能在预定的日子完成,因为她想把它寄回国去给母亲做生日礼物,于是她又戴上眼镜,把放着枕头的小桌子往自己的椅子跟前挪了一下。
“你要是不戴这种牛角边框的眼镜就好了!”他说。“我搞不懂,一个美女干吗要竭力把自己往平庸里打扮呢。”
他这话让她感觉有点儿意外。他从来没有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过话。她觉得还是不要理会它比较好。
“要知道,我可从来不会装模作样,要当个什么美女,如果你问我,我会明白地告诉你,不管你觉得我是漂亮也好、平庸也好,我都无所谓。”
“我认为你不平庸。我认为你极其漂亮。”
“你真会说话,”她话里带刺地说。“如果你真那么想,我只会觉得你眼光不行。”
他咯咯地笑了起来。他站起身,坐到她身边的那张椅子上。
“你大概不会否认,你这双手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吧?”他说。
他做了个动作,像是要去握她的一只手。她轻轻地打了他一下。
“别干傻事。坐回你原来的位子,好好说话,不然我就下逐客令了。”
他仍然坐着没动。
“难道你不知道我非常爱你吗?”他说。
她依然保持着冷静的样子。
“我不知道。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而且即使是真的,我也不希望你说出来。”
他的话使她暗暗吃惊,因为他们认识七年来,他从来没有对她表示过特别的关注。他从战场上回来之后,他们倒是经常见面;有一次他病了,罗伯特还开车把他接到自己的孟加拉式平房来。他跟他们在一起住了两个星期。但是他们双方的兴趣点各不相同,这种熟人关系始终没有发展成友情。最近两三年来,他们很少跟他见面。有时他到这边来打打网球,有时他们在其他种植园主的聚会上见到他,但更多的情况是,他们会一个月见不到他的影子。
这时,他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莱斯莉怀疑他来之前就喝过酒。她发现他的举动有些异样,这让她略感不安。她嫌恶地看着他自斟自饮。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喝了,”她依然心平气和地说道。
他一口气喝完酒,放下酒杯。
“你以为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醉了吗?”他冷不丁地问道。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难道不是吗?”
“不,绝对不是。我从第一次看见你,就爱上你了。只是我一直把话藏在心里,现在总该说出来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她站起身,小心地把枕头放在一边。
“晚安,”她说。
“我不想走。”
终于,她开始发火了。
“你这个可怜虫,你要知道,除了罗伯特,我谁都没有爱过;再说了,即使我不爱罗伯特,也绝不会爱上你这种人。”
“我有什么可怕的?罗伯特又不在家。”
“如果你不马上离开,我就喊仆人过来,把你扔出去。”
“他们听不见。”
她勃然大怒。她正朝廊台上走去,要是她在那儿喊叫,仆人肯定能听见,但是他抓住了她的胳膊。
“放开我,”她怒不可遏地喊道。
“别喊了。现在我可抓住你啦。”
她张开嘴大声喊道:“来人啊!来人啊!”可是他迅速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巴。她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他就已经把她搂进怀里,疯狂地吻着她。她挣扎着,拼命挣脱他那灼热的嘴唇。
“不,不,不,”她喊着。“放开我。我不!”
后来发生的事情,她有点思路混乱了。对于此前她所说的一切,她都记得非常确切,可是这时她吓得糊里糊涂,恍惚听到他在自己耳边急促地说话。他似乎在向她求爱。他开始不停地倾诉自己狂热的激情。他一直疯狂地把她搂在怀里。她感到无助,因为他是一个力大无比的男人,而她的手臂被他紧紧地箍住;她的反抗无济于事;她逐渐感到气力不支;她担心自己会晕过去,而他呼出的热气冲到她的脸上,使她感到极度恶心。他吻她的嘴唇、吻她的眼睛、吻她的脸颊、吻她的头发。他紧紧地搂着她,几乎把她憋死了。他把她抱得两脚离了地。她想踢他,可是他搂得更紧了。现在,他把她提起来了。他不再说话,但她知道他的脸色是苍白的,两眼充满了欲望之火。他把她抱进了卧室。他不再是个文明人,而是一个野蛮人了。他正走着,不巧被路当中的桌子绊了一脚。他的膝盖不太灵活,再加上怀里抱着个女人,结果扑通一声跌倒在地。说时迟,那时快,她趁机从他怀里挣脱了出来。她逃到沙发后面。他迅速站立起来,向她猛扑过去。桌子上有一把左轮手枪。她不是个神经质的女人,只是罗伯特晚上不在家,她原打算等她去睡觉的时候把它带进卧室的。这就是桌上放着手枪的原因。当时,她吓得魂不附体。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听见砰的一声枪响。她看见哈蒙德打了个趔趄。他大叫了一声。他说了句什么话,但她没听清。他摇摇晃晃地走出房间,来到廊台上。此刻的她已经陷入狂乱的状态,完全不能自控,她跟到廊台上,是的,是那样的,她肯定是跟了出来,虽然她已全都记不清了,她身不由己地连续地开枪,一枪接着一枪,直到六发子弹全部打光。哈蒙德跌倒在廊台地板上。他蜷缩成一团,血肉模糊。
仆人们被枪声惊醒,赶到这里,只见她站在哈蒙德身边,手里还拿着枪,而哈蒙德已经死了。她朝仆人们望了一会儿,没有说话。仆人们站在那儿吓坏了,挤成一团。枪从她的手里掉到地上,她一声不响地转身走进起居室。仆人们望着她从起居室走进自己的卧室,转动钥匙把门反锁上。他们不敢触碰尸体,只是惊惧地望着它,激动地交头接耳议论着。很快,仆役长就缓过神来;他服侍这家人已经很多年了,是个头脑冷静的华人。罗伯特是骑着摩托车去新加坡的,汽车留在车库里。仆役长叫司机把车开出来;他们必须马上去见地方助理警官,向他报告这里发生的事情。他从地上捡起手枪,把它放进了口袋。这位地方助理警官名叫威瑟斯,住在附近一座城市的郊区,离这儿约三十五英里。一个半小时之后,他们开车来到他的家。所有人都在睡觉,他们只得叫醒仆人。不一会儿,威瑟斯走出来,他们向他说明来意。仆役长掏出手枪给他看,证实自己所说的话。地方助理警官回屋里穿好衣服,派人叫来自己的车,不一会儿,他就跟随他们,驱车踏上了夜深无人的公路。他们到达克罗斯比的孟加拉式平房时,天刚蒙蒙亮。威瑟斯跑上廊台的台阶,在哈蒙德的尸体旁边停住脚步。他摸了摸死者的脸。脸已经冰凉了。
“女主人在哪里?”他问仆人。
华人仆役长指了指她的卧室。威瑟斯走上前去敲门。没有回应。他又敲了敲门。
“克罗斯比太太,”他喊了一声。
“谁呀?”
“威瑟斯。”
又是一阵沉默。屋里传来开锁的声音,门慢慢地开了。莱斯莉站在他面前。她没有上床睡觉,身上还是吃晚饭时穿的那件茶会礼服。她站在那儿,静静地望着地方助理警官。
“是您的仆人叫我来的,”他说。“他是哈蒙德。您做了些什么?”
“他想强奸我,我就开枪打死了他。”
“上帝啊!我说,你最好出来说话。你必须把事情真相原原本本地跟我讲一下。”
“现在不行。我做不到。你必须给我时间。派人叫我丈夫回来。”
威瑟斯是个年轻人,面对这种超出他职责范围的紧急情况,他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处理。莱斯莉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最后罗伯特赶回来之后,她才向他们两人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从那以后,尽管她一次次地重复讲述这个事件,每一次就连最小的细节都没有改动。
乔伊斯先生在反复思考的是开枪问题。作为辩护律师,他感到棘手的是,莱斯莉不止开了一枪,而是六枪,而且验尸报告表明,其中有四枪是离受害人很近的时候开的。人们很容易认为,受害人倒下之后,她就站在他的身旁,把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在他的身上。尽管她对此前发生的一切都记得非常准确,但对于此时的情形,她表示记不清了。她的脑子一片空白。这表明她愤怒得无法自控了;但是,谁也不会相信像她这样一位娴静、端庄的女子会愤怒得无法自控。乔伊斯先生与她相识多年,一向认为她是一个不容易激动的人;在悲剧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她的镇定自若是令人惊叹的。
乔伊斯先生耸了耸肩。
“事实上,我觉得,”他心想,“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在一位最体面的女人身上会隐藏着什么样的野性。”
有人敲门。
“进来。”
那个华人职员走了进来,随手关上了门。他关门的时候是轻轻的,带着谨慎,但是果断,然后朝着乔伊斯先生的办公桌前走过来。
“先生,能否打扰您一会儿?我有几句话要私下跟您说,”他说。
那个华人职员每次说话都字斟句酌,乔伊斯先生一直对此隐约地感觉到颇有兴趣,这时他正微笑着。
“没什么打扰的,志成。”他回答。
“我要跟您说的事情是微妙和保密的。”
“有话就直说吧。”
乔伊斯先生发现了那个职员狡黠的眼光。跟往常一样,黄志成穿着当地最时髦的服装。他脚上是闪亮的漆皮鞋和鲜艳的丝袜。他的黑领带上别着镶有珍珠和红宝石的饰针,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颗钻戒。洁白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镀金的钢笔和一支镀金的铅笔。他戴着一只镀金的腕表,鼻梁上架着一副隐形的夹鼻眼镜。他轻轻地咳了一声。
“这件事情和克罗斯比太太的案件有关,先生。”
“是吗?”
“我得知一个情况,先生,在我看来,它会使这个案件表现出不同的面貌。”
“什么信息?”
“先生,我得知的情况是,有那么一封信,是被告写给这个悲剧中遭遇不幸的受害人的。”
“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在过去的七年中,我毫不怀疑克罗斯比太太会经常给哈蒙德先生写信。”
乔伊斯先生一向很赏识这个职员的精明,他说这番话,是故意掩盖自己的想法。
“那些是不必怀疑的,先生。克罗斯比太太以前肯定和死者过从甚密,比如请他一起吃个饭,约他一起打网球。我刚得知这个情况时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封信是在哈蒙德先生死的那一天写的。”
乔伊斯先生的眼睛一眨都不眨。他依然面带微笑地望着黄志成,跟往常一样颇有兴趣地听他讲话。
“这是谁告诉你的?”
“我是间接从我一个朋友那里得知这个情况的,先生。”
乔伊斯先生知道不应该再追问了。
“您一定还记得,先生,克罗斯比太太说过,在案发之前的好几个星期,她没有跟哈蒙德先生有过来往。”
“你手里有那封信吗?”
“没有,先生。”
“信里说了些什么?”
“我的朋友给了我一份抄件。您要过目吗,先生?”
“看看吧。”
黄志成从上衣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鼓鼓的皮夹子。皮夹子里装着各种纸片、新加坡纸币和香烟卡片。一会儿,他从这一大堆东西里抽出半张薄薄的便笺纸,放在乔伊斯先生的面前。信上写着:
罗今晚外出。我急欲见你。十一点等你来。我心急如焚,若不来,后果自负。来时勿开车——莱。
抄件是用外国学校里教华人写的那种连体字写的。这些字写得缺乏个性,跟信中那些不祥的词语极不协调,显得非常怪异。
“你凭什么说这封信是克罗斯比太太写的呢?”
“我完全相信那个给我提供情况的人是可靠的,先生,”黄志成回答说。“要证实这一点很容易。克罗斯比太太肯定能够立即告诉您,她是否写过这样一封信。”
从谈话一开始,乔伊斯先生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他这个职员的那副令人肃然起敬的面容。此刻,他在怀疑这张脸上是否流露出一丝嘲讽的神色。
“克罗斯比太太竟会写出这种信,真是难以置信。”
“如果您是这种想法,先生,这件事情就算了。我的朋友向我披露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考虑到我在您的事务所里工作,或许在您和助理检察官交换意见之前,您希望知道有这么一封信的存在。”
“原件在谁的手里?”乔伊斯先生直截了当地问。
黄志成从这个问题以及提问的口气中觉察到对方态度的转变,但他不露声色。
“您一定记得,先生,哈蒙德先生死后,有人发现他跟一个华人妇女同居过。这封信现在就在她手里。”
舆论曾经强烈地谴责哈蒙德,这件事情即是原因之一。人们得知,在他死之前,他已经让一个华人妇女在他家里住了好几个月。
他们俩沉默了好一阵子。的确,要说的话都已说了,双方都心照不宣。
“谢谢你,志成。这事儿我会考虑一下。”
“好吧,先生。您是否希望我把您的意思转告给我的朋友呢?”
“我觉得你可以跟他保持接触,”乔伊斯先生神色庄重地说。
“是,先生。”
黄志成轻手轻脚地退出房间,同样谨慎地关上了门,留下乔伊斯先生去独自思考。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张用清楚但缺乏个性的字体抄写的、莱斯莉那封信的抄件。有一些模糊的疑点使他困惑不解。这些疑点使他烦心,他竭力想把它们从脑子里赶走。这封信必须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当然,莱斯莉能马上做到这一点,可是,天哪,无论如何得要有个解释!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把信放进口袋,拿起遮阳帽。他走出来时,黄志成正在自己的写字桌前忙着写东西。
“我要出去一会儿,志成,”他说。
“乔治·里德先生约好中午十二点过来,先生。您要我跟他说您去哪儿了?”
乔伊斯先生淡淡地一笑。
“就说你不知道我去哪儿了。”
乔伊斯先生心里完全明白,黄志成知道他要到监狱去探监。虽然枪杀案是发生在贝兰达,审判也将在贝兰达巴鲁进行,但由于那里的监狱不适合关押白人妇女,克罗斯比太太被送到了新加坡。
克罗斯比太太被带到探监室,看见乔伊斯先生在那儿等着,就伸出自己纤细的手来,并朝他嫣然一笑。她还是像往常一样衣着整洁、朴素,一头浓密的淡色头发已精心梳理过。
“没想到今天上午会见到你,”她说,一副温文尔雅的神态。
她那样子简直像在自己家里,乔伊斯先生似乎听见她吩咐男仆去给客人拿一杯果子酒。
“身体还好吗?”他问。
“从来没这么好过,谢谢你。”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欣喜的光芒。“这里是个疗养的好地方。”
看守退了出去,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俩。
“坐吧,”莱斯莉说。
他拿了把椅子坐下。他不知道从何说起。她如此冷静,使他几乎难以开口谈他来这儿打算要谈的事情。她虽然谈不上漂亮,但外表中确有某些方面让人感觉舒服。她举止高雅,但那种高雅是来自她良好的教养,绝对没有社交场上的那种扭捏作态。你一眼就能看出,跟她打交道的是哪一种人,她在哪一种环境里生活。她那羸弱的体质更为她平添一种特有的风韵。从她身上不可能联想到一丁点儿粗暴的东西。
“我很想今天下午能和罗伯特见个面,”她说道,语气平静而安详。(听她说话是一种享受,她的语音语调都显露出她的身份。)“可怜的人哪,这件事情给他造成的压力很大。好在没几天这一切就会结束的。”
“只有五天了。”
“我知道。每天早上醒来,我就对自己说,‘又过了一天。’”她说着笑了。“就像我从前读书的时候数着日子等待放假一样。”
“顺便问一句,在案发前的几个星期里,你没有跟哈蒙德有过任何来往,是这样吗?”
“我可以完全肯定。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麦克法伦斯网球赛上。我想那天我跟他说了最多不超过两句话。要知道,那天有两块场地,我们刚巧不在一组。”
“你没有给他写过信吧?”
“哦,没有。”
“你能完全肯定吗?”
“哦,完全肯定,”她答道,面带微笑。“我给他写信也无非是邀请他吃饭或约他打网球,而且我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请他或约他了。”
“你跟他一度关系相当密切。后来怎么就不再请他过来了呢?”
克罗斯比太太耸了耸瘦削的肩膀。
“有时候人会讨厌跟人接触。我们没有什么非常相通的地方。当然,他生病时,罗伯特和我为他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最近一两年,他一直身体很好,而且交游广泛。他忙于各种应酬,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经常邀请他了。”
“你能肯定情况就是这样吗?”
克罗斯比太太迟疑了片刻。
“哦,不妨跟你说说吧。我们听说,他当时跟一个华人妇女同居,罗伯特说他不欢迎他到我们家来。我亲眼见过那个女人。”
乔伊斯先生坐在一张直背扶手椅上,一只手托着下巴,眼睛盯着莱斯莉。乔伊斯先生似乎看见,她说上面那番话时,两只乌黑的瞳孔里突然闪过一道暗红的光。虽然只有几分之一秒,但足以令人震惊。他心想,难道这是自己的幻觉?乔伊斯先生在椅子上调整了一下坐姿。他将两手的指尖互相顶在一起,慢慢地、字斟句酌地说: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有一封你亲手写给杰弗里·哈蒙德的信。”
乔伊斯先生凝视着她。她坐着不动,面不改色,只是在她回答之前,停顿的时间明显过长。
“我过去经常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给他写张便条,或者有时我知道他去新加坡,就写张便条托他捎点东西。”
“在这封信里,你约他来看你,因为罗伯特去了新加坡。”
“那不可能。我从来没有做过那种事情。”
“那么你还是自己看吧。”
他把信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她。她用眼扫了一下,带着鄙夷的微笑把信退还给他。
“这不是我的笔迹。”
“我知道,据说这是跟原件相同的抄件。”
于是她开始读信上的文字,读着读着,她发生了可怕的变化。她那苍白的脸变得十分难看。她的脸色变得铁青。肌肉仿佛突然消失,只剩下一张皮紧紧地包在骨头上。她的嘴唇收缩起来,牙齿露了出来,那形象犹如一张鬼脸。她的眼睛从眼眶里鼓出来,盯着乔伊斯先生。乔伊斯先生感到眼前是一具骷髅,说着含糊不清的话语。
“这封信是什么意思?”她轻声问道。
她嘴里干涩,只能发出嘶哑的声音。它已经不是人类的声音了。
“这要你来解释,”他回答。
“这封信不是我写的。我发誓不是我写的。”
“说话要慎重。如果原件上是你的笔迹,否认也没用。”
“这是伪造的。”
“要证明它是伪造的很困难。要证明它是真的却很容易。”
她那瘦削的身体打了个哆嗦。她的额头上布满了豆大的汗珠。她从包里掏出手帕,擦了擦手心。她又朝那封信扫了一眼,然后瞟了一下乔伊斯先生。
“信上没写日期。如果是我写的,而且我也忘了,那么这就可能是几年前写的。假如你给我时间,我会尽力回想当时的情况。”
“我注意到信上没写日期。如果这封信落到检察官的手里,他们会审问你的仆人。他们很快就会查出,在哈蒙德死的那天是否有人给他送过信。”
克罗斯比太太的两只手十指交叉,拼命地攥在一起。她坐在椅子上有点儿摇晃,乔伊斯先生生怕她会晕过去。
“我向你发誓,这封信不是我写的。”
乔伊斯先生沉默了一会儿。他把目光从她那变形的脸上移开,低头望着地面。他在沉思。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就没必要再谈下去了。”他终于打破沉寂,慢条斯理地说。“假如持有这封信的人觉得有必要把它交给检察官,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些话是在提示,他没有其他话要说了,但是他并没有起身告辞。他在等待。他觉得自己等了很长时间。他没有看着莱斯莉,但能感觉到她静静地坐着。她一声不吭。最后,还是他开了口。
“如果你没有其他话要跟我说了,我想我要回办公室去了。”
“人们要是读了这封信,会有什么想法?”这时她问道。
“人们会认为你故意撒谎,”乔伊斯先生毫不客气地回答。
“我什么时候撒过谎了?”
“你确定地表示过,你跟哈蒙德至少有三个月没有任何来往。”
“这件事对我打击太大。那个可怕的夜晚发生的事情简直是一场噩梦。如果我忘了某个细节,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很不幸的是,对于你跟哈蒙德见面的每个细节,你都记得而且讲得非常准确,可是在他死的那天晚上,他正是应你的紧急要求到孟加拉式平房去见你的,你竟把这么重要的一条给忘了。”
“我没忘。但是案发之后我不敢提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我承认他是应我的邀请而来的,你们谁也不会相信我对这个事件的陈述了。也许我那么做是愚蠢的;可是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糊涂呀。既然我第一次说跟哈蒙德没有来往,以后就只能一口咬定了。”
这时,莱斯莉又神奇地恢复了她那镇定的神情,坦然面对乔伊斯先生审视的目光。她的温柔颇能令人消除对她的怀疑。
“这样的话,你需要解释为什么你要在罗伯特出差的那天晚上邀请哈蒙德来看你。”
她转过脸,睁大眼睛望着这位律师。他原本以为那双眼睛没什么特别,但是他错了,那是一双迷人的眼睛;如果这次他没有看错的话,她的眼里正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她的话音有点儿哽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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