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正准备给罗伯特一个惊喜。下个月他就要过生日了。我知道他想要一支新的枪，可你也知道，我对体育方面一窍不通。我要跟哈蒙德谈谈。我想叫他帮我订购一支枪。”
“或许你记不清楚这封信是怎样措辞的吧。你是否要再看一遍？”
“不，我不想看，”她连忙说。
“你觉得，一个女人想跟一个并不太熟的朋友商量购买一支枪，会写这样的一封信吗？”
“我敢说，那样写是有点过分，有点冲动。你知道，我表达的时候总是那样。我打算承认自己那样做是愚蠢的。”她微笑着说。“不过，话又说回来，杰弗里·哈蒙德并不是什么不太熟的朋友。他以前生病时，我像妈妈一样地照料他。我在罗伯特出差的时候叫他过来，是因为罗伯特不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呀。”
乔伊斯先生用同一个姿势坐久了，感到有些厌烦。他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一两圈，斟酌着他后面的话该怎么说；最后，他倚着自己刚才坐着的那张椅子的靠背。他说话时一字一顿的，语气极为深沉。
“克罗斯比太太，我想跟你非常、非常认真地谈一谈。这个案件的审理总的来说还算顺利。我觉得只有一点需要作出解释：根据我的判断，哈蒙德倒在地上以后，你至少又向他开了四枪。人们很难相信，一个体格纤弱、心惊胆战、一向能自我控制，而且性情温柔、有良好教养的女人，竟然会突然完全失去控制，变得那么疯狂。当然，这种说法被采信了。尽管杰弗里·哈蒙德有不少人喜欢，总体上对他的评价也不错，但我还是尽力证明了他可能犯有你为自己的行动辩护时指控他所犯的那种罪。在他死后，人们发现他曾经跟一个华人妇女同居，这个事实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明确的、可以作为依据的东西。这也使他失去了人们可能对他怀有的同情。我们决定将充分利用他的这种关系在所有的体面人士心里激起的对他的憎恶感。我今天早上告诉你丈夫说，我有把握你能无罪获释，我跟他说这些，并不只是为了让他增强信心。我相信现在陪审团还没有离开法庭呢。”
他们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奇怪的是，克罗斯比太太一动不动。她像一只被蛇施了魔法而瘫痪的小鸟。乔伊斯先生接着往下说，语气还是那么平静。
“可是，这封信使这个案件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我是你的辩护律师，我要在法庭上做你的代理。我把你的陈述当作事实来接受，并根据你的陈述内容为你辩护。有可能我相信你的陈述，也有可能我怀疑你的陈述。辩护律师的责任是让法庭相信，摆在它面前的证据不足以使法庭有理由作出有罪裁定，至于他私底下认为他的诉讼委托人是否有罪，那完全与本案无关。”
乔伊斯先生惊讶地发现，莱斯莉的眼睛里竟闪烁着一丝笑意。他感觉受了冒犯，于是说话的语气略显冷淡。
“你该不会否认哈蒙德是应你的紧急邀请，甚至是歇斯底里的邀请，才去你家的吧？”
克罗斯比太太迟疑了片刻，好像在沉思。
“他们可以证实这封信是你的某个男仆送到他的孟加拉式平房去的。他是骑着自行车去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别人都比你笨。这封信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尽管他们没有怀疑过。我不想跟你说我刚看到这封信的抄件时，我个人是怎么想的。我希望你只告诉我必要的情况，其他什么也别说，否则你会保不住自己的脑袋。”
克罗斯比太太尖叫了一声。她猛地跳起来，吓得面如死灰。
“你觉得他们不会绞死我吧？”
“如果陪审团得出结论，你不是为了自卫而杀死哈蒙德，他们就有责任作出有罪裁定。罪名是谋杀。法官就有责任判你死刑。”
“但是他们有什么证据呢？”她气喘喘地问。
“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证据。我也不想知道。但是，如果他们起了疑心，如果他们开始调查，如果他们审问那些土著人，结果会发现什么呢？”
她突然蜷缩成一团。乔伊斯先生还没来得及伸手去扶她，她就倒在了地上。她晕了过去。他环顾房间想找水，但是没有水，他也不想有人来打扰。他让她在地板上平躺着，然后在她身边跪着，等待她苏醒。她睁开眼睛时，眼里充满了恐惧，非常可怕，他看见这些，感到不知所措。
“躺着别动，”他说。“过一会儿就会好的。”
“你不能让他们绞死我的，”她轻声说道。
她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乔伊斯先生轻声地竭力安慰她。
“看在老天的分上，镇定一些吧。”他说。
“稍微等一会儿。”
她的勇气令人吃惊。他看得出来，她在竭力克制自己，过了一会儿，她就恢复了镇定。
“扶我起来。”
他伸出手，扶着她站了起来。他抓着她的胳膊，把她搀到椅子旁边。她疲惫地坐了下来。
“不要跟我说话，给我一两分钟。”她说。
“很好。”
当她终于开口时，她所说的话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她轻轻地叹了口气。
“恐怕事情被我搞得一团糟了，”她说。
他没有答话，又是一阵沉默。
“就没有可能把那封信弄到手吗？”她终于说。
“我想，要是拿着这封信的人不愿意卖的话，也不会有人来告诉我这件事了。”
“信在谁的手里？”
“跟哈蒙德同居的那个华人妇女。”
莱斯莉的脸颊上立刻泛起一片红晕。
“她的要价很高吗？”
“我想这个女人很机灵，知道这封信的价值。如果不出个大数目，怕是未必能够把它弄到手。”
“你打算让他们绞死我吗？”
“你以为要把一个对我们不利的证据弄到手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跟买通证人没什么区别。你没有权利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
“那么，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正义必然会得到伸张。”
她的脸色变得苍白。一阵轻微的战栗透过她的全身。
“我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当然，我没有权利要求你做不应该做的事情。”
乔伊斯先生没想到，她的话音有点儿哽咽，加上她习惯性的自我克制，竟变得非常动人，令人无法自持。她用谦卑的眼神看着他，他觉得，如果他拒绝那副眼神，它会在他的下半辈子一直萦绕着他。毕竟，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使可怜的哈蒙德再活转来了。他急切地想知道这封信背后的解释。光凭这封信就得出结论说，没有人惹她，她就把哈蒙德杀死了，那是不公平的。他在东方生活了很长时间，职业荣誉感可能不如二十年前那么强烈了。他盯着地板。他决定做一件自知不合法的事情，但是他感觉喉咙被堵住了，他隐隐地对莱斯莉感到憎恶。他觉得尴尬，说不出话。
“我不太清楚，你丈夫的经济情况怎么样？”
她脸涨得通红，迅速地瞟了他一眼。
“他在锡矿上有很多股份，在两三个种植园里也有一点儿股份。我觉得他能筹到钱。”
“他可能会问这钱是派什么用的。”
她沉默了片刻。她像是在思考。
“他依然爱我。为了救我，他会作出任何牺牲。有必要让他看那封信吗？”
乔伊斯先生微微皱了皱眉头，她马上就会意了，于是接着往下说。
“罗伯特跟你是老朋友了。我不是在求你帮我，而是在求你帮助一个诚实善良、从来没有伤害过你的人，免受各种可能的痛苦。”
乔伊斯先生没有回答。他站起身打算告辞，克罗斯比太太优雅地伸出手，那份优雅在她身上显得尤为自然。虽然她对这一幕感到震惊，而且形容憔悴，但她还是强打精神，彬彬有礼地和他道别。
“你真好，为我分忧解难。我真不知道如何感谢你才好。”
乔伊斯先生回到事务所。他坐在自己房间里，什么工作也不想做，只是沉思。他想象着，许多奇怪的念头闪过他的脑际。他颤抖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有人谨慎地敲门，这正是他期待的。黄志成走了进来。
“我正好想出去吃午饭，先生。”
“去吧。”
“在我出去之前，您有什么事情要吩咐我去做的吗，先生？”
“我想没有。你有没有跟乔治·里德先生重新约定时间？”
“是的，先生，他下午三点过来。”
“好吧。”
黄志成转过身，走到门口，伸出细长的手指抓住门环。这时，他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事情，又转身回来。
“先生，您有什么事情要我转告我的朋友的吗？”
虽然黄志成英语说得非常流利，但是r音总是发不准，他把friend即“朋友”一词念成了fliend。
“哪个朋友？”
“关于克罗斯比太太写给死者哈蒙德的那封信，先生。”
“噢！我都忘记了。我对克罗斯比太太提起这事儿，她说没有写过那种信。那封信显然是伪造的。”
乔伊斯先生从口袋里掏出那份抄件，递给黄志成。黄志成没有理会他的动作。
“这样的话，先生，要是我的朋友把信交给助理检察官，我想不会有人反对喽？”
“没人反对。但我看不出那样做对你的朋友有什么好处。”
“先生，我的朋友认为，伸张正义是他的职责。”
“我绝不会干涉任何人履行自己的职责，志成。”
这时，律师和华人职员的目光相遇了。两人的嘴唇上都没有一丝笑意，但他们彼此心领神会。
“我完全明白，先生，”黄志成说。“我研究了克罗斯比太太的案件，觉得把这样一封信提交上去，对我们的诉讼委托人是有害的。”
“我一向很欣赏你在法律方面的判断力，志成。”
“我想过，先生，如果我能说服我的朋友，让他劝说那个华人妇女把信交到我们手里，那就会省去很多麻烦。”
乔伊斯先生漫不经心地在吸墨水纸上画着各种脸。
“我想你的朋友是个生意人。你估计他要多少钱才肯把那封信交出来？”
“信不在他手里，还在那个华人妇女那儿。他只是那个华人妇女的亲戚。她什么都不懂；在我的朋友告诉她之前，她并不知道那封信的价值。”
“他觉得那封信值多少钱？”
“一万元，先生。”
“天哪！你想让克罗斯比太太到哪儿去弄这一万元钱！我告诉你，这封信是伪造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望着黄志成。这个职员对他的叫喊无动于衷。他依然站在桌旁，一副礼貌、冷静而恭顺的样子。
“克罗斯比先生在勿洞橡胶园有八分之一的股份，在南角河橡胶园有六分之一的股份。如果克罗斯比先生以他的财产作抵押，我有个朋友，他可以借钱给他。”
“你的朋友真不少啊，志成。”
“是的，先生。”
“既然这样，你可以转告他们，让他们全都见鬼去吧！那封信很容易解释清楚，我会向克罗斯比先生提议，最多出五千元，多一个子儿也不给。”
“那个华人妇女还不愿意把那封信卖了呢，先生。我的朋友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她。要是给她少于刚才说的那个数目，给了也是没有用的。”
乔伊斯先生盯着黄志成看了至少三分钟。这个职员坦然地接受对方投来的审视的目光。他望着地面，毕恭毕敬地站着。乔伊斯先生了解自己的手下。志成，这家伙真是聪明，他心想，我不知道他会从中捞到多少油水。
“一万元是个很大的数目。”
“克罗斯比先生绝不会眼看着自己的妻子被绞死，而不付这个数目的，先生。”
乔伊斯先生又沉默了。除了他说出来的以外，黄志成还知道些什么呢？他一定摸透了他的底细，所以才那么明显地不愿意讨价还价。这个数目是不能变的了，因为不管谁在策划这件事，他一定早就知道这是克罗斯比能拿得出的最大数目。
“那个华人妇女现在在哪儿？”乔伊斯先生问。
“她住在我那个朋友家里，先生。”
“她能到这儿来吗？”
“我觉得最好还是您去找她，先生。我可以今天晚上带您去，她会把信交给您。这个女人什么也不懂，先生，她连支票也看不懂。”
“我本来也不打算给她支票。我会带现金去。”
“如果您带的钱不足一万元，那就是浪费宝贵的时间，先生。”
“我完全明白。”
“我吃过午餐就去告诉我的朋友，先生。”
“好吧。你最好今天晚上十点钟在俱乐部门口等我。”
“好的，先生。”黄志成说道。
他向乔伊斯先生微微鞠了一躬，离开了房间。随后，乔伊斯先生也到外面去吃午饭。他来到了俱乐部，果然不出他所料，他在那儿见到了罗伯特·克罗斯比。他坐在一张挤满人的桌子前面，乔伊斯先生经过他的身边，想找个位子，顺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临走之前叫我一声，我有话跟你说，”乔伊斯先生说。
“好吧。你吃完了过来叫我也行。”
乔伊斯先生已经想好了该如何跟他谈。他吃完午饭，又打了一局桥牌消磨时间，好让俱乐部里的人全都离开。他不想在自己的事务所里为这件事情跟克罗斯比见面。过了一会儿，克罗斯比来到桥牌室，站在一旁看人打牌，直到打完为止。人们都去忙自己的事儿了，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俩。
“很不巧出了一件事儿，老伙计，”乔伊斯先生尽量用听起来平常的口气说道。“在哈蒙德死的那天晚上，你的妻子似乎给他寄过一封信，请他到那座孟加拉式平房来。”
“那不可能，”克罗斯比叫了起来。“她一直都说她跟哈蒙德没有来往的呀。据我所知，她有好几个月都没见过他了。”
“事实摆在面前，确实是有一封信。现在那封信在曾经跟哈蒙德同居的那个华人妇女手里。当时你的妻子打算在你的生日送你一件礼物，所以想请哈蒙德帮她去买。悲剧发生之后，她的情绪过于激动，把这事儿给忘了，由于一度否认自己跟哈蒙德有过任何来往，所以她不敢承认自己以前说错了。当然，这事儿太不凑巧了，但也不能说这不合情理。”
克罗斯比一句话也没说。他那张宽大的红脸上显露出一片茫然的神情，对于他的冥顽不灵，乔伊斯先生感到既宽慰又愤怒。他是个愚蠢的人，乔伊斯先生无法忍受他人的愚蠢。然而，自从灾难降临之后，他所经历的悲惨境遇已经触到了这位律师的某个软点；而且克罗斯比太太请他帮忙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她丈夫，这句话说得恰到好处，打动了他的心弦。
“我不说你也知道，如果这封信落到检察官的手里，事情就会非常尴尬。你的妻子撒了谎，她就必须解释撒谎的原因。如果哈蒙德不是作为一个不速之客闯入你家，而是应邀而来，这就会稍稍改变目前的形势。这很容易使陪审团的想法发生一些动摇。”
乔伊斯先生犹豫了。现在他正面对着自己作出的决定。想到自己正在为某个人采取一项重大措施，而这个人对这项措施的严重性却茫然不知，要是在平时，他一定会笑出来，可现在不是幽默的时候。如果他就这件事情想一下，他或许以为乔伊斯先生现在所做的，都跟别的律师一样，是正常办案的一部分。
“亲爱的罗伯特，你不仅是我的诉讼委托人，也是我的朋友。我想我们必须把那封信弄到手。那要花很多钱。要不是钱很多，我是不会向你提起这事儿的。”
“要多少？”
“一万元。”
“我操，那也太多啦。目前生意不好做，再加上这样那样的开销，那样差不多把我所有的家当都赔上了。”
“你能马上弄到吗？”
“我想可以。我把锡矿和两个种植园的股份作抵押，老查理·梅多斯会借给我钱。”
“那你决定这样做啦？”
“是否必须这样做啊？”
“假如你希望你的妻子无罪释放的话。”
克罗斯比的脸涨得通红。他的嘴角耷拉着，一副怪异的样子。
“可是……”他找不到适当的词儿，脸变成了紫色。“可是我不明白。她可以解释嘛。你该不是说，他们会判她有罪吧？他们不会因为她除掉了一个无赖恶棍而绞死她吧。”
“他们当然不会绞死她。他们只能判她犯有杀人罪。判处两三年监禁或许就能放出来。”
克罗斯比吓得跳了起来，涨红的脸因为惊恐而变了形。
“三年。”
这时，在他迟钝的脑筋里似乎透进了一线光亮。他的思维原本是一片黑暗，此时掠过一道闪电，尽管接下来还是同样深沉的黑暗，但那里却留下了某种看不见的东西的记忆。乔伊斯先生发现，克罗斯比那双干过各种粗活的、又大又红的手在不停地颤抖。
“她原来打算送给我什么礼物？”
“她说想送给你一支新的枪。”
克罗斯比那张宽大的红脸涨得更红了。
“你需要什么时候把钱准备好？”
这时，他的嗓音有点儿怪。那声音似乎有一双无形的手攫住了他的喉咙。
“今晚十点钟。我想你可以大约在六点钟送到我的办公室。”
“那个女人来找你吗？”
“不，我去找她。”
“我会把钱带来。我会跟你一起去。”
乔伊斯先生瞪了他一眼。
“你觉得你有必要去吗？我觉得你让我单独处理这件事比较好。”
“钱是我的，对吗？我要去。”
乔伊斯先生耸了耸肩。他们站起身握手告别。乔伊斯先生好奇地看着他。
十点钟，他们在空荡荡的俱乐部里见了面。
“一切都正常吗？”乔伊斯先生问。
“是的，钱在我的口袋里。”
“咱们走吧。”
他们走下了台阶。乔伊斯先生的汽车在广场上等着他们，那个时间广场上阒无一人；他们向汽车走去，黄志成从一幢房子的阴影里走了出来。他钻进汽车，坐在司机旁边给他指路。汽车驶过“欧陆饭店”，然后在“海员之家”的街角处拐弯，驶上了维多利亚大街。在这条街上，华人的店铺仍然在营业，一些无所事事的人在街上闲逛；在车道上，人力车、汽车、马车来往穿梭，一片繁忙的景象。突然，他们的汽车停住了，黄志成转过头来。
“我想，我们在这儿下车步行更好些，先生，”他说。
他们下了车，黄志成走在前面。他们前后只差一两步远。不一会儿，他叫他们停下。
“你等在这儿，先生。我进去，跟我朋友说句话。”
他走进一家沿街的店铺，店铺的柜台后面站着三四个华人。那些店铺都很奇怪，柜台里不陈列商品，不知道这些店铺是卖什么的。他们看见黄志成跟一个矮墩墩的男子说话。那个男人穿一身帆布衣服，胸前挂着一根粗大的金链子，他向屋外夜间黑压压的街道扫了一眼。他将一把钥匙交给黄志成，于是黄志成走了出来。他向等在外面的两个人做了个手势，钻进店铺旁边的一个门洞。他们跟着他进去，一会儿便来到一段楼梯下面。
“等一下，我点一根火柴，”他说道，他总是那么有办法。“你们请上楼来吧。”
他捏着一根点亮的日本火柴在前面引路，但是这一丁点儿火光是很难驱走黑暗的，他们只得跟着他，摸黑上楼。到了二楼，他打开门，走进去点亮了一盏煤气灯。
“请进来吧，”他说。
这是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只有一扇窗，屋子里仅有的家具就是两张铺着垫子的中国矮床。屋子的一角放着一只大箱子，用一把精巧的锁锁着，箱子上是一只破旧的托盘，托盘上摆着一支吸鸦片用的烟枪和一盏灯。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刺鼻的鸦片烟味。乔伊斯先生和罗伯特坐下来，黄志成递给他们香烟。不一会儿，门开了，进来的是他们刚才看见站在柜台后面的那个矮墩墩的华人。他用流利的英语向他们道了晚安，然后在那位同乡的身旁坐下。
“那个华人妇女快要来了，”黄志成说。
店铺里的男仆端进来一只托盘，上面放着茶壶和茶碗，那个胖子给他们两位倒茶。克罗斯比谢绝了。那几个华人在私下议论着，但是克罗斯比和乔伊斯先生一声不响。终于，屋外传来讲话的声音；有人低声叫门；胖子走过去开门。他在屋外说了几句话，然后陪着一个妇女走进来。乔伊斯先生看了她一眼。自从哈蒙德死后，人们对这个妇女议论纷纷，但乔伊斯先生却从没见过她。她的体态略微显胖，不很年轻，脸庞宽宽的，但是面无表情。她的脸上搽过脂粉，两道眉毛画得又细又黑，但是她给人的印象，她是一位有个性的女人。她穿着浅蓝色上衣、白裙子，一身装束既不是欧式，也谈不上中式，但是她脚上却趿拉着中式的丝面拖鞋。她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金项链，手腕上戴着金镯子，耳朵上吊着金坠子，一头黑发上别着金簪子。她慢腾腾地走过来，一副自信而从容的神情，只是脚步有些许拖沓。她紧挨着黄志成，在床沿上坐下。黄志成跟她说了些什么，她点点头，朝两个白人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
“她把信带来了吗？”乔伊斯先生问。
“带来了，先生。”
克罗斯比什么也没说，从口袋里掏出一沓五百元的钞票。他数了二十张，交给黄志成。
“你数数看对不对，好吗？”
那个职员数完后交给那个华人胖子。
“没错，先生。”
胖子把钱又数了一遍，然后装进口袋。他又对那个女人说了句什么，她便从怀里掏出那封信，交给黄志成，黄志成低头看了看信。
“这正是那封信的原件，先生。”他说着便准备递给乔伊斯先生，可是克罗斯比一把夺了过去。
“让我看看。”他说。
乔伊斯先生看着他读完信，伸手去接。
“你最好还是让我拿着，”乔伊斯先生说。
克罗斯比却小心翼翼地把信叠好，装进口袋。
“不行。还是我自己保管吧。它花了我不少钱哪。”
乔伊斯先生没有争辩。三个华人看着这场小小的插曲，但是他们脸上毫无表情，你看不出他们对此有什么想法，或者到底有没有想法。乔伊斯先生站起身来。
“今天晚上您还需要我做什么事吗，先生？”黄志成问。
“没什么了。”他知道那个职员想留下来，收取他原来约定的份子钱，于是他转身面对克罗斯比。“准备走吧？”
克罗斯比没有回答，但他站了起来。胖子走过去给他们开门。黄志成找到了一小段蜡烛，他点着了，给他们照着下楼，两个华人陪他们俩来到街上。他们把那个女人留在屋里，让她坐在床沿上静静地抽烟。他们来到街上，那两个华人便告辞，转身回到楼上。
“你准备怎样处理这封信？”乔伊斯先生问。
“留着。”
他们走到等在那儿的汽车旁，乔伊斯先生提出为克罗斯比捎一段路，但是他摇了摇头。
“我想走走。”他犹豫了一下，慢慢地挪着脚步。“哈蒙德死的那天晚上，我去新加坡，部分原因就是去买一支新枪，我的一个熟人正好想卖。晚安。”
他很快就在夜幕里消失了。
乔伊斯先生对这次审判的估计非常正确。陪审团一走进法庭，就一致决定无罪释放克罗斯比太太。她为自己提供证据。她简单扼要、直截了当地把案情陈述了一遍。助理检察官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而且他对自己的职责显然不是很感兴趣。他只是敷衍地提了几个必须提的问题。他代表检察机关提出的诉状，完全可以拿来当作被告的辩护词，陪审团只花了不到五分钟就作出了他们乐于见到的裁定。法庭作出判决后，法院内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法官向克罗斯比太太祝贺，她获得自由了。
对哈蒙德的丑行最反感的莫过于乔伊斯太太了；她忠诚地对待自己的朋友，坚持叫克罗斯比夫妇在审判后，在她家里住一段时间，等到一切都安排好了再走。她跟大家一样，绝对没有怀疑过会有这个审判结果。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可怜、可爱、勇气可嘉的莱斯莉回去，住在那个曾经发生过可怕灾难的孟加拉式平房了。审判到十二点半结束，当他们来到乔伊斯先生的家里时，盛大的午宴已经准备好。鸡尾酒已经调好，乔伊斯太太举办的价值百万的鸡尾酒会在整个马来联邦州是出了名的。乔伊斯太太为莱斯莉的健康干杯。她本来就是个健谈、活跃的女人，这会儿更是兴致勃勃。幸亏她很活跃，否则就冷场了，因为其他三个人都沉默不语。她对此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她的丈夫一向话就不多，而另外两个人经过好几天的折腾，自然是疲惫不堪了。午宴过程中，只有她在激动而兴奋地自说自话。宴会结束后，咖啡端上来了。
“喂，孩子们，”她欢喜雀跃地说道。“你们得先休息一下，吃完午茶，我开车带你们两位到海边兜风。”
乔伊斯先生平时很少在家吃午饭，现在他要回事务所去了。
“恐怕我去不了，乔伊斯太太，”克罗斯比说。“我得马上赶回种植园去。”
“今天不走吧？”她问。
“要走，现在就动身。我很久没去照顾种植园了，再说我还有一大堆急事儿要处理。不过，你能留莱斯莉在这儿住一段时间，我很感激，到时候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乔伊斯太太想再次挽留他，可她的丈夫阻止了她。
“如果他硬是要走，那一定有他的理由，别强留了。”
律师的口气好像话里有话，她忍不住瞟了丈夫一眼。乔伊斯太太话到嘴边停住了，大家沉默了一会儿。结果是克罗斯比开口了。
“对不起，我得马上动身，天黑前要赶回去。”说着，他站起身离开餐桌。“莱斯莉，你送我一下好吗？”
“当然。”
他们并肩走出餐厅。
“我觉得克罗斯比太不体贴人了，”乔伊斯太太说。“他应该知道，莱斯莉现在需要跟他呆在一起呀。”
“如果不是有要紧事情，我相信他不会走的。”
“哦，我去看看给莱斯莉准备的房间整理好了没有。她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娱乐一下。”
乔伊斯太太离开餐厅，乔伊斯先生又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克罗斯比启动摩托车的发动机，接着车轮碾过花园碎石路，发出嘎嘎的声音。他站起身，走进起居室。克罗斯比太太站在起居室的中央，茫然地望着一片虚空，手里捏着一封打开的信。他立刻认出了那封信。当他进来时，她瞥了他一眼，他发现她脸色苍白。
“他知道了，”她喃喃地说。
乔伊斯先生走到她身边，接过那封信。他划亮了一根火柴，把那封信点着了。她看着它燃烧。当他再也拿不住的时候，他把纸片丢在地砖上面，他们两人看着那张纸片蜷缩、烧焦。然后，他用脚把它踩成一堆灰烬。
“他知道了什么？”
她久久地盯着他，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那是轻蔑还是绝望？乔伊斯先生分辨不出来。
“他知道了杰夫是我的情夫。”
乔伊斯先生纹丝不动，一声不吭。
“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我的情夫。差不多从战后他刚回来的时候，他就是我的情夫了。我们知道必须小心行事。我们成为情人之后，我故意装作讨厌他，罗伯特在家的时候，他很少上我们家来。我经常开车到一个我们俩都知道的地方跟他见面，一个星期两三次，要是罗伯特去新加坡，他就在深夜趁仆人们睡觉之后到我家来。我们一直在约会，经常见面，没有人对此产生一丁点儿怀疑。可是最近，大约是一年前吧，他变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无法相信，他不再喜欢我了。他一直否认自己变心了。我发疯了。我跟他大吵大闹。有时候我觉得他恨我。噢，你不会知道我忍受了什么样的痛苦。那就像是在地狱里煎熬。我知道他不再需要我了，但我不能让他离开。痛苦啊！痛苦啊！我爱过他。我把一切都给了他。他是我的生命。后来，我听说他跟一个华人妇女同居。我无法相信。我不愿相信。最后，我亲眼见到了她，看见她戴着金镯子、金项链在村子里大摇大摆地走路，一个又老又胖的华人婊子。她比我年龄还大。太可怕了！村子里的人全都知道，她是他的情妇。我从她身边走过时，她看看我，我心里也明白，她知道我也是他的情妇。我派人去叫他。我跟他说，我必须见他。就是你读过的那封信。我写信的时候简直发疯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不在乎。我已经十天没见到他了。那简直是度日如年。我们最后一次分别时，他把我抱在怀里，亲吻我，叫我别多心。可是他离开我之后，就投入她的怀抱里去了。”
她一直用低沉、激烈的语调说着，这时，她停了一下，反绞着双手。
“都怪那封倒霉的信！我们一直很小心。每次看完我给他写的便条，他就会马上撕掉。我怎么知道，他竟然把那封信留下了呢？他来了之后，我跟他说，我知道那个华人妇女的事了。他拒不承认。他说那不过是谣言。我当时发疯了。我不知道自己跟他说些什么。噢！我恨透了他。我对着他乱撕乱扯。我尽挑一些伤害他的话说。我侮辱他。我可能还向他脸上吐了唾沫。最后，他对我光火了。他说我这个人腻味透顶了。然后，他承认那个华人妇女的事是真的。他说他认识她已经有好多年了，战争爆发之前就认识了。他说只有那个女人才是他的真爱，跟其他女人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他说他很高兴我知道了这件事，说现在总算可以让他清静了。后来发生的事情我记不清楚了。我发疯了，怒火中烧。我抓起左轮手枪，我开枪了。他惨叫一声，我看见我击中他了。他跌跌撞撞地冲向廊台。我追了出去，再次开了枪。他跌倒了，我站在他的身边，我不停地射击、射击，直到轮子发出咔嗒声，我知道子弹打光了。”
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激动得喘着粗气。她的脸已不再是人脸，残忍、愤怒和痛苦使它变了形。你绝对想不到，这样一位娴静、文雅的妇女，竟会怀着那种恶毒的激情。乔伊斯先生向后倒退了一步。看见她这副样子，他彻底吓坏了。那不是一张人脸，而是一张疯狂、狰狞的面具。这时，他听到隔壁房间有人在呼唤，那声音是嘹亮、友善、欢快的。那是乔伊斯太太。
“来吧，亲爱的莱斯莉，你的房间已经收拾好啦。你得马上睡觉。”
听到那声呼唤，克罗斯比太太的脸渐渐恢复了原状。就像一张折皱的纸被手捋平了一样，那轮廓清晰的激动情绪逐渐消退，过了一会儿，她的脸变得冷静、沉着、坦然。她的脸色仍有些苍白，但她的嘴唇却露出了可爱而亲切的微笑。她又成了那位有良好教养、甚至高雅的女性。
“我来啦，亲爱的多丽丝。给你带来那么多麻烦，真是太抱歉了。”
格雷律师学院（gray’sinn），伦敦的四家培养律师的机构之一。
杰夫（geoff）是杰弗里（geoffrey）的昵称。
贝兰达（belanda）和贝兰达巴鲁（belandabharu）可能都是作者虚构的地名。
勿洞（betong），在今泰国南部，邻近马来西亚。
南角河（selantanriver），或写作selatanriver，在今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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