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到了后期，你觉得可以喘口气，歇一会儿了，不是吗？你认为，活了一辈子，也该歇一歇了。反正我是这样想的。但是到那时你才开始理解，生活是不会有所恩赐的。
还有，年轻的时候，你一定认为你可以预想到岁月会带给你的苦痛和凄凉。你会想象自己也许会孤单、离异、丧偶；孩子们都长大疏远了你，朋友也相继离世。你还会想象自己地位不如从前，无所欲求——更无人欣赏。你可能会想得更远，想到自己走向死亡，到那时无论有多少人陪伴，都只能独自面对。所有这些都是一味向前看。而你做不到的是向前看，想到自己站在未来的某一点回望过去，去体会岁月带给你的新的情感。比如说，你发现，当你的人生见证者日渐减少，确凿的证据也随之减少，因此，对当下和曾经的你也就没有那么笃定了。即使你是个勤于记录的人——用文字、声音、图片——你也许还是会发现，自己的记录方法很不得法。艾德里安以前常常怎么说来着？“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是历史。”
我仍然很喜欢阅读历史，当然包括我有生之年所发生的一切正史——撒切尔夫人、“9·11”事件、全球变暖——阅读之时自然带着恐惧、担忧以及谨慎的乐观。但是，我在阅读这一段历史时，与阅读古希腊罗马、大英帝国或俄国革命时的感受却迥然不同——我从未完全相信它。也许，我只是对那些多少已被公认的历史更感牢靠。或许呢，又是那同样的悖论：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历史理应是最清晰的，然而也是水分最大的。我们生活在时间中，它牵制我们，也定义左右着我们，而时间本是用来衡量历史的，不是吗？如果我们无法理解时间，无法掌握其节奏与进展，那么我们何以理解历史——哪怕是我们自己那微小、私密、基本无从记录的历史？
我们年轻的时候，觉得三十岁以上的人看上去都像是中年人，五十岁以上的就像古董一般。而悠悠流逝的时间，也印证了我们那时的想法真的没错。我们年轻时觉得那么重要、明显的年龄差异，随着时间都消蚀不见了。最后都归属于一类了——不再年轻。我自己其实还真不大在乎。
当然也有例外。对于有些人，他们年轻时形成的对时间的区分从未真正消失过：年长的在他们眼里总是年长的，哪怕他自己也已经长出花白的胡须。还有一些人，虽然只比别人年长个，比如说，五个月，却总会倔强地认为他自己——她自己——比人家更明事、更知理，尽管事实恰恰相反。或者呢，我不妨说，正因为事实恰恰相反。因为，对于任何一位客观的观察者而言，天平显然已转向较为年轻的人，而年长的人却愈发刻板地——愈发神经质地——以为自己高高在上。
顺便说一句，我还经常听一些德沃夏克的曲子。不大爱听他的交响曲；现在更喜欢弦乐四重奏。但是柴可夫斯基也难逃天才作曲家的宿命，受年轻人追捧，对中年人依然有一些吸引力，但年老之后想起来，就算说不上令人窘迫，也多少显得有点不太搭界。我倒并不是说她说得很对。其实，但凡天才总会让年轻人着迷，此事天经地义。如果哪个年轻人对天才不感兴趣，那才算是不正常。顺便说上一句，我认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原声碟算不上天才之作，即使是我年轻时我也没这么觉得。另一方面，我还会时不时地想起泰德·休斯，一想到他有写不完的动物，就会会心一笑。
我和苏茜的关系不错。算还好吧，多多少少。可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已经觉得没必要、也没义务与长辈保持联系。至少在他们看来，“保持联系”并不等于“见面”。联系老爸，一封电子邮件就够了——真是可惜，老爸没学会发短信。是的，他现在已经退休了，还天天倒腾他那些神秘的“项目”，真怀疑他到底完成过一项没有，但那至少能让他的脑子活动活动，好过打高尔夫。哦，对了！我们上周本打算去看看他的，但临时有点事儿。我真心希望他别得了老年痴呆症，那是我最担心的事儿，真的，因为，你看老妈肯定是不打算再要他了，对吧？不：我有点儿夸张，表达得不够准确。苏茜不是那样的，我敢保证。一个人住久了就总会心生自怜与妄想。苏茜和我关系不错。
我们的一个朋友——虽然我和玛格丽特离婚的时间比我俩结婚的时间还要长，但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这样说——她的儿子有一支朋克摇滚乐队。我问她有没有听过他们的歌。她说有一首叫《每天都是星期天》。看来，同样的青少年无聊情绪真是代代相传，想到这我不禁释怀地笑了。逃避现实的讽刺谐语也是代代如此。“每天都是星期天”——这句歌词让我想起自己当年也觉得时光停滞，总觉得真正的生活久久没有到来。我问了我们那位朋友，他们乐队还有别的什么歌没。再没有了，她回答说，他们乐队就这一首歌。那这首歌是怎么唱的？我问道。什么意思？下一句歌词是什么？你没明白吗，是吧？她说。歌名就是歌词。他们就重复这一句歌词，一遍又一遍，想唱多长就唱多长。我记得自己当时笑了。“每天都是星期天”——这可是句不错的墓志铭，是不是？
有一个长长的白信封，透明纸窗下面能看见我的名字和地址。对于这种信，我不知道你会怎样，但我是从来不会急着拆开的。曾几何时，这种信函就意味着我的离婚纠纷进入到了另一个痛苦的阶段——也许是因为这个，所以我很怕这种信封。现在这种信封里大多都是税单，是我退休那会儿买的可怜的几笔回报率很低的股票，也有可能是我长期捐款支持的慈善基金又来信劝我再多捐些。所以我本来已经把它忘在脑后了，直到晚些时候收拾公寓里的废纸——而且还是收拾到最后一个信封——打算回收利用的时候。原来是一封来自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法律顾问公司的信，柯英布氏公司。一个叫埃莉诺·马里奥特的人在信里写道“关于莎拉·福特夫人（已逝）不动产相关事宜”。我想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是谁。
我们常常想当然，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认为记忆就等于事件加时间。但是事实远非如此：事实更加怪异。是谁曾说过来着？记忆是那些我们以为已经忘记的事情。而且我们理应明白，时间并非显影液，而是溶剂。但是这样理解并不讨好——也对我们无益；对我们过日子并没有什么帮助；于是我们就忽略了这一点。
信中要求我确认一下地址，并提供一份护照的复印件。信中告知我，有人遗赠给我五百英镑和两份“文件”。这让我非常不解。首先，遗赠赠予者的教名我从未听过，也有可能是我忘记了。而且五百英镑这笔数目似乎是个很具体的数目。不能说是一分不值，却也算不上是一笔财富。如果我能知道福特夫人什么时候立下的遗嘱，也许可以想出个所以然来。但是如果是很久以前所立，那相应的这笔数目现在肯定已经更可观了，那我就更想不通了。
我确认了自己还健在、身份的真实性以及自己的所在地，并附上了复印件。并在信中请求了解立嘱日期。此后的一天晚上，我坐了下来，想要重新记起大约四十年前在奇斯尔赫斯特那个令人难堪的周末。想记起是否那其中某一刻、某件事或是某句话会让人觉得值得感谢或是值得有所回报。但我的记忆现在越来越像个机械装置，只是反复地重现那些貌似确凿的数据，鲜有变化差异。我凝望过去，我静心等待，想诱使自己的记忆走入另一不同的轨道。但这番努力却付诸了东流。我以前和莎拉·福特夫人（已逝）的女儿曾经交往过一年左右时间，她的丈夫对我屈尊俯就，她的儿子把我盯得紧紧的，她的女儿操控利用我。那段交往确实让我痛苦不堪，但也不至于要让她妈妈给我留下五百英镑以表歉意。
而且，那阵痛苦的感觉也没有持续很久。我之前就说过，我有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我早就把维罗妮卡抛在脑后，与我没有半点瓜葛了。当岁月把我早早地带入中年后，我开始回顾自己经历的一生，思索自己未走的条条道路，和那些看似平静却又暗流汹涌的一个个假设，但我觉得自己从未想象过——往坏的方向未曾想过，更不要说往好的方向想了——如果还跟维罗妮卡在一起可能会怎样。安妮倒是想过，维罗妮卡，从来没有。而与玛格丽特共度的那些岁月，我从未后悔过，尽管我们以离婚而告终。虽然我也曾试着想过——想想并不难——但从未幻想再过一段与此截然不同的人生。我觉得这算不得自我满足；更多的是缺乏想象力，没有抱负，总之是少点儿什么。据实来讲，是的，我太过普通，不够特异，自己做过的那些事情，即使人生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去做的。
我并没有立刻看律师的信函，而是先看了看信的附件，一个长长的奶白色的信封，上面写有我的名字。那字体我以前虽只见过一次，但颇感熟悉。安东尼·韦伯斯特先生——字母的上行与下行都带着一点花体，这让我回想起在一个周末结识的某个人，其字体大胆有余，形状欠佳，或许颇能体现这是个“足够古怪”的女士，会做一些我未曾做过的事情。但会是些怎样的事情，我却不得而知，也无从猜测。信封前面的中央上部，有一截透明胶带。我本以为这一胶带应该是一直粘到信封背面，上面还应贴上一个封条，但是这一胶带却在信封的最顶端被割开了。可以猜到这封信之前是贴在别的什么东西上的。
最后我拆开了信。“亲爱的托尼，我认为你应该拿到所附的物件。艾德里安总是兴致勃勃地提起你，也许你会觉得这是许久以前一段有意思的，抑或有些痛苦的记忆。我还留给你一小笔钱。也许你会觉得有些莫名其妙，说实话，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不论如何，我对前些年我的家人那样对待你深感抱歉，即使在九泉之下，仍真心地祝愿你一切安好。莎拉·福特。附言：这听起来虽然有些奇怪，但我想，他人生的最后几个月是快乐的。”
律师还要求我提交详细的银行账户信息，这样她遗赠的钱可以直接打入账户。她信中还提到，此附件是她遗赠给我的第一份“文件”。第二份还在福特夫人的女儿手上。这时我才明白那截被割断的透明胶带是怎么回事了。马里奥特夫人现在极力想要回第二件遗物。信中对我的提问也做出了回答，福特夫人是在五年前立的遗嘱。
玛格丽特以前常说，世上的女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棱角鲜明的；一类是神秘莫测的。而这种特征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最初感知，也是让这个男人被她吸引或不感兴趣的原因。有些男人喜欢第一类，有些喜欢另一类。玛格丽特——其实不用我告诉你你也知道——就属于棱角鲜明的那类，可是，对那些由内而外散发着神秘气息或者故意装作神秘莫测的女人，她也会心生妒意。
“我就喜欢你本来的样子。”有一次我这样跟她说。
“但是你已经太了解我了。”她回答道。那时我们已经结婚大概六七年了。“难道你不希望我有那么一点点……让你捉摸不透吗？”
“我不希望你是那种神秘莫测的女子。我可能会讨厌你那样。有些女人那样只是做样子、玩手段，来诱惑男人，还有些神秘的女子连她自己都不了解自己，那就最最糟糕了。”
“托尼，你这话讲得真男人，八面玲珑。”
“呃，我可不是，”我说——因为我知道，她当然是在跟我打趣，“再说我这一辈子认识的女人也没几个。”
“‘我虽然不怎么了解女人，但我至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
“我可没这么说，至少我话的本意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因为我认识的女人相对比较少，所以自认为比较了解她们。也明白自己喜欢她们身上什么。如果我多认识了几个女人，说不定就更糊涂了。”
玛格丽特说：“真不知道我是该受宠若惊还是自叹倒霉。”
当然了，我俩在这番对话时婚姻还没有出现问题。但就算玛格丽特真的多点儿神秘感，我们的婚姻也不会持续更久，这点我完全可以向你——以及她——保证。
共同生活的这几年间我耳濡目染，多多少少也具备了一点儿她的性格特征。比如说，要是不认识她，以我的性格，我很可能会耐着性子和这位律师进行书信上的沟通往来。但现在的我可不想静静地再等待一封开着透明纸窗的信函。于是，我直接就给那位埃莉诺·马里奥特夫人打去电话，问起留给我的另一份文件的事情。
“遗嘱上说那是一本日记。”
“日记？是福特夫人的吗？”
“不是。让我查看一下姓名。”停顿片刻，“是一个叫艾德里安·芬恩的。”
艾德里安！福特夫人怎么会拿到他的日记的？当然这问题不能问人家律师。“他是我的一位朋友。”我说。接着又问道：“是不是它一开始是附在你邮给我的信上的？”
“这个我不确定。”
“那你有没有见过这本日记呢？”
“没有。”她这种回答不能说是无心帮忙，只能说人家措辞比较谨慎。
“那维罗妮卡·福特有没有说她为什么要留下这本日记？”
“她说她还没准备好把它给人。”
我猜得没错。“但这日记是遗赠给我的吧？”
“遗嘱里确实是把它留给你的。”
嗯。我在琢磨她这话里有没有什么微妙的法律用意。“那你是否了解……她是如何拿到这本日记的？”
“据我所知，她母亲临终之前的那几年，住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她说她把母亲的一些东西拿到她家里保管起来了。怕母亲的房子遭窃。比如一些珠宝首饰、现金财物、文件材料等。”
“她这样做合法吗？”
“呃，不能说是违法的。算是行事谨慎吧。”
看来这样聊下去也聊不出个所以然。“那我就直说了吧。她应该把这个遗赠的文件，这本日记交给你。你已经向她讲明情况了，但是她拒绝配合。”
“目前来看，情况是这样的。”
“那您能否把她的地址告诉我？”
“那我要经过她的授权才行。”
“那您能否帮我个忙，去请她授权给您呢？”
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和律师这样的人讲话时，说不上几句，你就忘了该怎么讲话，开始跟他们一样拿腔拿调了？
人生剩余的时间越少，你越不想浪费时间。这种想法合乎逻辑，不是吗？而至于你想怎样利用你省下来的时间……唉，这也许又是一件你年轻的时候未曾预想过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总花很多时间收拾东西——而我绝算不上是个邋里邋遢的人。这种习惯也是随着年龄养成的一种自我满足方式。我喜欢凡事有条不紊；东西回收再利用；把公寓收拾装饰得整齐干净，可以保持它的价值。遗嘱也已经立好；与女儿、女婿、孙辈以及前妻的一应事宜不能说安排得十全十美，至少是妥妥当当的了。至少我自己是如此认定的。现在我已经是心如止水、波澜不惊了。因为我爱打理事情。不喜欢邋里邋遢，也不喜欢死后留下一个烂摊子。你要是非要知道的话，我已经申请了死后火化。
所以我又给马里奥特夫人打了次电话，向她索要福特夫人的另一个孩子的联系方式，就是约翰，也叫杰克。给玛格丽特打了电话，想要碰面吃顿午饭。然后又跟我自己的律师约了个见面时间。噢，不，我这么说有点太正式了。我敢肯定杰克兄也一定会找个“自己的律师”和我见面。我所谓的“我的律师”，不过是一个当地人，我的遗嘱就是他帮我立的；他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在一家花店的楼上，人看上去非常精明能干。我比较中意这个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没要求使用我的教名，也没有建议我使用他的教名。所以我就一直叫他t.j.冈内尔，对于他名字前那两个字母，想都没想是什么名字的缩写。你知道我怕什么吗？年事已高住进医院，听着陌生的护士们叫着我的大名，安东尼，或是更糟糕，叫我的小名，托尼。托尼，让我把这个扎到你胳膊里去。托尼，再喝两口稀粥。托尼，你大便了吗？当然，真到了那个时候，我要担心的事儿太多了，可能护士跟我过分熟稔这件事根本算不了什么了；即便如此，我仍感觉忌讳。
其实我刚认识玛格丽特的时候做过一件比较古怪的事情。我把维罗妮卡屏蔽出了我的人生履历，假装安妮是我第一位正式女友。我知道大多数男人都会在自己交往的女孩的数量以及做爱的次数上有所夸张；但我恰恰相反。我自己给过去划一条线，打算重新开始。得知我如此晚熟——指的并不是我失贞，而是正经地交往女朋友——玛格丽特有点儿不解；那时候，可能多少还觉得我有点魅力。因为她好像提到过，害羞有时候也是男孩子吸引人的地方。
其实更古怪的是，向别人这样讲述我的过去似乎更容易一些，因为我也是这么跟自己说的。我向来把自己与维罗妮卡交往的那段时光看作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之举——她对我不屑，我深感羞辱——所以把这段时光彻底从我人生的记录中抹去。两人交往的信件都没有保留，只留下一张照片，我也已经很多年没瞧上一眼。
但在结婚一两年后，我的自我感觉逐渐转好，对夫妻关系也信心满满，就把交往的事情告诉了玛格丽特。她听着，问了几个相关的问题，明白了缘由。她想要看看那张照片——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照的那张——仔细端详一番，点了点头，并没做出什么评价。这样不错。我没有权利希冀什么，更不指望她对我的前女友有任何溢美之辞。而且说实话，我根本也不指望谁夸她。我只想和过去有个了断，只希望玛格丽特原谅我这一特别的隐瞒。她还真的原谅了。
冈内尔先生瘦骨嶙峋，镇定自若，并不介意沉默。毕竟，说话还是沉默，他的客户都得掏一样的钱。
“韦伯斯特先生。”
“冈内尔先生。”
就这样，我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地互称先生，足足持续了四十五分钟。期间，他给了我花钱想要获得的专业性建议。他告诉我，依他之见，报警并说服警方指控一位刚刚失去母亲的成年女子盗窃，实为愚蠢之举。我喜欢他这样说。倒不是说喜欢他的建议，而是喜欢他的措辞。“愚蠢”：这个词比“不可取”或“不合宜”要好得多。他还极力劝我不要再纠缠马里奥特夫人了。
“难道律师不喜欢人家去咨询她吗，冈内尔先生？”
“这样说吧，如果咨询人是她的客户，那另当别论。但是，目前的情况是，是福特一家在付咨询费。而且你想象不到的是，你的信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掉落到文件箱最底部。”
我环视了一下这间刷成奶白色的办公室，房内摆了些盆栽，架子上堆满了各种法定授权书，一幅司空见惯的英格兰风景画，对了，还有很多文件柜。我回头望向冈内尔先生。
“换句话说，不能让她觉得我是个疯子。”
“哦，她绝不会那样想的，韦伯斯特先生。况且，‘疯子’也绝非法律用语。”
“那你们会如何措辞呢？”
“我们一般称为‘缠讼’。这个措辞已经算很严重了。”
“没错。还有一件事。清盘遗产一般需要多久？”
“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十八个月吧，差不多两年。”
两年！为了一本日记，我可等不了那么久。
“呃，你肯定是先处理主要事务，但是总会有事情拖你的后腿。比如说，股权证书丢失啦，与税务局核准应缴税金金额啦。另外，有时候信函也放得乱七八糟。”
“或者它们掉落到了文件箱最底部。”
“也不是没这个可能，韦伯斯特先生。”
“那您还有什么其他建议吗？”
“我轻易不会用‘盗窃’这个词。这个词或许会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但她的行为就是盗窃啊！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根本就是明摆着的，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个法律用语。”
“事实自证？”
“正是。”
冈内尔先生顿了顿。“呃，我一般不接刑事案件，但是，说到盗窃，我记得其关键的采信点，是‘意图永久剥夺’失主的财物。那你知道福特小姐的真实意图，或她的心态吗？”
我笑了笑。四十年前我就一直没搞懂维罗妮卡的心态。我这一笑显然笑得不得其所；而冈内尔先生可是个明察秋毫的人。
“我并无意刺探，但是，韦伯斯特先生，您和福特小姐之间过去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扯不清的事儿，最终演变为民事甚至刑事诉讼呢？”
我和福特小姐之间的事？我盯着一张张照片的背面——应该是冈内尔先生的全家照吧——顿时，脑海中闪现出一幅特定的画面。
“你已经把事情梳理得清楚多了，冈内尔先生。付账时我会贴上一等邮票。”
他莞尔一笑。“事实上，我们确实注意到一些案件中会出现此类情况。”
两周后，马里奥特夫人给了我约翰·福特先生的电子邮箱。维罗妮卡·福特小姐拒绝把她具体的联系方式外传他人。同时，约翰·福特先生本人显然也很谨慎：没有电话号码，没有地址。
我记得杰克兄靠坐在沙发上，漫不经心而又踌躇满志。维罗妮卡刚刚弄乱了我的头发，这会儿问道：“他还算可以吧，是不是？”杰克冲我眨了眨眼，我没有眨回去。
我的邮件十分庄重。先是表达了我的哀悼之情，假装对奇斯尔赫斯特有着更愉快的记忆，虽说事实并非如此。我跟他讲了讲事情的来龙去脉，请杰克利用他的影响力说服他妹妹把第二份“文件”交出来，我所说的这第二份文件，就是我的老同学艾德里安·芬恩的日记。
大约十天后，杰克兄出现在了我的收件箱里。他先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关于旅行的事，还说什么他已身处半退休状态，新加坡潮湿难当，wi-fi无线上网还有网络咖啡屋。然后，说：“不管怎样，闲话少说。很遗憾我不是妹妹的监护人——从来都不是，这话也就我们俩之间说说。多年前我就已断了想改变她的念头了。坦白说吧，我替你说好话很容易会适得其反。当然，这并不代表我不希望你好好渡过这一难关。啊——我的黄包车到了——我得赶紧闪了。祝好，约翰·福特。”
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切有些难以置信呢？为什么我立马就想到他静静地坐在家中——在毗邻萨里郡的高尔夫球场的某座豪华宅邸里——正在嘲笑我呢？他的服务器是美国在线，我无迹可循。我看了看他的邮件发送时间，新加坡和萨里郡好像都说得通。为什么我臆想杰克兄看到我来信，然后给自己找了点乐子呢？也许是因为，在这个国家，比起年龄差异，阶级差异更是历史悠久。当年，福特家族比韦伯斯特家族更显赫，他们将一如既往，继续保持那样的状态。又或者，这只是我单方面的偏执妄想？
当然，除了礼貌性地回复邮件，问问他是否能给我维罗妮卡的具体联系方式，我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当人们说“她是个漂亮女人”时，通常的意思是，“她曾经是个漂亮的女人。”但是，当我这么评价玛格丽特时，我是真这么觉得。她觉得——她知道——自己容颜已老，而她确实老了，虽说我可能感觉没有其他人那么强烈。不过当然了，至于饭店经理怎么想，我就不好说了。但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她目中所见只是已逝的过往，而我看到的是不变的永恒。她的秀发不再长至及背，不再束成法式发髻；曾经的长发如今已剪短，紧贴着脑袋，花白依稀可见。她过去常穿的土里土气的长裙已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羊毛衫和裁剪精良的裤子。我那曾经挚爱的雀斑，如今已几近化成了老年斑。但是我们互视对方的双眸一如往昔，不是吗？当初，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彼此，现今我们依然如故。人生若如初见：眼神依旧，头脑依旧，我们相拥入眠，共同步入婚姻殿堂，一起欢度蜜月，一起抵押贷款，一起逛街，一起做饭，一起度假，相亲相爱，共同养育孩子。而分开之时，一切依旧。
但是，不光是眼睛，骨架结构也未曾改变，还有一些本能的手势，以及她那众多独有的方式。她与我相处的方式也未曾改变，即使隔了这么久，这么远。
“那么，托尼，你说了这么多，到底想说什么？”
我笑了。我们几乎还没看各自的菜单呢，但是我没觉得这个问题很唐突。玛格丽特就是这样一个人。你说你不确定是否再要一个小孩的时候，你是不是想说不确定是否想和我再要一个？你为什么觉得离婚是在分摊过失？现在，你对今后的生活有什么打算？当时如果你真想和我一起去度假，订几张票不就行了吗？这都是在干什么啊，托尼？
有些人对配偶的旧情人不放心，好像他们现在仍然能威胁到自己。还好玛格丽特和我幸免于此。倒不是说我真有一群前女友排成一排。而如果她想给她们取绰号，那是她的权利，难道不是吗？
“事实上，这所有人中，就说维罗妮卡·福特。”
“那个水果蛋糕？”我就知道她会那么说，所以我没有皱眉蹙额。“都过了这么多年了，又回到这个话题了？托尼，你不是早就从中走出来了嘛。”
“我知道。”我答道。最终给玛格丽特讲起维罗妮卡时，我可能还有点言过其实呢，使自己听上去更像个被愚弄的人，而维罗妮卡比过去更加反复无常。但既然是因我而起了这绰号，我也就无法一味反对。我所能做的就是自己不用这个绰号。
我给她讲了来龙去脉，我的所作所为还有方式方法。正如我所言，那些年玛格丽特的一言一行多少影响了我，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地方她都点头同意或者加以鼓励吧。
“你觉得水果蛋糕的母亲为什么留给你五百英镑？”
“我哪儿知道呀。”
“而且你认为她哥哥在耍你玩儿？”
“是的。或者，至少没跟我坦诚相见。”
“可是你根本都不了解他，是吧？”
“我只见过他一次，那倒是真的。我看我只是对他们一家子不信任罢了。”
“那么你觉得为什么这日记最后落在了母亲手中呢？”
“不知道。”
“也许，艾德里安不信任水果蛋糕，就把日记留给了她。”
“这讲不通啊。”
一阵沉默。我们吃着东西。过了会，玛格丽特用刀轻轻敲了敲我的盘子。
“这么着吧，假如依然是单身未嫁的维罗妮卡·福特小姐碰巧走进这家咖啡馆，就坐在我们的餐桌旁，那么，离婚已久的安东尼·韦伯斯特先生会作何反应呢？”
她老是一语中的，不是吗？
“我觉得我见到她不会喜出望外。”
我那一本正经的口吻引得玛格丽特不由一笑。“迷住了？开始卷起袖子，取下手表了？”
我满脸通红。你没见过一个六十多岁的秃顶老头脸红？哦，跟一个笨手笨脚、满脸粉刺的十五岁毛头小伙脸红没什么差别。而且，由于这种情况实属罕见，那脸红的人一下子跌回到了那段时光，那时生活不过是一长串的尴尬和难关，一个接一个。
“真希望我没告诉你。”
她拿起叉子，吃了一口芝麻菜西红柿沙拉。
“韦伯斯特先生，你确定你的胸中已没有——未曾熄灭的火苗了？”
“我确定。”
“那好，除非她跟你联系，我不再重提此事。把那五百磅支票兑了，带我去度个花钱不多的假，然后就此罢休。每人花个五十，我们就可以一路到达海峡群岛。”
“我喜欢你跟我打趣。”我说，“即使过了这么多年。”
她向我欠过身，拍了拍我的手。“我们仍然喜欢彼此，太好了。而且，我知道你也绝不会预订那假期出行，太好了。”
“只是因为我知道你是开玩笑罢了。”
她笑了。顷刻间，她看起来甚至有些许神秘。可是，玛格丽特不会装神秘，这可是“神秘女人”第一步。如果她想让我付两个人度假的钱，她肯定会说出来的。是的，我知道她确实是那样说的，但是……
但是不管怎样。“她偷了我的东西。”我说，也许语气中带着一丝抱怨。
“你怎么知道你想要那东西呢？”
“那是艾德里安的日记。他是我的朋友，过去的朋友。那日记是我的东西。”
“如果你的朋友想把日记交给你保管，他四十年前就可以留给你了，完全不必托给中间人，或者说是中间女人。”
“是的。”
“你觉得日记里有什么？”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是我的。”那一瞬间，我明白了我如此执著于要回日记的另一个原因。那日记就是证据；它是——它可能是——确凿证据啊。它可能打破记忆单调的重复。它可能会开启一些新的东西——虽说我还不知道那东西会是什么。“好吧，要想找，总是能够找出水果蛋糕住在哪儿的。故友重逢网，电话号码簿，私家侦探齐上阵。四处出击吧，按响门铃，打听你想知道的事情。”
“不。”
“引发了入室盗窃。”她眉飞色舞地说道。
“你在开玩笑吧。”
“那算了，当我没说。就像他们说的，除非你正视过去的事儿，要不没法儿继续自己的生活。但那就不是你了，是吧，托尼？”
“不是的，我可不这么认为。”我小心翼翼地回答。因为我也在想，心里呓语不算，我这话到底有几分真实。一阵沉默。餐盘清理掉了。玛格丽特总是能把我看得清清楚楚。
“你这么固执，真是太感人了。我想，我们上了这岁数，这不失为一个防止老年痴呆的好办法。”
“我可不觉得我二十年前会有不同的反应。”
“也许不会吧。”她示意买单，“不过，我来给你讲个卡罗琳的故事。不对，你不认识她。她是我在我们分手后交的一个朋友。她有过一任丈夫，两个孩子，还有一个她不放心的女工。她没疑神疑鬼，也没其他什么问题。大部分时间，那女孩彬彬有礼，孩子们也不抱怨告状。只是卡罗琳觉得她并不真正知道自己把他们托给了谁。于是，她咨询了一位朋友——一位女性朋友——不，不是我——问她有何建议。‘搜查她的东西。’她的朋友说。‘什么？’‘哦，你显然很紧张。等到她晚上出去，把她的房间看个遍，看看她的信件。换成是我，我就这么做。’于是，那位女工下次出去时，卡罗琳检查了她的东西。她发现了女孩的日记。她读了那日记，里面满篇皆是谴责，譬如，‘我简直是在给一头母牛干活’，‘那丈夫倒是挺好的——抓到他偷看我的屁股——而他老婆是个浑球婊子。’‘她知道她对那些可怜的孩子在做什么吗？’日记里确确实实说了一些很粗野很粗野的话。”
“那然后呢？”我问道，“那个女的有没有被炒？”
“托尼，”我的前妻回答说，“那不是这故事的关键。”
我点了点头。玛格丽特用信用卡的一角一项一项地划下来，核对账单。
这么多年她说的另外两件事是：其一，世上某些女人毫无神秘可言，之所以神秘是因为男人没法理解她们。其二，水果蛋糕们应该关进上面印有女王头像的锡盒里面去。想必当年布里斯托尔的生活细节，我也告诉过她了。
大约过了一周，杰克兄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了我的收件箱里。“这是维罗妮卡的电子邮箱，但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否则就有大麻烦了，很严重。记得那三只智猴的典故吧——邪恶之事勿视、勿听、勿说。总之，那是我的座右铭。湛蓝的天空，悉尼海港大桥之景，差不多吧。啊，我的黄包车到了。祝好，约翰·福特。”
我很吃惊。我本想着他不会帮忙。但是对于他和他的生活我又知道多少呢？只能从很久以前一个糟糕的周末推断出点什么。我一直认为，他那良好的出身和教育使他比我更有优势，时至今日，他仍不费吹灰之力保持着这优势。我记得艾德里安曾说过，他在某份大学生杂志上读到过杰克的故事，却没想过会见到他（但他也没指望和维罗妮卡交往）。随后，他用一种不寻常的刺耳口吻补充说：“我痛恨英国人以一种不严肃的方式对待严肃之事。”我从来不知道——因为愚蠢的我从来没问过——那依据是什么。
人们说，时间会看清你的面目，是不是？也许时间已识破了杰克兄，并因他的放浪形骸而惩罚了他。现在，我开始详细阐述维罗妮卡哥哥与众不同的人生，在学生时代，他的人生记忆熠熠生辉，充满幸福和希望——确实，那正是他的人生达到和谐状态的一个时期，是我们都渴望达到的状态。我想象着毕业后，杰克靠裙带关系进入一家大型跨国公司。我想象着他起步良好，然后，几乎在不知不觉间，不那么好了。一个好交际的家伙，举止优雅，但却少了点锋芒和干劲，这个世界变幻莫测，需要的正是锋芒。在信函或是交谈中，那些愉快的结束语片刻之后不再世故老练，而是显得笨拙无能。尽管他并没有被解雇，但显然已被建议提前退休，偶尔临时打打杂。他可以当个巡回名誉领事，在大城市支援当地人，在小城市调解纷争。因此他重塑了人生，找到了某种貌似合理的方式，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成功人士。“悉尼海港大桥之景，差不多吧。”我想象他带着手提电脑到可以用wi-fi无线上网的露天咖啡厅，之所以这么觉得，坦白讲是因为比起窝在酒店房间搞小动作，这会让人感到没那么压抑，酒店已经不比过去，不那么高级了。
我不知道大公司是不是就是这么运作的，但是我却找到了一种回忆杰克兄的办法，用这种方式回忆他，一点儿没让我觉得不舒服。我甚至已把他从那座俯瞰高尔夫球场的大厦中驱逐了出去。这倒不是说我会替他觉得遗憾。而且——这才是关键所在——我也不欠他任何人情。
“亲爱的维罗妮卡，”我开始写道，“承蒙你哥哥的好意，给了我你的电子邮箱地址……”
***
我突然想到这或许便是年轻和年老的区别之一吧：年轻时，我们为自己憧憬不同的未来；年老时，我们为他人编撰不同的过去。
他的父亲开着一辆亨伯超级猎鹬车。现在的车，都不起那种名字了吧，是吧？我开着一辆大众波罗。但是亨伯超级猎鹬车——这词就像“圣父、圣子、圣灵”一样脱口而出。亨伯超级猎鹬车系。阿姆斯特朗蓝宝石车系。乔伊特标枪车系。詹森拦截机车系。甚至沃尔斯利—法里纳和希尔曼—明克斯。
不要误会，我对车没有兴趣，不管是新车还是老车。我只是有一点点好奇，为什么用鹬这样的小猎鸟命名箱式大轿车，还有明克斯车是不是具有狂暴的女性特征。尽管这样，我的好奇心还不够强。眼下，我宁愿不知道。
但是，我脑海中一直在想怀旧这一问题，想我是否深受怀旧之苦。每当忆起童年时的一些小玩意儿，我当然不会泪湿衣襟；我也不想自己骗自己，对某些事情多愁善感，即便是当时我都没这样——比如对母校的爱等等。可是，如果怀旧意味着对强烈情感的浩瀚追忆——很遗憾这样的情感在我们的生活中已不复存在了——那么，我诚表服罪。我怀念我早期和玛格丽特在一起的时光，怀念苏茜的降生以及她的童年，怀念那次与安妮一起徒步出行。而且，如果我们在谈论永不复得的强烈感情，我想，可能怀念的是难以忘怀的快乐，亦是难以忘却的痛楚。而这样一来范围就大了，是不是？它同样也直接导致了维罗妮卡·福特小姐事件。
“血腥钱？”
我看着这三个字，搞不清是什么意思。她已删除了我的信息及其标题，回复没有署名，只是寥寥一个词语。我只得翻出我的已发邮件，再次推敲，从而断定：从语法上讲，这两个单词只能是对我问为什么她母亲留给我五百英镑的回答。但是，除此之外，便没有任何意义了。哪有什么喋血啊。我的自尊受到了伤害，这倒是真的。可是，维罗妮卡并没有暗示她母亲给我钱，是以她女儿伤害我作为交换的，不是吗？她说了吗？
同时，维罗妮卡没有给我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我希望她做的事，期待她说的话，她全都没做没说。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就这点而言，她至少和我记忆中的她一模一样。当然啰，有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把她归为神秘的女人，她与我所娶的玛格丽特这样棱角分明的女人对比鲜明。诚然，当初我不知道我们的关系处在什么阶段，读不懂她的心思、想法或是动机。谜一样的女人是一个你总想解开的谜团。我不想解开维罗妮卡这个谜了，尤其是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四十年前，她就是个难以捉摸的年轻女子，而如今——就以这个仅三个字、伸出两个手指的作答为证——她好像没有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日渐成熟。我这样坚定地告诉自己。
不过，为什么我们期待年龄会催我们成熟呢？如果说论功行赏并非是生命的本分，那么又岂能要求在生命将尽时给予我们温馨舒适之感？怀旧之情到底服务于何种进化的目的？
我有一位朋友，他接受了律师训练，但后来期待幻灭，且从未开业从职。他告诉我，这些年的时光白白浪费掉的一大好处是，他再也不怕法律和律师了。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是不是？你学得越多，就越不害怕。我所说的“学习”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学习，而是对生活实实在在的理解。
也许我真正想说的是，很多年前，我和维罗妮卡交往过，这使得如今我不怕她了。因此，我打起了邮件之战。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彬彬有礼、坚持不懈、乏味而友好：换句话说，撒谎扯淡。当然啰，删除一封邮件连一秒钟都要不了，但是接着再写一封代替删掉的那封也花不了多长时间。我要用美好的言行来折磨她，我非得到艾德里安的日记不可。我没有“未曾熄灭的火苗”——我跟玛格丽特打过包票的。另外，至于她所给出的较为慷慨的建议，咱们不妨说做前夫的一大好处是你不再需要为你的行为辩护。或者按建议行事。
看得出来，维罗妮卡对我的这种方式很困惑。有时她的回复言简意赅，怒气冲冲，经常是根本不回复。当然她也没那福分，知道我计划的先例。我婚姻快结束的时候，我和玛格丽特所居住的那幢坚固的市郊别墅有点下沉。裂缝随处可见，门廊和前墙逐渐崩裂。（不，我没觉得这是个前兆。）那个夏天出奇地干燥，保险公司忽略了这个事实，把原因归咎于我们前院的酸橙树。那棵树不是特别漂亮，我也不甚喜欢，原因有很多：它遮住了前屋的光线，总有黏黏的东西掉到过道上，紧逼街道，引得鸽子栖息在上面，把粪便拉到停在树下的汽车上。尤其是我们家的车。
我之所以反对砍掉这棵树，是有原则的：这原则不是为了维持国家的树木覆盖率，而是绝不对无形的官僚主义者、长着一张娃娃脸的树木栽培家和保险公司所引证的风靡一时的责任追究理论卑躬屈膝。还有，玛格丽特特别喜欢这棵树。因此，我做好了打持久保卫战的准备。我对树木栽培家的结论提出质疑，要求再挖几口检查坑，以证实抑或推翻靠近房屋地基处有旁生的小根的结论；我就天气状况、大伦敦黏土带、全区范围里禁用橡胶软管带等等一系列问题据理力争。我强硬刚厉，但不失礼貌；我模仿对手，拿腔拿调地说话。我很讨人厌地在每一封新信件上附上之前信件的副本；我请求对现场做进一步勘查，并建议他们追加人力。每一封信件我都额外提出一个质疑，他们不得不花时间考虑应对；如果他们没有回答，我的下一封信便会要他们立刻参看我在第十七封信函里第三或是第四段中的内容，而不是简单重复上次的质疑，这样他们就不得不查阅越来越厚的文件。我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看上去像个疯子，而是一个迂腐的、不可小觑的讨厌鬼。我喜欢去想象他们又一次收到我信件时的呻吟抱怨；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会觉得打不起这浩如烟海的数据战，想要结案了事。最终，他们终于被惹恼了，就提议酸橙树的冠层减少30%，我带着遗憾的神情接受了这个解决方案，可心里不知有多开心呢。
正如我所料，维罗妮卡讨厌自己被当作保险公司来耍。我将省去我们冗长的你来我往，直奔实实在在的主题。我收到马里奥特夫人的一封来信，信中附了一份她称为“争议文书片断”的文件。她希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可以悉数拿到遗产。我觉得这说明接下来充满希望。
这一“片断”其实是某份片断的影印件。可是——即使在四十年之后——我也知道它是真迹。艾德里安用独特的手写方式写下了古怪的斜体“g”。不用说，维罗妮卡没有寄给我第一页或者最后一页，也没有说明这一页在日记中的位置——如果你还能称这些编了数字的段落为“日记”的话。以下是我所读到的：
5.4累加赌注问题。如果人生是一场赌博，那么赌局采取何种形式？在赌马比赛中，累加赌注的形式是利滚利，一匹马赢得的赌金滚注到下一匹马上，如此循环往复。
5.5那么，a）在多大程度上，数学公式或者逻辑准则可以用来表达人类关系？并且b）如果可以的话，整数之间可以放置什么符号？加号减号必然用得上；有时用乘号，当然，还有除号。可是这些符号是有限的。因而，一对全然失败的关系可以表示为亏损/减法，或者除法/减少，两者的总和都为零；而一对圆满的关系则可用加法和乘法表示。那么大多数关系呢？难道它们不需要用那些逻辑不通、求而无解的符号表示吗？
5.6那么，你如何表达一个包含b,asup1/sup,asup2/sup,s,v五个整数的累加赌注呢？
或asup2/sup＋v＋asup1/sup×s＝b?
5.7或许，这样提出问题并列出累加赌注的方式是错误的？用逻辑规则解释人类处境只会遭遇自我挫败吗？当组成一条论据之链的每个链环用不同的金属铸成，每种金属的延展性各不相同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
5.8或许，“链条”是个伪隐喻？
5.9可是，假设它并非伪隐喻，那么，如果链条断了，责任应该归咎于哪一部分呢？是断裂部分的两端，还是环环相扣的整个链条？而何谓“整个链条”呢？责任又应该确定在什么范围内？
6.0或许，我们不妨把责任范围缩小，分配得更精确一些。而且用传统的叙事术语来表达事物而非等式和整数。因而，比如，假使托尼
那份影印件——这一复本之复本——在此处戛然而止。“因而，比如，假使托尼”：页面底部，一行尾端。如果我当时没有马上认出这是艾德里安的笔迹，我也许会认为这份诡异奇绝的残简是维罗妮卡苦心制造出的赝品的一部分。
然而，我不愿想起她——能不想就不想。我只想专注于艾德里安以及他所做的事情上。我不知道怎样说才最好，但是，当我看着这份影印件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我是在审阅某份历史文件——尤其是一份需要详细诠释的文件。不，我只是觉得艾德里安仿佛又来到了这一房间，就在我身旁，呼吸着，思考着。
啊，他依然是那么的可敬可佩。有时候，我极力想象着致人绝命的颓丧，试图召唤出头晕目眩的黑暗，只有死亡，如同一束亮光，突然射进茫茫幽暗中：换言之，人生常态的对立面。然而，在这份文件中——仅仅依据这一页，我把它视为艾德里安对于他自杀行为的理性辩解——作者试图通过一束光来寻找一片光明。这样的解释言之成理吗？
我深信心理学家已在某地绘制了一幅测量智力与年龄关系的图表。那不是一幅智慧、实用性、组织能力、策略常识的图表——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模糊我们对事物的理解。那是一幅纯智力图表。我猜想，这幅图表将显示，我们大多数人的智力高峰处于十六岁到二十五岁之间。艾德里安的残简令我想起他在那一年龄段时的样子。每次我们聊天甚至争吵的时候，仿佛理顺思绪是他的天生所为，仿佛使用大脑就如同运动员使用肌肉一样自然天成。而且，正如运动员面对胜利之时，时常夹杂着自豪、怀疑和谦逊等奇特的情感——我赢了，可我是怎么赢的？凭自己？靠别人?还是神助我也？——因此，艾德里安带着你踏上了他的思维之旅，仿佛他自己都不太相信这一路竟如此轻松惬意。他已然进入了某种优雅的境界——优雅而不排外。他让你觉得你与他同呼吸，共思考，即使你默默无语。我又产生了这种感觉，这一伙伴之谊，简直是太诡异了，此人虽已逝去，却仍然更具智慧，尽管我比他多活了几十年。
并不只是纯智力，还有应用智能。我发现我正在拿自己的人生与艾德里安的做比较。他拥有洞见内心并审查自我的能力；他拥有正确的道德观并将其付诸实践的能力；他拥有自杀时所需要的全身心的勇气。“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是这么说的；但是，艾德里安同时也关照自己的生命，掌控自己的生命，把握自己的生命——然后放手松开了它。我们——活着的人——有谁敢这么做？我们浑浑噩噩，我们被动等待，我们逐渐给自己垒起一座记忆之城。这也是一个累加赌注的问题，但不同于艾德里安所指的那样，我们只是简单地把生活叠加在一起。正如某位诗人所言，增加与增长相去甚远。
我的人生呢，是不断增长还是简单累加？这是艾德里安的文字碎片甩给我的问题。我的人生中有加法也有减法，可是又有几多乘法呢？一想到这个，我就心绪难宁，局促不安。
“因而，比如，假使托尼……”字里行间意蕴浓浓，尤其勾连起四十年前的那段时光；我或许发现，这寥寥数词包含或导致了我那位洞悉世界的老友的非难与批评。可是此时此刻，我听到这些词语带有一种更宽泛的指涉——指涉我的全部人生。“因而，比如，假使托尼……”在这一语域中，这几个词语其实自成一体，完全不需要在后面加上某个解释性主语从句。是的，的确如此，假使托尼看得更透彻，做得更决绝，秉承更加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不那么轻易屈从于他起初称之为幸福，而后谓之为满足的被动温和。假使托尼不胆小怕事，不指望通过别人的认同来获取自我认同感……诸如此类，通过这一系列的假设来推断出最终结论：因而，比如，假使托尼不是托尼。
然而，托尼就是托尼，过去是，现在还是，一个从固执己见中找到慰藉的男人。给保险公司寄信是这样，给维罗妮卡发电子邮件也是这样。你要是敢找我麻烦，我也不会让你好过。我坚持几乎每隔一周就给她发一封邮件，每封邮件用不同的口吻，从诙谐的告诫到“姑娘，学聪明点儿，别干蠢事!”到询问艾德里安写了一半的句子，到半心半意地询问她的生活。我希望，无论她在何时点击收件箱，都能感受到我的守候与等待；我希望她知道，即使她立马删除我的邮件，我也能觉察到这是她的所为，我毫不惊讶，更不会受伤害。我希望她知道，我就在那儿，一直等待。“时—间—在我这边，是的，没错……”我认为这不是骚扰；我只是在追求属于我的东西。随后，某天早上，我得到了答复。
“我明天进城，三点，摇摆桥正中间，不见不散。”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认为她做每件事都会保持一定距离，她惯用的手法是请诉讼律师出面和保持沉默。或许她改变心意了。又或许是我真的激怒她了。毕竟，这一直是我的目的。
摇摆桥是泰晤士河上新架起的人行小桥，连接着北岸的圣保罗大教堂和南岸的泰特现代艺术馆。正式开放时，曾一度摇摆不定——可能是人流汹涌，众人的脚步所致，也可能是风力的影响，又或者是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之，英国评论界对设计师和工程师们的冥行盲索给予了恰如其分的嘲讽。我倒觉得桥很美。我也喜欢它摇摆起来的样子。它似乎提醒我们，要不时看看脚下，是否站稳了。后来他们加固了桥梁，使它停止了摆动，但是这个绰号依然流传——至少目前是这样。我在想，维罗妮卡为何选择在那里见面？我还想，她会不会故意要我等她？她究竟会从桥的哪边过来呢？
事实上，她比我提前到了。我从远处一眼就认出了她，她那熟悉的身形和站姿。为什么某人的言行举止会久久留在脑中挥之不去呢？这实在令人费解。而她的姿势——让我怎么说才好？一个人能焦躁地站着吗？我不是说她两只脚交替着跳来跳去，而是她浑身上下散发出的焦灼感表明她不愿在此久留。
我看了看手表。很准时，一分不差。我们看着对方。
“你头发都掉了。”她说。
“正常啊。至少说明我不酗酒。”
“我没说你酗酒啊。找个长椅坐下吧。”
她不等我回答就径直走过去。她脚步轻快，要想跟她并排走我就得小跑几步。为了不再助长她的嚣张气焰，我慢悠悠地跟在后面，一直走到一把长椅前。空空的长椅面对着泰晤士河。一阵侧风吹皱水面，我说不清这激起的涟漪究竟如何荡漾。头顶是灰蒙蒙的天空。游人稀稀落落；一个穿轮滑鞋的家伙从我们身后咯嗒咯嗒地滑过。
“为什么人们认为你酗酒？”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提到酗酒？”
“不是我提出来的。是你说我头发变少了。事实上，如果你是个嗜酒如命的人，酒精中的某种成分是可以抑制脱发的。”
“真的吗？”
“嗨，你见过秃顶的酒鬼吗？”
“我要是有空，就去做些更有意义的事。”
我看了看她，心想：你一点儿没变，可是我变了。然而，奇怪的是，如此针锋相对的谈话差点勾起了我的怀旧情结。差点。同时我在心里念叨：你这身打扮可真老气。她穿着一件俗不可耐的花呢裙子，一件寒酸的蓝色防雨夹克；河边的风把头发吹得蓬乱不堪。头发和四十年前一样长短，只是多出了不少银丝。或者，不妨说，是银发中夹杂着几丝原来的棕发。玛格丽特曾说过，女人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不愿意换掉她们在最迷人时期的发型。当那发型不再适合她们的时候，她们也要再坚持很久，因为她们害怕一剪刀下去就什么都没了。用这个来解释维罗妮卡的心理似乎再合适不过了。也可能她只是不在乎。
“那么？”她问。
“那么？”我重复了一遍。
“是你提出见面的。”
“是我吗？”
“难道不是吗？”
“既然你这么说，那肯定就是我啰。”
“好吧，到底是还是不是？”她一边追问一边站起身子，没错，她的站姿就是很焦躁。
我故意不做任何反应。我没有劝她坐下，也没有跟着站起来。她想走就走呗——她要是想走，挽留也没用。她静静地凝望水面。她的颈部上有三颗黑痣——我是否还能记起它们？如今，每颗黑痣上都长出一根长长的汗毛，它们在光线下格外显眼。
这样很好，不谈琐事，不聊过去，不去怀旧。直奔主题。
“你可以把艾德里安的日记给我吗？”
“不行。”她果断拒绝，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为什么不行？”
“我把它烧了。”
一想到她先犯下盗窃罪，后又犯下纵火罪，我的怒气直冲心头。可是，我告诫自己，应一如既往地将她视为保险公司。于是，我超然地问道：
“因为什么？”
她的脸颊微微抽动了一下，但我分辨不出那是微笑还是抽搐。
“别人的日记是不能随便看的。”
“你母亲肯定看过。你肯定也看过，所以才能决定寄给我哪一页。”她没回答。我换了一种策略。“对了，那句话接下来是怎么说的？就是那句：‘因而，比如，假使托尼……’？”
她耸了耸肩，皱了一下眉。“别人的日记是不能随便看的。”她重复着刚才的话，“不过，要是想看的话，可以看看这个。”
她从防雨夹克的口袋里掏出一只信封，交给了我，转身离开。
我回家后，又翻看一遍发给她的邮件。没错，我确实没有提出过要见面。好吧，至少没有说过那么多。
不禁想起我看到屏幕上显示出“血腥钱”这三个字时自己的第一反应。我告诉自己：没人死了呀。我只想到了维罗妮卡和我自己。根本没有顾及到艾德里安。
我还想起来另一件事：玛格丽特关于两类女人——棱角分明的女人和神秘的女人的理论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第二部分关于男人只可能被其中一类女人吸引的问题上，存在一个错误，或者说是统计上的纰漏。对我而言，维罗妮卡和玛格丽特都很有吸引力。
我记得在我青春期将要接近尾声的一段日子里，内心经常会因为各种冒险刺激的念头而陶醉不已。幻想长大以后这些得以一一实现。我要去冒险，探索，发现，邂逅一个个不同的她。我要像小说中的人物那样生活，过完一生。至于哪些人物我却不甚了了，唯一确定的是激情和危险，狂喜和绝望（更多的是狂喜）会悉数到场。不过……是谁说的“艺术就是对渺小生命的放大”？在我将近三十岁的某一天，我忽然发现，我的冒险精神早已渐行渐远。我绝不会追随青春期的种种梦想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开始料理自家的草坪，享受自己的假期，过上了自己的小日子。
但是，时间啊……时间先安顿我们，继而又迷惑我们。我们以为自己是在慢慢成熟，而其实我们只是安然无恙而已。我们以为自己很有担当，其实我们十分懦弱。我们所谓的务实，充其量不过是逃避，绝非直面。时间啊……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我们论据充分的决定仿佛就会摇摇欲坠，我们的确信不疑就成了异想天开。
维罗妮卡给我信之后的一天半时间里，我一直没有打开它。我等着，因为我知道她猜我应该不会等待，她希望我在她淡出视野之后马上用拇指揭开封口。可是，我知道信封里不可能装有我想要的东西：比如，行李寄存箱的钥匙，以便我找到艾德里安的日记。同时,我对她一本正经地宣称不应看别人的日记深表怀疑。我相信她烧掉日记，并不是为了维护那些草率建立起来的道德规范，而是要惩罚我在遥远的过去犯下的种种过错和失误。
她提出跟我见面，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为什么不通过皇家邮政呢，她不就能躲过一次不悦的会面吗？为什么要面对面？难道是因为她想看看我这些年的变化，即使这会让她不寒而栗？我深表怀疑。我又仔细回想了我们在一起的那十分钟——见面的地点，坐过的长椅，双方都想完事走人的焦虑，聊过的只言片语以及彼此的心照不宣。我最终得出了结论：如果她约我见面不是为了要做什么的话——不是为了交给我这封信——那就是为了跟我说什么，也就是她烧掉了艾德里安的日记。为什么选择在灰暗的泰晤士河畔说这些话？因为她能矢口否认。她不想把打印的电子邮件作为确凿的证据啊。如果她可以谎称是我提出了见面，那么说她否认自己曾承认犯了纵火罪也绝非是歪曲事实。
得出这个初步性的结论后，我一直等到吃晚饭的时候才拿出信封，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信封上没有我的名字：也许是更便于否认？我当然没有给他。我甚至根本就没有见过他。他不过是个邮件害虫，幻想狂，一个秃头的网络跟踪狂。
从带状的灰色阴影以及第一页的黑边这样的细节中，我看出这还是一份影印件。她怎么回事啊？难道她根本没有经手真正的手稿？然后我注意到上端的日期以及手写笔迹：这是多年前我亲手写的。“亲爱的艾德里安”，这是信的开头。我一口气读完了这封信，然后站起身，拿起酒杯，把红酒倒回酒瓶里，酒溅了一地。然后又倒了一大杯威士忌。
我们多久才跟别人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我们又是多久会对其调整、修饰，甚至巧妙地删剔？年岁越大，周围挑战我们的讲述的人就越少，很少有人会提醒我们，我们的生活未必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仅仅是我们讲述的关于人生的故事。是讲给别人听的，但是——主要是——讲给自己听的。
亲爱的艾德里安——不妨说，亲爱的艾德里安、维罗妮卡（贱女人，你好，欢迎读这封信），
嗨，你们俩还真是天生一对，我祝愿你们无比快乐。希望你们缠绵相守，以给双方造成永久伤害。我希望你们后悔那天我介绍你们认识。而且，我希望，在你们分手之际——你们最终必定分手——我给你们六个月时间，不过由于你们两人的虚荣心作祟，则可持续一年，我诅咒你们诸事不利——留给你们的是一生的凄楚，它会一点点毒害腐蚀你们往后的关系。我隐隐希望你们有个孩子，因为我坚信时间是复仇大王，没错，将报复施予一代代后人。不妨看看伟大的艺术吧。可是，报复必须有的放矢，那就是你俩（你们当然不是什么伟大的艺术，不过是漫画家的信手涂鸦）。所以我又不希望你们那样。倘若让某个无辜的胎儿发现它原来是你们俩的崽子——请原谅这一陈词滥调——让它遭受这样的痛苦，那未免太不公平。所以，维罗妮卡，千万别忘了给他那细小的鸡巴套上杜蕾斯。或许你还没有让他越过雷池一步？
好了，客套话也说够了。我再给你们俩奉上几句真心的忠告。
艾德里安：你当然已经知道她是如何玩弄男人于股掌之上了——不过我估计你当初对自己说，她是在与自己的原则做斗争，而你作为一个哲学家，可以用你的灰细胞帮助她克服困难。如果她到现在还没有让你长驱直入，我建议你跟她一刀两断，而她就会带着一袋三个的避孕套、穿着湿漉漉的灯笼裤来到你家，猴急猴急地向你投怀送抱。可是，玩弄男人于股掌之上也是个隐喻：她会操纵你的内在自我，而将自己从你那里撤出来。我把精确的诊断留给精神病医师们来做——根据一周七天可能稍有不同——而只是注意到她根本不会考虑他人的感觉或情感。甚至她母亲也告诫我提防她。如果我是你，我会向她母亲问清楚她曾经所受的创伤。当然了，这些你都要背着维罗妮卡偷偷做，因为，嗬，那女孩是个控制狂。哦，对了，她还是个势利眼，这点想必你已了解，她嫁给你是因为你的名字后面即将拥有剑桥大学文学学士头衔。还记得你曾经多么鄙视“杰克兄”以及他那群爱赶时髦的朋友吗？是不是现在渴望跟那种人一起混？不过不要忘了：假以时日，她一定会瞧不起你的，就像她瞧不起我那样。
维罗妮卡：你们的联名信很有趣。信里充斥着你的恶毒和他的一本正经。真是天生一对。你卓越的社交才能跟他的博学多才真是绝配。但是不要以为你能像征服我（暂时地）那样征服他。我知道你的惯用伎俩——孤立他，切断他和朋友们的往来，从而完全依赖你，等等，等等。也许短时期内会奏效。可是长远看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他发现你是个无聊鬼之前，你能不能怀上他的孩子。即使你真的把他搞定了，你就等着一辈子都有人来纠正你的逻辑，早餐桌边学究迂腐的谈话，以及在用餐时对你那装腔作势的样子哈欠连连吧。现在我是不能把你怎么样，可是时间会有所作为。时间会说明一切。它永远都会的。
恭贺佳节，祝愿酸雨降临在你们俩油光闪闪的头上。
托尼
我发现威士忌可以使人清醒，还能缓解疼痛。如果喝够量的话，又能把人灌得很醉。我把这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无法否认自己的作者身份或是其丑陋粗俗的内容。我唯一能申辩的是，它的作者是曾经的我，而非现今的我。说实话，我第一眼都没有认出这封信竟然出自我之手。好吧，也许是我在自欺欺人。
刚看完信，我先是想到自己先前的形象：易怒，善妒，邪恶。以及我企图破坏他们关系这一行为。至少在这件事上我很失败，因为维罗妮卡的母亲向我保证说，艾德里安在人生的最后的日子里过得很快乐。倒不是说她的保证让我释怀。曾经年少的我回头来惊醒现在年老的我，让我明白过去或现在的自我呈何等模样，或有时能呈何等模样。而且，就在最近我才发现，我们人生的见证者日渐减少，我们的基本证据也随之消减。如今我手里握着的正是关于我过去的十分不愉快的见证。要是维罗妮卡烧掉的是这份文件，那该多好啊。
我随即想到了她。但想到的并不是她初读此信时的感受——稍后我回头再讲这点——而是她为什么把信又给了我。当然不排除她想借此来说明我有多混蛋。但我认为不止如此：鉴于我们目前的僵局，这也是她的策略之举，是对我的警告。假如我为了搞到日记而在法律上小题大作，她就会奋起自卫。我就成了自己道德品行的见证者。
然后我又想到了艾德里安。我那位自杀身亡的老朋友。这是他收到的我寄给他的最后一封来信。信中对他的人品大肆诽谤，企图毁坏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恋爱。当我写下那句“时间会说明一切”的时候，我低估了，或者说是误判了一个事实：时间不是在报复他们，而是在报复我。
最后，我记起曾寄给艾德里安一张明信片，那是对他来信的永久回应。装酷地说什么一切均好，老兄。明信片上印的是克利夫顿悬索桥。每年都有一些人从这里投河自尽。
第二天清醒的时候，我重新思考了我们三个人的关系，思考了时光里的许多悖论。比如：年少敏感的时候，我们最容易伤害别人；心中激情渐退、棱角不再尖锐、更加懂得保护自我并学会承受伤害的时候，我们步履也愈加小心谨慎。现在我或许不会让维罗妮卡好过，可我绝不会伤得她体无完肤。
回溯往事，他们告知我他们的恋爱关系，这并非残酷。只是时间不巧，看起来好像是维罗妮卡一手策划的。我为什么要表现出很愤怒呢？因为受伤的自尊、考前的压力、孤立感？这些全都是借口而已。不，我此刻没有感到耻辱，或者愧疚，而是我生命中很少有过的、比前两者更强烈的感觉：悔恨。这一感觉更复杂、更纠结、更原始。其基本特点是：无可奈何——时间已流逝，伤害已造成，无法弥补了。尽管如此，四十载光阴过去，我给维罗妮卡发了封邮件，为我的信深表歉意。
而后，我想到更多的是艾德里安。从一开始，他就比我们其余人看得清楚。当我们沉溺在年少说愁的情绪里，想象着我们每天的不满是对人类境况的原始反应时，他就已经比我们看得远、想得深了。而且他对生命的感触也更鲜明——或许甚至更特别，尤其当他认为生命得不偿失，划不来的时候。和他相比，我总是稀里糊涂，未能抓住有限的机会，从生活中多多吸取教训。我安于现状，整天就围着生存琐事打转：得过且过，一年年的时光就这样流走了。用艾德里安的话说，我听天由命，随波逐流，放弃了审视人生。所以，生平第一次，我开始对人生——我的全部人生——心怀悔恨：一种介于自我怜悯和自我憎恨之间的感觉。我失去了年轻时代的朋友们。失去了妻子的爱。放弃了曾经的抱负。我一心希望生活不要过多烦扰我，并且最终如愿——可这是多么可怜啊。
中等就好，自从离开校园，我就一直这样。上大学时，工作后，中等就好；友谊、忠诚、爱情，中等就好；性，毫无疑问，中等就好。几年前，一项关于英国驾驶员的调查表明，参与调查的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认为自己的车技“中等偏上”。可根据平均数定律，我们绝大部分人注定平凡。这么说并不能带来任何慰藉。中等就好，这一短语不断在耳畔回响。生命平庸；真理平常；道德平凡。维罗妮卡再次见到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指出我头发没了。这是其中最微小的例子。
她给我的道歉信回复道：“你就是不明白，你知道吗？你从来都没明白过。”我几乎无从抱怨。即便是我发现自己泱泱地希望她在回信的两句话中哪怕有一句用了我的名字。
我很想知道维罗妮卡是怎么搞到了我的信。难道艾德里安在遗嘱里把一切都留给了她？我甚至都不清楚他有没有立遗嘱。也许他把我的信夹在日记本里，然后被她发现了。不，我思绪有点乱。如果我的信放在日记本里，那么福特太太肯定看见过它——那么她断然不会留给我五百英镑。
我很想知道，鉴于维罗妮卡故意完全鄙视我，为何还要回我的信。呃，也许，她并不鄙视我。
我很想知道，维罗妮卡是否因为杰克兄告诉我她的电邮地址而找他算账。
我很想知道，很多年前，她说的“感觉不对”是否仅仅只是出于礼貌。或许她那时之所以不想跟我上床，是因为她举棋不定的那段时间我们的性生活没有让她感到足够的快感。我很想知道，我在床上是不是很笨拙，很莽撞，很自私。如果不是的话，那又是怎样的呢？
我讲述着我和杰克的联系，艾德里安的日记，桥上的碰面，信的内容，以及我的悔恨，玛格丽特坐着，边听边吃乳蛋饼和沙拉，随后蘸着水果酱吃意大利奶酪。她把咖啡杯放回杯托，发出轻轻的撞击声。
“你不会还爱着水果蛋糕吧。”
“不，我没觉得自己还爱她。”
“托尼，我没在问你，那是个陈述句。”
我温柔地望着她。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了解我，即使这样还愿意和我一起用午餐。愿意让我一直讲自己讲个不停。我冲她一笑，毋庸置疑，她对那笑容熟稔无比。
“有时候我也是会让你惊奇的。”我对她说。
“你依然会让我惊奇啊。今天就让我惊奇了嘛。”
“是的，但我想让你惊奇的时候，是想让你看到我好的一面，而不是更加糟糕的一面。”
“我没有觉得你糟糕。我甚至都没觉得水果蛋糕很糟糕，尽管我承认我对她的评价从来都不会超过海平线。”
玛格丽特并没有洋洋得意；她也知道她无须指出我对她的忠告充耳不闻。我觉得她喜欢当一个善解人意的倾听者，也喜欢自己被提醒幸好跟我再无瓜葛了。我这么说并没有什么恶意。我觉得事实就是如此。
“我能问你件事吗？”
“什么时候都可以。”她回答道。
“你离开我是因为我的缘故吗？”
“不是的。”她说，“我离开你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缘故。”
我和苏茜相处得很好，我这个人喜欢一遍遍地重复。我很乐意在法庭上做此陈述。苏茜三十三了，也可能三十四。对，是三十四。自从我坐在市政厅橡木雕饰的第一排位子上充当见证人之后，我们就没有过任何争吵。我记得那时我就在想将她“休”掉——或者，更准确地说，把我自己“休”掉。义务已尽，独生女儿看起来只是婚姻暂时的避风港湾。现在你要做的就是不要患上老年痴呆症，并且记住把你所有的钱全留给她。你完全可以比你的父母做得更好嘛，要死的时候，得让这笔钱能真正为她所用。这倒是个开端。
假如我和玛格丽特还在一起，我可不敢说她一定会准许我成为一个溺爱孙子的爷爷。玛格丽特更有用，这一点倒也不奇怪。苏茜不想把孩子留给我，因为她觉得我没那个能力，尽管换尿布之类的事情都是我做的。“等卢卡斯长大一点了，你可以带他去看足球赛。”有一次她这么跟我说。哦，台阶上的外公眼睛里结满眼屎，引导小家伙进入足球的神秘世界：如何讨厌穿不同颜色t恤的人，如何假装受伤，如何把鼻涕甩在球场上——小子，看呐，按住一个鼻孔，然后把那绿乎乎的玩意儿从另一个鼻孔轰出来。在懂得人生真谛之前，如何虚度最美好的年华。哦，说对了，我可是盼着把卢卡斯带入足球的世界呢。
可是苏茜没注意到我不喜欢足球——或者说是不喜欢现在的足球。她对感情很实际，她就是这样的人。这一点跟她妈一样。所以她并不关心我真实的感受。她宁愿假设我怀有某些情绪，然后按照那一假设行事。某种程度上，她认为离婚的问题在我。如是：既然她母亲做了所有的一切，那很明显，离婚全是她父亲的错。
性格会随着时间而发展变化吗？在小说里，当然会：否则就没啥故事可讲了。可生活里呢？我有时候很想知道。我们的态度和观点会变，我们会有新的习性和怪癖；可那不一样，更像是装饰。或许性格和智慧一样，只是性格成型得要晚一些：二十岁与三十岁之间。从那之后，我们基本上就定型了。我们就只能靠自己了。假如是这样，那便能解释许多人生，不是吗？而且还可解释——不知这字眼是否太宏大——我们的悲剧。
“累计的问题。”艾德里安写道。你把钱押在一匹马身上，它赢了，你把赢的钱又加注在下一场比赛的马身上，如此下去，你赢的钱就不断增加。可是你的损失也会如此吗？在赛马场上当然不会——在那儿，你损失的是你原来的赌注。但在人生中呢？或许，生活与赛马场的规则不一样。你赌定一段恋爱关系，失败了；你继续下一段关系，又失败了：或许，此时你失去的就不只是两个减法的简单相加，而是赌注的相乘了。不管怎样，人生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不只是加法或减法。是损失或失败的累计，相乘。
艾德里安的文字片段里也涉及到了责任问题：是否有一条责任链，或者是否我们把这个概念狭隘化了。我赞成把责任概念狭隘化。对不起，不，你不能因为你有或没有兄弟姐妹，或者你的基因，或者社会，或者不管什么，而去责怪你那死去的父母——在通常情形下，你不能这样干。从一开始你就得秉承一个观念，即你自己是你唯一的责任，除非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事实相反。艾德里安比我聪明许多——在我用常识的时候他用逻辑——可我想，最终，我们多少有点殊途同归。
这倒不是说，我可以理解他笔下的一切。我盯着他日记里的那些方程式，百思无解。不过，说实在的，我从来就不擅长数学。
我并不嫉妒艾德里安的死，我嫉妒的是他人生的清澈。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所见、所思、所感和所为比我们其余人都要清晰澄明，而且是因为他死得适时。我可不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那种废话：“如花的年轻生命夭折”——罗布森自杀时我们校长还在捣鼓这句话——还有“众生逐渐老去，他们却青春永驻”。我们其余人中大部分都不介意变老。这总比我书中的其他选择要好。不，我的意思是，你二十几岁的时候，即使你对你的志向和目标很迷茫、很不确定，你却能强烈地感受到生活本身是什么，生活中的你是什么样子，会变成怎样。后来……后来，这种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相互交叉，前后纠缠，虚假记忆日渐增加。想当初，你能记住你短暂人生的全部。后来，记忆变成了一件百衲衣。有点像一个黑匣子记录一架飞机失事的全过程。假如没有失事，磁带会自动销毁。所以，如果你真的坠毁了，其原因便一目了然；而如果你没有坠毁，那么你的航行日志就不那么清楚。
或者，不妨换句话讲吧。有人曾言，历史上他最喜欢的时光在于事物崩溃之际，因为那意味着新事物正在诞生。假如我们把这一观点运用到每一个个体的生活之中，这能说得通吗？在新事物正在诞生之际死亡——即使那新生的只是我们固有的自我？因为，正如一切政治和历史变革迟早会令人失望，成年大抵也是如此。人生亦然。有时候我想，生命的目的在于将我们磨得疲惫不堪，证明人生并非全然像所赞美的那样，不管这证明要多久，以此令我们对于最终的失去心甘怡然。
想象某个人，深夜时分，微醉，给前女友写信。他在信封上写好地址，贴上邮票，穿上外套，走到信筒，把信塞进去，走回家，上床睡觉。而最有可能的是，他不愿做最后的一系列动作，不是吗？他会把信留到第二天早上再寄。然后，很有可能，会三思而后行。所以，对于电邮，有很多可说的，它的冲动性、及时性、真情实感，甚至是言语失态。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姑且认为思路这个词没有大词小用——为什么要相信玛格丽特的话呢？——她甚至都不在场，而且只能持有偏见。于是，我电邮了维罗妮卡，标题写着“问题”，然后问她道：“你觉得当初我爱上你了吗？”我用本人姓名的首字母落款，趁还没有改变主意，敲击了“发送”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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