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她竟然在第二天早上就回信了。这一次她没有删去我的题目。她回复道：“如果你必须问这个问题，那么我的回答是‘没有’。维。”
我觉得她的回复很正常，甚至有点鼓舞人心，或许这说明了我目前的心态。
我的反应是给玛格丽特打电话，告诉她我和维罗妮卡的电邮问答，或许这也说明了什么。一阵沉默后，我的前妻轻轻地说：“托尼，你现在得靠你自己了。”
当然，你还可以做其他解释；你永远都可以。所以，比如，有个关于鄙视的问题，以及我们对它的回应。杰克兄朝我使了个傲慢的眼色，四十年后，我使出自己浑身的魅力——不，我们别夸张了：我用某种虚假的礼貌——从他那儿获取信息。然后，我立马背叛了他。你看不起我，我还瞧不上你呢。不过，我现在得承认，当时，说实在的，他或许只是对我鲜有兴趣罢了。瞧吧，这就是我妹妹的新欢——他可不是第一个，而且，毫无疑问，肯定也不是最后一个。没必要过于细致地审视这个昙花一现的家伙。但是，我——我——那时候就是感觉到了他的鄙视，而且一直记在心上，而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或许，说到维罗妮卡，我是想有所超越：不是还以鄙视，而是战胜鄙视。你应该能明白这样做的诱惑所在。因为再次展读我的那封信，分明感受到它的粗鲁和挑衅，在内心深处掀起一股强烈的冲击波。如果说她之前没有鄙视我的话，那么艾德里安给她看过信后，她必定会对我嗤之以鼻。而且也必定会把那怨恨年年延传，并以此为由扣下甚至销毁艾德里安的日记。
我之前已经确定地说过，悔恨的最大特点便是无能为力：道歉或者改过都为时已晚。可是，假如我错了呢？假如有办法可以让悔恨倒流，嬗变成单纯的内疚，然后道了歉，被原谅了呢？假如你可以证明你不是她所认为的那个坏人，并且她又愿意接受你的证据呢？
又或者，也许我的动机完全来自另一个方向，不是关于过去，而是指向未来。和大部分人一样，我对展开一段旅程持有迷信。我们知道，从统计学的角度看，飞行比步行到一个街角小店还要来得安全。尽管如此，在动身离开之前，我还是要做一些事情，如结账，清理通信记录，跟某个亲人通个话。
“苏茜，我明天就走了。”
“好的，我知道，爸爸。你告诉过我的。”
“我告诉过你吗？”
“是的。”
“哦，我只是想道个别。”
“对不起，爸爸，孩子们很吵。你刚才说什么？”
“哦，没什么，告诉他们我爱他们。”
当然，你做这些只是为了自己。你是想要留下那最后的记忆，而且使之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你想要留个好印象——万一你厄运当头，所搭乘的飞机没有步行去街角小店安全呢。
假如这是我们在马略卡岛冬季五夜游之前的表现，那么，当那最后的旅程——机动车轮奔向火葬场——到来之际，生命在迈向终结之时为何不应有一个更为广阔的过程？不要想着我的坏，而要记着我的好啊。告诉大家你喜欢我，你爱我，我不是一个坏蛋。纵然，或许，这一切都不是事实。
我打开一本旧相册，看着那张她让我在特拉法尔加广场拍的照片。“跟你的朋友拍一张。”亚历克斯和科林很夸张，摆出一副“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的表情，艾德里安一如既往地严肃，而维罗妮卡——我此前从没注意到过——正稍稍朝艾德里安靠近。没有抬眼看他，可同时也没朝镜头看。换句话说，她没看我。那天我吃醋了。我想要把维罗妮卡介绍给我的朋友们，想要维罗妮卡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维罗妮卡，当然他们要喜欢我多一点。现在想想，这也许是年轻时一个不切实际的期待。所以，当她不停地问艾德里安问题时，我一副气呼呼的样子；稍后，在酒店酒吧里，艾德里安猛批杰克兄及其好友，我当时立马感觉舒服多了。
我想了一下要联系亚历克斯和科林，想象着向他们索要回忆和证据。可他们并不是故事的中心人物；我就没指望他们的回忆比我的好。假如他们确证的事实其实一点也没用，反而有害，那该怎么办？事实上，托尼，我想呐，都这么些年了，也该说出真相了，艾德里安老是在背后捅你刀子。哦，还真“有趣”。是的，我们俩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你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友善，也没那么聪明。我知道，还有呢？是的，他说了，你想当然地自以为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不管怎样，比我们两个人更亲密——那样子真诡异和不可思议。是的，就这些了吗？还有：任何人都能看出来，那个女的叫什么来着，她不过是跟你玩玩的，一看到更好的马上就把你甩了。你没有注意到，我们大家见面的那天她跟艾德里安调情的样子吗？我们两个人都震惊了。她几乎把舌头都伸进他耳朵里去了。
不，这些没有用。福特太太死了。杰克兄不在场。唯一可能的见证人，唯一的确认者，是维罗妮卡。
我说过我不会让维罗妮卡好过，对吧？这个表述有点奇怪，总是让我想起玛格丽特烤鸡的样子。她轻轻地捣松鸡胸和鸡屁股上的皮，然后在下面涂上黄油和香料。也许是龙蒿。可能还有些大蒜，我不确定。不管是那时还是之后，我自己从来都没尝试过；我手指太笨拙了，我想象着用手指剥下鸡皮。
玛格丽特告诉过我一种更奇特的法式做法。他们把一片片黑色的松露放在鸡皮下面——你知道他们把这叫什么吗？半孝鸡。我猜这个菜谱可以回溯到人们几个月只穿黑色，再几个月只穿灰色，然后才慢慢进入穿彩色服装的年代。全孝一——半孝——四分之孝。我不知道这些是否是专业用语，但我知道服装的色彩等级变化全部都记在一张表格上。现在，穿孝服能穿多久呢？多数情况下只穿半天——一场葬礼或火化以及后面的丧宴，时间已足够长了。
抱歉，有点离题了。我想让她不好过，我是这么说的，对吗？这么讲能表达出我想要的本意吗？或者是别的意思？《爱你爱到心坎里》——这是一首情歌，是吧？
我一点不怪玛格丽特，一丁点也没有。但是，简单说来，如果我孤身一人，那么我还有谁呢？在给维罗妮卡发新邮件之前，我犹豫了好几天。邮件里，我问候了她的父母：父亲尚还健在？母亲最后走得还安详？末了，还加上了一句：虽然我和他们只有一面之缘，但却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好吧，我承认那句话半真半假。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问这些问题。我想我只是想干点平常的事儿吧，或者，至少假装某些事儿很正常，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你还年少的时候——当初我年少的时候——你希望自己的性情能像书中主人公的那样。你希望颠覆命运，希望创造和定义新的现实。但是，我想，过了不久，你便希望自己的性情变得更温和一些，更实际一些：你希望以性情来支撑你业已成型的生活。你希望它们告诉你一切都很好。请问，这么做有错吗？
维罗妮卡的回复出人意料，也让我释怀。她并没有觉得我的问题无礼鲁莽。我这么问，她好像还挺高兴的。后来，她爸爸酗酒越来越凶，结果呢，大概三十五年前食道癌夺去了他的生命。读到那儿，我停了下来，霎时愧疚难当：在摇摆桥上我对维罗妮卡最开始说的有关秃头酒鬼的话太没礼貌了。
她爸爸过世后，她妈妈把奇斯尔赫斯特的房子卖掉了，搬到了伦敦。她开设美术课，学会了抽烟，收起了房租，尽管她生活依然充裕。她身体一直很好，一两年前她的记忆力突然不行了。可能是轻微中风所致吧。她把茶放到冰箱，将鸡蛋放入面包盒里，诸如此类的事情总是发生。有一次烟头没掐，差点把房子都点着了。此间，她一直都积极乐观，但突然之间病情就恶化，说不行就不行了。最后的几个月里，她一直在和病魔做斗争，呃，不，她走得并不安详，虽然这已经是万幸了。
我把这份邮件反复读了好几遍，试图寻找其中的陷阱、含糊不清的话语和蕴含的侮辱。但什么也没找到——除非直来直去的大白话本身就是陷阱。这是一个寻常、伤感——而又太过熟悉——的故事，讲得也很朴实。
当你开始忘记事情的时候——我是指衰老可以预见的颓境，并不是老年痴呆——人们的反应各有不同。你可以坐在那里，强迫你的大脑把熟人、花朵、火车站、宇航员等等的名字通通交出来；或者你承认自己记忆力衰退，采取切实的行动，然后从书上、网上查找相关的资料；又或者任其自然——忘却记忆这档子事儿——然后，有时，一个小时或者一天之后，往往在随着年老而来的漫漫不眠之夜里，错置的事实便猝然浮现脑海。唉，我们这些容易忘事的人，全明白这事。
然而，我们也明白别的事：我们的大脑不喜欢被模式化。正当你觉得一切都不过是减法和除法的时候，你的大脑——你的记忆——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它仿佛在说：千万别指望你可以这样顺顺利利、舒舒服服、慢慢腾腾地衰亡——生活可比这复杂多了。因而，脑海里会不时地浮现出零零星星的回忆，甚至那些熟悉的记忆也被拆分得支离破碎。我惊恐地发现，这一切正发生在我身上。我渐渐记起——毫无顺序和意义感可言——很久之前和福特一家度过的那个周末，那埋藏在记忆深处的零星细节。从我阁楼的房间里，越过层层屋顶，可以眺望到一片树林；楼下，时钟当地敲了一下，刚好慢了五分钟。福特太太把散裂的熟鸡蛋扔进垃圾桶，脸色担忧——为了那鸡蛋，而不是我。饭后，她的丈夫劝我喝点白兰地，我拒绝了，他便问我究竟是真男人还是胆小鼠辈。她的哥哥杰克称福特太太为“母亲大人”，譬如，他问她：“您认为什么时候才能开饭，喂饱我们这帮挨饿兵呢，母亲大人？”第二天晚上，维罗妮卡不光送我上楼。她说：“我要送托尼回房间。”说罢，当着全家人的面拉起了我的手。此时，杰克说道：“母亲大人怎么想呢？”但母亲大人只是笑了笑。那天晚上，我匆忙地向他们道晚安，因为我分明感到自己的阴茎勃起了。我们慢慢走向我的卧室，维罗妮卡背靠着门吻了下我的嘴，在我耳边低语：“睡它个好觉！”我现在依然记得，大概过了四十秒种后，我就对着那小水槽自慰，将喷射而出的精子哗地冲下屋子的水管。
我一时兴起，在谷歌上搜索奇斯尔赫斯特，竟然发现镇上根本没有圣米迦勒教堂。这么说来，福特先生开车带我们游览小镇十之八九只是个臆想——一个私人玩笑，要么就是骗我的。我非常怀疑那个地方是不是也没有皇家咖啡馆。随后，我用谷歌地图仔仔细细地搜索那个小镇，可是我要找的那座房屋好像已不复存在了。
又一个晚上，我也是喝了一些酒，然后打开电脑，在地址簿上找到维罗妮卡的名字，我的地址簿里就只有一个维罗妮卡。我打了电话，想约她再见上一面。也许我先前把事情搞得很糟，我为此很是抱歉。我保证我并不想谈论她妈妈的遗嘱。这也是真的，虽然直到我写那句话，我才意识到有好几天都没有想艾德里安和他的日记了。
“你这是想做一个了结吗？”她回复道。
“我不知道。”我答道，“但至少见一面不会有什么坏处，是吧？”
她没有回答那个问题，但当时我没注意，也不介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隐隐觉得她会提议在桥上再见一面。要不然呢，或者在某个舒适而比较私密的地方：一个被人遗忘的酒吧，一家安静的餐厅，甚或查令十字酒店的酒吧。然而，她却选择了牛津街约翰·刘易斯大厦三楼的啤酒屋。
事实上，这也有其便利的一面：我需要几米长的细绳穿窗帘、水壶除垢器和一些衣料补丁——裤子膝盖处裂开时，得把补丁熨烫在裤子的内衬上。在当地已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东西了：我住的地方，这些大有用处的小商铺大多早就变成了咖啡馆和房产中介。
进城的火车上，有个小女孩坐在我对面，塞着耳机，双目微闭，脑袋随着音乐晃动，丝毫不受外界影响，她的世界里只有音乐。突然之间，我想起了维罗妮卡在翩翩起舞。是的，她不跳舞——这是我说的——但有个晚上，她心血来潮，淘气起来，把我房间里的流行歌曲唱片翻了出来。
“放上一首，让我看看你跳舞。”她说道。
我摇摇头。“跳探戈得要两个人。”
“那好，你先跳，我一会儿跟你一起跳。”
于是，我放了张转速每分钟45的胶木唱片，穿过房间走向她，像个骷髅似的不自然地耸了下肩，双目微闭，仿佛尊重她的隐私，然后我就直接开跳了。无非就是展示了当时男生的一些基本舞步，看起来颇有个性，但实际上都在模仿风行一时的规范动作：甩头，阔步，扭肩和顶骨盆，时不时还伴有激动地抬起胳膊和低沉的哼吟。过了一会儿，我睁开眼睛，以为她还坐在地板上，正在嘲笑我呢。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她却在那里轻盈起舞：秀发半掩脸庞，小腿紧绷而有力，那曼妙的身姿让我不由得怀疑她是不是学过芭蕾。我看了她一会儿，不知道她是在邀请我加入还只是在随着忧伤蓝调起舞。事实上，我可无所谓——我在尽情享乐，心中泛起一阵小小的成就感。过了一会儿，内德·米勒的《从贫民到国王》已经换到下一首鲍勃·林德的《缥缈的蝴蝶》,我靠近她一些，但是她压根没有注意到，转啊转地就撞到我身上来了，几乎失去了平衡。这时我扶住了她。
“你看，跳舞也不是那么难的嘛。”
“哦，我从来不觉得它难。”她回答道，“嗯，很好。谢谢你。”她装作很正式地向我道谢，然后径直走过去坐了下来。“如果你还想跳的话就跳吧。我已经过足瘾了。”
毕竟，她还是跳了一次舞。
我在男子服饰用品店、厨具和窗帘商铺中奔波采购，最后去啤酒屋找她。我提前了十分钟，但显而易见，维罗妮卡已经在那里了，低着头看书，仿佛胸有成竹我一定能找到她。我把包放下的时候，她抬起头微笑了一下。我心里暗自忖度：你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白发苍苍、衰老憔悴嘛。
“我还是秃顶。”我说。
她继续微笑着，笑容少了一半。
“你在看什么？”
她把平装书皮翻过来给我看。是斯蒂芬·茨威格的一本书。
“这么说来，你终于看到字母表最后一个字母z了。斯蒂芬·茨威格后面不可能还有人了吧。”
我怎么突然之间那么紧张？说话又像个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了。再说，我还没看过斯蒂芬·茨威格的任何书呢。
“我在吃意大利面。”她说。
还好，至少还不是奚落。
我看菜单的时候，她就继续看她那本书。从桌子望过去，可以看到外面自动扶梯纵横交错，人流上上下下，在匆忙购物。
“我坐火车来的时候，记起你跳舞的情景。在我房间里。在布里斯托尔。”
我本以为她会反驳我，或含沙射影地讽刺一下我，但她仅仅说：“你怎么就记起了那件事呢？”现在进一步证实她对我没有恶意，我开始觉得自信又恢复了。这次，她穿着更时髦，头发也服帖，好像没有那么灰白。不知怎的，在我的眼中，她看上去既像二十来岁又像六十来岁。
“嗯，”我说，“这四十年来你过得怎么样？”
她看着我。“你先说。”
我把我的人生故事告诉了她。那个我告诉自己且站得住脚的版本。她问起“我曾见过的你的那两位朋友”，她似乎已记不起他们的名字。我告诉她我如何与科林和亚历克斯失去联系，我一边和她讲起玛格丽特、苏茜以及当了祖父，一边努力将玛格丽特“水果蛋糕怎么样？”的絮絮低语从脑子里赶走，我谈到了我的工作、退休以及退休之后的充实生活，还有我的寒假——今年我打算换个地方，到大雪纷飞的圣彼得堡去——我想让自己听上去日子过得心满意足，但又不至于洋洋自得。就在我兴冲冲地讲我的孙辈的时候，她突然抬起头，一口喝完咖啡，把钱往桌上一放，呼地站了起来。我正准备去拿我自己的那份钱时，她开口道：
“不，你坐着，把东西吃完。”
我决计不做任何可能冒犯她的事，于是便坐了下来。
“那么，下面轮到你了。”我说道。意思是：该她开讲她的人生故事了。
“轮到干吗？”她问道，但我还没来得及回应她就走掉了。
是的，我知道她做了什么。她跟我待了一个小时，却没有吐露任何有关她自己的事情，更不必说秘密了。她住在哪儿，过得怎样，有没有跟人同居，有没有孩子，对这一切她守口如瓶。她的无名指上戴着个红玻璃戒指，散发着神秘莫测的光芒，就像她本人一样难以捉摸。但我一点儿都不介意。真的，我发现自己就像个第一次约会的毛头小伙子，趁没犯下大错赶紧逃之夭夭。当然，根本并非如此。初次约会之后，你不会坐在火车上，大脑中充溢着四十年前你们性生活的种种，那些被遗忘的记忆。当时，我们是多么迷恋对方；她坐在我的大腿上，感觉是那么轻盈；我们的性生活是如何令人兴奋；尽管我们没有“完全性行为”，但是，爱抚、温存、坦诚、信赖——这一切尽数在焉。我毫不在意有没有“高潮迭起”，毫不在意那次送她回家后那阵阵不可抑制的自慰，毫不在意躺在床上孤枕难眠，那时只有浮想联翩和迅速回潮的勃起。当然，这一逆来顺受也源于我的害怕：害怕怀孕，害怕说错话做错事，害怕自己无法处置极度的亲密。
随后的一个星期，波澜不惊。我重新扎好遮帘，除去水壶污垢，修补一条旧牛仔裤的裂口。苏茜没打电话给我。而玛格丽特，我知道，她会一直沉默，除非我主动联系她。可是，她在期待什么呢？奴颜婢膝的道歉？不，她并不热衷于惩罚；她总会接受我悔恨的笑容，然后把这当作是对她大智慧的肯定。但这次也许并不尽然。事实上，在一段时间内我可能不大会见到玛格丽特。内心中，我隐隐不待见她，直想远离她。刚开始，我也不能理解自己的这种情绪：是她告诉我我现在得靠自己了。可是，我又想起了很久以前，我们结婚早些年的时候，办公室有个小伙子组织了次聚会，邀请我去参加，但玛格丽特不想去。在聚会上，我和一个女孩调情，她也和我眉来眼去的。好吧，不仅仅是打情骂俏，虽还不至于发生关系甚至连前奏都不是——但我一清醒过来就断然中止了。然而，这让我既激动又愧疚。现在我意识到，我又在经历这种情感纠葛了。我花了点时间才把这件事理顺头绪。最后我告诉自己：是的，你对二十年前离婚的前妻心怀愧疚，对你四十年没见的女朋友念念不忘，兴奋难当。谁能说余生没有惊喜呢？
我不想给维罗妮卡压力，想着这次要等她来联系我。我勤查收件箱。当然，我不指望她热情迸发，但也许希望她会发一条礼貌周全的消息，告诉我阔别多年再见还是很愉快的。
唉，也许，这次见面不甚愉快。也许她出去旅游了。也许她的服务器坏了。是谁说人要永怀希望和信念？看到报纸上所谓“黄昏恋”的故事时，你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难道不是经常是养老院里孀居或鳏居的怪老太太、怪老头，咧着镶着假牙的嘴，牵着患有关节炎的手走在一起？他们还像年轻小情侣那样卿卿我我，说些什么“我一见到他/她，就知道他/她是我的人儿”之类的话。一方面我总是被感动得一塌糊涂，想要为此欢呼；但另一方面总是谨慎而困惑：那种玩意儿为什么还要再来一遍？你难道不知道一朝被蛇咬，下次再被咬吗？可是现在，我发现自己非常反感我自己的……什么来着？墨守成规，毫无想象力，预见失望？此外，我觉得起码我还没到戴假牙的地步。
那天晚上，我们一干人来到敏斯特沃斯探寻赛文潮。维罗妮卡和我一起去的。原来记忆肯定把这个抹去了，但现在我知道这是事实，她是跟我在一起。我们坐在湿淋淋的河边一块湿漉漉的毯子上，十指紧扣。她还带了一瓶热巧克力。真是纯真年代啊。月色溶溶泻下，照在滚滚涌来的潮汐上。人们欢腾雀跃，惊呼其到来，惊叹其退散，随后便随着交相错杂的手电筒灯光融入沉沉夜色中。只有我与她谈论着世间的事情有时是多么不可思议，除非你亲眼目睹，否则有些事情你压根就不会相信。我们思绪万千，甚至有些严峻深邃，而不是狂喜兴奋。
至少，那是我现在的记忆。不过，你要是在法庭上盘问我，我怀疑自己能否对答如流，自圆其说。
“可是，你说这段记忆被压抑了四十年？”
“是的。”
“只是在最近才浮现脑海？”
“是的。”
“你能解释为何它会浮现脑海？”
“其实，恐怕不行。”
“那么，让我这样跟你说吧，韦伯斯特先生，这整件事情都是你虚构出来的，无非是想为你对我的委托人日益萌生的情愫辩解，法庭理应了解，对这一假定前提，我的委托人感到非常厌恶。”
“是的，也许是这样的吧。可是——”
“可是什么呢，韦伯斯特先生？”
“可是，我们这一生当中不会爱上很多人。一个，两个，三个？有时候，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已为时太晚。除非那个时候还不见得太迟。你读过那个巴恩斯特珀尔养老院里的黄昏恋故事吗？”
“哦，韦伯斯特先生，请千万别把煽情的文学作品搬到这里来。这里是法庭，我们用客观事实说话。这一案例究竟说明了什么客观事实呢？”
我只能回答说，我认为——我做理论推断——某些事情——别的事情——曾一度发生在了记忆身上。这么多年来，你伴随同样的循环、同样的情感、同样的事实活了下来。我按下标着艾德里安或维罗妮卡的按钮，磁带转动了起来，那平常的东西便缓缓卷出。这一件件事情再次确证了我的种种情绪——憎恨，委屈，释怀——反之亦然。好像没有办法触及其他任何东西；此案已告了结。这就是你想追索确凿证据的缘由，即使最后证明它矛盾百出。但是，甚至到了后期，假如你对这些久远的人和事的情感改变了，那又如何呢？我那封恶心透顶的信让我深深悔恨。维罗妮卡对她父母去世的描述——是的，甚至是她父亲的去世——深深地触动了我，远非我能想象。我内心对他们——还有她——滋生了新的同情。后来，不久之后，我开始忆起遗忘了的往事。我不知道对此是否有科学的解释——新情感状态重新打通堵塞的神经通道。我所能说的就是它确然发生了，而且令我惊讶不已。
唉，就这样——管他什么头脑中的出庭律师——我给维罗妮卡发了封邮件，提议再见一面。邮件中，我为上次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说话而深表歉意。还想多听她说说她的生活和家庭。下几周某一天我得去伦敦。她是不是想在老时间老地方见呢？
以前的人们，是怎么忍受等待信件的漫长日子呢？我猜想，那时，等上三周邮差的感觉，应该和现在花三天等一封电子邮件的感觉差不多。三天能有多长？长到让你最终收到回复时足以欣喜若狂。维罗妮卡甚至没删掉我邮件的标题——“嗨，还是我！”——而此刻这竟让我觉得很迷人。不过她应该没生气，因为她同意了和我再见次面：时间是一周后的下午五点，地点在伦敦北部一个我不熟悉的地铁站。
我发现自己坐立不安。谁能不这样呢？诚然，她没写“带上过夜的衣服和护照”云云，但我的生活似乎颇为狭隘，少有变奏曲，着实可怜。这次，我的第一反应还是打电话给玛格丽特；不过仔细考虑后我又改变了想法。说到底，玛格丽特不喜欢意外。她以前是——现在依然是——那种习惯按计划办事的人。怀上苏茜前，她坚持监测自己的受孕周期，并据此决定最佳做爱时间；有时这会让我“性”奋期待，而其余时候——事实上是大多数时候——效果适得其反。玛格丽特绝不会跟你定下个神秘的约会，约在某条偏远的地铁线上见面；相反，她会跟你约在帕丁顿站的大钟下碰头，而且必然有个明确的目的。不过你得明白，那时我也不是说不想这样过日子。
接下来的一周，我想重新打开有关维罗妮卡的回忆之门，但什么也没想起来。也许是我太心急，给了大脑太大的压力。于是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在脑海中一遍遍循环播放那些我还记得的画面：熟悉的旧景以及最近的新貌。我检视所有的场景，扳着手指反复把玩，看看它们现在是否有了不同的意味。我开始回头细细审视年轻时的自己。自然，我那时很傻很天真——谁又不是呢？但我不会去夸大这些缺点，因为那样不过是在变相抬高现在的自己罢了。我尽量做到实事求是。我与维罗妮卡的关系，这多年以来我一贯保持的印象，即是我当时所需要的。那颗年轻的心遭到了背叛，那副年轻的身体被肆意玩弄，那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被屈尊对待。当我蓄意宣称历史不过是胜利者的谎言时，老乔·亨特是怎么说来着？“只要你记住，它也是失败者的自欺欺人。”事关个人生活时，我们有多少人还记得这句话呢？
无视岁月流逝的人说：四十岁算什么，五十岁是你的黄金期，六十岁是新一轮的四十岁，诸如此类。我深知：既有客观时间，又有主观时间；主观时间乃是你戴在手腕内侧、紧靠脉搏的时间。而这一私人时间，即真正的时间，是以你与记忆的关系来衡量的。因此，当这件奇事发生时——当这些新的记忆突然向我袭来时——那一瞬间仿佛时光回转，那一时刻仿佛江川倒流。
可想而知，那天我到得太早了，于是我提前一站下了车，拿了份免费报纸，找了张长椅坐下读了起来——或者说，一动不动地死盯着报纸。然后我又乘车坐到下一站，自动扶梯将我送至售票厅，我步入伦敦市内一片不熟悉的地区。过检票口时，我看见一个特别的身形，那站姿也很独特。她掉头就走，我立马跟了上去，经过一个公交站，走进一条小街。她打开停在那儿的一辆车，我坐进了副驾席。转头看时，她已经在发动车子了。
“还真巧，我也有辆波罗。”
她没反应。我不该感到惊讶。据我所知，我记忆中的维罗妮卡开车时是绝不会聊天的。我也不会——不过我知道不必解释。
那天下午还是很热。我摇下我这边的车窗，她看了过来，皱了皱眉。于是我关上了车窗。哦，算了，我对自己说。
“那天我在想咱们是什么时候去塞文河观潮的。”
她没回应。
“你还记得的吧？”她摇了摇头。“真的忘了？咱们当时有一大群人，在敏斯特沃斯那里。那天的月亮……”
“在开车。”她说。
“好的。”既然她想那样，好吧。说到底，这是她的远征。我闭上嘴，转头看向窗外。便利商店，廉价餐馆，投注站，一干人在一台提款机前排队，几个女人，衣服的接合处凸露出片片肥肉，一大片垃圾，一个大喊大叫的疯子，一个肥胖的母亲领着三个肥胖的孩子，各种肤色各个人种的面孔：一条五花八门的大街，典型的伦敦景观。
几分钟后，我们开到了一片豪华别墅区。独门别墅，屋前花园，傍山而立。维罗妮卡熄火停车。我暗想：好吧，这是你的游戏——我就等你来设置规则吧，管他什么呢。但我心里也在隐隐骂道：就因为你又有当年摇摆桥上那种心情了，我就得委屈自己乖乖按你说的来？操他的，老子才不干！
“杰克兄可好？”我问道，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这次她可不能再拿“在开车”来搪塞我了。
“老样子。”她答道，看都没看我。
好吧，这在哲学上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以前和艾德里安一起时我们常说的那样。
“你还记得……”
“等一下。”她打断了我。
很好，我想。先是碰面，再是坐车，现在是等候。接下来是什么呢？购物，做饭，吃喝，接吻，手淫，上床？我深怀疑虑。可是，我们，一个秃头男人和一个长着短髭的女人，并肩而坐，我突然明白了我本该马上想到的事情。我们两人中，维罗妮卡其实要更紧张一些。不过，虽说我是因为她才紧张，她却显然不是因为我而紧张。我充其量不过是某种轻微而必需的刺激物罢了。可为什么必须是我？
我坐着干等。要是没把那张免费报纸落在火车上就好了。真纳闷为什么我自己不开车过来。可能是因为我不清楚这里停车的规矩吧。我想喝水。还想撒尿。我又把窗摇了下来，这次维罗妮卡没反对。
“看那边。”
我看过去。有几个人正沿着人行道往我坐的这边走过来。我数了数，一共五个。最前面那个男人在这大热天里居然穿了好几层厚厚的粗花呢，包括一件马甲和一顶猎鹿帽似的头盔。他的夹克和头盔上别满了金属徽章，我猜总共有三四十枚，有几枚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马甲口袋间垂下一条表链。他看上去兴高采烈，活像马戏团或游园会上跑龙套的。他后面跟着两个男人：前面那个长着一撮黑黑的小胡子，摇摇晃晃地走着；后面那个小个子长得有些畸形，一边肩膀比另一边高出很多——他中途停下来，往一个屋前花园里吐了口唾沫。再往后，是个戴眼镜的傻大个，手牵着一个丰满的女人，那女人长得有点像印度人。
“酒吧。”这几人走成一排时，小胡子说。
“不，不去酒吧。”徽章男回道。
“酒吧。”前者坚持道。
“商店。”那个女的说。
他们说话的声音都很响，像刚放学的小孩子似的。
“商店。”高低肩重复道，又往一片篱笆里轻轻地吐了口痰。
按照吩咐，我仔细凝望着。我猜想，他们全都在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但同时都有一种固定、永恒的气息。看得出来，他们还都有些胆怯，走在最后的那一对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牵手的样子看不出有什么柔情蜜意，而更像是在防范这个世界。他们在离我们几英尺的地方经过，看都没看一眼这车子。他们身后几码外，又走过来一个穿短裤和开领衬衫的年轻人；我看不出他是他们的头儿呢，还是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一阵长久的沉默。显然，得由我来处理这一切了。
“怎么了？”
她没回答。也许这个问题问得太宽泛了。
“他们怎么回事儿？”
“你怎么回事儿？”
这回答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更何况她的语气还那么尖酸刻薄。我硬着头皮继续问下去。
“那小伙子是跟他们一道的吗？”
沉默。
“他们是社区内照顾病员还是什么呀？”
维罗妮卡突然松开离合器，我的头狠狠地撞上了座椅靠背。车子风驰电掣地冲向一个个“减速带”，绕了一两个街区，仿佛在参加一场超越障碍赛。她的换挡——或是说不换挡——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飙了大约四分钟后，她把车子拐进一处停车场，停车时前右轮一直开上路缘，然后又弹了下来。
我发现自己在暗自思忖：玛格丽特一向是个循规蹈矩的驾驶员。她不仅开得很安全，而且善待车子。想当初，我上驾驶课时听教练讲过，换挡时压松离合和推拉变速杆的动作应该十分轻柔，乘客几乎感觉不到才行，乘客的头部甚至不会偏离脊柱一厘米。我对此印象很深，每次别人载我时我都会留意司机换挡的动作。要是我和维罗妮卡一起生活，一定得常年和脊椎治疗师打交道。
“你就是不明白，对不对？以前从没明白过，以后也永远不会明白！”
“你说这话一点儿用都没有。”
就在这时，我看到他们——鬼知道是什么人——正朝我们这边走过来。看来这就是刚才这场生死时速的目的：重新占据在这群人前方的位置。我们旁边是一家商店和一家自动洗衣店，街对面有一家酒吧。徽章男——我终于想到他像什么了：“招客员”，就是那种一脸喜相地站在游园会摊位入口处、不停地劝你进去看长胡子的女人或是双头熊猫之类东西的家伙——他仍旧走在最前面，而另外四个正围着那个穿短裤的年轻人，所以他应该是和他们一起的。他可能是护工之类的吧。此刻我听见他说：
“不行，肯，今天不去酒吧。星期五才是酒吧之夜。”
“星期五。”小胡子重复道。
我发现维罗妮卡已经解开了安全带，正在开门下车。我正要照办时，她说：
“待着别动。”那口气像在吩咐一条狗。
酒吧还是商店的辩论还在继续着，这时有人突然注意到了维罗妮卡。粗花呢摘下头盔放在心口处，低头行礼；高低肩开始在那儿上蹿下跳；高个男放开了那个女人的手；那护工微笑着向维罗妮卡伸出手来。眨眼间她就身陷一个友好的埋伏圈中了。印度长相的女人此时握住了维罗妮卡的手，想去酒吧那人则把头靠在她的肩上。她看上去毫不在意。整个下午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她笑了。我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但太多声音混在一起什么都听不清。过了一会儿，维罗妮卡转过身来，我听到她说：
“回见。”
“回见。”有两三个人重复道。
高低肩又蹦了几下，高个子灿烂地傻笑着，大喊：“拜，玛丽！”他们跟着她走向车子，但发现副驾席上的我后马上停了下来。其余四个人开始拼命挥手道别，而粗花呢则大胆地往我这边走了过来。他一只手还捧着头盔放在胸前，把另一只手伸进车窗来，我跟他握了握手。
“我们要去商店。”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
“你们要去买什么？”我也同样一脸严肃地问道。
他吓了一跳，随即考虑了一会儿。
“我们需要的东西。”他终于给出了答案。他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又好意地补充道：“必需品。”
然后，他很正式地行了刚才那个小小的低头礼，转过身去，把沉甸甸别满徽章的头盔戴回头上。
“这人看起来不错。”我点评道。
但这时她正一手挂着挡一手向他们挥舞道别。我注意到她大汗淋漓。虽说天的确很热，但也没热到这份上。
“他们看见你都很高兴。”
我能看出来，不管我说什么她都不会回应的，而且她正满腔怒火——自然有我的份，可她同样也在生她自己的气。我真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我正准备开口，突然发现她正冲向一道减速带，毫无减速的迹象；我突然想到这时说话很可能会把舌头根给咬下来，于是一直等到我们安全驶过后才开口：
“我想知道那人到底有多少个徽章。”
沉默。减速带。
“他们都住在同一座房子里吗？”
沉默。减速带。
“这么说酒吧之夜是星期五。”
沉默。减速带。
“对了，我们确实一起去了敏斯特沃斯。那天晚上还有月亮。”
沉默。减速带。现在我们又开回大路上了。没记错的话，从这儿到那个车站之间只有平整的柏油碎石路而已。
“这一带很有意思。”我觉得激怒她也可能会有点效果——管他什么效果都好。把她视为保险公司，那纯属过去时了。
“对，你说得没错，我是该早点回头。”
“不过，我还是很高兴那天能和你共进午餐。”
“斯蒂芬·茨威格的作品你有哪些特别推荐的吗？”
“现在胖人越来越多了。肥胖现象，这算是现在和我们年轻时相比的一大变化了，对吧？我可不记得在布里斯托尔时有多少胖子。”
“那个看上去傻乎乎的家伙为什么管你叫玛丽？”
还好我系上了安全带。这次，维罗妮卡的停车技巧就是以大约二十英里的速度把两个前轮都开上路缘，然后狠狠地一脚踩下刹车。
“出去。”她命令道，直直地瞪着前方。
我点点头，解开安全带，慢悠悠地下了车。我拉着车门半天没关，只是为了最后再气气她。最后我说：
“这么开下去你会毁了轮胎的。”
她突然开走，车门猛地从我手里抽了出去。
坐火车回家途中我什么也没想，真的，只由着自己跟着感觉走。我甚至没去想我到底是什么感觉。直到晚上我才开始认真考虑白天的事儿。
令我自觉愚蠢且备感屈辱的主要原因是——就在几天前，我是怎么对自己描述那种心情的？——“永怀希望和信念”。还有此前的说法：“战胜某人鄙视的诱惑”。正常情况下，我并不觉得自己虚荣心很强，不过显然我比自己想象的要更自欺欺人。最初我只是想拿到分给我的遗产，但现在这份决心已经演化成了某种大得多的东西，某种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贯穿全部时间与记忆的东西。还有欲望。我曾以为——在我人生的某个阶段，我其实以为——或许我能回到起始，改变一切。我以为我可以让血液倒流。在虚荣心作祟下——即使我没有用比这更强烈的措辞——我曾自认为能让维罗妮卡再次喜欢我，自以为这么做很重要。当她在邮件里提到“善始善终”时，我全然没察觉到其中的嘲弄之意，反而把那当成了邀约，甚至是诱惑。
现在回头审视，维罗妮卡对我的态度一以贯之——不仅仅是最近几个月，而是这么多年来始终如此。她已发现我不合她意，更倾心于艾德里安，而且始终觉得这些判断颇为正确。现在我明白，这一切——哲学上也好，其他什么也罢——都是不言而喻的。可是，由于没看清自己的动机，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我也一心只想着向她证明她看错我了。或者，确切地说，我想向她证明，最初的时候——当年我们互相探索彼此的身体与心灵，她在我的书和唱片里发现自己中意的东西，她甚是喜欢我，把我带回她家——她对于我的看法才是正确的。我以为我能战胜她的蔑视，将懊悔还原为歉疚，并最终得到原谅。不知怎的，我被某些想法所诱惑，以为我们可以剔除大部分彼此的生活，可以切割录下了我们人生的那盘磁带，重回当年那一人生的十字路口，改走那条少有问津，或者说彻底无人问津的道路。然而，如此这般想入非非时，我把常识完全抛在了脑后。真是个老傻瓜啊，我自嘲道。没有比老傻瓜更傻冒的了：这是我早已去世的母亲生前在报纸上读到那些老男人的故事时经常嘟哝的一句话，那些个老头子会仅仅因为一个傻兮兮的笑容、一头染过的头发或是一对翘挺的乳房而迷上年轻女子，甚至不惜抛家舍业。不过，母亲倒没那么说，她说得要委婉些。而我呢，甚至不能拿陈词滥调来当借口，说什么我只是做了其他这个年龄的男人一样会做的寻常事。不，我可是个极品老傻瓜，可怜巴巴地将一腔爱慕倾注于那个世上最不可能接受它的人。
接下来的一周是我一生中最孤独的时光之一。似乎再也没什么可期待的东西了。我孑然一身，脑海里有两个清晰的声音在不断重复：玛格丽特的声音在说，“托尼，你现在得靠自己了”；维罗妮卡的声音在说，“你就是不明白……以前没明白过，以后也永远不会明白”。我知道如果打电话给玛格丽特的话，她绝不会雀跃欢呼——我知道她会很乐意答应像以前那样一起去吃顿午饭，我们可以一如既往地继续交往——这只让我感到更加孤寂寥落。忘了是谁说过一句话：活得越老，懂得越少。
不过，正如我一再强调的，我有求生自保的本能。事实上，相信自己有这种本能，几乎等同于真正拥有这种本能，因为这意味着你会如此行事。所以，几天后我重新振作了起来。我明白自己必须回到之前的状态，摆脱这一愚蠢、老朽的幻想。除了打扫自家的公寓和管理社区医院的图书室以外，我无论如何必须做好自己的事情。嗯，没错，我还可以再回过神来专心考虑拿回我那份遗产。
“亲爱的杰克，”我写道，“关于维罗妮卡，不知你是否能再帮帮我。我觉得她差不多和以前一样神秘难解了。唉，我们什么时候能长进点呢？另外，说到我那老朋友的日记，就是你母亲在遗嘱里留给我的那份，目前为止冰层尚未融化。有什么进一步的建议吗？对了，还有个小小的谜团。几周前，我和维在城里吃了一顿愉快的午饭，之后她约我某天下午在北线上见面。她好像是想带我去见几个社区内照顾病员，但见完后她不知怎的就生气了。你能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吗？希望你一切顺利。祝好，托尼·韦。”
但愿这种友好的语气在他读来不像我感觉到的那么虚假诡异。接下来我又写信给冈内尔先生，请他为我代理福特夫人遗嘱的相关事宜。我悄然告诉他，近来我与遗赠者之女的来往可能引发某些变故，因此我觉得目前最好由一位专业人士致信马里奥特夫人，请求尽快解决此事。
我暗暗地沉浸于眷恋之中，向往昔道别。我想到维罗妮卡在翩翩起舞，头发披散在脸上。我想到她在向家人宣告“我要送托尼回房间”，然后对我低声耳语，祝我睡它个好觉，而我在她回到楼下之前就按捺不住地冲到小水池前手淫。我想到完事时自己手腕内侧闪着光，衬衫袖子卷到了手肘。
冈内尔先生回信说他会一一照办。杰克兄则一直没有回音。
我已注意到——呃，我会注意到的——只有上午十点到中午时分才有停车限制，估计是不想大家把车开进市区这里来，然后一整天都把车扔在这里再搭地铁去上班。于是这次我决定开车去，我开的是一辆大众波罗，车胎比维罗妮卡的耐用得多。在北环路上熬过了炼狱般的一个小时左右之后，终于到达目的地，我把车停在老地方，对着郊区街道上一个不算很陡的斜坡。傍晚的阳光照着水蜡树篱笆，上面的尘埃清晰可见。学童成群结队，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男孩子衬衫都没塞在裤子里，女孩子则穿着超短裙，很是挑逗撩人。很多人都在玩手机，有些在吃东西，还有一小部分在抽烟。我上学那会儿，人家跟我们说，只要穿着校服，行为举止就得符合规矩，不能伤风败俗。所以不能在大街上吃吃喝喝，谁要是被逮到抽烟，一顿教训肯定是少不了的。异性间亲昵举动当然也不行：当时紧挨着我们学校，有一所女子学校，宿舍也在我们旁边。一般她们都会早我们十五分钟放学，好让她们有时间离开，免遭那帮饥渴成性，“性”致勃勃的男同胞“捕食”。我就坐在那里回忆这些事儿，想着这些变化，却也没得出什么结论。我唯一关心的就是几周前我怎么会来到这条街上。于是我就坐在车里，把车窗摇下来，就那么等着。
大概过了两个小时，我就放弃了。第二天，第三天，依旧没什么收获。后来我就把车开到了大街上，那里有一个酒吧，还有一家商店，我把车停在外面。我等了一会儿，进到店里面买了点东西，又等了一会儿然后就开车回家了。我一点儿没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事实上正好相反——现在我的时间就是用来干这个的。而且后来证明那个小店蛮实用的，那一带从熟食店到五金店一应俱全。这段时间我在那里买了蔬菜、洗碗粉、肉片和厕用纸。我从提款机里取钱，还存了好多酒。没过几天，他们就开始叫我“老兄”了。
我也考虑过，要不要去区社会公益服务部问问社区温暖之家，有没有个全身挂满徽章的男人，但又觉得他们应该也帮不上什么忙。而且人家要是问我：你问这个干吗？这第一个问题我就答不上来，我不知道我问这个干吗。不过就像我说的，我一点儿不着急。这就像不要难为你的大脑，硬是要求自己去记起什么。而我呢，我是不难为时间，不难为没准儿还会记起点什么，说不定还能想出个办法呢。
过了一段时间，我记起了偶然听到的那些话。“不行，肯，今天不去酒吧。星期五才是酒吧之夜呢。”于是，第二个礼拜五，我开车去了威廉四世酒吧，拿了一份报纸坐在里面看。迫于经济压力，此酒吧跟其他许多酒吧一样，也重新装修了。菜单上都是这个烧烤那个烧烤的，电视里低声播放着bbc新闻频道，到处都是黑板：一块黑板上宣传着每周一次的问答游戏之夜，另一块上面是每月一次的读书俱乐部通告，第三块讲的是下期的体育电视脱口秀明星，第四块上面是每日箴言，毫无疑问是从某本名言警句全集中直接摘录过来的。我一边做字谜游戏，一边慢慢喝了两杯，再没别人来。
到了第二个礼拜五，我想要不晚饭也在这儿吃了吧，于是就点了烤鳕鱼，手工薯片还有一大杯智利解百纳，吃得蛮好的。然后到了第三个礼拜五，我正在就着意大利干酪和胡桃酱吃通心粉，这时走进来两个人，一个走路一瘸一拐，另一个留着八字胡。他们熟门熟路地在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服务员给他们每人拿了半杯苦啤，然后他俩就若有所思地喝了起来。很显然，服务员对他们的要求都一清二楚。他们没有环顾四周，更没有直视他人；当然了，也没有人注意他们。大概过了二十分钟，一个妈妈模样的黑人妇女走了进来，她走到吧台付了钱，然后很温柔地把他俩带了出去。我一直都只是在观察，等待。没错，时间是站在我这边的。歌里唱得有时候还真是真理。
现在，不管是店里还是酒吧，我都是老顾客了。我既没加入读书俱乐部，也没参加问答游戏之夜，就只是坐在靠窗的一张小桌子旁边，研究菜单。我到底在期待什么？什么时候跟那个年轻护工搭个讪？我第一天下午来的时候看到他一个人看护他们五个人。又或者甚至跟那个徽章男聊聊，他看起来最和蔼可亲，容易接近。我可有耐心了呢，而自己竟然都没感觉，时间都懒得算了。后来，有一天傍晚早些时候，我看到那个女人领着他们五个走了过来。不知怎的，看到这个我竟然都没觉得惊奇。那两个常客进了酒馆，其他三个人跟女护工一起进了小店。
我站了起来，把圆珠笔和报纸留在桌子上，表明我还要回来。我在小店门口拿了个黄色塑料篮子，然后在附近慢慢晃悠。走道尽头，他们三人站在一堆洗衣液前面，围在一起很严肃地讨论应该买哪种。因为空间很窄，我过的时候很大声地说了一句“借过”，那个又高又瘦、戴眼镜的伙计立马就贴紧了厨房用具的架子，脸朝里面，其他三个人也都不说话了。我路过的时候，看到那个徽章男盯着我的脸看，我便笑着说了句“晚上好”。他继续盯着，然后又点了点头。我没再说什么，就回酒吧去了。
过了几分钟，那三个人也加入了喝酒的行列。女护工也走到吧台前面，点了东西。别看他们在大街上吵吵闹闹，一副小孩子气，到了小店和酒吧里面，却变得羞羞答答，窃窃私语起来。服务生给新来的人上了饮料。我感觉好像听到了“生日”这个词，不过也有可能是我听错了。我决定去点东西吃，因为去吧台的话，就可以接近他们。我其实没啥计划。后面来的那三个人还站着，看到我走过去，稍稍侧了一下身体。我又一次跟徽章男道了一声“晚上好”，声音透着愉悦，他的回应跟上次没什么变化。那个又高又瘦的家伙正好挡在我前面，我就停下来仔细看着他：大概四十来岁，身高六英尺多一点，肤色苍白，戴了一副老厚老厚的眼镜。我感觉到他很想转过身背对我。可是，他的举动却出乎我意料。他摘下眼镜，仔细看着我，棕色的眼睛泛着温柔。
几乎想都没想，我就轻轻对他说：“我是玛丽的朋友。”
我看着他，他先是微笑，然后就慌了。他转过身，轻轻呜咽着，拖着步子走到那个印度妇女身边，握住了她的手。我继续往吧台走，半个屁股坐在吧台椅上面，开始看菜单。过了一会儿才感觉到那个黑人护工站我旁边。
“不好意思。”我说道，“但愿我没做错什么。”
“这个可不好说。”她答道，“最好不要让他受惊吓，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
“我之前见过他一次，有一天下午跟玛丽一起过来的。我是她的朋友。”
她盯着我看，好像在评估我的动机和可信度。“要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你会理解的。”她轻声说道，“你会的吧？”
“是的，当然理解。”
事实上，我早就明白了。我根本不需要跟徽章男或是那个男护工打探消息。现在我明白了。
一切都写在了他的脸上。这种情况不常见，是吧？至少，对我来说不常见。别人说的话，我们听着，写的东西，我们读着——那就是我们的证据，那就是我们的佐证。但要是有人面部表情跟所说的话对不上，我们“审问”的是前者。眼神飘忽不定，突然泛起红晕，面部肌肉不由自主地抽搐——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伪善面目，虚情假意全都展露无遗，事实赫然呈现在眼前。
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更简单。没有什么跟什么对不上，一看他的脸，我就什么都明白了，就这么简单。他的眼睛，从颜色到神情，他那苍白的脸颊，还有整个脸部的骨架结构。他的身高及其跟骨骼和肌肉这两者的比例，这些都是证据。他就是艾德里安的儿子。不需要出生证明，也用不着dna测试——我分明看到了，也感觉到了。而且算算日子也对：他现在也该这么大了。
不过我承认，我第一反应想到的还是自己。我没办法不去想自己在给维罗妮卡的信中说的话：“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他发现你是个无聊鬼之前，你能不能怀上他的孩子。”其实我当时根本就没这么想——我不过就是一通胡乱攻击，想着法子伤害她。事实上，我跟维罗妮卡交往那么久，发现她有很多特点——魅惑迷人，神秘莫测，吹毛求疵——但我从来都不觉她无趣。即使是最近跟她交往，虽说形容词可能升级换代了——招人生气，固执己见，傲慢自大，仍不失魅惑迷人——但我还是不觉得她无趣。所以说，当时我的话是又假又伤人。
但这还没完。那时候想毁掉他俩，我还写过：“我隐隐希望你们有个孩子，因为我坚信时间是复仇大王。可是，报复必须有的放矢，那就是你俩。”然后我又接着写道：“所以我又不希望你们那样。倘若让某个无辜的胎儿发现它原来是你们俩的崽子——请原谅这一陈词滥调——让它遭受这样的痛苦，那未免太不公平。”从词源学上来说，“悔恨”这个词是指不断噬咬的动作，因为这种情绪会不断蚕食你。想象一下我再次阅读自己文字时那种被蚕食的感觉，那些文字，就好像古老的诅咒，而我自己却都不记得这事儿了。我当然不信——也没信过——诅咒这回事儿，这就跟说语言会引发事件一样。但是看着自己曾经说过的话随后变成现实——自己期待邪恶发生，而魔鬼就真的来了——这还是会让你直哆嗦，觉得冥冥之中自有另一个世界。年轻时候的我，诅咒他们，年老的我，见证了诅咒的结果，两个我心情却截然不同，这真够荒谬。要是一切开始之前，你能告诉我说艾德里安没自杀，而是跟维罗妮卡结了婚，生了个小孩，可能不止一个，再后来孙子孙女都有了，我应该会回答说：那太好了，我们分道扬镳，各走各的，井水不犯河水。可是现在呢，那些无谓的陈词滥调遭遇了不可改变的事实：报应在了那个无辜的胎儿身上。我想到在店里那个可怜巴巴、身患残疾的人，把自己的脸贴在一卷洗碗布还有一堆加厚厕用纸上面，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躲开我。唉，他的直觉是对的：我活该遭人嫌。要是人生真的奖励“德行”的话，我活该被人嫌弃。
就在几天前，我还对维罗妮卡抱有一丝幻想，还以此自娱自乐，而与此同时呢，又承认自从上次见她，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我对她的生活一无所知。现在，之前没问的问题，我也有答案了。她确实怀上了艾德里安的孩子，然后呢？——天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能他自杀带来的创伤影响到了子宫里的孩子，她的宝宝被诊断出有点……什么呢？有点没法在社会中独立生活，不管是情感上还是经济上都需要持续不断的支持。我很想知道诊断结果是什么时候出的，是一出生马上就告诉她了呢，还是中间有几年的缓冲期，好让她觉得孩子在事故中幸存了下来，从中寻求安慰？但是知道以后呢？为了他，她牺牲了多少年华？可能打着什么低贱的短工，同时送他去特殊教育学校学习？接着，设想他越长越大，也越来越难相处，最后她终于无力挣扎，叫社工把他领走了。想象一下她当时的感觉，那种失落感，挫败感，还有内疚感。而我呢，却因为女儿偶尔忘了给我发邮件就自己犯嘀咕。我还记得在摇摆桥第一次跟她重逢时自己那卑鄙的想法：她看起来有点寒酸，蓬头垢面，还觉得她难相处，不友好，而且毫无魅力可言。事实上，她答应白天抽时间见我，我就已经很幸运了。我还指望着她把艾德里安的日记给我？现在，我觉得她肯定早把日记烧掉了，站在她的角度看，我可能也会烧掉的。
没有谁可以跟我一起分担这些——就算有也只是一小会儿。就像玛格丽特说的那样，我只能靠自己——而且我也理应如此。尤其是考虑到我有一段过去，需要重新评估，而相伴左右的，除了悔恨，别无其他。重新思考了维罗妮卡的人生及其性格之后，我就不得不回到过去，跟艾德里安打交道。我这个朋友，可是个大哲学家，他凝视人生，断定任何有思想、有责任感的人都应该享有拒绝这一礼物的权利，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主动索求过这一礼物。而在过去的这几十年中，他那高贵的举动一次又一次凸显了大部分生命的妥协和渺小。所谓“大部分生命”，即我的生命。
所以他的这一形象便成了对我的谴责，伴随我度过余生。这种谴责已“离世”多年，却又如此鲜活，现在这一切都被颠覆了。“一流的学位，一流的自杀”，亚历克斯和我已达成共识。我所了解的艾德里安又是怎样的呢？把自己女朋友肚子搞大，却不敢面对后果，用当时的话说就是选择了“走捷径”。其实那一步一点儿也不算什么捷径，那是对个性的最后声明，是同压抑它的普遍性背道而驰的。不过现在我得给艾德里安重新定位了，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引用加缪的负心汉了，不再是那个只关注自杀的哲学问题的艾德里安了，而是……什么呢？他不过是罗布森第二，亚历克斯过去还老说他“算不上什么专注情爱啊死亡啊这些事儿的货色”，但就是这个默默无闻的理科六年级学生自己选择离开了这个世界，只留下了一句“妈妈，对不起”。
那时候我们四个还老是猜罗布森的女朋友会是怎样的——从一本正经的处女到满身淋病的娼妇，全都想过了。但那时候，谁也没考虑过孩子啊，未来啊什么的。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我想知道罗布森的女朋友，还有他们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孩子妈妈应该跟我年龄差不多，很有可能现在还活着，那孩子现在差不多将近五十了。他还相信“爸爸”是意外去世的吗？也许他被人领养了，从小到大，都活在“自己是多余的”阴影中。但现在，被领养者都有寻找自己亲生母亲的权利了。我想象了一下那个尴尬又辛酸的母子重聚的场面，发现即使过了这么久，自己还是想去给罗布森的女朋友道个歉，说我们过去说她闲话，根本没考虑到她的痛苦和耻辱。我有点想要联系她，请她原谅我们多年前的错误——尽管这些事她当时根本就不知道。
然而，思虑罗布森和他女朋友，只不过是想逃避艾德里安这档子事。罗布森当时也就十五六岁？还跟父母一起住在家里，毫无疑问爸妈绝不是什么思想开明的人。要是他女朋友当时不到十六岁，估计同样也会面临强奸起诉。所以二者其实没什么可比较的，艾德里安已经是大人了，他没跟爸妈住一起，而且比可怜的罗布森聪明多了。再说了，那个时候，你要是把一个姑娘肚子搞大了，而她又不愿意做人流，你就得把她娶回家：那时候规矩就这样。然而，即便是这传统的解决方式，艾德里安都无法面对。“你觉得这是不是因为他太聪明了？”母亲有一次这么问，想故意刺激我。不是，跟聪不聪明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甚至跟道德勇气就更不搭边了。他并不是庄重地拒绝一件既存礼物，他害怕的是过道里的婴儿车。
像我这么一个日子一直过得谨小慎微的人，对人生又了解几何呢？我既没有尝过成功的滋味，也不知道失败的感觉，只是过一天是一天而已。跟其他人一样，我也有梦想，但却过早地接受了没能实现愿望的现实。我怕受伤害，称之为生存能力。我买东西付账，跟所有人都尽量友好相处，对我来说狂喜和绝望不过是曾在小说中读到过的两个单词而已。我所有的自我谴责，从来都不过是说说而已，没有带给我什么实际的痛苦。现在，我一边考虑这些，一边受某种特别的悔恨感折磨。一个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知道怎么逃避痛苦的人（这恰恰是受伤害的原因所在），最终还是受了伤。
“出去！”维罗妮卡发话了，她以二十英里每小时的速度把车开到了路缘上。现在我来说一下这两个字的言外之意：滚出我的人生，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要你走近我的人生。我根本就不该同意见面，更别说一起吃午饭，带你去见我儿子了。出去，给我出去！
我要是有她地址，肯定会正儿八经给她写封信的。我给邮件加了个标题“道歉信”，然后又改成了“道歉信”，但又觉得看起来过于醒目，于是又改了回去。邮件中我说得很坦率，也很直接。
亲爱的维罗妮卡：
我知道你是最不想收到我的来信的，但我希望你能把这封信看完。我并不指望你回信。但我最近重新考量了一些事情，觉得应该跟你道个歉。我并不指望你因此对我的看法有所改观，但也几乎不可能更糟了。我写的那封信，真的是不可原谅。我只能说，当时那些恶毒邪恶的话都是一时冲动，过了这么多年，我再次重读那些话，真的是大吃一惊。
我也不指望你把艾德里安的日记交给我。要是你已经把它烧了，这事儿我们就不再提。要是还没烧，很显然它应该由你保管，因为那是你孩子父亲写的东西。我也很困惑你母亲为什么一开始会把它留给我，但这些都不重要了。
很抱歉我这么烦人。当时你想告诉我什么事的，而我自己太笨了，一直都没明白。如果还有可能的话，希望你们母子能平平静静地过日子。任何时候，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希望你能尽管开口。
托尼
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虽说没有我期待的那么好，但至少每个字都是真心实意的，没有隐藏的动机，也没暗自期待这封信能给事态带来什么变化。我没想要日记，没想要维罗妮卡对我的看法有所改观，甚至都没想她接受我的道歉。
邮件发完之后，我也说不好自己到底是感觉好点了呢，还是更糟糕了。其实我没太多感觉，只是筋疲力尽，好像被抽空了一样。我无意告诉玛格丽特这件事。更多时候我想的是苏茜，想到了她后天的情感构成，正是这一构成决定了她的人生路程。这个曾经的小孩子，小姑娘，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还想到了那些孩子四肢健全、大脑正常的父母该有多幸运啊。就像一位诗人曾经对新生儿的祝福那样：愿你此生普通如常。
我的生活在继续。不管是生病的，正在恢复的，还是时日无多的，我都向他们推荐书籍。自己也读一两本。我把垃圾拿出去再利用，写信给冈内尔先生叫他不要再纠结日记的事了。一天下午，心血来潮，开车沿着北环路走，买了点东西，在威廉四世酒吧吃了晚饭。店里的人问我是不是去度假了，我说是，酒吧里的人也问我是不是去度假了，我说没。答案一点也不重要，其实本来重要的事就没多少。我想了想过去这么多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而我自己做过的事却是少之又少。
一开始我以为只是一封旧邮件，不小心被重发了一次。但是我的标题“道歉信”还留在那里，下面是我的邮件内容，还没删除。她这样回复：“你还是不明白。你从来就没明白过，以后也永远不会明白。所以干脆就别试了吧。”
这封信我就放在收件箱里没删，偶尔会再看一下。要不是已经决定死后要火葬后撒骨灰，我都可以把那句话当墓志铭刻在石头或大理石墓碑上了：“托尼·韦伯斯特——从来都不曾明白过”。不过这是不是有点夸张，甚至有点自怨自艾。要不“现在他孑然一身了”怎么样？这个应该好点，也更真实。要不或者我会写“每天都是星期天”。
偶尔我也开车去小店和酒吧转转，这两个地方总是让我感觉很平静，而且给我一种目标感，也许这是我人生最后一个正儿八经的目标了，虽说这听起来有点怪异。跟之前一样，我从没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现在我的时间就该用来干这个。而且这两个地方的人都很友好，至少比我住的地方的酒吧和小店里的人友好。我没啥计划，不过这也不新鲜，这么多年来我都没啥“计划”。而我对维罗妮卡旧情复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算不上什么计划，更多的是一种短暂、病态的冲动，是短暂羞辱史上的一个附录而已。
一天，我问酒保：“能不能换个口味，给我弄点薄薯片？”
“什么意思？”
“就是像法国人那样，来点薄薯片。”
“没有，我们没有的。”
“但是菜单上说你们的薯片是手工薯片。”
“没错。”
“那，你们就不能切薄一点儿吗？”
酒保一向和蔼可亲的表情不见了。他看着我，就好像不确定我到底是书呆子学究呢还是傻瓜一个，或者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手工薯片的意思是厚薯片。”
“但是你要是手工切薯片的话，就不能切薄一点儿吗？”
“我们不切的，运过来就那样。”
“所以你们不在店里切薯片？”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你们称为‘手工薯片’的东西是在别的地方切的，而且很有可能是机器加工的？”
“你是地方议会的还是怎么的？”
“完全不是。我只是有点疑惑，从来都不知道‘手工’是指‘厚’，而不是‘真正由人工切’。”
“呃，现在你知道了。”
“不好意思，我刚刚只是没弄明白。”
我退回到自己桌子旁边，等着上菜。
就在那时，我看到他们五个全都走了进来，那个年轻护工陪着，我在维罗妮卡的车上见过这个人。路过我旁边时，那个徽章男停下来点了点头，猎鹿帽上几个徽章轻轻叮当作响。其他几个人跟在他后面。看到我时，艾德里安的儿子侧过身子，像是要离我远点，同时也离霉运远点。他们走到屋子另一边墙旁边，但并没有坐下来。护工走到吧台前，要了酒水。
我的鳕鱼和手工薯片来了，薯片是盛在一个金属罐里的，里面还包了一层报纸内衬。那个年轻人在我桌边停了下来，我当时可能在自顾自地傻笑吧。
“能跟您谈谈吗？”
“当然可以。”
我示意他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他坐下的时候，我注意到，隔着他的肩膀，他们五个都在看着我，手里拿着杯子，但并没有在喝。
“我叫特里。”
“托尼。”
因为坐着，我们握手的样子很尴尬，手肘抬得老高。刚开始的时候，他保持沉默。
“薯片？”我问道。
“不用，谢谢。”
“你知不知道他们菜单上的‘手工’薯片，其实只是‘厚’薯片，并不是说它们就真的是人工切割的？”
这话一说，他看我的表情就跟那个酒保一样了。
“是关于艾德里安的事情。”
“艾德里安。”我又重复了一遍。我怎么就从来没想过他的名字呢？除了艾德里安，他还能叫什么呢？
“你的出现让他很不自在。”
“不好意思。”我回答道，“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让他不自在了。我再也不想烦谁了。永远不会了。”他看着我，好像在怀疑我这话是不是暗藏讥讽呢。“没事的。我不会再出现在他面前了。我吃完东西就走，以后你们谁也不会再见到我了。”
他点了点头。“介意跟我说一下你是谁吗？”
我是谁？“当然不介意。我叫托尼·韦伯斯特。多年前跟艾德里安的父亲是朋友。我们是同学。我过去也认识他母亲维罗妮卡，而且挺熟的。后来我们就失去联系了。不过过去几周我们又见了面。不对，其实应该是过去几个月。”
“几个月？几周？”
“没错。不过我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见维罗妮卡了，她不愿意再见我了。”我说这话的时候，尽量显得自己是在陈述事实，而不带有可怜兮兮的感觉。
他注视着我。“你应该理解我们不能谈论客户的过去。这事关客户隐私。”
“当然。”
“但是你刚刚说的那些完全驴唇不对马嘴。”
我又想了想。“哦，维罗妮卡！不好意思，我想起来了，他——艾德里安——叫她玛丽。我猜她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自称玛丽吧。那是她的中间名。但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叫她维罗妮卡。”
越过他的肩膀，我看到他们五个都站着，焦急地看着我们，仍然没有在喝。我的出现让他不舒服，这让我觉得很羞愧。
“你要真是他父亲的朋友——”
“同时又是他母亲的朋友。”
“那我觉得你没搞清楚。”至少他换了个说法。
“我没有吗？”
“玛丽不是他母亲，是他姐姐。艾德里安的母亲大概半年前去世了。他受了很大打击，所以最近……才状况不大好。”
很机械地，我放了一片薯片在嘴里，然后第二片。薯片太淡了，这就是厚薯片不好的地方。里面土豆太多了。薄薯片不光外面很脆，盐分也分布得更均匀。
我能做的就只有跟特里握个手，然后把自己的承诺重复一遍。“希望他能好起来。我相信你们会把他照顾得很好的。他们五个看起来相处得很不错。”
他站起身来。“唉，我们尽力而为吧，但几乎每年预算缩减都会影响到我们。”
“祝你们好运。”我说。
“谢谢。”
结账的时候，我给了平时两倍的小费。至少这样我也算是有所帮助。
后来，回到家，花了点时间又把事情重新理了一遍，我总算搞清楚，弄明白了。我明白了为什么艾德里安的日记一开始就会在福特夫人手里，明白了她为什么会写下“附言：这听起来虽然有些奇怪，但我想，他人生的最后几个月是快乐的。”明白了第二个护工说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甚至明白了维罗妮卡说的“血腥钱”的意思。还有最后，给我看的那张纸上艾德里安的话的含义。
“那么，你如何表达一个包含b，asup1/sup，asup2/sup，s，v五个整数的累加赌注呢？”接着是几组公式，表示可能的组合方式。现在一切都清楚了。第一个a是艾德里安，另外那个是我，安东尼——他以前正经点儿叫我的时候就这么叫的。b代表宝宝，而这个宝宝的母亲，年纪过大，生孩子相当危险。结果呢，孩子生下来就有毛病。现在这孩子已经是四十岁的大男人了，沉浸在悲痛之中。他叫他姐姐玛丽。我看着整个事件的责任链，在那儿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缩写。记得我在那封恶毒的信里还强烈建议艾德里安询问一下维罗妮卡的母亲。我又看了一遍自己的文字，它们将会永远阴魂不散地缠着我，就像艾德里安没说完的话一样。“因而，比如，假使托尼……”我知道自己现在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也补救不了了。
你的生命走向终结——不对，不是生命本身，而是其他什么东西：生命中任何改变的可能性的终结。你有一段漫长的暂停时间，足够让你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还有其他什么事做错了吗？我想到了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一帮孩子；想到了一位年轻女子此生唯一一次起舞；想到了自己现在不知道或不明白的东西；想到了自己永远不可能知道也不会明白的东西；想到了艾德里安对历史的定义；想到了他的儿子把自己的脸塞进一堆加厚厕用纸里面就是为了躲开我；想到了一个女人无忧无虑、粗心大意地煎鸡蛋，其中一个碎在了平底锅里也不在意，然后还是同样那个女人，在阳光照耀的紫藤下偷偷做了个水平的手势。然后我想到了月光下，浪头汹涌而过，渐渐消失在了上游，后面跟了一群叽叽喳喳的学生，他们的手电筒光在黑暗中相互交织。
有累积。有责任。除此之外，还有动荡不安。浩大的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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