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虽然次序不定：
——一只手的手腕内侧，闪闪发光；
——笑呵呵地把滚烫的平底锅抛进了水槽里，湿漉漉的水槽上顿时蒸汽升腾；
——一团团精子环绕水池出水孔，然后从高楼的下水道一泻而下；
——一条河莫名地逆流而上，奔涌跃腾，在六束追逐的手电筒光线照射下波光粼粼；
——另一条河，宽阔而灰暗，一阵狂风搅乱了水面，掩盖了河的流向；
——一扇上了锁的门后，冰冷已久的浴水。
这最后一幕我没有真正见过，但是，你最后所记得的，并不总是与你曾经目睹的完全一样。
我们生活在时间中——时间掌控并塑造我们——但我感觉自己从未很好地理解时间。当然，我并不是指那些关于时光弯曲和折回的种种理论，或者可能存在于他处的平行世界。不，我说的是一般的日常时间，钟表用滴答、滴答之声来告诉我们正在悠悠逝去的时间。还有什么比秒针更貌似真实的吗？然而，只需寥寥的愉悦或痛苦，我们就能体会到时间的韧性。某些情感会促其加速，而另一些情感又会让它放缓脚步；偶尔，它好像不知去向——直到最后时刻，它真的猝然失踪，一去不复返。
我对学生时代兴味索然，毫无怀恋之意。然而，学校是那一切开始的地方，所以我得简要地重提那几件演化成趣闻的事情，回溯某些模糊的记忆，时间已将它们扭曲变形，使我笃信不疑。假如我对实际发生的事件不再能确信，我至少可以对那些事实所留下的印象有十足的把握。那是我最大的能耐了。
我们这个小团体本来有三个人，他加入后就变成了四个。我们三个本是个铁三角，他的加入让我们始料不及。拉帮结派是很早以前的事儿啦，我们都已经开始想象着逃离学校，走向人生舞台。他名叫艾德里安·芬恩，一个高挑而羞涩的男孩，起先总低着头朝下看，什么都放在自己心里。刚开始那一两天，我们几乎都没注意到他：我们学校从来不搞欢迎仪式，更不必说其反面了——新生惩戒仪式。我们只是意识到他在那儿，然后就等着。
相比我们，老师们对他兴趣更浓。他们得慢慢发掘他的才智，锻造他的纪律意识，评估他之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看看他是不是一块“可获奖学金的料子”。在那个秋季学期的第三个早晨，我们有一堂老亨特的历史课。乔·亨特身着三件套西装，显得既和蔼可亲，又诙谐讥诮。他的管控之道在于让课堂保持足够无聊，但又不过度无聊。
“好了，你们应该还记得，我要你们预习一下亨利八世统治时代的历史。”我、科林和亚历克斯面面相觑，希望这问题不要像个钓鱼钩一样甩落在我们某个人的头上。“谁愿意描述一下那个时代？”其实，他自己已从我们躲闪的目光中获取了答案。“好吧，要不就马歇尔吧。你会如何描述亨利八世统治时代的历史呢？”
如释重负的感觉压倒了我们的好奇心，因为马歇尔这个人一问三不知，连自己的无知都不知道如何掩饰。他思忖了一下这个问题中可能隐含的复杂之处，终于给出了一个答复。
“那时候动荡不安，老师。”
全班哄堂大笑，连老亨特都差点儿笑出来。
“你能不能更详细地阐述一下呢？”
马歇尔缓缓点头，表示同意。他又思考了一会儿，终于觉得不能再犹豫了。“老师，当时非常动荡不安。”
“好吧，芬恩，你来回答。这段历史你熟悉吗？”
这位新来的男生坐在前面一排，在我的左边。对马歇尔弱智的回答，他没什么明显的反应。
“恐怕谈不上熟悉吧，老师。但是，要形容任何历史事件——譬如说，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们唯一真正可说的一句话就是：‘事情发生了’。”
“真的吗？这么说来，我就得失业了，是不是？”一阵谄笑过后，老亨特原谅了我们的假日懒散症，娓娓地给我们讲了亨利八世这个一夫多妻的君王刽子手。
在随后的课间休息时，我去找了芬恩。“我是托尼·韦伯斯特。”他谨慎地看着我。“你给亨特的回答很精彩啊。”他似乎不知道我在指什么。“就是那句‘事情发生了’。”
“哈，是的。他没接茬儿，我很失望。”
其实他本不应该那么说的。
我还记得另一个细节：我们三个人，作为同盟的象征，经常把手表表面戴在手腕内侧。这当然是一番做作，但也许另有深意。它让时间感觉像是一件很个人，甚至是很私密的东西。我们希望艾德里安注意到这一举动，并跟着效仿；但他没有这样做。
那天迟些时候——又或许是另一天——我们有两节菲尔·狄克逊的英语课。他是个年轻教师，刚从剑桥大学毕业，喜欢使用当代文本，会出其不意地甩出一个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出生，求偶，死亡’——这就是艾略特所说的人生。有什么评论吗？”有一次，他把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位主角比作《斯巴达克斯》中的柯克·道格拉斯。我记得我们在讨论泰德·休斯的诗歌时，他拿腔拿调地把头一歪，喃喃自语道：“当然，我们都很想知道他没动物可写了会怎么样。”有时他称我们为“绅士”。自然，我们对他十分倾倒。
那个下午，他发给我们一首没有标题、没有时间、没有署名的诗歌，给我们十分钟来研读，然后要我们点评。
“芬恩，从你开始可以吗？简单地说，你觉得这首诗的主题是什么？”
艾德里安从书桌上抬起头。“爱神和死神，先生。”
“嗯，还有呢？”
“性与死。”芬恩继续道，好像并不仅仅是后排的傻瓜们才不懂希腊文似的，“或者，不妨说，爱与死。无论如何，性爱原则会与死亡原则起冲突。以及冲突的结果。先生。”
此时此刻，我一副肃然起敬的神情，狄克逊都觉得有点不正常了。
“韦伯斯特，给我们做进一步的阐述。”
“我倒觉得这只是一首描写仓鸮的诗。”
我们三个与这位新朋友之间有诸多不同点，这便是其中之一：除了偶尔严肃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在开玩笑。而他除了偶尔开玩笑，基本上都很严肃。我们颇花了点时间才搞清楚这点。
艾德里安终于逐渐融入了我们的小团队，但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在寻找归属感。也许他确实没有。而且，他也没有为了迎合我们而改变自己的观点。晨祷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他加入应答圣歌，而我和亚历克斯只是对个口型，科林则像个伪狂热分子一样，喜欢大吼大叫，极尽讥讽之能事。我们三个觉得，学校体育运动是一个秘密法西斯者的计谋，无非是想压制我们的性冲动；艾德里安却加入了击剑俱乐部，还参加跳高。我们五音不全，缺乏音乐细胞，而他是带着单簧管来学校的。当科林埋怨家人，我嘲讽政治体制，亚历克斯从哲学上反对感知到的现实的本质之时，艾德里安却不动声色，守口如瓶——起码，原先是如此。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他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其实我们也是——只不过我们纯粹地相信自己的事情，而不相信我们被决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持有的净化怀疑论。
学校在伦敦中部，我们每天从不同的行政区各自赶来，从一个管制系统过渡到另一个系统。那时候，事情简单多了：没现在这么多钱，没电子设备，极少时尚暴虐，也没女朋友。那时候，我们尽心尽责、心无旁骛地尽着人伦孝道的本分。学习，考试，拿着那一本本资格证书作敲门砖找份工作，然后踏上一条比我们父母更加富足的人生之路。父母们会心满意足，但在心中却暗暗地与他们自己从前的生活相比较，觉得那时候的生活更简单，因而更美好。当然，这种话从来都不会说出口：英国中产阶级彬彬有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总是含而不露。
“妈的混蛋，这些老家伙。”某个星期一，科林在午餐时抱怨道，“你小时候觉得他们蛮好的，等你长大了才发觉他们不过是……”
“亨利八世，科？”艾德里安接嘴道。我们逐渐开始习惯他的冷嘲热讽，也知道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调转枪口对准我们。在开玩笑或者要我们严肃起来的时候，他就会称我为“安东尼”，亚历克斯会变成“亚历山大”，而无法被加长的科林则被简化成“科”。
“如果我爸有半打老婆，我也无所谓。”
“而且还超级有钱。”
“而且霍尔拜因曾为他画像。”
“而且他还可以要教皇滚开。”
“他们为什么是‘妈的混蛋’？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亚历克斯问科林。
“我本来想一起去游乐场，但是他们说打算在那个周末做园艺。”
这就对了：妈的混蛋。只有对艾德里安来说不是这样。他一直听我们在骂骂咧咧，却几乎没有参与进来。但是我们觉得他才是最有理由抱怨的人。他的母亲多年以前就离家出走，撇下他爸爸独自抚养艾德里安和他妹妹。那时，人们还远未开始使用“单亲家庭”这一词语，只说“破碎的家庭”。在我们认识的人中，艾德里安是唯一一个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按理说，这本应给他足够的理由愤世嫉俗，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并没有怨天尤人。他说，他爱母亲，敬重父亲。我们三个私下分析了他的情况，得出了一个结论：建立一个幸福家庭的关键，就是根本不需要拥有完整的家庭——或者至少一家人不要住在一起。分析完毕后，我们更加羡慕艾德里安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想象自己被囚禁在某种候宰栏之中，期盼着能被放出来，步入自己的生活。而那一时刻到来时，我们的生活——以及时间本身——都会加快前进的步伐。我们如何知道人生已然开始，益处已然获得，损毁已然造成？此外，我们解脱后只会步入一个更大的候宰栏，其界限起初根本无法辨别。
与此同时，我们既嗜读又好色，既笃信精英管理又崇尚无政府主义。在我们看来，一切政治体系和社会体制都是腐朽的，可是，除了追求混沌的享乐，我们一概拒绝考虑别的选项。然而，艾德里安敦促我们笃信原则应指导行动，将纸上谈兵的想法运用于人生。此前，亚历克斯已被视为我们中的哲学家。他读过我们另外两人都没读过的东西，比如，他也许会冷不丁地宣告：“无言之所，唯余沉默。”我和科林会静静思考一会，然后咧嘴一笑，继续谈笑风生。但是艾德里安的到来把亚历克斯拉下了马——或者，更确切地说，给了我们选择另一个哲学家的机会。如果说亚历克斯读过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艾德里安则读过加缪和尼采。我读过乔治·奥威尔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科林读过波德莱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上不过是我们几个一个个小小的速写罢了。
没错，我们当然自命不凡——人不轻狂枉少年。我们使用“世界观”、“狂飙突进运动”这类术语，喜欢说“从哲学上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并且相互安慰说，想象力的第一要务乃是逾矩犯规。我们的父母看事物的角度却不一样。在他们心目中，孩子是突然暴露在毒流中的无辜婴孩。因而，科林的母亲总称我为他的“黑色天使”；父亲发现我在读《共产党宣言》时，就责备亚历克斯；亚历克斯的父母撞见他拿着一本冷硬派美国犯罪小说时，他们就归咎于科林。如此云云。说到性事，也是一样。我们的父母们深恐我们互相毒害，变成他们最害怕的那号人：无可救药的手淫狂，楚楚动人的同性恋，处处留情的浪荡子。为了我们，他们怕少年间的亲密友谊，怕火车上陌生人的巧取豪夺，怕坏女孩的诱惑勾引。他们如此忧心忡忡，远远超出我们的实际经历。
一天下午，老乔·亨特仿佛想回应艾德里安早先的挑战，叫我们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各抒己见：具体而言，作为始作俑者，杀害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刺客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那时候，我们大多是绝对主义者，只喜欢对与错，褒与贬，有罪与无辜——或者，就马歇尔而言，动荡不安与非常动荡不安。我们喜欢有输赢结局的游戏，不喜欢平局。因此，对某些人而言，那位塞尔维亚枪手——我早就忘了他的名字——负有百分之百的个人责任：剔除了他，这场战争就绝不会发生。其他人更倾向于百分之百的历史潮流责任论，即认为敌对国的冲突无可避免：“整个欧洲就像个一触即发的火药库”，此类论断，不一而足。更有无法无天者，比如像科林，他坚信一切都由偶然所致，整个世界都存在于一种永恒的混沌状态，只有某种原始的讲故事本能——毫无疑问，此本能本身乃是一种宗教遗风——以回溯的方式将意义加诸于那些本该或本不该发生的事情。
对于科林这种试图否定一切的论断，亨特只是轻轻地点点头，仿佛病态的怀疑是青春期一种自然而然的副产品，长大了也就渐渐好了。老师和家长老是说他们也曾年轻过，所以他们的话颇具权威，这样的念叨很烦人。他们坚持说，这不过是阶段性的罢了，你总会长大成熟的；生活会教会你什么叫现实，什么叫务实。但是那时候我们拒绝承认他们曾经有一丁点儿像我们，而且我们坚信自己能够把握人生——还有真理、道德和艺术——跟这些已经妥协的年长者比起来，我们看得更清。
“芬恩，你怎么这么沉默？是你起的头。你堪称是我们的‘塞尔维亚枪手’。”为了让大家领会这个隐喻，亨特顿了一顿，“可以说说你有何高见吗？”
“我不知道，先生。”
“还能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吗？”
“呃，某种意义上说，我无法知道我到底什么不知道。从哲学上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也稍稍停顿了一下，让我们再次纳闷他是在隐隐嘲讽呢，还是在故作严肃。“说实在的，这整个追究责任的行为难道不就是一种逃避吗？我们责备某个个人，目的就是为其余人开脱罪责。或者呢，我们归咎于历史进程，为一个个个体免责。抑或将一切归咎于一片混沌，结果也是一样。在我看来，似乎有——或者曾经有——一条个体责任链，所有责任不可或缺，但此链并非无限之长，不然谁都可以轻率归咎于他人。当然，我想要追究责任，这或许只是反映了我本人的心境，并非对事件的合理分析。先生，这不就是历史的核心问题之一吗？这是个主观阐释与客观阐释的问题，即我们必须了解历史学家的历史才能理解此刻摆放在我们面前的历史版本。”
全场默然。不，他不是在说笑，一点玩笑的意思也没有。
老亨特看了看表，微微一笑。“芬恩，我五年后就退休了。如果你愿接手，我非常乐意引荐你。”他也不是在开玩笑。
一次晨间集合时，校长庄重宣告了一条沉痛的消息：理科六年级的罗布森在上周末离开了这个世界，校长平常只在宣布开除学生或体育竞赛惨败时才会用如此庄重的口吻。在一片喃喃低语中，他说罗布森的离世好似一朵盛开的花儿溘然凋零，他的离去是我们整个学校的一大损失，我们都会象征性地参加他的葬礼。事实上，我们真正想知道的事情他一件也没说：罗布森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如果是谋杀的话，凶手是谁。
“爱神和死神。”第一节课上课前，艾德里安评论道，“死神又一次得胜。”
“罗布森不是爱神或死神会眷顾的那种人。”亚历克斯告诉他。我和科林点头表示赞同。以我们和他同窗数年的了解来看，他是一个沉稳而缺乏想象力的男孩，对艺术毫无兴致；他缓步前行，从没冒犯任何人。可是现在他以早逝而留名于世，却冒犯了我们。确然是一朵青春之花：而我们所知的罗布森是一棵平凡无奇的蔬菜。
我们没有听人提及疾病、自行车事故、煤气爆炸一类的字眼。几天后，数学六年级的布朗传出了官方无法提供也不愿提供的流言：罗布森弄大了他女朋友的肚子后，在阁楼上吊自杀，尸体两天后才被找到。
“我压根儿也不会想到他竟然知道怎么上吊自杀。”
“他是理科六年级的啊。”
“可是你得打一个很特别的滑结吧。”
“那是电影里和依法处决时才有的情景。其实用普通的结就可以了。只是窒息的时间要长一些而已。”
“你觉得他女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们考虑了几个能想到的可能：循规蹈矩的处女（现在不再是了），放荡的售货员，有经验的妇女，性病缠身的妓女。我们乐此不疲地议论着，直到艾德里安转移了我们的兴致。
“加缪说，自杀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哲学问题。”
“除了伦理，政治，审美，现实性还有其他一切。”亚历克斯的反驳甚是尖锐。
“唯一的、真正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其他一切问题均依赖于此。”
对罗布森自杀事件做了详尽分析之后，我们断定，他的自杀只有在算术的意义上才具有哲学意蕴：他即将在世界总人口数上再增添一位，所以才觉得保持地球人口总数恒常不变是他的道德义务。但是，在其他所有方面，我们认为罗布森都让我们备感失望，也辜负了严肃思考。他的行为无关哲学，简直是自我放纵，且不具艺术美感：换言之，是极端错误的。至于他的遗言——根据传闻（依然来自布朗），为“妈妈，对不起”——我们感觉它错失了一次强有力的教育机会。
也许，如果不是因为一件至关重要且无法更改的事实，我们也不会对罗布森如此严苛。事实就是：罗布森和我们年龄相仿，在我们看来，他其貌不扬，毫无出众之处，可他不仅与一位姑娘发展了一段地下恋情，而且还生生地把她上了。操他个混蛋！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所有人连追求女生的失败经历都没有？起码这种经历会给我们带来耻辱，而耻辱可以增添我们的智慧，给我们吹嘘的资本（“其实呀，当时她的原话是‘穿着帅气帆布鞋的脓包傻瓜’。”）从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得知，爱情总是与痛苦密不可分，只要有一个暗藏的甚或可想而知的前景，即爱情也许已悠然来临，那么我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去体验痛苦。
这就是我们的另一大恐惧：人生不会和文学一样。看看我们的父母吧——他们难道是文学的产物吗？他们充其量不过是旁观者和看客，是社会背景的一部分，烘托那些真正重要的大事件。比如说呢？文学的旨趣所在：爱，性，道德，友谊，幸福，痛苦，背叛，通奸，善与恶，英雄与恶棍，有罪与无辜，野心，权势，正义，革命，战争，父与子，母与女，个人与社会，成败，谋杀，自尽，死亡，上帝。还有仓鸮。当然也有其他文学种类——理论性的，自我指涉的，多愁善感自传型的——但这些不过只是干涩的意淫。真正的文学关涉人的心理、情感和社会现实，通过主人公的行为和反思得以展现；小说描写的是人物性格在时间长河中的发展历程。反正这是菲尔·狄克逊告诉我们的。除了罗布森以外，仅有一个人的生活像小说一样跌宕起伏，这个人就是艾德里安。
“你妈为什么离开你爸？”
“我不知道。”
“你妈外面有人吗？”
“你爸被戴了绿帽子？”
“你爸有没有情妇？”
“我不知道。他们说我长大了就会明白的。”
“大人们老是这么承诺。那为什么不能现在就解释呢？我往往这样反问。”其实我从来没说过这话。而且，据我所知，我家没有任何秘密，这让我感觉无比羞愧和失望。
“可能你妈在外面有小白脸呢？”
“我怎么知道？我们从来不在她那儿见面。一般都是她来伦敦。”
这真是没救了。在小说里，艾德里安才不会逆来顺受呢。如果主人公的行为举止并不让人觉得他在小说里，那么拥有一个戏剧化的人生又有何意义呢？艾德里安应该八卦一些，或者省下所有零花钱聘请个私人侦探；也许我们四个早该主动出击，展开一段“揭示真相之旅”。又或者说，这是否太像一个小孩子的故事而非文学作品？
那年的最后一堂历史课上，一直谆谆诱导、带领他那昏昏欲睡的学生穿越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以及帝国兴衰的老乔·亨特，邀我们一一回顾这几百年来的风云历史，并尝试得出结论。
“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开始，即，什么是历史？你有何想法，韦伯斯特？”
“历史就是胜利者的谎言。”我几乎不假思索地答道。
“是啊，我就担心你会这么说呢。呃，只要你记住，它也是失败者的自欺欺人。辛普森？”
科林显然比我更加胸有成竹。“历史是一块生洋葱三明治，先生。”
“何以见得？”
“因为它一个劲地重复，先生。就像打嗝似的。这一年来我们已经看了一遍又一遍。总是那套把戏，一直都在专制与反抗、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贫穷之中徘徊。”
“一块三明治夹的东西还蛮多的嘛，你说呢？”
我们哄堂大笑，到了期末，大家都显得有些歇斯底里。
“芬恩，你呢？”
“‘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是历史。’”
“确实是这样吗？你从哪里找到这句话的？”
“拉格朗日，先生。帕特里克·拉格朗日。是个法国人。”
“我早该猜到了。你能否为我们举个例子？”
“罗布森的自杀事件，先生。”
一阵倒抽冷气的声音传来，清晰可辨，有人猛地转头。但是，和其他老师一样，亨特格外厚爱艾德里安。当其他同学试图挑衅老师时，它被贬为幼稚的愤世嫉俗——等我们长大了，这些想法自然而然就没了。然而，不知怎的，艾德里安的挑衅却颇受欢迎，被视为探求真理，只不过方式笨拙点罢了。
“那跟这问题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先生，或者说是个微小的历史事件，但却是最近才发生的。因此这件事显然应该被当作历史。我们都知道他死了，我们都知道他有个女朋友，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孩子怀孕了——或者说曾经怀孕过。但此外我们还知道些什么呢？只有一份可被称作史实的文字记录，就是那张写着‘对不起，妈妈’的自杀遗言——至少布朗是这么说的。那张纸条还留着吗？有没有被毁掉？罗布森之所以自杀，除了这些明显的原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动机或原因？他当时的心态如何？我们怎么能确证那孩子就是他的？我们无法得知，先生，即使是在事件刚刚发生后不久。那等到五十年之后，等到罗布森的父母去世，等到他的女朋友消失已久并且再也不愿回想有关他的一切，到了那时候，怎么可能还会有任何人有能力来记录罗布森的故事？您看到这其中的问题了吗，先生？”
我们都看向亨特，暗自揣测这一次艾德里安是不是说得太过头了。仅仅是“怀孕”这个词就仿佛粉笔灰一样，在教室里挥散不去。更不用说他对孩子父亲另有其人的大胆推测，竟然暗示罗布森小小年纪就被人戴了绿帽……过了好一会儿，老师终于做了回答。
“我看到问题出在哪儿了，芬恩。但我觉得你低估了历史，因而也低估了历史学家。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姑且认为可怜的罗布森将来会有历史价值。历史学家向来都有缺乏直接实证的问题。他们早已习惯如此。还有，别忘了在此事例中定会涉及验尸，因此一定会有验尸报告。罗布森很可能写过日记，或是写过信，还打过电话，这些内容都可以被人记起。他的父母也会答复他们收到的那些吊唁信。而五十年后，考虑到现在人们的平均寿命，他的同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还可以接受访问。这个问题也许没有你所想象的那么可怕。”
“但什么都无法弥补罗布森本人的证言，先生。”
“从某一方面来说，确实不能。但是，同样地，历史学家也需要用怀疑的态度来对待某位亲历者对事件的说辞。通常，那些着眼于未来的说辞最值得怀疑。”
“您可以这么说吧，先生。”
“而从行为也常常能推断出心理状态。一个暴君就很少用手谕下达铲除异己的命令。”
“您可以这么说吧，先生。”
“呃，我就这么说。”
这是他们舌战的确切内容吗？几乎肯定不是。然而，就他们的这一次舌战而言，这是我的最佳记忆了。
我们毕了业，约定毕生保持友谊，从此便各奔东西。不出任何人所料，艾德里安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奖学金。我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念历史；科林去了萨塞克斯，而亚历克斯则继承了父亲的生意。我们鸿雁往来，就像那个年代的人们——甚至是年轻人——所做的那样。但是我们对写信这一形式缺乏经验，因此在开始任何关键的内容之前，往往怀着很不自然的羞涩感。信的开头总是，“兹收到你发自17号的信函”，这种写法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显得颇为机巧。
我们三人誓称，只要大家放假回家就一定相聚，可是并非总能如愿。书信往来仿佛已经重新调节了我们的能动关系。最初约定三人相互之间写的信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缺乏热情，而给艾德里安的信却始终热情洋溢，乐此不疲。我们都想要获得他的关注，赢得他的赞赏；我们对他献殷勤，有什么最精彩的经历总是第一个想告诉他；我们甚至都认为自己——而且理所当然地——和他的关系最为密切。尽管我们自己也在不断地结交新朋友，却总是试图说服自己艾德里安没有这样做：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们三个仍然是他最亲密的朋友，而他也十分依赖我们。这是否只是为了掩盖我们无比依赖他的事实？
然后，生活接管了一切，时间也飞速前进。换句话说，我找了个女朋友。当然了，之前我也和几个女孩子交往过，但结果不是她们太过自信让我觉得自己笨拙木讷，就是她们的扭捏腼腆让我更加紧张不安。很显然，有某种神秘的阳刚密码可以从彬彬有礼的二十岁传给胆小不安的十八岁，而一旦掌握了这一密码，你就能和女孩子“调情”，甚至在某些情形中可以将她们“钓上床”。但我从来就没有学会或理解这招，也许至今仍然一窍不通。我的“技巧”在于没有技巧；而毫无疑问其他人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无能的表现。一起喝一杯——跳个舞——让我送你回家——来杯咖啡？对我来说，即便是这样公认简单的老套泡妞法，也是一种虚张声势，是我干不出来的。我只会在女孩们身边晃荡，试着说些逗趣的话，然后估摸着自己会把事情搞砸。记得第一学期的时候，我在一次聚会上喝了点酒，有点感伤，这时一个女孩路过，同情地问我是否感觉还好，我没想到自己的回答竟然是，“我觉得自己是个狂躁的抑郁者”，因为在当时，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比“我觉得有点伤感”更有个性。结果她却回答，“又是这套”，然后立刻转身离去，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这一回答不仅不能让我从快乐的人群中脱颖而出，反而成了世界上最烂的泡妞用语。
我的女朋友名叫维罗妮卡·玛丽·伊丽莎白·福特，这一信息（我指的是她这一长串中名）是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搞到的。她在攻读西班牙语，喜欢诗歌，父亲是个公务员。她身高大约五英尺二英寸，有一双肌肉发达的小腿，一头棕色的齐肩长发，蓝色的眼镜框后面藏着一对灰蓝色的眼睛，脸上带着转瞬即逝又有所保留的微笑。我觉得她很不错。好吧，我承认，任何女孩只要不躲避我，也许我都会觉得她很不错。我没有想告诉她自己感到很伤感，因为我并不伤感。她有一台黑箱电唱机，而我有台当塞特，而且她也比我更有音乐品位：就是说，她对我所钟爱的德沃夏克和柴可夫斯基不屑一顾，却拥有一大堆唱诗班和民谣的密纹唱片。翻阅我收藏的唱片时，她的脸上有时会闪过一丝微笑，但更多的时候却紧皱眉头。即便是藏起了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以及法国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原声唱片，我也无法幸免于难。她还没翻到我大量的流行乐藏品，就已经看到太多可疑的东西了：猫王，甲壳虫，滚石（当然，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他们），但也有冬青树乐队，动物乐队，忧郁蓝调合唱团，以及两碟装的多诺万套装——《花朵致花园的礼物》。
“你喜欢这种东西？”她不动声色地问。
“很适合跳舞。”我回答道，心里有些防备。
“你听这个跳舞？在这里？在你的房间？一个人？”
“不，也不是这样。”尽管事实上确实如此。
“我不跳舞。”她说，半是人类学家的口吻，半是想要为我们所处的关系模式划定规矩，如果我们以后会相恋的话。
我想我最好解释一下和某人“相恋”在那时候的含义，因为时代早已让这个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近我和一个女性朋友聊天，她说起她的女儿沮丧地去找她。这个女儿现在在上大学第二个学期，已经和一个男孩上了床，而这个男孩——公开地，她也是知情的——同时和另外许多女孩同床共枕。他的做法是，在决定到底和谁“相恋”之前，先进行试睡。女儿心烦意乱，但并非全然因为这一试睡制度——尽管她内心也隐隐觉得这种做法不公——而主要是因为她最终落选了。
这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是某种古老偏门文化的幸存者，它的信徒还在用刻好的萝卜当作可交换的货币。在“我那个年代”——不过当时我并没声称自己拥有那个年代，现在我就更不会了——通常的模式是这样的：你遇到一个女孩，你被她吸引，你试图获得她的芳心，你想邀她参加一两项社交活动——比如说，去酒吧——然后单独跟她约会，然后再跟她约会，接着在一个热情的晚安之吻后，你就可以算是正式地和她“相恋”了。只有在你半公开地表达你的忠诚之后，你才能了解她的性政策。有时候，这意味着她的身体会像专属捕鱼区一样戒备森严。
维罗妮卡和那个年代的其他女孩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她们很愿意和你进行身体上的接触，公开挽着你的胳膊，一个劲地吻你直到面色绯红，甚至会有意识地将她们的乳房紧贴着你，前提是在肉与肉之间至少有五层左右的衣服相隔。不必言明，她们完全清楚你裤子里在搞什么勾当。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这样，仅此而已。有些女孩也许尺度会大一些：听说有些会相互手淫，也有些会答应所谓的“完全性行为”。除非你已经经历了许多边缘性行为，不然你可没法理解这“完全”一词蕴含的重大意义。然后，随着关系的发展，会有某些隐秘的交易，有些是出于一时的兴致，也有些是建立在承诺和义务的基础上——达到了某位诗人所谓的“为一只戒指引发的争端”的境界。
后来的几代人也许会将之归因于宗教约束或礼教束缚。但是，那些曾跟我有过边缘性行为的女孩们（是的，并非只有维罗妮卡一人）——或者说女人们——却对自己的身体甚感自在。而如果按照一定的标准，她们对我的身体也安适自如。顺便一提，我这么说并不是想要暗示边缘性行为不够兴奋，甚至让人泄气。此外，这些女孩已经比她们的母亲要开放许多了，而我所得到的也比我的父辈们多得多。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再说了，有一点总比什么都没有的要好。只是，在那段时间里，科林和亚历克斯都搭上了没有任何禁区政策的女朋友——或者说他们是这么暗示的。不过在当时，对于性这一话题，没有人吐露全部实情。因此在这方面，世界并没有怎么改变。
为了打消你心中可能的疑虑，我得说明我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处男。在从高中到大学期间，我有过几段具有启蒙意义的恋爱插曲，带来的刺激比留下的标记要深刻得多。因此，这随后发生的一切让我觉得越发古怪：你越是喜欢一个女孩，你们两个越是相配，也许你能和她做爱的几率就越小。当然了，除非——而这个想法我到后来才说出口——是我自己身上有某种特质，总会吸引那些会说不的女人。可是，这样有违常理的天性可能存在吗？
“为什么不行？”我问道，这时候总是有一只手摁住我手腕，表示拒绝。
“总感觉不对。”
这些对话总能在许多嘶嘶作响的取暖炉旁听到，跟啸叫的开水壶一唱一和。而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感觉”，因为女人是感觉专家，男人只是粗俗的初学者。因而，“感觉不对”这句话比教义或母亲的忠告更具说服力，愈加无可辩驳。你们也许会问，但那不是60年代吗？是的，但那只是某些人才这样，只有这个国家的某些地方才如此。
与我的唱片收藏相比，我的书架在维罗妮卡看来就顺眼多了。在那些时日，平装书以它们传统的装扮出现在书架上：橙色的企鹅是小说，蓝色的鹈鹕是非小说。如果书架上蓝色比橙色的多，则证明你是个认真严肃之人。总的来说，我拥有了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足以说明这点了：理查德·霍加特，史蒂文·朗西曼爵士，赫伊津哈，艾森克，燕卜荪……外加约翰·罗宾逊主教的《忠诚上帝》，就放在我的拉里卡通书系列旁边。维罗妮卡以为这些书我全都读过，因此对我大加赞赏，殊不知那些破损最严重的其实是淘来的二手书。
她自己的书架上放着许多诗集，有些是大部头，有些是薄薄的小册子：艾略特，奥登，麦克尼斯，史蒂维·史密斯，汤姆·冈恩，泰德·休斯。也有奥威尔和凯斯特勒的左翼读书俱乐部版本，一些用小牛皮封面装订的19世纪小说，几本阿瑟·拉克姆的儿童插画册以及她的慰藉之书《我的秘密城堡》。我一刻也没怀疑过这些书她全部看过，也认定这些全是值得拥有的书。不仅如此，这些书简直就是她思维和人格的有机延续，而我收藏的书则让我觉得自己功能分裂，全都诠释了一种我憧憬的人格。这一差异让我陷入了些许的惊恐之中，而就在我浏览她放满诗集的书架时，我借用了菲尔·狄克逊说过的一句话。
“当然，我们都很想知道泰德·休斯没动物可写了会怎么样。”
“是吗？”
“有人这么说过。”我无力地回答。这话从狄克逊的口中说出来是那么诙谐老道；而从我的口中说出，却只能显得滑稽可笑。
“诗人不会像小说家那样才思枯竭的。”她教导我，“因为他们不像小说家那样依赖各种素材。而你却把他当成某种动物学家来看待，不是吗？但就算是动物学家，也不会厌倦动物，是不是？”
她看着我，一条秀眉挑起，越过眼镜框。她只比我大五个月，但有时让人觉得差了五年。
“这是我的英语老师告诉我们的。”
“好吧，既然你现在已经是个大学生了，我们就必须让你学会自己思考，对吧？”
“我们”一词中包含了某种意味，让我觉得也许自己也没有弄错所有的事情。她只是想让我变得更好——而我又怎能拒绝这番好意？起初，她问了几件事，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把手表戴在手腕内侧。我无法明确说出理由，所以只好把手表转了个圈，让表面朝外，就像普通成年人那样。
我按部就班，心满意足，一有空余时间就和维罗妮卡待在一起，然后回到学生宿舍，幻想她在我身下两脚分开或是跨在我的身上，然后开始肆无忌惮地自慰。每天和她亲密接触，让我无比自豪地了解了各种化妆和穿衣常识，了解了女用剃须刀，以及女人月事的神秘和种种后果。我发现自己很羡慕这件事，因为它如此有规律地提醒了女性独具的特征，与伟大的自然循环息息相关。我试图解释这种感觉时，也许用词就像以上的描述那样糟糕透顶。
“你只不过是把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理想化罢了。这件事的唯一用处，就是告诉你你没有怀孕。”
考虑到我们的关系，她这么说让我觉得略有些鲁莽。
“嗯，但我并没有希望我们生活在拿撒勒。”
说完这句，我们两个都陷入沉默，这是情侣们在不希望就某事展开讨论时心照不宣的表现。有什么好讨论的？也许，只是没有明确文字记载的交易条款而已。就我而言，我们没有上床这一事实使我不用去考虑我们的关系本身，而只是和一个女人的亲密共谋，而对交易另一方的她来说，她也不会去问男方这段关系将会通往何方。至少，这是我所认为的交易内容。但我对大部分事情的理解都会出错，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比如说，为什么我会认定她是个处女？我从没有问过她，她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之所以认为她是处女，只是因为她不肯和我上床：这是哪门子的逻辑？
某个假期的周末，我受邀去和她的家人见面。他们住在肯特郡的郊区，远在奥尔平顿一带，那儿，在最后关头，终于不再用钢筋水泥浇灌自然，从此就沾沾自喜地称自己为田园乡村。坐在从查令十字车站始发的火车上，我开始担心起自己的行李箱来——这是我唯一的一只皮箱——这箱子实在是太大了，使我看起来活像个意欲闯空门的窃贼。到了车站，维罗妮卡把我介绍给她的父亲，他打开车后盖，接过我手中的行李箱，哈哈大笑。
“看起来你好像打算要搬过来住下呢，小伙子。”
他体型肥胖，满脸红光；让我十分厌恶。那一口臭烘烘的是酒气吗？在这个时间喝酒？这么粗俗的老头怎么能养出这个像精灵一般的女儿？
他驾着亨伯超级猎鹬车，一路上连连叹息，对别人的傻气大发牢骚。我一个人坐在后座。偶尔，他会指出路边某些景物，好像是对我说的，但我也无法肯定我是否应该对此做些回应。“圣米迦勒修道院，用砖头和燧石造的，在维多利亚时代得以修复大半。”“这是我们自己的皇家咖啡馆——瞧！”“注意看你右边，那是著名的酒馆，是半露木架结构。”我朝着维罗妮卡的侧脸看，试图得到些暗示，但却一无所获。
他们住在一幢红砖铺瓦的独立房子里，门前还有一条碎石路。福特先生打开前门，不知对着谁大声吼道：
“这孩子准备来住上一个月。”
我注意到深色的家具上有一层厚重的反光，还有一盆华丽的盆栽植物，叶子上也反射着厚重的光泽。仿佛为了体现久远的好客礼节，维罗妮卡的父亲一把抓起我的行李箱，然后以一种夸张搞笑的费力姿态，把箱子拎上阁楼，扔到了床上。然后他指着一个有排水口的水池。
“晚上你要是想尿尿了，就尿在这里。”
我点头回应，不知道他这样的表现究竟是想展示男人之间的友好，还是把我当成了下等阶级的人渣。
维罗妮卡的哥哥杰克是个一眼就能看透的人：身体健康、热爱运动的年轻人，喜欢嘲笑一切事物，喜欢捉弄自己的妹妹。他对我的态度，就好像我是什么珍奇古玩似的，而且我绝非是第一个被拿来展示的人。维罗妮卡的母亲对周围的小插曲都视若无睹，询问我的学习情况，还老是钻到厨房里。我猜她实际上应该四十岁出头的年纪，尽管看上去显然已经和她丈夫一样年过半百。她看上去并不太像维罗妮卡：一张宽阔的脸庞，头发用丝带绑在额头上，身材稍稍高于一般人。她身上有某种艺术气息——五彩斑斓的围巾，心不在焉的态度，嘴里哼着歌剧咏叹调，或是这三者兼而有之——离得太远，我无法确证。
当时我应该相当局促不安，整个周末都处于便秘的状态：这是我最主要的真实记忆。剩下的只有各种模糊的印象和含糊的记忆，因此这些回忆可能有些个人偏见吧：比如，尽管是维罗妮卡自己邀请我上她家度假，但一开始她却仿佛站在家人那边，和他们一起观察审视我——尽管我还无法就此判断，这一切是我局促不安的原因还是后果。周五吃晚饭时，他们问了我许多问题，考察我在社交和智识方面的水准；我感到自己活像个在法庭接受审讯的罪犯。之后，我们看了会儿电视新闻，非常尴尬地讨论世界大事，直到就寝时间。如果这一切发生在小说里，等家长关门睡觉之后，情侣之间免不了要偷偷溜进彼此的房间来个热烈的拥抱。但我们并非小说人物；第一晚，维罗妮卡甚至都没有给我晚安之吻，也没有以毛巾什么的为借口，跑来看看我是否还需要些什么东西。也许她是怕被她哥哥抓到把柄作为笑料。所以我脱了衣服，洗漱完毕，怒气冲冲地往水池里尿尿，然后穿上睡衣，躺在床上很久都睡不着。
第二天，我下楼来吃早饭，发现只有福特太太一个人在。其他人都去散步了，因为维罗妮卡跟大家说我肯定要睡懒觉的。我当时一定没掩饰好自己对此的反应，因为我能感觉到，福特太太边准备培根鸡蛋边仔细打量我，她漫不经心地煎着鸡蛋，打破了一个蛋黄。我对于如何与女朋友的妈妈谈话毫无经验。
“你们住在这里很久了吗？”我终于开了口，尽管我早就知道问题的答案。
她停了下来，给自己倒了杯茶，把另一个鸡蛋敲破扔进平底锅，身子向后靠在一个堆满碗碟的橱柜上，说：
“不要总让维罗妮卡占你便宜。”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该对这种干涉我们关系的行为感到生气呢，还是该从实招来，开始“讨论”维罗妮卡？于是，我有点拘谨地问道：
“您这话什么意思，福特太太？”
她看着我，随和地微微一笑，她轻轻摇了摇头，然后说道：“我们在这里住了十年了。”
因此直到最后，她仍旧和其他家庭成员一样，对我来说都是一团谜，但至少她看起来还挺喜欢我。她大方地往我盘子里又加了一个蛋，尽管我并没有开口要，也并不想吃。打破的鸡蛋残骸仍旧在锅里躺着；她随意地把这些残留物拨到垃圾桶里，然后把滚烫的油锅扔进水槽。冰凉的水冲在锅里，发出嘶嘶的响声，一团蒸汽冒了上来，她哈哈大笑，好像对这小小的破坏行动感到非常得意。
维罗妮卡和男人们回来时，我估计会有新一轮的审查，甚至某种把戏或是游戏；然而他们却十分礼貌地询问我昨晚睡得如何，在这里是否过得舒坦。这本应该让我觉得自己已经被他们所接受，但却更像是他们已经对我心生厌烦，而这个周末也仅仅是必须和我共度的时间而已。也许这一切只是我的多疑罢了。但从乐观的一面来看，维罗妮卡的亲昵举动表现得更为公开；喝茶的时候，她也很乐意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手指把玩着我的头发。她还一度转头对她哥哥说：
“他还算可以吧，是不是？”
杰克朝我眨眼使了个眼色；我没有眨回去。恰恰相反，我总感觉自己好像偷了毛巾，或是满脚泥泞地踩在他们的地毯上。
不过，总体而言，一切还算正常。那天晚上，维罗妮卡领着我上楼，终于正儿八经地给了我一个晚安吻。周日午餐时，有一大块烤羊羔，上面伸出无数迷迭香的小枝，仿佛几株圣诞树。我好歹也是懂礼貌的人，因此说这羊肉好吃得无与伦比。然后我又看见杰克朝他老爸使眼色，好像在说：真是会拍马屁。但是福特先生开心地咯咯笑道：“听听，听听，提案赞成。”而福特太太则对我表示了感谢。
等我下楼告别时，福特先生抓住我的行李箱，对他妻子说：“我想你应该数过勺子的数量了，没少吧，亲爱的？”她根本懒得回答，只是对我微笑着，好像我们俩有什么秘密似的。杰克没有露脸向我告别；维罗妮卡和她父亲坐进了车子前座；我继续独自坐在后排。福特太太靠在门廊上，头顶上方爬满外墙的紫藤上洒满了阳光。就在福特先生发动汽车时，我向福特太太挥手告别，她也做出了回应，但不是像普通人那样抬起手掌挥舞，而是在腰部位置进行水平摆动。我真后悔自己没有和她多聊点。
为了防止福特先生再次向我介绍奇斯尔赫斯特的种种奇观，我对维罗妮卡说：“我喜欢你妈妈。”
“听起来好像你有情敌了，维罗。”福特先生戏剧性地倒抽一口气，“仔细想一想，好像我也有情敌了。破晓时分决斗吧，好小子？”
我的火车晚点了，原因是周日例行的铁路工程工作。傍晚时分，我到了家。我记得自己终于痛痛快快地拉出了积存一个周末的大便。
差不多一周之后，维罗妮卡进城来了，这样我就能把她介绍给高中时的老朋友。那天我们漫无目的地瞎逛，没有人想要为行程负责。我们在泰特现代艺术馆附近转悠，然后到白金汉宫，进了海德公园，朝公园里的演讲角走去。可不巧，没有人在演讲，于是我们又漫无目的地沿着牛津街闲逛，浏览两边的商店，最后来到了特拉法尔加广场的狮子雕像旁。任何人都会认为我们是一群观光客。
一开始，我在观察我的朋友对维罗妮卡的反应，但很快就对她对于他们的想法产生了更多兴趣。科林的笑话比我的笑话更能把她逗乐，这让我感到有些恼火；然后她又问亚历克斯他父亲的发家史（海上保险，他告诉她，这让我感到很惊奇）。她好像很乐意把艾德里安放在最后。我曾告诉过她他在剑桥读书，因此她不停地拿各种名人的名字出来问他。对于其中一些名字，他点头说：
“是的，我认识他们这类人。”
这说法在我听来相当不礼貌，但维罗妮卡好像并不在意。不仅如此，她开始继续谈论各种大学、指导老师和小吃馆，这让我觉得自己成了局外人。
“你怎么会对那里那么熟悉？”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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