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就在那里。”
“杰克？”
“我哥哥——还记得吗？”
“让我想想……是不是比你父亲年轻的那位？”
我自觉这笑话还不赖，可是她却连个微笑都懒得给。
“杰克在那里学什么？”我问，试图弥补刚才的失误。
“伦理学。”她回答道，“和艾德里安一样。”
我真想对她说，我知道艾德里安该死的在读什么，谢谢您了。但我没有这么做，生了一会儿闷气，之后开始和科林讨论起电影来。
傍晚时分，我们拍了照；因为她说想要一张“和你朋友在一起的照片”。他们三人礼貌地排成一列，但她却将他们重新排列了一遍：艾德里安和科林，两个最高的分别站在她的两边，亚历克斯则站在科林旁边。冲印出来的照片中，她看起来比实际上显得更为娇小。许多年后，当我重新审视这张照片，寻找答案时，不禁想到她从来都不穿任何高度的高跟鞋。我在别处读到过这样的话，如果你想让别人认真听你说话，不要提高音量，而应该降低音量：这才是唤起注意的真正有效的方法。也许，同样地，她玩的是身高的诡计。尽管她究竟是不是故意为之还不得而知。我和她约会的时候，仿佛她的所有行动始终出于本性。但当时，我对于女性也许会巧妙操纵男人的说法一概嗤之以鼻。这也许能让你更多地了解我，而不是她。而即使要我在人生的晚年得出结论，说她确实一直都那么精于算计，我也不认为这一点能够帮助解决问题。我所说的“帮助解决问题”，意思是：帮到我。
我们陪她走到查令十字车站，以一种模仿英雄的滑稽姿势向她挥手告别，仿佛她要搭车前往的地方不是奇斯尔赫斯特，而是撒马尔罕。然后，我们坐在车站旅馆的酒吧里，喝着啤酒，觉得自己特成熟。
“好女孩。”科林说。
“非常好。”亚历克斯补充道。
“从哲学上说，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几乎是喊出了这句话。好吧，我承认我有一点过于激动。我转向艾德里安。“有没有比‘非常好’更高级一点的词？”
“你应该不需要我来祝贺你吧，安东尼？”
“需要，该死的我为什么会不需要？”
“那显然我要祝贺。”
但他的态度好像在批评我对关注的渴求以及其他两位的刻意迎合。我感到有一点惊慌；我不想这一天就此消散。尽管现在回想起来，开始消散的并不是这一天，而是我们四个人的关系。
“那你有没有在剑桥碰到过杰克兄？”
“我没有见过他，没有，没有期望见到他。他已经读大四了。但我听说过他，也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有关他的文章。也知道经常跟他在一起的人，是的。”
他显然想在这个话题上就此打住，但我可不会让他轻易得逞。
“那你认为他是个怎样的人？”
艾德里安停顿了一会。他喝了一口啤酒，然后用突如其来的愤怒语气说：“我痛恨英国人对于应该严肃的事情一点不严肃。我真的痛恨极了。”
要是换一种心境，也许我会把这句话当成是对我们三个的沉重打击。但在当时，我感到的只是一种沉冤的震动。
整个大二，我和维罗妮卡继续交往。有一天晚上，也许有些醉了，她破例让我把手伸进她的内裤里。我的手在里面四下乱摸，感到豪情满怀。她不让我把手指放进她的体内，但是从第二天开始，我们默默地发现了一种可以给彼此快感的方法。我们会躺在地板上亲吻。我摘下手表，卷起左袖，把手伸进她的内裤，慢慢地把裤子拉下至她的大腿处；然后我把手摊平放在地板上，她则用两股之间摩擦我的手腕，直到高潮。一连几个礼拜，我觉得自己技艺高超，但当我回到自己寝室自慰时，心里却会忿忿不平。现在，我已陷入了怎样的交易？更好，还是更糟？我又发现了某些我无法理解的东西：我本来以为这样能让自己与她更为亲近，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那么，你是否想过我们的关系将会朝哪儿发展？”
她就这样脱口而出，突如其来地。她是到我这来喝茶的，顺便带了几块切片水果蛋糕。
“你想过吗？”
“这问题是我先问的。”
我暗自思量——也许这么想有失绅士风度——难道这就是你终于让我把手伸进你内裤的原因吗？
“必须得有某个目的地吗？”
“恋人关系不是都会这样发展吗？”
“我不知道。我没那么多经验。”
“听着，托尼。”她说，“我不会停滞不前的。”
我思考了片刻，或者说试图思考。但我眼前只能浮现出一潭死水的画面，上面漂着厚重的泡沫，蚊蝇丛生。我意识到自己实在不擅长讨论此类问题。
“这么说，你觉得我们已经停滞不前了？”
她又做出那副眉毛挑高到镜片之上的动作，但我已经不觉得这一举动有什么可爱之处了。我继续说道：
“在停滞不前与通向某个目的地之间难道就没有过渡地带了吗？”
“比如说？”
“比如说在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尽情享受每一天和一切？”但这些话却让我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是否还在尽情享受每一天。我还忍不住想：她究竟想让我说些什么？
“那你觉得我们在一起合适吗？”
“你总是问我一些问题，好像你知道答案或者好像你知道你想要什么答案。那你干吗不告诉我答案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会告诉你我是否也是这么想的？”
“你真是个胆小鬼，不是吗，托尼？”
“我觉得更合适的词是……温和派。”
“好吧，我并不想干预你的自我形象定位。”
我们吃完了茶点。我把剩下的两片蛋糕包了起来，放在饼干盒里。维罗妮卡没有吻我的嘴唇，只是吻了吻我的嘴角，然后离开。在我的印象里，这应该就是我们关系破裂的开始。或者说我故意这样想以便让事情看上去正是如此，好把分手的责任推给她？如果让我在法庭里就发生的事情和说过的话作证，我所能证实的只有“发展”、“停滞不前”和“温和派”这几个词。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个温和派——抑或是温和派的反面——直到那一天开始。同样我也可以发誓证明饼干盒的真实性；那是个酒红色的锡盒，上面印有女王微笑的头像。
我并不想让人以为我在布里斯托尔唯有学业和约会，但我实在不记得还有别的什么事儿。我唯一所能忆起的——只有一件事，清晰无误——是某天晚上亲眼目睹塞文河的涌潮。当地报纸曾经刊登过一张时刻表，告诉大家最佳观潮点和观潮时间。但我第一次前去观看时，河水并没有遵照时间表的指示。然后某天晚上，在敏斯特沃斯，我们一干人在河岸上一直等到午夜之后，终于，等待获得了回报。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中，我们目睹河水悠悠流向大海，一切美好的河流莫不如此。月亮时断时续的柔弱光线洒在河面上，偶尔伴随着手电筒强光的照明。接着是一阵窃窃私语，然后众人引颈瞭望；河水仿佛改变主意，一道两三英尺高的波浪向我们奔涌而来，两岸间的河水一路突破，此时大家潮湿、寒冷的心绪一扫而空。这奔涌的激流对我们毫无保留，在我们身边奔涌而过，然后翻滚着远去；我的几个朋友追赶着浪头，大声呼喊着，诅咒着，在波浪翻滚着卷过时不禁失去重心而跌倒；我一个人站在河岸上。我觉得自己实在无法确切描述当时那一幕带给我的震撼。这并非像龙卷风和地震那样（当然这两样我都没有亲眼目睹过）——大自然狂暴凶猛，极具毁灭性，让我们搞清楚自己几斤几两。眼前的情景更加令人不安，因为这一切看上去让人有一种隐隐的不妙之感，仿佛有人在按压宇宙中一根小小的杠杆，而自然和时间就在此时此刻被一起掀翻。在漆黑的午夜时分目睹这样的奇观，让这一切显得更加神秘，更加超凡脱俗。
***
我们分手以后，她和我上了床。
是的，我知道。我就知道你们会想：这个可怜的笨蛋，他怎么没想到这一点？但是我确实没想到。我以为我们结束了，我发现自己对另一个女孩（一个正常身高的女孩，聚会时会穿高跟鞋）颇感兴趣。我从来都没想到会发生这一切：无论是我和维罗妮卡两人在酒吧相遇（她并不喜欢酒吧），还是她让我送她回家，或是她半路停下和我接吻，或是我们走进她的房间，我打开灯而她又立刻把灯关上，或是她褪下内裤递给我一盒杜蕾斯，甚至是当她从我笨拙的手中抽出一个套戴在我的小弟弟上时，或者在整个匆匆完事的过程中。
是的，你可以再说一次：你这可怜的笨蛋。在她为你戴上安全套的时候，你还会认为她是个处女吗？但你知道，奇怪的是，我确实还那么想。我觉得这也许是女性的本能技巧之一，而我显然缺乏这种技巧。唉，也许真是这样。
“你拔出来的时候要坚持一下。”她在我耳边低语（也许她认为我是个处男？）。然后我起身，走进浴室，涨得满满的安全套偶尔拍打着我的大腿内侧。我丢掉套子，做了个决定，并得出结论：不，这一切结束了，不再继续了。
“你这个自私的混蛋。”下一次见面时，她对我说。
“是的，呃，确实。”
“那简直就是强奸。”
“我认为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说明这点。”
“嘿，那你就算是为了礼貌也该事先告诉我嘛。”
“之前我还不知道。”
“噢，有那么糟糕吗？”
“不，非常好。只是……”
“只是什么？”
“你总是让我考虑我们的关系，所以现在也许我考虑好了。我确实考虑过了。”
“非常好。这对你来说一定很艰难。”
我暗自思忖：两人相处都这么久了，我甚至都没有见过她的乳房。我已经摸过，但是还没有见过。此外，她对于德沃夏克和柴可夫斯基的看法也是完全错误的。不仅如此，现在我大可以放我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唱片了，爱放多久放多久。光明正大地。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来着？”
“天哪，托尼，你现在竟然都无法集中精神了。看来我哥哥对你的说法的确没错。”
我知道我应该问她杰克兄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我不想让她得逞。看我保持沉默，她继续说道：
“不要说那句话。”
生活看起来比平常更加像猜谜游戏。
“哪句话？”
“什么我们以后还能做朋友。”
“我应该这样说吗？”
“你应该说的是你的想法，你的感受，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的意愿。”
“好吧。既然这样我就不说了——不说我本该说的话。因为我并不认为我们仍然可以做朋友。”
“干得好。”她语带讽刺地说，“干得好。”
“但是让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和我上床是为了跟我复合吗？”
“我不需要再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了。”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在我们交往的时候和我上床？”
没有回答。
“因为你用不着这么做？”
“也许我只是不想。”
“也许你不想只是因为你用不着这么做。”
“好吧，你可以相信任何你愿意相信的事情。”
第二天，我把她曾送我的一只奶盅放到了牛津饥救会的商店里。我希望她能在窗户里看到它。但等我前去查看的时候，却发现货架上有一样东西取代了这只奶盅：一张小幅奇斯尔赫斯特彩色印刷画，那是我以前送给她的圣诞礼物。
至少我们学的是不同学科，布里斯托尔也是个够大的城市，不至于让我们时常碰面。而每当我们碰面时，我就会被一种只能称为预备罪恶感的感觉所笼罩：总是料想她会说些或是做些让我感到愧疚的事情。但她根本不屑于跟我说话，所以这一忧虑也就逐渐消失了。我告诉自己，我不必为任何事情感到愧疚：我们都差不多是成年人了，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不过自由地步入了一段关系，最终没有结果而已。既没有人怀孕，也没有人死去。
暑假的第二周，我收到一封盖着奇斯尔赫斯特邮戳的信。我仔细观察信封上陌生的笔迹——字迹圆润，略有些潦草。出自一名女性之手——是她的母亲，绝对没错。又一阵预备罪恶感：也许维罗妮卡精神崩溃了，变得形容枯槁，甚至更加瘦小。也许她得了腹膜炎，现在正在医院里期盼我的到来。也许……但即使是我也知道这些只是妄自尊大的想象而已。这封信确实来自维罗妮卡的母亲；内容十分简短，而让我惊讶的是，信里没有半点指责之意。她听说我们分手了感到很遗憾，并且肯定我会找到一个更加合适的女孩。但她好像并非意指我是个恶棍，只配找个和我一样品行低劣的女人。恰恰相反，她另有暗示：我及早脱身是明智的选择，并送我最美好的祝愿。我真希望自己还留着那封信，因为这可以成为证据、铁证。然而，现在，唯一的证据只能来自我的回忆——一个无忧无虑、生气勃勃的女人，不小心打破了一个鸡蛋，又给我另外煎了一个，并且告诉我再也不要受她女儿的气。
我回到布里斯托尔，继续我最后一年的学业。那位身高正常、穿高跟鞋的女孩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上心，于是我就一心扑在了学业上。我很怀疑自己有拿一等成绩的头脑，但下定决心非拿二等一级不可。每周五晚上，我就会放纵自己，到酒吧里轻松一宿。有一次，有个跟我一直在聊天的女孩和我一起回宿舍过夜。一切都很愉悦、兴奋、销魂，但那之后我们两人谁也没有联系对方。当时我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这个问题。我觉得这种纯粹娱乐性的行为在后人看来一定稀松平常，不论是对今天的人来说还是对当时的人来说都是如此：毕竟，“当时”指的不就是60年代吗？是的，没错，但正如我所说，这取决于你在哪里，以及你是怎么样的人。如果你听一堂简短的历史课就明白了：大部分人直到70年代才经历所谓的“60年代”。这也意味着，从逻辑上来说，大部分人在60年代时，实际上是在经历50年代——或者说，就我而言，两个时代都各沾了一点边。这就把事情搞得相当纷乱迷惑了。
逻辑：是啊，逻辑在哪里？比如说，在我的故事的下一个时间点到来时，它在哪里？在我最后一年的大学生活大约过半时，我收到了艾德里安的一封信。这是极为罕见的，因为我们两个都在忙着准备期末考试。当然，他肯定是准备拿一等的。一等之后呢？也许是研究生的学习，之后就是研究院，或者在某个公众领域谋个职位，可以让他的头脑和责任感派上用场。有人曾经告诉我，公务员（或者至少是高级公务员）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职业，因为你得一刻不停地做出道德选择。也许，那挺适合艾德里安的。我确然认为他不是个老于世故或是热爱冒险的人——当然在学术领域除外。他不是那种喜欢让自己的名字或头像印在报纸上的人。
你们也许会猜到我是故意拖延时间，不想告诉你们接下去那件事。好吧：艾德里安写信来，是想告诉我他想跟维罗妮卡交往，希望能征得我的同意。
是啊，为什么是她，为什么是这个时候；还有，为什么要问我？事实上，如果忠实于我自己的记忆，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这封信我也没有留下），他说的是他和维罗妮卡已经在一起了，事态惊人，毫无疑问迟早会传到我的耳朵里；因此，看起来最好的办法是我先从他本人那里得知这件事。此外，尽管这件事也许会让我相当意外，他希望我能够理解并接受这一切，因为如果我无法接受，他就等于背弃了我们的友谊，因此就要重新考虑他的行为和决定。最后，维罗妮卡也认为他应该写这封信——事实上，这一大半都是她的建议。
正如你能想象的那样，我很欣赏有关他道德顾忌的那一套路——其隐含之意是，如果我认为他的做法破坏了庄严的骑士风范，或者，更好的说辞是，破坏了某种现代伦理原则，那么，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并且合乎逻辑地不再和她上床，当然前提是假定她并没有像愚弄我那样愚弄他。我也很喜欢这封信的伪善之处，其目的并非仅仅在于告诉我一件我也许还没发现的事情（或者说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发现的事情），而是想让我知道，她，维罗妮卡，是如何以旧换新的：换成了我最聪明的朋友，不仅如此，还是个剑桥生，就像杰克兄那样。同时，也为了警告我：如果我打算去见艾德里安，她也会悠然到场——很明显，这是想让我不要和艾德里安见面。花了一天或是一晚上的功夫想到这么一招，已经相当不错了。不过，我得再度声明，这是我现在对当时发生的一切的解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现在对于当初所发生的一切的解读的记忆。
但是，我觉得我有一种生存的本能，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也许这就是维罗妮卡所说的胆小吧，但我称之为温和。不管怎样，有种感觉警告我不要掺和这件事——至少不是现在。于是我顺手拿了张离我最近的明信片——上面印着克利夫顿悬索桥——写下了这样的话：“兹收到你21号的信函，本人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希望借此告诉你我一切均好，老朋友。”愚蠢透顶，但并非含糊暧昧；这应该可以暂时抵挡一阵了。我会假装——尤其是对我自己——假装我一点都不在意。我会努力学习，控制自己的感情，不再从酒吧带任何人回家，有需要的时候就自慰，确保自己获取应得的学位。我一切如愿以偿（而且，我确实得了二等一级）。
考试结束之后，我又继续在学校待了几个星期，和一伙不一样的朋友厮混，隔三岔五地喝酒，嗑点大麻，几乎什么都不想。除了在脑海里想象维罗妮卡可能会对艾德里安说我的坏话（“他夺走了我的贞操，然后又立刻把我甩了。所以，这一切简直就像强奸，你明白吗？”）我想象她在讨好他——我已目睹这一切的开始——在奉承他，在竭尽所能地利用他的伟大前程。正如我所说，艾德里安不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尽管他学术成就斐然。因此，他的那封信才会那么古板拘执，我常常得自艾自怜地反复重读。这样，等我终于得体地回信时，我完全抛开了那愚蠢如“信函”一样的字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把自己对他们在一起的种种道德顾忌的想法一一告诉了他。同时我还告诫他要小心，因为在我看来，维罗妮卡很早以前一定受过伤害。然后我祝他好运，并在一个空壁炉里把他的来信给烧了（这是相当恶俗的桥段，我同意此说，但我希望能以年轻为由为自己的这一行为开脱），决定从现在开始将这两人永远逐出我的生活。
我所说的“伤害”是什么意思？那只是我的猜测；我并没有任何确凿证据。但每次回顾那个不愉快的周末时，我都觉得那远不只是一个天真的小伙子发现自己身处较为上层、擅长社交的家庭时所感到的局促不安。当然这种感觉也有。但是我可以感觉到维罗妮卡和她那粗手笨脚的父亲串通一气，她父亲觉得我配不上他女儿。维罗妮卡与杰克兄也一个鼻孔出气，她显然觉得杰克兄的人生和举止是无可匹敌的：她公然询问大家对我的看法时，他就被委任为法官——而这个问题每重复一次就更加显出她的俯就屈尊——“他还算可以吧，对吧？”另一方面，我在她母亲身上却没有发现任何共谋之处，她无疑对自己女儿的为人了如指掌。福特太太是如何抓住第一次机会警告我小心她女儿的？是因为那天早上——我到达以后的第一个早上——维罗妮卡告诉所有人我想要睡懒觉，然后就与她的父亲和哥哥一起走了。那是胡说八道，我从来没跟她提过睡懒觉的事。我从来都不睡懒觉，甚至连现在都没这习惯。
写信给艾德里安时，我根本不清楚自己所说的“伤害”是什么意思。现在大半辈子过去了，我也只是比以前稍微清楚了一点。我的岳母（很高兴她并没有出现在这个故事中）并没有多瞧得上我，但至少她对此非常坦诚，正如她对其他事情的态度一样。她曾经评论说——当时她看到报纸上和电视新闻里又出现一例关于虐待儿童的案例——“我估计我们全都被虐待过。”我是在暗示维罗妮卡就是当今人们称为“不当行为”的受害者吗——洗澡时或是睡觉时，父亲醉醺醺地在旁边色迷迷地斜眼打量她，或是和她的哥哥之间有超越兄妹之情的搂抱？我怎么知道？是她第一次体会到失去的滋味，是在她最需要爱的时候却没有得到，还是偶尔听到的父母吵架声让孩子觉得……？但这一切我还是无从得知。我没有证据，没有八卦消息，也没有文字记录。但我记得老乔·亨特和艾德里安争论时说过的话：可以从一个人的行为推测出他的心理状态。有史为证——亨利八世什么的，不一而足。而在个人生活中，我觉得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说：你能从一个人目前的心态推测出他过去的行为。
我当然相信我们全都遭受过某种形式的伤害。除非生活在一个完美父母、完美兄妹、完美邻居和完美伙伴的世界里，不然怎么可能不受到伤害呢？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到底如何回应伤害：我们是容忍它还是压抑它，而且这会如何影响我们与他人交往。有人容忍了伤害，并尽量让伤害度降到最低；有人花费毕生精力帮助其他受到伤害的人；而还有一些人，他们最关心的是不让自己将来再受到伤害，不管那会付出怎样的代价。而这些就是那些冷酷无情、需要小心应对的人。
你也许会觉得这一切都是扯淡——说教味浓厚、企图为自己辩白的扯淡。你也许会觉得我对维罗妮卡的行为就像个典型的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而我得出的所有“结论”都应该是截然相反的。比如说，“在我们分手以后，她和我上床了”很容易就能反转成“在她和我上床之后，我和她分手了”。你也许会认定福特家只是个普通的英国中产阶级家庭，我只是随意胡编乱造了一些关于伤害的理论强加在他们头上；而福特太太也并非巧妙地关心我，而只是显露了对自己亲生女儿的粗鄙的嫉妒心而已。你甚至可能会要我把我的“理论”运用在自己身上，让我解释我在很久以前受过怎样的伤害以及可能导致的后果：比如说，它会如何影响我的可信度和真实性。说句实话，我还真不敢确定我可以回答这一问题。
我并没指望艾德里安会回信，事实上我也确实没有收到回信。现在，要和科林与亚历克斯见面这件事已经变得不太有吸引力了。我们已经从三个人发展到了四个人，现在怎么可能再回到三个人的时候？如果有人要拉拢别人组建自己的小圈子，好，那就请便吧。我也得继续过自己的日子。而我也确实这么做了。
同龄人中有人去做了海外服务志愿者，出发到非洲，在那里教书、砌土墙；我可没那么高的境界。此外，在那个年代，人们都认为一个体面的学位意味着一份体面的工作，这是迟早的事。“时—间—在我这一边，是的，绝对没错。”我不断变化真假嗓音，在寝室里一边独自旋转，一边和滚石的米克·贾格尔进行二重唱。于是，在别人都在努力当医生当律师去考公务员的时候，我独自来到了美国，四处游荡了大约半年。我当过餐厅侍者，刷过篱笆，做过园艺，还穿过好几个州运送汽车。在那个没有手机、电邮和聊天工具的时代，旅行者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最基本的交流工具——明信片。其他方法——长途电话以及电报——都是“仅供紧急时刻使用”。因此父母挥手向我告别，把我送入了未知的世界，而有关我的消息十分有限，只有“是的，他安全抵达了”，以及“我们上次联系时他还在俄勒冈州”，以及“我们预计他几个礼拜以后回来”。我不是说这种形式就一定更好，更不想说什么这样更能磨练意志的话；只不过就我而言，这样反而大有好处，父母不会在远处一按按键，就发来一堆表达焦虑和远期天气预报的短信，不用警告我小心洪水、传染病以及盯着背包客下手的变态。
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女孩：安妮。她是美国人，和我一样在四处旅行。我们立刻勾搭上了——这是她的说法——在一起生活了三个月。她身穿花格衬衫，长着一双灰绿色的眼睛，待人友好热情；不费吹灰之力，我们迅速坠入了情网；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会这么好。我也无法相信这一切竟然这么简单：成为朋友和床伴，一起大笑、喝酒，一起嗑食大麻，肩并肩地畅游天涯海角——然后无怨无悔地轻松分手。来也简单，去也容易，她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后来，回首这段往事，我不清楚自己内心中的某部分是否为这极致的简单所震惊，也并不需要有更多的复杂化来证明……证明什么呢？深邃，严肃性？不过呢，天知道你大可以拥有各种复杂和困难，而不必任何深邃或严肃性来弥补。很久以后，我还发现自己在就“来也简单，去也容易”是否是一个提问的方法而绞尽脑汁，试图找到一个我自己也无法提供的明确答案。但这也只是顺带一提而已。安妮是我故事中的一部分，但不在这个故事里。
那件事发生时，父母也急着想和我取得联系，但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在真正紧急的情况下——比如母亲病危需要儿女赶回见最后一面——我想英国外交部一定会联系驻华盛顿使馆，让他们告知美国当局，再让后者通知警方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一名晒得黝黑、快快乐乐的英国人，相比刚来美国时，他现在可自信多了。而如今只需发一条短信即可。
我到家时，母亲正在化妆，她给了我一个僵硬的拥抱，让我去洗澡，然后给我烧了一顿依然被称为是我“最爱吃的菜”，我默认了这点，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向她汇报自己最新的口味变化了。等我吃完，她递给我几封我不在家时收到的信件。
“你最好先看看这两封。”
最上面的这封信是亚历克斯写来的一张便条。“亲爱的托尼，”那上面写着，“艾德里安死了。他是自杀的。我给你母亲打了电话，她说她不知道你在哪里。亚历克斯。”
“我操。”我不禁脱口而出，这是我第一次在父母面前骂脏话。
“我很遗憾，孩子。”父亲的话听起来不太合时宜。我看着他，不禁思忖秃头是否遗传——是否会遗传。
我们一家三口都沉默不语，这种沉默每家每户都有自己不同的版本。后来，还是母亲打破了沉默：“你觉得这是不是因为他太聪明了？”
“我手上没有数据表明智力和自杀之间有任何关系。”我回答。
“我知道，托尼，但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不，事实上我一点都不明白。”
“好吧，这么说好了：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但还没有聪明到会这么做的地步。”
我凝视着她，脑子一片空白。她以为我的沉默是对她的鼓励，于是继续往下说道：
“但如果你非常聪明，一不当心，你的体内就有某种东西会让你发狂。”
为了避免与这一论调直接交锋，我打开了亚历克斯的第二封信。他信上说艾德里安的死法很有效，而且还有着自己一套充分的理由。“我们见个面，聊一下。查令十字酒店的酒吧如何？电话联系。亚历克斯。”
我拆了包，重新适应了一下，向家人汇报一路行程，让自己再次熟悉每日的常规和屋内的气息，家带给我的小小快乐和漫漫无聊。但我总会时不时想起我们的人生展开前，罗布森吊死在阁楼上，我们时常进行的那些激烈且单纯的讨论。那时我们都觉得自杀是每一个自由人的权利，这从哲学上来讲是不言而喻的：身患恶疾或已经老迈年高时的逻辑之举；受尽折磨或目睹他人本可避免的死亡时的英勇之举；情场失意而怒不可遏的性情之举（参见：伟大文学著作）。可以说，罗布森那肮脏流俗的自杀行为却不属于以上任何范畴。
艾德里安亦然。在留给验尸官的遗书中，他是如此解释他的自杀动机的：生命是一份礼物，却非我辈索取而得；但凡有思想之人都有一份达观的责任去审视生命的本质以及随生命附赠的条件；倘若这人决定放弃这份无人索求的礼物，那么，依据这一决定的后果行事，是合乎道德与人性职责的。在遗书的最后还有一句话。艾德里安请求验尸官将他这一番道理公之于众，那位官员欣然照办。
最后，我问道：“他是如何了结自己的？”
“他在浴缸里割腕。”
“天啊。真有点……希腊遗风，是不是？要么就是服毒自尽？”
“要我说，更像效仿罗马式的。划开了血管。而且他还很在行。你得斜着割才行。如果是直着割开，你会失去知觉，伤口自动愈合，那你就白忙活了。”
“也许你偏偏就淹死了。”
“即使淹死了——那也是二流死法。”亚历克斯说，“艾德里安是肯定要一流的。”他说得没错：一流的学位，一流的自杀。
他与两位研究生同学同住一间公寓房，他选择在那里终结自己的生命。那两人周末都出去了，所以艾德里安有充足的时间做准备。他写好了留给验尸官的遗书，在浴室的门上贴了一张“请勿进入——速报警——艾德里安”的字条，泡了个澡，锁上门，躺在温热的水里割开了自己的手腕，流血身亡。一天半后他才被人发现。
亚历克斯给我看一份《剑桥晚报》的剪报。“青年‘才俊’悲剧离世”。也许他们排好了那标题，随时准备付印。验尸官的最后裁决称，艾德里安·芬恩（22岁）在“思维紊乱”中自杀身亡。我记得我以前一听到那个惯用语就气愤无比：我敢起誓，艾德里安的思维是绝不可能紊乱的。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如果你自杀了，很明显你就是个疯子，至少你在实施自杀行为之时是疯了。法律、社会以及宗教都认为，精神正常、健康的人是不可能自杀的。也许是那些当权者都怕对自杀的理性解释会破坏了生命的本质与价值，而这些本质与价值都是由国家定的，验尸官不也是国家养着的吗？既然你已经被认定是一时发疯，那么你对自己自杀的理性解释也只能是疯言疯语。艾德里安从古今哲学家中引经据典，说什么仅仅让生命降临到你头上是被动而不可取的，主动介入人生才是上策，我怀疑他的这番理论没有什么人给予关注。
艾德里安还在遗书中向警察道歉，说给他们带来了不便，还感谢验尸官将他的遗言公诸于众。他还要求将自己火化，把骨灰撒掉。因为快速销毁遗体也是一位哲学家的积极选择，胜过被埋在地下消极地等待自然分解。
“你去了吗？去葬礼？”
“没邀请我。也没邀请科林。只有家人，没别人。”
“你认为呢？”
“那是他们家人的权利，我想。”
“不是，不是关于那件事。我是说他的那番解释。”
亚历克斯喝了一口啤酒。“真是不知道该说真他妈的好带劲，还是真他妈的好可惜。”
“现在呢？想好了吗？”
“呃，两者都有点儿。”
“我想不通的是，”我说，“自杀是自身的某种完满——我并不是说关注于自身，你知道的，只是涉及到艾德里安——还是某种对他人暗含的嘲讽呢？嘲讽我们。”我看着亚历克斯。
“呃，两者都有点儿。”
“你能说点别的吗？”
“我在想他的哲学教授会有何感想。他们会不会觉得多少要负些责任。毕竟是他们训练了他的头脑。”
“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他死前三个月。就在你坐的那个地方。所以我才建议咱们在这儿会面。”
“他是要去奇斯尔赫斯特。他看上去怎么样？”
“很开心。很快乐。跟他平时一样，只是状态更好。我们告别的时候，他说他恋爱了。”
那个臭娘们，我暗自想道。如果说这世上有哪个女的会让男人爱上她，仍然觉得生不如死，那这个女人非维罗妮卡莫属了。
“他没有说说有关她的事？”
“什么都没说。你也知道他就那样。”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我给他写信叫他滚出我的生活？”
“没有，但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什么不奇怪，是我写的信，还是说他没有告诉你？”
“呃，两者都有点儿。”
我用拳头捣了亚历克斯一下，刚好弄洒了他的啤酒。
刚到家还没来得及回想刚才听到的事情，就得抵挡老妈的一个个问题。
“打探到什么消息了？”
我给她讲了讲来龙去脉。
“那些可怜的警察肯定很不爽，他们得处理这些事。他是不是有‘女朋友问题’了？”
我心里有点想要说：那还用问——他在跟维罗妮卡交往。但是我只是说了句：“亚历克斯说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还很开心。”
“那他为什么要自杀呢？”
我跟她短话短说，哲学家的名字都没提。我极力解释他是要拒绝一件他本不想要的礼物，是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接受。老妈听着这些，频频地点着头。
“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吧。”
“何出此言，妈？”
“他太聪明了。如果一个人聪明到了那个份儿上，自己早晚得把自己绕进去。肯定早忘了常识是什么了。其实是他的脑袋瓜让他失常了，所以他才会自杀。”
“是的，妈。”
“你也这么说？你意思是你也同意？”
要控制住我自己的脾气，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回答她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对艾德里安的自杀行为进行了全方位的思索。我自己当然没指望他会给我一封绝别信，只是为科林和亚历克斯感到些许失望。我现在该如何看待维罗妮卡呢？艾德里安爱她，却选择了自尽：这要作何解释呢？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初恋即使没有走到最后——或许，尤其是没有走到最后的初恋——才证明、证实了生命的存在。而且，尽管在随后的几年中你的想法兴许会变，直至我们中的一些人完全对初恋不再抱有幻想，但是，当初恋的火花迸发之时，那是无与伦比的，是不是？你赞同吗？
但是，艾德里安不认同。也许如果他另有所爱……也许并非如此——亚历克斯不是说了，他最后一次见到艾德里安，他的情绪很好。难道是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发生了什么大事？但就算真的出了什么事，艾德里安肯定会在遗书里有所提及。他是我们这几个人里最较真、最有哲学家思想的：遗书里他写明的原因，就肯定是他自杀的真实原因。
至于维罗妮卡，我一开始觉得她没有救艾德里安，很怪罪她，后来又觉得她可怜：看她趾高气扬地攀了高枝，可最后却碰上这样的事儿。我是不是应该向她表达哀思？那她肯定会觉得我很虚伪。如果我联系她，她要么会对我不理不睬，要么就会扭曲事实，那样我更没办法理清头绪了。
最终我理清了头绪。也就是说，理解了艾德里安的解释，尊重他自杀的那些理由，也很钦佩他。与我相比，他更有思想，性情更严谨；他的思维富有逻辑，而且会依自己的逻辑思维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却恰恰相反：往往我们是做出一个本能的决定，又依此建立起一系列的大道理来解释自己的决定。然后把这结果称为常识。我是不是把艾德里安自尽的行为看作是对我们的一种隐含的批评？不。或者至少可以说，我确信他的本意并非如此。艾德里安也许很吸引人，但他从未表现得好像他需要门生信徒；他坚信我们都是人人为己考虑。如果他还活着，那么他会像我们大多数人那样“享受生活”，或是想要“享受生活”吗？也许会；也许他还会意识到自己无法言行一致，而备感内疚与懊悔。
可上面的任何一种假设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即，如亚历克斯所言，他的离世太他妈的可惜了。
一年之后，科林和亚历克斯提议大家聚个会。艾德里安的祭日那天，我们三个相约在查令十字酒店喝酒，然后去吃了印度菜。我们想缅怀和追忆我们的朋友。我们记起他和老乔·亨特说他失业了，还说起他给菲尔·狄克逊讲爱神与死神。我们讲起过去的事情，已经像在说故事一样了。我们忆起大家庆祝艾德里安获得了剑桥的奖学金。我们说着说着，发现他虽然去过我们家里，我们却从没去过他家；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问过？——他的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在酒店的酒吧里，用红酒敬了他，吃过饭后又用啤酒敬了他。吃完饭走出来，我们互相拍了拍彼此的肩膀，并信誓旦旦地说这样的聚会以后每年都要搞一次。但其实那时我们的人生已经奔向了不同的方向，共同缅怀艾德里安已不足以将我们连在一起。也许他自尽一事毫无隐秘之处，所以结案就比较容易。当然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的。但是他的自尽更像是一个范例，而不是一场“悲剧”——像《剑桥晚报》上按惯例所称——于是他很快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隐入了时间与历史的凹槽之中。
那时，我已经离开家，开始在艺术管理局实习。后来我认识了玛格丽特；我们结了婚，婚后三年苏茜出生。我们贷了一大笔款买了栋小房子；每天都要搭公交去伦敦上班。实习期结束后我继续从事那份工作。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某位英国人曾说，婚姻就像是一顿冗长而无聊的饭局，最先上的是美味的布丁。我觉得这种说法未免太愤世嫉俗了。我陶然于婚姻之中，不过也许有些太过安静——太过太平——但我感觉这没啥不好。结婚十来年以后，玛格丽特移情别恋，爱上一个开饭店的家伙。我不太喜欢他——他的手艺更不敢恭维——怎么可能会喜欢他，是不是？我和玛格丽特共同抚养苏茜。值得庆幸的是，我和她妈妈的分手对她的影响似乎并不大；我现在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把那套伤害理论用在她身上。
离婚之后，我有过几次艳遇，但都没有认真对待。我总会把自己新交的女朋友告诉玛格丽特。那时候跟她讲一讲好像是件很自然的事儿。现在，有时候我在想当时我是不是想让她吃点儿醋；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这样一来，新发展的恋情就没法儿变成正式的男女关系了。在我这更加空荡的生活里，我又开始想出各种各样的主意，都被我称之为“项目”，也许这样听起来可行性更大一些。但其实这些项目没有一个付诸实施。唉，也无所谓了；其实我的人生故事本来就没什么所谓。
苏茜也长大了，人们都开始管她叫苏姗了。她二十四岁的时候，我挽着她的手臂，将她送入婚姻的殿堂。肯是一名医生；现在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钱夹里这两个孩子的照片，看上去总是比实际年龄要小。我想，这也正常，如果不说“哲学上”“不言而喻的”的话。但你会发现，你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们长得太快了，是不是？”但其实你真正的意思是：对我而言，如今时间流逝得更快了。
玛格丽特的第二任丈夫还真不那么太平：他又找了一个和玛格丽特长得很像的女人，但关键的是人家比她要年轻十岁。我和她的关系依然不错；家庭聚会上常常相见，有时还会一起吃顿饭。有一次，几杯酒过后，她颇为感伤，提议我们二人不如重新走到一起。按她的话说，怪事情发生了。毫无疑问，确实奇怪，但是现在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很享受一个人的孤寂。也许我不够怪异，不想做那样的事情。有一两次我俩谈起一起去度个假，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都指望对方去谋划此事，去订机票、挑酒店什么的。所以度假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公寓自己住着。有三五酒友，若干女性朋友——当然都是柏拉图式的。（她们也与本故事无关。）我是本地历史社团的一名成员，但不像某些人那样对拿金属探测仪发掘古董兴致盎然。前一阵子，我志愿去管理本地医院的图书室；每天就穿梭在各个病房间，送书、收书、向病人们推荐图书。有了这个差事，我可以出去走走，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总归是好的；而且我还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当然都是些病人；有一些已是奄奄一息。这样也好，至少轮到我的时候，这个医院的环境我已经熟门熟路了。
这也是一生，不是吗？些许成就，些许遗憾。我自觉生命很有趣了，不过，要是别人觉得我此生乏味，我也不会抱怨或感觉意外。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艾德里安明白自己在干什么。这倒不是说我会为了什么事而错过我自己这一生的，你应该能理解。
我幸存了下来。“他活了下来，向别人讲述这一切”——人们这样说，对不对？现在我明白了，历史并不像我曾经巧舌如簧、信誓旦旦地对老乔·亨特说的那样是胜利者的谎言；我现在明白了。历史其实是那些幸存者的记忆，他们既称不上胜者，也算不得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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