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没有罪恶感，也感觉不到悲伤，只是觉得难以置信，这种事居然真的发生了。以前我连想都没想过的事现在却变成了现实——已经发生了，所以是现实。然而，就算它发生了，你还是觉得这事不可能，不敢相信它已经发生了，就像你不敢相信自己会在一次正式演讲中口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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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多夫的尸体在一个内陆村庄外的浅水沟里被发现，那里距离我去过的那座石筑教堂只有几英里远，离最近的住宅只有五分钟路程。那条马路上人烟稀少，往往几个小时内都没有一辆车经过。那个地方原本就荒凉，遭受火灾后更是惨不忍睹，植被都烧光了，如今俨然一片废墟。克里斯多夫的尸体埋在掺满炭灰的泥土里，变得不成样子，他们抬出尸体后发现，死者身上灰亮一片，仿佛做了炭黑涂层。
尸体被扔在这里至少有一个晚上了，也有可能更久。死者身上的钱包是空的，卡和现金都不见了，不过警方还是很快识别出死者的身份。之后，我们发现他的账户少了几万美元，信用卡的消费额也莫名其妙地增加了。当然，欺诈保护服务会返还这些费用，但这似乎不是重点，因为这张信用卡的所有者并不在乎，他再没机会开银行账户或信用卡账单了。
克里斯多夫遭遇了抢劫，之后被杀害了。这类荒唐的杀人案经常在曼哈顿、伦敦或罗马等城市发生，而克里斯多夫的案子跟其他那些谋财害命的杀人案一样，凶手的动机单纯，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可他死得太没有尊严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尸体被人丢在水沟里，还因为他千里迢迢地来感受异域风景和文化，结果却丧命于此。更关键的是，他死亡的方式太狗血了，这场悲剧完全可以在他所居住的地方上演，何苦非要死在这个鬼地方？
警察到达酒店时，我正在打包行李，准备出发。科斯塔斯帮我打电话叫了之前送我来酒店的司机，司机马上就要到了。他专门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接我，但是我这会儿显然走不成了。让司机白跑一趟，这着实给他添了不小的麻烦，不过此刻没有任何人责怪我，当你的家人遭遇不幸时，没人会拿这种小事来烦你。得知这个消息后，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满脑子都在想克里斯多夫死得多么蹊跷，多么荒唐和突然。
此刻我想起一位朋友曾说过的话。在谈到她之前交往过的男友（后来她有三个前夫，她永远都是乐观主义者）时，她说，“我感觉他已经死了”。我尤其反感这句话。不过是分手罢了，何必说得这么狠。她并不像会有这种狠毒想法的人，更不用说真的会有这种感觉了。但是，她向我保证说，这是她的真实感受。当然，这是措辞问题，她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不过，我比较迷信，那种话是说不出口的。虽然我不相信因果报应，但“我感觉他已经死了”这句话，听起来太像一个不祥诅咒。
然而，尽管我小心翼翼地不敢犯禁，尽管我从来没有过那种可怕的想法，但这句诅咒现在在我身上应验了。有时，当你爱一个人或恨一个人到极点，内心被恐惧和仇恨支配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死。但是你不过想想而已，绝不会相信这事真的会发生。即使是站在祭坛前宣誓“至死不渝”的时候，死亡对你来说也只是个抽象概念，它意味着二人在此相约白首，共度一生——两位老人十指紧扣，儿孙绕膝，在海边别墅幸福生活，终了此生。但是，在我和克里斯多夫的这段关系里，没有儿孙，也没有田园隐居生活，只有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和某些介于“我感觉他已经死了”和“至死不渝”之间的情感了。
我挂上电话飞奔到大厅。科斯塔斯在电话里说克里斯多夫出了大事，当时我没明白这话的确切含义。
两名警察站在科斯塔斯身边，见我走过来，他们都低下头。这个动作是对死者家属表示尊重，因为他们即将向妻子宣布丈夫的死讯。而此时我才渐渐意识到，克里斯多夫已经死了。科斯塔斯先向我介绍了这两名地方警察，接着说：“很不幸，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科斯塔斯继续翻译警察的话。警察说话时并不看我，时不时用怀疑的眼神打量我。他们大概是在寻找嫌疑人，并且把我当成了怀疑对象。这也无可厚非，众所周知，一般这类案件的头号嫌疑人都是死者的妻子或丈夫。
但当我傻愣愣地听科斯塔斯传达他们的话时——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才发现他们根本不是在起疑心，不过是感到尴尬而已。没有人想传达噩耗，更何况他们根本无法预料死者家属听到噩耗后的反应，会感到气愤还是歇斯底里，抑或是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想多了，我根本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
我猜科斯塔斯事先已经知道了一些具体情况。每句话传到他那，他都要先叹口气，然后才转过来告诉我，带着一副极其克制的表情。比如，他说克里斯多夫躺在马路边上，后脑勺被人袭击了，似乎遭到了抢劫。他大概觉得用惊讶的语气传达消息更合适，因为要让语调介于悲伤和官方之间是很难办到的，他只是在负责传递信息而已。
当时我整个人都被震住了，我一直在点头，案发现场的画面一点点在我眼前还原。我问克里斯多夫死了多久了，他们说暂时还不能确定，等尸检结果出来才能下结论，不过可以肯定是不久前的事，因为尸体……
科斯塔斯停了下来，露出一副惊愕的表情，似乎不愿听到接下来的内容：“比较新鲜和完整，除了后脑上的伤口，其他地方基本还没腐烂。”
“所以说，他是昨天被人杀的，而那会儿我人就在这，就待在酒店里？”
警察摇摇头，再一次解释道：“还得等尸检结果出来才知道，不能确定就发生在昨天，但我们能肯定这件事刚发生不久。这个地方到处都是野兽，如果他已经在那躺了好几天，尸体不可能保存得那么完好。他看起来就好像只是睡着了而已。”
可是他后脑勺有伤口。睡着的人头下怎么可能有一大摊血呢？他的比喻根本说不通。如果情况真如他们所说，那么或许克里斯多夫是闭着眼平躺着，所以血被盖住了。可他死的时候怎么可能闭得上眼呢？他是被人袭击致死，死前肯定是惊恐地瞪着双眼啊，怎么可能还会一脸平静地闭着眼睛躺在那，看起来好像睡着了呢？
“现在你能和他们走一趟吗？”
“去哪？”我茫然地看着科斯塔斯，愚蠢地问道，这会儿我脑子已经转不过来了。
“去警察局辨认尸体，他们叫你去认领尸体。”
“好的，”我说，“不过我得带上随身物品，还要再打一个电话。”
我得先给伊莎贝拉打个电话。当然，这会儿通知她已经太晚了，当他们说死者身份已经得到确认的时候我就该想到，警方肯定已经第一时间通知了伊莎贝拉。我这才意识到，待在这里的人应该是伊莎贝拉，应该由她去认领她儿子的尸体而不该是我，我不过是死者的前妻罢了。
有个警察着急地清了清嗓子，似乎在说，他们等得够久了，他们的同情心和忍耐是有限的。我又重复一遍：“让我回房间拿点东西，快速打个电话，随后就跟你们走。”他们点头。
站在床边，我犹豫着要不要拨出电话。警察还在楼下等着，可这根本不是一两分钟就能说清楚的事。我不知道也不敢想象要怎么说出那句话——“伊莎贝拉，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伊莎贝拉，大事不好了……”
我猜，假如我泣不成声，甚至歇斯底里地跟她说这件事，或许会容易点。伊莎贝拉大概会安抚我的情绪，劝我冷静下来。如果我俩同时情绪失控，伊莎贝拉肯定会首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没打。我告诉自己，再给她几小时，至少，在这通电话拨出之前，她的世界还是完整的、正常的。这是个既仁慈又残忍的决定。她肯定想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换作我也一样。
我回到大厅时，一名警察已经走了，另外一名警察和科斯塔斯还站在那。我们离开时，科斯塔斯说：“警方会派车送你回来的，有可能会安排一位警员载你回来。不过如果你到时候遇到什么突发状况需要帮忙，随时可以联系我。”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有他的移动电话，然后继续说：“看样子你今天走不成了，我会帮你打电话给航空公司，把票退了。家属去世这种情况，他们也会理解的。”
我向他表示感谢，随后急忙走出酒店。就在我和科斯塔斯说话的当儿，另一位警察也出去了。警车就停在门口，最先出来的那名警察站在车轮后。他们已经发动了引擎。先出来的那位警察孩子气地坚持要坐后面，叫我坐副驾驶位子，大概他考虑到，如果我坐后面的话，那画面就像在羁押犯人去接受审讯似的，恐怕会引来路人的驻足围观，而我还会被看成一名罪犯。
于是就这样安排了，我坐在前面，旁边的警察安静地开车，坐在后面的警察盯着靠枕出神，偶尔瞟一眼窗外。我心中没有罪恶感，也感觉不到悲伤，只是觉得难以置信，这种事居然真的发生了。以前我连想都没想过的事现在却变成了现实——已经发生了，所以是现实。然而，就算它发生了，你还是觉得这事不可能，不敢相信它已经发生了，就像你不敢相信自己会在一次正式演讲中口吃一样。
与此同时，我一直在纠结一件事。虽然出于种种现实原因，我现在不得不去认领克里斯多夫的遗体，可我心里清楚，这事由我来做并不太合适。我必须要找个人说出实情——当然不是跟这些警察说，毕竟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我还是克里斯多夫的妻子，在眼下这种情况下跟陌生人解释我们婚姻的真实情况是一件丢脸的事——以我现在的身份实在不适合来处理克里斯多夫的后事，我简直就是个大骗子，或者说至少我是在操控一场骗局。总之，我得赶紧给伊莎贝拉打电话，我要告诉她我和她儿子早已协议离婚，这样一来，所有的事就自然而然落到她头上了，比如安排葬礼、运送尸体，等等。
警车开进了警局。这是一座单层混凝土建筑，外面有许多警犬，用链条拴着，非常凶猛，不难想象它们挣脱开绳索扑咬的样子。车子在减速，外面的警察转过头来看我，我立刻移开视线。我感觉自己在扮演悲情寡妇的角色，然而，假如我真沉浸在失去丈夫的悲痛中，我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真实的我和我所扮演的角色之间有着某种细微却又十分明显的差别。
一位警察跑来为我开车门。我下了车，此刻天空阴云密布，可能要下雨了。警察示意我跟着他进楼去。这栋楼很小，我在想他们会把尸体停放在哪里，这么小的地方怎么建停尸房呢？我跟着他们走进警局，他们非常礼貌，跟航空调度员似的朝我挥手，似乎我是一艘即将驶进狭窄港口的巨舰。这群警察原本还是一脸忧虑，见到我以后都如释重负——终于有人来接手了。
警局里空荡荡的，墙上贴着几张海报。海报上的字是希腊文，图案模糊不清，我根本读不懂。头上的灯光忽明忽暗，扑闪扑闪的。等候室里摆着两排塑料椅，由于长年使用，座椅已经歪斜了。等候区里空无一人。当然，这里不可能没有事故发生，单是那场火灾肯定就引发了很多案件——人口失踪，辨认不出的尸体，哀悼会。他们把我带进一间小型办公室，一位男士站起来迎接我。他几乎没有自我介绍，只是站在那里，然后直接示意我坐下。
我坐下后，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在一堆资料中飞快翻找，好像同时还有别的事在忙，看起来有点烦躁。不过这种情绪可以理解，毕竟他肩上的担子也不轻——尽管单就这间办公室所办理的业务内容来看，来这里的人明显需要他的一些个人关怀，可对他个人而言，这些不过是每天都在重复的工作罢了，他不能让自己每天都活在接连不断的危机之中，这项工作要求他们时刻保持冷静，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老实说，警局里的气氛太压抑了，死气沉沉，根本不像你在警匪片里看到的那样，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充满人性的剧情，这里什么也没有。
终于，当值的警察抬起头，叫我拿出护照。刚才酒店那俩警察并没有通知我带任何证件，不过幸好我随身带来了。我一边把护照递给他一边解释说：“婚后我没有改姓，用的是自己本来的姓。”
他点点头，似乎并不在意，拿着护照站起来，说：“稍等，我马上回来。”
我坐在椅子上，将手插进衣服口袋里，又想起还没给伊莎贝拉打电话的事，她到现在还不知情呢。我周围的人，在这个房间里的人，都知道克里斯多夫遭遇了不幸，可伊莎贝拉却还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虽然死亡已被证实，但还没四处传开，就连我也是一个多小时前才从警察那里得知这个噩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