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拿着笔记本电脑和我的护照回来了。他将电脑打开，放在我面前。
“你的护照。”他说。
“谢谢。”我接过护照。
他将电脑往后挪了几寸，然后坐在桌边，指着电脑说：“我给你看几张图片，你确认一下这是不是你丈夫。”
我明白我要先看完这些照片，之后才能看到真正的尸体，他们这么做是想让我提前有一个心理准备。这就跟打针前护士先用酒精棉签给你擦胳膊时轻声安慰的做法一样。殊不知，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只会增加病人的心理负担。
“看图片对我来说更折磨，”我对他说，“不如直接带我去看尸体。”
他摇摇头，似乎不知道怎么用英语表达他的意思。
我说：“不好意思，我不会希腊语。”
他又摇摇头，再次指了指电脑说：“只是些照片。只是些照片。”
某一刻，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尸体失踪遗失了，要么就是被谁毁尸灭迹了，所以只留下了这些图片资料——假如真是那样的话，这无疑是噩梦的延续。接着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想说，这些图片是用来辨认尸体的，尸体停放在别的地方，并不在这。
“准备好了吗？”他问。
我点头。事情跟我预想的不一样。这太奇怪了，仿佛每件事都让我出乎意料——我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却偏偏在现实中发生了；来之前，我本来已经做好看尸体的准备了，现在警察却只叫我看照片！我觉得这样对待死亡实在太过简单草率了。死的时候，他是一个人，死后他又孤零零地躺在停尸间，除了相机外没有任何人为他的死亡做见证。
想到这些，我的心为之一震，差点哭出来。警察按下启动键，打开了电脑，电脑桌面上没有任何图标，壁纸都是保留的出厂设置。他皱了皱眉，点开了一个文件夹。文件名是希腊文，我看不懂，不过我猜用的应该是“尸检”“序号”或“照片”这类词。他滚动鼠标，在五六十个文件夹中搜寻。等待结果的时间有点长，这时他哼起不成调的曲子，手指停在鼠标上。
或许最近几周发生了不少死亡案，火灾肯定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我不敢想象，如果打开那些图片会看到什么。警察满意地“哼”了一声，照片找到了。他直接点开了——毕竟，先前他提醒过我了——屏幕上立刻出现了克里斯多夫死后的样子。他的头下枕着一块金属，大概是法医工作室的验尸台。我的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照片上，死死盯着屏幕。警察识相地别过头去，给我留出私人空间。过了一会儿，他清了清嗓子，我抬起头，被吓了一跳。
“所以……”
我的目光又落回照片上。没错，照片里的人就是克里斯多夫，但是我快认不出他了。也就是说，那个人就是他却完全不像他。我从没见过他这副模样——一只眼半睁半闭，另一只眼紧闭着——事实证明，他死后，既不是惊恐地瞪着双眼，也不是紧闭着眼睛。我觉得很可怕，竟然没有人愿意替他合上另一只眼睛——张着嘴，似乎被暴力的袭击吓到了。遇到暴力袭击时，克里斯多夫和我们一样害怕，甚至可能比我们更恐惧。
生活中，我们很少见到这样不经修饰的面孔。这是人死后最真实的模样，跟我们在葬礼上见到的死人的面孔完全不同。葬礼上，死者的脸是经过修饰和美化的，脸上的感情没了，所以看上去还是那么容光焕发。“他看上去像是睡着了”，这是多么常见的说法，这是在掩盖死亡的事实。睡眠是处于活着与死亡、存在与消失之间的状态。但这句话还有其他意思，现在我懂了，这是在假装克里斯多夫的死亡之旅（走向死亡的过程）是平和的，没有痛苦的。当然，事实绝非如此，甚至恰恰相反。
克里斯多夫的脸上布满恐惧，根本不像是熟睡中的人。恐惧让所有面孔变得愚蠢，掩盖了聪慧、迷人、幽默、善良等品质。而根据这些品质，我们才能了解一个人并爱上对方。然而，面对死亡，谁不害怕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无法立刻确定这就是克里斯多夫。这个人是他却不像他，他的表情让人感到陌生，甚至连五官都跟那个与我结婚五年，现在仍是我丈夫的男人判若两人。
警察向前坐直，又点开了文件夹。见我回答不上来，他肯定以为我需要再多看几张照片，就好像其他照片里的内容跟这张照片里的不一样似的。正如我刚才看到的，死亡把人变得面目全非，我举起手阻止了他。这明显就是克里斯多夫，可是就算再多看几张照片，我的感觉——这不是他，只是和他长得相像的人，或是我的错觉等等——还是不会改变。
“这是他，”我说，“是克里斯多夫。”
我用“这”而不是“他”指克里斯多夫。“他是克里斯多夫”，这话听起来很别扭，我说不出口。更何况，图像跟真人是两码事。照片只是由像素构成的画面，保存在电脑里的文件，与真人有本质差别。
我不想看尸体，但又不忍心就这么回去。突然，我觉得我至少应该问一句。
“尸体放在哪呢？”
我不能问“他在哪”，这听起来像在否认事实。而“尸体”这个词却表示我接受了这件事，至少是承认了死亡的发生。我的丈夫已经走了，如今只剩一具尸体，尽管那具尸体并不是他，只是和活人相似的一个东西。
还没等我说完，他就已经停下了手里的活。看来他并不想看图片，虽然这是他的工作，但并不意味他要享受这个过程。
他耸耸肩说：“在隔壁。”
这是个严肃的问题，他却回答得轻描淡写。
“隔壁，”我确认道，“尸体在隔壁？克里斯多夫在隔壁？”
他又耸耸肩，随意地朝大厅的方向指了指，似乎尸体不是固定停放在哪里，而是到处移动的，从这一间移到那一间。
“你想看尸体吗？”他问。
虽然我有所准备，但真被问到这个问题时还是有点错愕。当死者的妻子不能接受只看图片，主动问起尸体在哪时，警察当然会这么说。
我迟疑了，并不是因为我容易受到惊吓——当然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光看照片，我已经觉得煎熬——而是因为我怀疑自己有没有这个权力。这件事是否应该由别的女人（比如伊莎贝拉）或者其他人去做。自古以来，留在死者身边的通常都是女人，比如抹大拉的玛丽亚、安提戈涅、凯普莱特等。
克里斯多夫已经离开人世，他遭遇的事情是他的隐私。我们内心都有对方不曾进入的地方，我们应该尊重对方的私密，而还有什么比死亡，尤其是这种非自然、暴力下的死亡更私密的事呢？这难道不是我们本知道不应该围观杀人案和车祸现场的照片，而当我们忍不住伸长脖子围观蓝布下穿着鞋子的脚时又会对自己充满鄙视的原因吗？会有这种反应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害怕尸体，还因为我们窥探了陌生人的隐私，看到了不该看的事。
我如何知道克里斯多夫是否愿意被我看到他这副斜瞪着眼睛、张着嘴巴的模样呢？克里斯多夫爱面子，讲究体面，想到这种死法我都替他感到羞耻。我如何知道他临死前是怎么看我的？然而，总要有家属去辨认尸体。我还没通知伊莎贝拉，她还在伦敦，就算她马上出发，最快也得明天才能到，而尸体停放48小时后局部就会开始腐烂，即使道德品质再坚强的人看到恐怕也无法承受。不，尸体不可能等那么久。
“好的，”我说，“走吧。”
警察抬起头，微怔。他点点头，接着从口袋里摸出一套钥匙。
分别是《圣经》中被耶稣拯救的妓女，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之女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女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