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也只是我的猜测而已，就算猜对了，我们也只能接受这种背叛——我们无权拥有他们，或者说我们拥有的爱人都是不完整的。斯特凡诺没有正式拥有玛丽亚，但他拥有对玛丽亚的满腔爱意；我对克里斯多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却失去了爱情的主权。所以，当我们俩聚在一起时，说不定就有权表达自己愤怒和嫉妒了。然而，我们却都在隐藏自己的感受。
我的感觉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了。因为我和克里斯多夫的婚姻已经成为过去式，我所了解的他——不管是现在的他还是过去的他——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潜在的困扰，或多或少地总是让我陷入痛苦，但有时甚至又会突然对我毫无影响。这大概就是两个人从亲密爱人变成陌路人的必经心路吧。恐怕最后，连恐惧和反感都没了，只剩下熟视无睹的冷漠。那时就算偶然在街上相遇，就像是看到了一张老照片一样，只觉得那个人似曾相识，却已记不起有关他的任何事。
至于斯特凡诺，谁知道他的爱情会渐渐归于平淡，还是会变得更加坚定不移呢？最后，他会娶别的女孩，却对旧爱念念不忘吗？没错，他英俊帅气，身边一定不缺女孩。人是能在无尽的失望中活下去的，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能和所爱之人相守，更别提过上什么理想生活了。也有的人，在失望中找到了新的追求，然后又莫名其妙地再次陷入失望。
斯特凡诺紧抿嘴唇，盯着前面的路。我在后面观察他，他不像是活在失望中的人。虽说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很辛苦，成功的希望很渺茫，但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那并非遥不可及。可惜，要让有些人明白，适合他们的其实正是那些看似对他们无用的人，这并不容易。
刚到酒店，外面就下起了雨。斯特凡诺犹豫了片刻才将车熄火。他问我想不想跟他姑婆见一面，又补充道：“她不会当着你的面哭，你叫她哭她反而哭不出来。”他说：“这似乎有点儿说不通，你可能以为这就是她们的工作，但事实确实如此。不过，你可以跟她聊聊，采访……对，采访她。”他结结巴巴地重复“采访”这个词，好像在说外语似的。
我找不到推托的借口，只好接受他的邀请，毕竟我刚对他说我是来马尼研究哀悼仪式的。试想一下，如果是克里斯多夫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他的邀请，而且会表现得十分热情。说不定，克里斯多夫早已去过了。如果斯特凡诺的姑婆真的是本地有名的哭丧人，他怎会不登门拜访呢？没准他已经跟她分享了自己在做的研究和旅行计划，甚至还聊到这地方的神秘之处呢。
斯特凡诺看了看手表，说：“这会儿姑婆应该在家，大概已经起床了。她年纪大了，必须要午睡。如果你有空的话，我就陪你走一趟，去她那喝杯咖啡。”
“行。”我爽快地接受了邀请。
我坐进车的后座，他则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没说两句就挂了，他听起来有点激动。他可能是个孝顺母亲的儿子，还是个关心家人的好男人。
“好了，”他说，“我说你是我朋友，她很乐意见你。我们待会儿再解释书的事。”他边发动引擎边补充道：“姑婆家离这儿不远，往内陆开十英里就到了。我们沿来时的路往回走就行了。”
这会儿他很健谈，似乎迫切想要介绍我和他姑婆认识。我答应了他的邀请，他感到非常高兴。他太过热情了，让人觉得虚伪。我又开始怀疑，他也曾带克里斯多夫去见他姑婆，可能当时还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她很乐意见你，她家离这儿不远。”
我们很快进入另一个村子，这个村庄跟刚才路过的村庄很像，都只有一条单向车道，车道两边是清一色的小平房。汽车在一座小白房前停下，一下车就看见院子里晾了一排衣服，门边放着几盆塑料花。这幢房子虽然看上去有些破旧，但显然有人在精心打理。沿着台阶往上走，这样的感觉依然强烈。斯特凡诺先敲了敲门，然后推开门走进去，这会儿的他看起来就像个刚刚放学回家的学生。他喊了两声“姑婆”，立刻就有人应声出来了。
姑婆面带微笑地出来迎接我们，接着抱歉地摇摇头。斯特凡诺解释说她不懂英语。她又招呼我们到厨房去，拉出一张椅子叫我坐下。她一直面带笑容，就好像常年都心情愉快。
“雀巢吗？”她问。我听懂了这个词，点点头。
接着，我们三人围坐在富美家桌子边（桌上铺着樱桃和草莓图案的亮色塑料桌布，颜色太艳，但便于清理），上面放了三杯略苦的低浓度速溶咖啡。
“你在这个村子住了多少年？”我问，然后等斯特凡诺翻译给她。
“从生下来就住在这。”斯特凡诺又把她的话翻译成英文。
我点点头。
整个聊天过程比我想象的慢得多。斯特凡诺负责翻译和传话。其实，我更习惯于做他的工作——翻译和理解。不过我发现我也并不是特别介意，因为这种奇特的谈话方式，已在不知不觉间化解了谈话的尴尬气氛。这一点儿都不像一场陌生人之间的对话，因为姑婆一直在对着斯特凡诺说话，她的目光在我们俩之间来回穿梭。
我观察着斯特凡诺和他姑婆，试图找出他们身上源自家族遗传的某些共同特点——他们眼睛处的皱纹和下巴的弧度是一样的。
我又想到克里斯多夫。几天前，他或许也来过这儿，我甚至在这间屋子里感受到了他的存在。他就和我坐在同一位置，与他们面对面坐着，像我现在这样盯着他们。不过，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会问什么问题。每次，我对他的了解总会回到一片空白。
好几次我都想问她是否见过克里斯多夫，可话到嘴边还是忍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过了会儿我问起火灾的事，问她知不知道肇事者是谁。她大笑，全身都跟着抖动起来。她个子虽小，但身体一点儿也不瘦弱，就像混凝土那般结实。她穿了件织花裙。不知是因为性格还是因为年龄，她的长相带有几分中性的感觉。
“这儿的人她都认识。”斯特凡诺说，“纵火案的肇事者是几个小孩，虽然他们是男人，但本质上就是孩子。”
斯特凡诺向我转述时，她不住地点头微笑，好像能听懂英语似的。
“你要问哭丧的事吗？”斯特凡诺侧过来小声问。
我愣了一下，差点忘记此行的目的，便问：“您做哭丧人多久了？”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我仿佛看到了斯特凡诺怪罪的眼神，这个问题的确不太礼貌。克里斯多夫肯定能提出更好的问题。
不过，斯特凡诺还是立刻转述了我的问题和他姑婆的回答：“我的母亲是哭丧人，姑婆也是，这是家族传统，我有这个能力，自然也成了哭丧人。”
“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能干这一行呢？”
“很小的时候。就像我说的，我母亲和姑婆都是哭丧人，她们常一起唱丧歌。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和死者的家属坐在一块，看她们在葬礼上表演，痛哭流涕。她们非常出名，常常一起表演，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唱歌了。起先，她们教我唱歌，再教我如何带着悲伤的情绪去唱丧歌。”
“她们在您小时候就开始教您了？”
“小孩也有伤心的时候。起初，当我还是小姑娘时，我会回忆听过的悲伤故事，联想战死沙场的战士，以及在家中等他们回来的家人和妻子。等我长大后，我就回忆自己的经历，这样更容易哭出来。我的父母、兄弟、丈夫先后离开了我，所以说，我的人生中不乏悲伤的回忆。”
“所以您在哭丧的时候会回想个人的痛苦经历？”
“嗯。哀歌是永恒不变的，它们在讲述故事，但是要投入其中，有感而发，我就要回想自己的经历。如果没有真情实感是很难哭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年纪越大做得越好的原因。年轻时我们都没有亲身经历过死亡和失去，你唱的哀歌就会缺乏真实的情感。要为别人哀悼，首先你的心中要有足够的悲伤情绪，而不仅仅只有你自己。”
她说这番话时眨了眨眼，淡淡地笑了，就像在讲笑话。然后她清了清嗓子，看着斯特凡诺，像是在等他问下一个问题。
“你觉得她会愿意唱一段给我听吗？”
他在犹豫，毕竟他之前说过这不太可能。不过他还是转达了我的请求。姑婆停下来理了理裙子的褶边，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口唱了起来。她先练了练声，她的声音低沉沙哑，就像在适应嗓音的重量。她举起一只手，口中发出一串没有音符的调子，渐渐地，她好像在空中找到了一根线。她的手紧握着，像是在拉扯那根线。
很快，整间屋子里都回荡着她的歌声。事实上，她的歌声并不优美，沉重压抑，就像马尼随处可见的岩石一样。音符一个接一个地从她嘴里蹦出来，越来越多，这间屋子很快就被不和谐的声音填满了。她提高音量继续唱，屋里的东西也跟着震动，厨房也因为这声音发生了变化。她闭上眼睛，开始拍打桌面，身体跟着拍子前后晃动，手上不停地打着节拍。
她的音调提高了一到两个八度，开始痛哭，我越听越感震惊不已。她眼睛微张，头向后仰，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好久才缓缓流下。她停下来深吸一口气再继续，仿佛已魂游象外。现在，她张开眼睛，发泄出悲伤的情绪，泪流满面。
我看着斯特凡诺，想让他阻止她。这会儿她看起来很痛苦，但是何必呢？我立刻意识到我在欺骗她：我没有写书，也没有研究哀悼仪式，我不能从她的悲痛中学到任何东西，尽管她的情感如此真实。虽然这只是在我的要求下做的即兴表演，但整件事都是我编的。我终于明白别人为什么会给她报酬了，并不是因为她嗓音好，也不是因为她夸张的情感表现有多震撼，而是因为她愿意代别人承受痛苦。
终于，她停了下来。斯特凡诺递给她纸巾，让她擦眼泪。她喝了杯水，并没有看我，挥手示意她没事。她有点儿难为情，就像当着别人的面出了洋相似的。我也觉得尴尬，又坐了一会儿就起身准备离开。她漫不经心地跟我挥手告别。我不好意思当面给她钱，就留了些钱在门边的桌上。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否妥当，不过斯特凡诺看见后倒没说什么。外面仍在下雨，我们快速钻进车里离开了。
回到酒店，我瘫坐在床上。外面下着雨，房间的窗户还开着，头顶的风扇有一搭没一搭地转着。整个下午过后，我只觉身心疲惫。我不擅长说谎，冒充成克里斯多夫，或者说假装对马尼和哀悼仪式感兴趣这些事弄得我疲惫不堪。正因为我撒了谎，所以才会出现在那间屋子和那间厨房里。坐在那张桌子前，眼前的幻觉让我更难受，仿佛我丈夫就坐在那张桌前。我在那感受到的他的存在气息比在酒店房间里感受到的更强烈。
来到这已经三天了，可我根本没见到克里斯多夫。我头一次有了恐慌感。如果他真出事了怎么办？这种时候，我承认我也不清楚自己真正的责任是什么了。克里斯多夫有权躲开我，他去哪儿是他的自由，但是他不声不响地消失这么久，这难道不奇怪吗？
我打电话给前台，要了一份邻村酒店的名单，不过没说明我的用途。这附近的酒店不多，五分钟后科斯塔斯就给我回了电话，把附近酒店的电话号码都告诉了我。
我打遍了所有酒店的电话，然而没有查到任何有关克里斯多夫入住的信息。我怀疑他没有用自己的名字登记。不过，他何必要用假名字登记呢？显然，这个理由也有点儿说不通。挂上电话，我感到茫然无措。或许，我应该直接问问斯特凡诺，他到底有没有载过克里斯多夫，知不知道克里斯多夫去哪儿做研究了。说不定，他还认识克里斯多夫雇佣的司机呢？
过了一会儿，电话响了，是科斯塔斯打来的。他问我有没有别的需要，我说没有。接着他欲言又止地说：“昨天有人在特纳罗海角见到克里斯多夫了，那儿离酒店不远。”
我立刻松了口气，随后又感到一阵气恼：我在这里苦苦等他，他却悠闲地观光去了。我问：“他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不知道，他没跟我们任何人说过。”他顿了顿，接着说，“玛丽亚的朋友看到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
我怔住了。
“她很伤心，一直在哭。”他继续说。
一时间我没反应过来这个“她”指的是谁。
“不好意思，”我问，“谁在哭？”
“玛丽亚，”他说，“她一直在哭，这是场真实的噩梦。”
“哦，”说完之后我又鬼使神差地补充了一句，“真不幸。”
“别担心，”科斯塔斯的语气倒是风轻云淡，“她没事。倒是你，你要租一辆车去找你丈夫吗？”
“不用。”我说。我的脸颊越来越烫，我不想再多说什么，想立刻挂掉电话。
科斯塔斯沉默了，过了会儿才说：“当然，如果需要帮忙的话，随时告诉我。”
“我顶多再待一晚。我正在查看航班，估计明天就能回伦敦。”我说。
“嗯，”他说，“希望你在这过得愉快。”
“好的，谢谢。”挂上电话，我立刻打给伊万，告诉他我明天就回伦敦。他什么都没问，只说：“好的，我很高兴。”
“lambda”“phi”“epsilon”都是希腊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