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真的想帮你。”

“我不想再逃命了，阿尔贝特，我想好好过日子。”

“那就离开这儿。”

我叹了口气，问他：“你也会走吗？”

“对。”

有人在巴伐利亚等他，可是没人在柏林等我。我将在漫天的炮火中独自一人，甚至没有一张床。这样无用的存在感刺激到了我：“为什么我还要努力保护自己？难道这是我的责任——但我现在对谁负责？”

这是没人逃得过的生物本能，如果是格雷戈尔，他会很轻易地接受这个现实。“不要以为你与其他的物种不同。”

我不知道，比起死亡，我这个物种的其他生物是不是更能接受孤苦的生活。难道在贫困和苦难中生活要远比在脖子上挂一块石头然后投入莫伊湖来得轻松？可如果战争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人类生来就是一种有缺陷的物种，我们就没有必要永远支持人类的本能。

约瑟夫与赫塔并没有问我是谁有能力让我偷偷潜入纳粹的火车，也许一直以来他们什么都知道。我希望他们阻止我离开：“你留在这里，现在你要赎罪。”然而赫塔抚摸着我的脸颊说：“要小心啊，我的孩子。”

“你们也一起来吧。”我说服了齐格勒，他已经打点好了，可以让他们也藏进火车。

“我太老了。”赫塔回答道。

“如果你们不走，那我就留在这儿，我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的。”我一边说着一边想起弗朗茨，每次从失魂中惊醒我都会抓住他的手，我会趴在床上，靠他背部的温暖平静下来。“不，我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的。”赫塔和约瑟夫的房子就像我弟弟一样温暖。

“你走得越早越好。”约瑟夫命令道，这是我第一次听他用这样不容置喙的语调说话，“你有责任拯救你自己。”他像在与他的儿子对话。

“格雷戈尔回来的时候，”赫塔说，“他需要你。”

“他永远不会回来了！”我尖叫道。

赫塔脸色变得惨白，她离开我，瘫坐到椅子上。约瑟夫收紧下巴，不顾屋外的低温走了出去。

我没有去追他，也没有起身去赫塔那里，我觉得我们已经分开，以各自的方式独处。

但是当他再次回到门口时，我道了歉。赫塔没有抬头。

“对不起，”我重复道，“我和你们生活了一年，你们是我剩下的唯一的家人了，我很害怕失去你们，没有你们我会非常害怕的。”

约瑟夫把一块木头丢进壁炉里，然后坐了下来。

我们坐在一起，三人的脸被炉火温暖了，就好像回到了我们幻想格雷戈尔休假回来的圣诞晚餐那个时候。

“你会回来看我们的，你和我的儿子。”赫塔说，“你向我保证。”

我如何能说一个“不”字？

扎特跳起来，它弯着腰，驼着背，伸展了双腿，然后蹲在了我的大腿上，开始长时间地发出“呜呜”声，那听上去像在和我道别。

三个早晨后，巴士再也没有出现。希特勒已经离开了，但我的女伴们不知道他不会回来了。我没有和莱妮或者其他任何人打招呼，我做不到。在格罗斯-帕特斯奇的最后一周，我借口天气寒冷，很少出门。

有一天晚上，指甲划在玻璃上的声音吵醒了我，我点燃油灯走到窗边。齐格勒站得非常近。因为光的效果，他投射在玻璃上的脸与我的脸重叠了。我套上外套，走了出去。他向我详细说明了应该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见面。明天会有一名叫施魏格霍费尔的医生与我见面：他什么都知道，很可靠。在确认我清楚了一切之后，他快速地跟我道了晚安。他像从前一样耸了耸肩。

“明天见。”我说，“在车站。”

他点点头。

第二天下午，在房子门口，赫塔紧紧地拉着我，而约瑟夫则有些局促，没有靠近我，他的双手分别放在我们的肩膀上，他的双臂环抱着我们。

当我们分开时，我的公公和婆婆最后一次看着我走在格罗斯-帕特斯奇的弯道上，直到我的身影消失。那是10月底，我乘着戈培尔的火车前往柏林，戈培尔不在上面，而阿尔贝特·齐格勒也不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