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象中的戈培尔的火车是“美国”号，而不是克鲁梅尔曾告诉我的“勃兰登堡”号。那天晚上他也会离开吗？我会不会在站台上遇到他？不，他肯定已经和希特勒一起出发了，不然谁能去准备粗面粉糊糊呢？元首一直有胃痛，旅行更使得他神经紧张，尤其是现在他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时候——“但粗面粉是灵丹妙药，您瞧着吧，包在‘面包屑’身上。”

按照齐格勒说的，六点我准时来到格罗斯-帕特斯奇的一间匿名酒吧与施魏格霍费尔医生见面。酒吧里没有客人，店主用一只手扫走吧台上散落的糖粒，用另一只手把它们全部接起来。他做完这件事情之后给了我一杯茶，而我没有碰这杯茶。齐格勒说我会通过胡子认出医生的，因为他留着和希特勒一样的胡子。有一次在干草房里他告诉我，他们经常建议元首剃掉胡子，但是元首本人反对，因为他的鼻子太大了。而施魏格霍费尔医生的鼻子很薄，胡子也很干净，只是有一些发黄，可能是香烟的缘故。一进酒吧，他就迅速地扫视了所有空桌，然后看见了我。他走到我身边，报出我的名字，也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我伸出手，他用力地抓住了：“我们快走。”

在路上开车时他告诉我，火车站入口的看守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他会放我进狼穴火车站，不需要我提供任何证件。“一旦进去了您就跟着我，不要四处张望，您走快一点，但也不要表现得焦虑。”

“如果有人拦住我们怎么办？”

“天黑了，里面也很混乱，运气好的话他们不会注意到我们，如果真注意到了，我们就假装您是我的一个护士。”

这就是阿尔贝特没有亲自护送我的原因，我曾经误会这是他另一个卑鄙的表现：尽管他的职务给了他力量，但是他太懦弱了，不敢送自己的情人去坐戈培尔的火车，他只是强制她与狼穴的直接雇员一同离开，即使她从没有在那里生活和工作过。但是与医生交谈后我才明白，齐格勒将我托付给医生是因为他计划让我假装成医疗团队的职员。这个计划听上去很可能会成功。

匆匆一瞥后，哨兵就放我们进去了，他几乎没有看我。我发现自己正处于人们将各种大小的木箱装上火车的过程中。而党卫军和士兵们监督着他们，咆哮着给出指令，并盯着货物。火车准备就绪，车头指向远方，军事总部的改变已成定局。车两边的纳粹标志只是徒有其表罢了，它们一如既往地是失败者的痕迹，随着火车的离开逐渐消退，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戈培尔不在里面，火车已不再听命于他，它只有保护自己的本能。

施魏格霍费尔跑步的动作很显眼，但他并没有理会他身后的眼神。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我问他。

“您包里总有一条毯子吧？”

我在行李中放了几件毛衣（我想的是辗转几个月之后，我应该还会回来取剩下的衣服的，我还想说服我的公婆和我一起搬到柏林去住），还有一条阿尔贝特建议的毛毯。赫塔还为我准备了一些小面包，因为旅行将持续数小时。

“是的，我有一条毯子。我想知道，如果没有证件的话，我还能说我是您的护士吗？如果他们问起我来我该怎么办？”

他没有回答，他走得很快，我试着跟上他的步伐。

“我们要去哪儿？我们已经走完所有车厢了。”

“居民的车厢走完了。”

直到他让我进入一节载货车厢，我才明白他的意思。载货车厢在火车的尾部，远离站台上的人群。他的手掌压上我的背，将我托了上去，他也爬了上来。令我惊讶的是他推开了几个板条箱，指了一个位置，让我坐到一堆行李箱的后面。

“您躲在那后面能防寒。”

“您这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