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么都没有做，赫塔。”

我的婆婆不再说话。我一直想要一个孩子，但是格雷戈尔不在，所以没有成功。赫塔又一次伸出手。如果我想留下这个孩子呢？

我大叫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很快，约瑟夫走到了窗前：“发生了什么？”他关上了收音机。

我等着他的妻子回答他，但是她只做了一个“你别管”的手势。自从艾尔弗里德离开后，我变得非常沮丧，情绪波动很大，她又不是不知道。我一路跑进房间，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肯出门。我彻夜未眠。

与齐格勒在一起的几个月里，我重新认识了我的身体。我坐在马桶上检查了我腹股沟的褶皱、大腿内侧的肉，还有臀部的皮肤。我不认识它们，它们不属于我，它们像另一个人的身体那样吸引着我。在澡盆里洗完澡后，我检查了我乳房的重量、我的骨架，感觉到了我双脚着地时的沉重，我嗅着我身上的气味，因为这是齐格勒能在我身上闻到的味道——他并不知道我和我母亲有着相似的味道。

我们都被困在了睡梦中，我们没有真的睡着，而只是暂时偏离了我们个人的生活轨迹，否认着现实，自以为可以让现实暂停。我们太迟钝了，我从来没想过他会让我怀孕，我想要的一直是格雷戈尔的孩子：格雷戈尔已经离开了，但齐格勒也可以让我成为一名母亲。

我的乳房胀痛，在黑暗中我看不清自己的乳晕，没有办法知道它们的形状或颜色是否发生了变化，但是我触碰到了那些腺体，它们摸起来十分坚硬，像一串串的绳结。直到前一天，我的肾脏还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现在我感到背部下方有一股把我紧紧包裹起来的温暖。

当全世界都在开炮的时候，希特勒也在制造更加有效的杀人机器。在干草房里，阿尔贝特和我紧紧地蜷缩在一起，就像在睡觉，在远离那里的地方，在一个平行世界里，我们毫无理由地相遇了，我们没有相爱的理由。我没有任何理由与一个纳粹相拥而眠，也没有任何理由为他生一个孩子。

1944年夏天过后，他渐渐来得越来越少。自从他不再碰我后，我感觉自己渐渐消失，不复存在了。我的身体显露出了悲伤，它不可阻挡地走向了分崩离析的结局。它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生的，所有身体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生的：怎么可能还有欲望，渴望着这注定要腐烂的东西？这如同爱上了正在出现的蛆虫一样。

但现在，我的这具身体又因为齐格勒而存在了，虽然他不在这里，我也不想他。可我有了一个孩子。为什么我不能把他留下来呢？如果格雷戈尔回来了怎么办？那么也许——上帝请原谅我——他不回来才是最好的，我可以用格雷戈尔的性命去换取我儿子的性命。“天知道你刚刚都说了什么。”但是我想要孩子，我需要全力把他救下。

当我离开房间去军营的时候，赫塔正从晾衣架上把衣服拿下来，她最后拿的是她晾的衣服，眼下它们已经干了。我们什么话都没有说，包括那天下午下班回家后，我们也没有说话。再后来，周日结束的时候巴士过来接我，晚上我留在了克劳森多夫，直到下周五才回去。

我躺在靠近墙边的床上，伸出手摸索着艾尔弗里德的床，它是空的。我感觉我肚子里有一个裂口。莱妮睡着了，而我在思考一个解决的办法：我整整一周都在找办法。也许我应该向齐格勒和盘托出，接受他的帮助，他会找一个医生来终止我的妊娠，也许那是一个来自总部的医生，他会付钱叫医生保持沉默。而医生会在军营的洗手间里做手术。但是如果我疼得大叫，或者血水染红了瓷砖怎么办？那不是一个好地方。所以齐格勒可能会开车去狼穴，他会把我裹在一层军用毯子里，塞进行李箱，但是党卫军会通过毯子闻到我的气味，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护卫犬，我是不可能侥幸逃脱的。可能更好的办法是齐格勒开车把医生送到森林里，而我双手抚着肚子先于他们在森林里等着，虽然我的肚子没有变大，但里面确实有一个孩子。像海克一样，我会靠在一棵树上接受引产手术。但是接下来我将独自面对一切：医生会迫不及待地离开，齐格勒得开车送他回去，于是我会在桦树脚下挖一个洞，再用土将它掩埋。我会在树皮上刻一个十字，其他的就没有了，我的儿子不会有名字，如果他没有出生，给他起名字又有什么意义？

或许，齐格勒将不顾一切地留住这个孩子。他会告诉我他在格罗斯-帕特斯奇为我们买了一栋房子，可我并不想留在格罗斯-帕特斯奇，我想住在柏林。“这是钥匙，”他会边说边合上我的手掌，“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睡觉。”但今天晚上我将在军营里睡觉，就像昨天、前天和明天一样。“战争迟早会结束的。”他会回答我。他这般充满希望的样子使他看起来十分天真。也许这只是一个欺骗我的手段，他会让我生下孩子，然后把他带到慕尼黑。他会把孩子从我身边带走，让他的妻子照顾这个孩子。不，他永远都不会在自己的家庭和党卫军面前承认自己有私生子。他会从这件事情中全身而退：“你倒是说说，你怎么能保证这个孩子就是我的？”

我太孤独了，我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赫塔，也不能告诉约瑟夫，更不能向我的女伴们倾诉，她们也无能为力。这就是为什么我甚至渴望和齐格勒达成协议。我疯了，我觉得一切都疯了，如果格雷戈尔在这里，我至少可以和他谈一谈。“什么事儿都没有，”他会拥抱着我说，“你只是做了一个梦。”

惩罚终于来了：它不是毒药，也不是死亡，而是生命。“爸爸，上帝是多么残忍啊，他用一个生命来惩罚我，他一边实现我的梦想，一边在天上嘲笑我。”

周五我回去时，赫塔和约瑟夫已经吃过饭了，他们正准备休息。她披着一件开襟羊毛衫，因为空气正渐渐转凉。她勉强地朝我打了一个招呼，而约瑟夫像往常一样和蔼，并没有询问他的妻子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漠。

躺在床上时我的身体有些抽筋，我的肾脏像被火烧着了一样，我感到有一根针反复地在我的左乳头滑进滑出，就像有人决定要把它缝起来，合上它一样。“不要用它喂养你的孩子：如果你真想抚养这个孩子，就偷走克鲁梅尔的牛奶吧。”我的头像被钳子夹住了一样，我的脉搏在不停地抖动。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一阵头晕目眩。

我揉了揉眼睛，注意到床上有一个黑色的污点，我的睡衣也脏了。我出血了，我正在失去我的孩子。我跪倒在地，脸埋进了床垫。我正在失去齐格勒的孩子，我用手捂着肚子想留住孩子——“不要走，不要像其他人一样离开我，和我在一起”——我摸了摸乳房，它们很柔软，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一种难以察觉的轻微的烦躁悄然产生，这种感觉我有过很多次。

原来我从来没有怀上齐格勒的孩子。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艾尔弗里德会说，“你可真让人意外，居然不知道当人特别悲伤或身体疲劳虚弱的时候，例假就会迟迟不来。有的时候饿肚子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但是你并不饿，不像我。我现在在这里也没有例假，真应了莱妮说的，我们的例假是同步的。”

我仍然把脸压在床垫上，我是为了艾尔弗里德哭泣，我一阵一阵的呜咽浸湿了床单，直到我听见了车喇叭的声音。我把衬布用别针别上。我穿得很快。我没有遮住床上的红色，这样赫塔就可以看见它了。

在巴士上，我把额头贴在车窗上继续哭泣，为我那从来不会有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