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阿尔贝特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但是当他告诉我，两周之后，也就是7月的第二个星期他会回巴伐利亚的家时，我有一种似乎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感觉。在我们见面的这几个月里，他从来没有休过假：他的家庭对我来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比一个失踪了或者死了，或者只是决定不回到我身边的丈夫来得更加真实。

我朝一侧蜷缩着，把自己置于黑暗之中。阿尔贝特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试着用背拱回去，但是他没有放弃。可是我在期待什么？难道他会为了不让我孤单就放弃回家的机会，放弃给孩子们掖好被角的机会，放弃和他的妻子一起睡觉的机会？

一开始，想象要远离他还是很容易的，甚至说我需要离开他。我想象他和其他女人在一起的场景。我看见乌拉在他的身上摆动，阿尔贝特紧握着她的臀部，她的皮肤上会留下他指甲的掐痕，他会伸长脖子，吸吮她尖尖的乳房；我看见莱妮被阿尔贝特夺去童贞时脸上的那些绒毛竖起的场景；我甚至想象是阿尔贝特让海克怀孕的。这些想象并没有让我感到痛苦，这反而是一种宽慰。我感到那是一种解脱：我可以失去这个男人。

然而在他告诉我他要休假回家的那个晚上，我感到一扇门“砰”地关上，直接打在了我的脸上。阿尔贝特关上了打在我鼻子上的门，把他自己和他的妻子关在了门的另一头，他的生活与我的生活分开了，他根本就不关心我会不会在门的外边等他。

“我又能怎么办呢？”他问我，手掌还抚摸在我的背上。

“你想干吗就干吗。”我头也不回地回答他，“总之战争结束之后我就会回柏林去。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把我忘了。”

“但是我做不到。”

我笑了。这再也不是情人之间愚蠢的笑声。爱情已然衰败，而我发出了忌妒的笑声。

“你为什么这样？”

“因为你真可笑。我们被迫来到乡下，当然迫不及待地想离开了。你是党卫军，你带了一个没有选择的人上床。”

他把手从我的背上抽回去。失去他的触碰让我感到一丝危险。他不再说话，我也没有穿上衣服。他没有睡着，一动不动，像泄了气。我希望他还能再碰我一下，他可以抱住我。我不想睡着，也不想看到日出。

回过神来，我想到我们并没有权利谈论爱情。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残缺不全的时代，它已经颠覆了每一种确定性，破坏了所有家庭，削弱了每一种生存的本能。

我对他口不择言后，他大概会相信我把他带进干草房是因为我对他的畏惧，而不是因为那看似古老的亲密。

我们的身体间更像有一种兄妹般的情谊，就好像我们小时候一起玩耍过一样；仿佛在八岁的时候，我们互相咬了对方的手腕留下了“手表”的牙印，牙齿的痕迹因为唾液还闪闪发光；仿佛我们曾经睡在同一个摇篮里，相信对方身上的温暖气息就是整个世界的味道。

然而这种亲密并不来自过去，相反，这是一场灾难的开始。我将手指滑过他胸口中间的凹陷处，而我个人的生活已经被夷为平地。时间虽然在转动，却没有任何进展。我把手放到他的肚子上，阿尔贝特睁大了眼睛，弯曲着他的背脊。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相信他说的话，他说得很少，甚至什么都没有说。他的谈话中总是泄露出一丝疏离感。他没有上前线是因为他的心脏有杂音，但是他对德国的严谨奉献使他在武装党卫队有了一席之地。但是有一天，他要求调到其他职能部门去。“其他职能？”有一次我问过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他没有回答我。

而那天晚上，在我拒绝了他，只用背对着他之后，在一片沉默中，他说道：“他们自杀了。我们当时在克里米亚。”

我转向他：“谁自杀了？”

“党卫军的官员，还有国防军的官员，每个人。他们有的抑郁，有的酗酒，还有的无能为力。”冷笑让他的脸变得有些陌生，“还有一些人自相残杀。”

“你们在那里干什么？”

“有些女人很漂亮，她们都脱了衣服，全裸站着：她们要去洗衣服，然后把它们放到行李箱里，衣服还要再穿的。他们给她们拍照。”

“谁？哪些女人？”

他没有动，脸上发出了光，但他似乎不是在跟我说话。

“那些人都是带着好奇心过来的，甚至还带着孩子，他们拍了好多照片。有些女人特别漂亮，你简直做不到不看她们。我们中的一个人没有把持住，有一天早晨我看到他倒在地上，步枪压在身下。他晕过去了。另一个人跟我承认他睡不着……他们一定要高高兴兴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他提高了音量。

我赶紧捂上他的嘴巴。

“然后报应就来了，”他继续说，他没有把手拿开，是我松开了手，“我还能和他说些什么？我知道他们强暴了那些女人，全部都强暴了，虽然这是被禁止的，但是反正她们也不可能再说话了。需要的食物配给成倍地累积，所以每天必须结果五十个人。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