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特的脸皱了起来——每天五十个人，他很害怕。

“有一天早晨，其中一个人疯了。他没有把枪瞄准她们，而是朝我们开了枪，所以我们互相打了起来。”

我那时不知道有一些乱葬岗，在那里犹太人被挨着平放，每一个人的头部都被重重地捶打过，尸体被抛到地里，撒上灰和漂白粉它们就不会发臭了。而尸体上面又会堆上一层新的犹太人，他们的脖颈裸露着。我当时不知道，那些孩子被拎着头发站立着枪决，那里排着长达几公里的犹太人和俄罗斯人——他们是亚洲人，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都即将跌进坟堆里，或被抓进卡车里吸一氧化碳而死。我本来可以在战争结束之前就知道这些事情，我本来可以问他的，但是我太害怕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谈论，也不想知道这些事。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些什么呢？

1933年3月，达豪集中营成立了，那里面一共可以容纳五千人，报纸上是这么说的。那是个工作的地方，人们是这么说的，但并不是心甘情愿这么说的。“有一个从那里回来的人，”门房咕哝着，“他说囚犯们不得不一边挨打一边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啊，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喊它作‘音乐场’了吧。”看门人开着玩笑，又继续打扫起来。他本来只是想玩玩宣传敌方的纸牌——简单地说，反正每个人都玩——但不巧被抓了。那些从达豪集中营回来的人都连声说：“请不要再问我问题了，我说不出来。”这时候人们就会很担心。而杂货商保证说：“那是一个充满罪犯的地方。”尤其是当很多人都在听的时候，他就会这么说：“那里关着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之流，那是为那些不闭嘴的人专门设立的地方。‘上帝啊，请别让我说了，我不想去达豪集中营’几乎成了一句常用的祷告词。”“他们让里面的人穿上为国防军准备的新靴子，”人们说，“他们多穿一会儿就可以软化新鞋，这样，士兵们穿着它们才不会脚上冒水泡，至少这种风险可以被消除了。”“劳教所就是用来给你洗脑的，”铁匠解释说，“你离开那里的时候，一定早就失去批评的想法了。那首歌是怎么唱的来着？它叫《十个小评论家》，就连孩子都会唱这首歌。‘如果你表现得不好，你就会被送到达豪集中营去。’父母们都这么威胁孩子，达豪，就是关坏人的地方；达豪，就是坏人肆虐的天下。”

而我那个时候活在担心爸爸会被带走的恐惧中，因为他向来口无遮拦。“盖世太保的一只眼睛在盯着你呢。”他的一位同事曾经这么警告过他。而我的母亲尖叫道：“诽谤国家社会主义，你听听你都在说些什么。”我的父亲没有回答，他“砰”地关上了门。他一个铁路工人，知道些什么？他是不是看见了那些装满人的火车，看见男人、女人还有小孩都挤在装牲畜的车厢里？他是否也相信这个计划只是为了让犹太人重新回到东方去，就像他们说的那样？还有齐格勒，他知道一切吗，集中营的灭绝计划，还有最终的解决方案？

我因为未着寸缕而感觉受到了一丝威胁，于是我用手摸索着我的睡衣；我害怕他会发现并对我生气。他转身面对着我。

“他们告诉我，没问题。我们可以被分派到其他的职能部门去，我只是分派大军中的一个。反正备用的人还有很多，所以我可以调岗，反正这也改变不了什么。我和我的士兵可以不去做那件事，反正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可以。”

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移动着，就好像他不允许我动一样。“天亮了。”我一边说一边起。

他像往常一样动了动下巴表示他知道了。“好吧。”他说，“你去睡吧。”

“旅途愉快。”

“二十天后见。”

我没有回答他。他刚才的话是一种祈求，只是我没有明白，甚至忽略了它。

我可以忽略齐格勒是谁而与他做爱：在干草房里，有的只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玩笑、那个与我结盟的孩子，没有其他的东西，没有其他人。虽然我失去了在前线的丈夫，我还是可以和齐格勒做爱。我在前线的丈夫也曾不得不去杀人，杀士兵或者平民，也许他也难以入睡，无能又颓废，或者与那些俄罗斯人上了床——她们是亚洲人，她们和我们不一样——他学会了怎样打仗，他也知道战争就是如此。

许多年之后，我想象着在克里米亚，齐格勒坐在行军床边，双手的手肘靠在他的膝盖上。他交叉的手指抵着自己的额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想离开，所以想要求调离原岗，可他担心这会影响他的职业生涯。如果他离开了特别行动队，他可能再也得不到晋升机会了。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不管是俄罗斯人、犹太人还是吉卜赛人，他从来都不关心，他不恨他们，他甚至不爱人类，他当然不相信生命的价值。

如果你可以随时结束一个生命，那你如何为它赋予价值呢？这东西是如此脆弱，价值是有力量的，生命却没有。坚不可摧的东西有价值，生命却没有。所以才会有人来请你牺牲掉你的生命，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你去拯救，比如祖国。格雷戈尔就是决定这样做的，他应征入伍了。

这与信仰无关：齐格勒亲眼见证了德国的奇迹。他经常听他的士兵们说：“如果希特勒死了，那我也要去死。”归根结底，生命居然这么微不足道，给某人投票就灌注了你生命的全部意义。即使斯大林格勒的战事失败了，男人们还是继续相信元首，而女人们为他的生日献上绣有老鹰和纳粹十字的垫子。希特勒曾经说过，他的生命不会在死亡的那一刻告终，而将在那一刻开始。齐格勒知道，他说得没错。

他为自己站在正确的一方而感到骄傲。没有人喜欢失败者，也没有人喜欢所有人类。你不能为从六百万年前就开始的数十亿人类的破碎的生命哭泣。这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规定吗：地球上的每一个存在迟早都会消失？亲耳听见一匹马不满的嘶叫声比想到一个不认识的人的悲惨命运更让人觉得是种折磨，正是死亡造就了历史。

怜悯之心从来都不是普世的，只存在对个人命运的怜悯。老拉比将双手放在胸前祈祷，因为他已经明白他会死去。犹太女人如此美丽，却即将失去生命。你将俄罗斯女人的双腿勾在自己的盆骨两边，那一刻你以为你受到了保护。

又或者是我的数学老师亚当·沃特曼，他在我的面前被逮捕了。受害者的形象逐渐地在我眼前清晰起来，还有其他人，他们是帝国的受害者，这个地球的受害者，上帝原罪的受害者。

齐格勒害怕无法适应恐惧，所以他每天晚上都睁着眼睛坐在行军床上。他又害怕适应了恐惧，从而无法再为任何人感到悲伤，即使面对他的孩子也是如此。他害怕他会发疯，他不得不要求调离岗位。

他的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将会感到失望：“居然是齐格勒，这个尽管有着健康问题但勇往直前、从未退缩的人。谁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希姆莱？你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不会承认他居然看走了眼的。”

齐格勒的鲜血不是在默默地流淌，不打扰任何人，相反，鲜血流淌着，发出了“咝咝”的声音。当他在行军床上无法入眠的时候，他甚至听到了咆哮。于是他要求调职，将过去的一切扔在脑后。但是他内心的咆哮并没有停止。他有缺陷，却无法补救，对于生来就有缺陷的事情没有任何补救的措施。比如生命，它就没有补救的措施，它的目的一定是死亡，为什么人类就无法从中获益呢？

当他到达克劳森多夫时，党卫军二级突击队中队长阿尔贝特·齐格勒知道他会永远待在这个职位上，永远都不可能晋升了。他也曾经有过弥补失败的愿望，虽然内心崩溃，表面上还是保持着从前的严谨。直到有一天他来到我的窗前，开始看着我。

很多年来，我相信是他的秘密——他不能承认的秘密，也是我不愿听到的秘密——阻止了我真正地爱上他。但我错了。我对我丈夫的了解也不多，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了一年，然后他就加入了战争。不，我不是不认识他。毕竟，爱情发生在了两个陌生人之间，两个迫不及待冲破边界的陌生人。爱情发生在了两个充满恐惧的人之间。不是因为那个秘密，而是因为第三帝国的沦陷，这份爱没有幸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