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当然地以为我在担心格雷戈尔。每当她的或者其他任何人的态度表明他们觉得我是一个深陷痛苦的妻子时，我就对自己感到害怕。

当然，我不可能忘记格雷戈尔。他属于我，像我的腿和手臂属于我一样。简单来说，你走路的时候不会想到是你的脚在动，也不会在洗衣服的时候想到这是手臂的功劳。他不在的时候，我的生活依然流淌。就像母亲把我送到学校后，没有我她也一样回了家；就像我弄丢了妈妈送给我的那支新的自来水笔，我母亲的生活也丝毫不受影响。也许有人偷了我的笔，也许别人不当心把它放到了自己的铅笔盒里，我不可能去翻同学的书包，所以我永远地失去了妈妈为我买的簇新的黄铜制成的自来水笔。但是我的妈妈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她照旧整理我的床塌，叠起我的毛衣。因为我的过失，我受到了惩罚，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少爱我的母亲一点。我什么都不能说，我要保护这个秘密。唯一能让我对母亲的爱存活下去的方法竟是背叛这份爱。

“然后事情都会解决的，你知道吗？即使人们不再抱有希望。”玛丽亚说，“想想可怜的施陶芬贝格吧。去年他的车在突尼斯的矿场出事的时候，我们还以为他会瞎了呢。不过老天保佑，他只是丢掉了一只眼睛。但是他活得好好的。”

“不仅仅是一只眼睛……”

“好吧，他还失去了右手，还有左手的小指和无名指，但是他完全没有丧失魅力呀，我总是跟他的妻子妮娜说：‘你跟世界上最帅的男人结婚了。’”

我为她如此评价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而感到吃惊。玛丽亚不是不知廉耻，她内心善良，她只是热情高涨。

“我可以和克劳斯谈论音乐和文学，就像和您一样。”她说，“他从小就想成为一名音乐家或者建筑师，但是十九岁的时候他参了军。真可惜，他那么有才华。我听他抱怨了很多次：这场战争实在是太长了。他觉得我们会失败。话虽这么说，他还是以最大的责任感去打仗。大概他总是这么毫无保留。有一次他给我背诵了他最喜欢的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的诗：‘保持缄默的造物者做得最好——他沉思着等待来自上天的帮助。’这是《班贝格骑士》的最后两行诗句。可是克劳斯从不等待任何人的帮助，他做什么都亲自动手。你相信我，他不害怕任何事情。”

她松开抓着我的手，喝完了杯中的柠檬水。一定是这段对话让她口渴了。女佣拿来了奶油水果蛋糕，玛丽亚拍了拍胸口：“我太贪吃了，我真可怜，我每天都要吃甜食，为了补救，我就不吃肉了。这对我会有好处，对吧？”

这真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习惯。在当时，除了元首之外，我还不认识其他任何自愿放弃肉食的人。当然，实际上我也不认识元首，我为他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没想到玛丽亚再次曲解了我的沉默：“罗莎，您今天还真是心情特别不好呢。”反驳她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得做些事情，让您振作起来。”

她邀请我去她房间，我还从未进去过。房间里的一扇大窗几乎占据了整个墙壁，温暖的阳光蔓延开来。房间正中有一张深色的圆形木桌，上面参差不齐地摆了几本书。房间里到处摆放着装满了鲜花的花瓶，钢琴反而被困在了角落里。乐谱散落在长凳和地毯上，玛丽亚捡起它们后坐下：“来吧，来吧。”

我站在她身后，钢琴的正上方挂着希特勒的肖像。

画中的他露出四分之三的脸，目光朝前，眼神中充满鄙夷。他的眼睛因为眼袋而耷拉着，脸颊也松弛了。他身穿一件灰色长大衣，衣服完全敞开，以炫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铁十字勋章。他的一只手臂微曲，握拳放在腰际：他不像个战士，倒像一个在责备儿子的母亲，或像一个用碱水擦洗地板后休息片刻的妻子，他身上有一些女人味的东西。他的小胡子看上去像假的，像为了应付歌舞表演而贴上去的一样：我以前还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点。

玛丽亚回头见我正盯着那幅画像，说道：“画中的这个男人会拯救德国。”

我爸爸如果听到这句话，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我每次遇见他，都觉得是在和先知交流，他有一双磁铁般的眼睛，它们几乎是紫色的。他说话的时候，空气仿佛被他带动了，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有魅力的人。”

我和这个女人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为什么我会在她的房间里？为什么很多时候我总身处我并不想待的地方？我屈服了，我不再反抗。亲友被一次次带离我身边，但我依然活着。人类最大的能力就是适应环境了吧，可适应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自己不像个人。

“我一点也不惊讶他每天都会收到大量来自崇拜者的信。与他共进晚餐时我兴奋得甚至忘记了吃东西。在告别的时候，他吻了我一下，然后问我，”玛丽亚试着模仿他的声音，“‘孩子，求求你再多吃一些吧，难道你不觉得你太瘦了吗？’”

“您也没有太瘦啊。”我反驳道，仿佛她刚才是在问我。

“我也这么觉得，至少不比爱娃·布劳恩更瘦吧，我还比她高一点呢。”

齐格勒也提到过爱娃，那是元首的秘密女友。在男爵夫人面前突然想起他，让我有些不自在。我担心想起齐格勒时我的脸色会有变化，令她察觉到什么。

“你知道吗？希特勒说话特别幽默，我被逗笑过好几回。有一次我从袋子里拿出了一面小镜子，他注意到了，并和我说，他作为一个男人也有同样的一面镜子呢。‘真是令人吃惊，元首先生，您为什么要拿一面女人的镜子呢？’克莱门斯问他，‘多奇怪啊。’但希特勒说：‘我用它反射阳光，晃晕老师的眼睛啊。’大家都笑了。”玛丽亚边说边笑，以为可以感染到我，“但是有一天，老师给他写了一段评语。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他和同学们都去看老师在登记簿上究竟写了什么。上课铃声响起后，他们重新回到自己的课桌前，开始合唱：‘希特勒用镜子射子弹’。这就是老师在登记簿上写的东西，十分押韵呢。老师说得没错，希特勒就是一颗子弹，从某些角度来说，他现在仍然是。”

“就是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拯救德国？”

玛丽亚皱起了眉头：“罗莎，不要拿我当傻子耍，我不允许任何人这么做。”

“我不是不尊重您。”我解释道。

“现实点吧，你应该知道我们需要希特勒。要在希特勒和斯大林当中选一个，无论谁都会选择希特勒吧？难道你不会吗？”

如果格雷戈尔不曾告诉我布尔什维克的天堂是一堆乞丐居住的棚屋，我对斯大林或苏联就一无所知。但我对希特勒的愤怒是个人的。他把我的丈夫从我的身边带走了，而我每天都在死亡边缘为他工作。我的存在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这令我十分厌恶。希特勒供给我营养，但营养同样可以杀了我。归根结底，给予最终会让生命走向死亡。格雷戈尔曾经说过：“在创造之前，上帝先考虑了灭绝。”

“难道你不会吗，罗莎？”玛丽亚又一次问我。

我简直发自本能地想告诉她克劳森多夫军营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她当我们中毒的时候党卫军对我们做了什么。但我只是机械地点点头。为什么我会觉得试毒员的故事能让她心生怜悯呢？说不定她早就知道了。男爵夫人与元首共进过晚餐，也邀请过齐格勒参加她的招待会。她和中尉是朋友，不是吗？突然地，我想谈谈他，而不是希特勒，我想通过她的眼睛看他。我自己都对自己当试毒员的故事失去了兴趣。

“不幸的是，每一次的变化都会使一些新东西出现，不过新的德国将成为使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得更好的地方，对你来说也一样。”

她弹起琴，关于德国的讨论已经结束了，她还有其他东西要去追求。玛丽亚对所有事情都充满了一样的热情，我们可以谈论元首，也可以讨论奶油水果蛋糕；她可以背诵一首斯特凡·格奥尔格的诗，或者唱一段因为她亲爱的希特勒而被迫解散的“六重唱”组合的歌曲：所有事情对她来说都一样重要。

我没有责怪她，我再也没有办法责怪任何人。事实上，我很喜欢她那随着节奏摇晃的脑袋和她催促我唱歌时弯弯的眉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