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厅里一时议论纷纷，艾尔弗里德终于离开了她靠着的墙，坐到我面前。她故意让书重重地落到桌上，接着，她把手指放在书上，不住地敲着封面。她在观察我。奥古斯丁也有样学样地跟着这么做了。我敢肯定，到了某个时刻她就要给我宣判了。但是艾尔弗里德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她手指的动作也停了。

“柏林来的姑娘要给我们施舍呢。”奥古斯丁还是不肯放过我，“看来不光是生物学得好，教会的精神也掌握得很牢呢。不就是想显摆她比我们强吗？”

“我想要这条裙子。”乌拉说。

“它会是你的。”我回答她。

奥古斯丁的舌头咝咝作响，我发现她每次气急败坏的时候都会这么做。“真他妈的……”

“排队了！”看守们大声喝道。“时间到了！”

女人们纷纷迅速站起来。奥古斯丁虽然明显很享受戏剧冲突，不过离开食堂的欲望还是战胜了一切。今天也能安全地回家，真是太好了。

我朝队伍走去的时候，乌拉用手肘碰了碰我：“谢谢。”她说完跑到前面去了。

艾尔弗里德在我后面说：“这里不是什么柏林的女子学校，这里是军营。”

“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我惊讶地发现，我脑子一热居然回击了她，“这还是你教过我的呢，对吧？”我知道我只是想找一个借口，我并不想挑衅她。

我希望取悦艾尔弗里德，而不是击败她，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

“总之，”她说道，“那个小女孩说得没错。除非你真的喜欢接受各种中毒症状的教育，否则这些书没有一点意思。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你觉得有趣吗？”

我继续朝前走着，没有回答她。

当天晚上我就洗干净了要送给乌拉的酒红色长裙。送裙子给她并不是因为我慷慨，也不是想博得她的欢心。看着她穿上我的衣服，就像终于放下了柏林的生活，接受了格罗斯-帕特斯奇一样，我终于可以删除柏林在我身上的印记，这是我向柏林递交的辞呈。

三天之后，裙子干了，也熨平整了，我把它裹在报纸里带给了乌拉。我从没有见过她在食堂穿这条裙子。

赫塔量了我的尺寸，把她衣柜里的一些衣服改了改给我穿。她把衣服两侧改窄了，在我的坚持下她又把背后那里改短了一些。我向她解释说这是柏林的时尚。她重复着我的话，把线抿在她的嘴唇中间，就像我妈妈做的那样，只是这乡下家中的地上没有一点线头。

我把那件棋盘格花纹的衣服连同我在柏林做雇员时的所有衣服放进了格雷戈尔的衣柜。我还是坚持穿着原来的鞋子。赫塔警告我：“你穿这些高跟鞋去哪儿都不方便啊。”但是只有穿着这些鞋子，我才能认清楚我自己的脚步。它们现在已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每一个迷雾蒙蒙的清晨，它们都会生气地拦住我的去路。但是，到底为什么要把我和其他的试毒员联系到一起呢？我和她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我要接受这一切？

我在镜子中看见了自己的黑眼圈，我的愤怒在绝望中萎靡不振。我把棋盘格花纹的衣服关进了漆黑一片、深不见底的衣柜。我的黑眼圈一直是对我的一种警告，但是我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眼下我一直害怕的事情终于来临了。我突然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已经容不下那个在合唱团唱歌的小女孩了，她曾经在下午的时候和女伴出门溜达，辛苦地做着几何作业；也再没有那个忙得焦头烂额的秘书了，现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因为战争而一夜变老的女人，这一切的命运已在她的血液里写就。

1943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的命运就在那夜被操纵。警报像往常一样呻吟起来，一开始声音不大，但紧接着就刺得人耳膜疼。妈妈从床上跳下来。“快起来，罗莎，”她喊道，“他们开始轰炸了！”

爸爸去世后，我就一直陪在她的身边睡觉。我们身上的体温是如此接近，我们都是成年的女人，我们都曾有过婚姻生活然后又失去了它，在被褥下我总是会想起那些床榻间的缠绵。但是我仍愿意陪在她身边，纵使警笛声不响，她从梦中惊醒时也有我的陪伴。又或许是我自己害怕一个人睡觉。格雷戈尔离开之后我就搬出了我们在奥特美斯维格租住的公寓，搬到了我的父母家。我本来还在练习怎样成为一个好妻子，然而现在我又不得不回归女儿的身份。

“快跑啊！”她见我正在找衣服，就不由自主地催我，她自己拿了一件大衣披在睡衣外面，穿着拖鞋跑下楼。

警报声和之前的没有什么不同：长时间的哀嚎总是让你以为它会持续一辈子，然而每到第十一秒的时候它就会逐渐减弱直至消失，过不了一会儿它又卷土重来。

一直以来我们只收到过假警报，每次我们都手持火把手忙脚乱地跑下楼，尽管早就对黑暗中的逃亡做了规划，我们还是会在黑暗中跌倒，或者撞到公寓里其他跑向地窖的居民。有的地窖里备有毛毯、瓶装水，孩子们都被安置在里面。有的什么都没有，大家惊慌失色。有时候，我们找到一个狭窄的地方，坐在地上，天花板裸露的灯管照射下的地面寒冷无比，人们互相挤压着，潮湿的空气直钻入骨头。

我们这些住在不登格斯78号的居民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哭泣着、乞求着、呼号着寻求帮助。我们不得不在大家视线可及的一个木桶里方便，要不就必须忍着膀胱的胀痛；一个男孩子咬了一口苹果，另一个立刻把它夺走了，在被一把夺回之前他必须多咬几口才行。我们饥肠辘辘，说不出话来，或者干脆睡觉。黎明终于来临时，我们的脸上都已出现了皱巴巴的纹路。

新的一天就会来临的承诺很快就会被推翻：所谓的柏林郊区这座典雅的建筑即将在新一天的蓝天白云下重见光明，但是我们这些建筑物内的居民并不能够感觉到太多的亮光。我们也绝对不会去相信这个承诺。

那天晚上我搂着我的母亲跑下楼。我自问：防空警报到底是哪个音调？从孩童时期开始，我就在学校的合唱团唱歌，老师赞扬我的音调和音色。但是我从来没有学过音乐，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把音符一个一个拆开来念。当我被安顿在头戴棕色头巾的莱纳赫夫人身边的时候；当我看着普雷斯女士因为拇指外翻而变形的鞋子、霍勒先生耳后翻起的死皮、施密特夫妇的儿子安东发达的肌肉的时候；当我听到母亲呢喃着“冷吗，披上这件衣服吧”，她身上的味道成了附着在我身上的唯一熟悉的气味的时候，我只想知道，防空警报到底是哪个音调。

飞机的轰鸣声驱赶了每一个想法。妈妈攥紧我的手，她的指甲刺破了我的皮肤。一个三岁的孩子——保利娜——站了起来。她的妈妈安妮·朗汉斯试着把她拉回自己的身边，但是孩子凭着仅仅90厘米的身高，固执地挣扎着，抬起头向后仰，转着圈子用眼睛在空中寻找那噪声的来源，追寻着飞机的轨迹。

随着天花板的颤抖，保利娜摔在了地上。而地面在不断震动，一阵刺耳的哨声淹过了其他所有声音，甚至包括我们的尖叫声和保利娜的哭声。灯倏地灭了，只剩下轰隆声充斥着整个地窖，墙壁开始弯曲，强烈的气流把我们从这一头冲向那一头。在爆炸的轰鸣声中，我们的身体互相碰撞、扭曲，甚至摔落在地上。墙壁已经震碎了，瓦砾纷纷掉落下来。

轰炸结束之后，大家的抽泣声和尖叫声直把我们的耳膜都震得发闷，有些人开始撞地窖的门，但是门被锁上了。女人们尖叫起来，仅有的几个男人一遍遍地踢着门。

我们个个又聋又瞎，爆炸的粉末布满了我们的身体，我们无法辨认出彼此，就算是父母也认不出来了。我只看得到滚滚的浓烟，接着我看见了保利娜。她一侧的太阳穴流血了，我用牙齿撕碎裙子替她止血，然后用布条围住了她整个头部。我在找她的妈妈，也在找我的妈妈。但是我一个人都认不出来。

太阳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被拖出去了。我们的房子没有完全坍塌，但是屋顶上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窟窿。我们对面的那座建筑物已经完全被掀开了顶，大街上躺着一排伤员和尸体，大家都走投无路了。人们试图呼吸，但是被喉咙里的灰尘烧得火辣辣的，鼻子都塞住了。莱纳赫夫人的头巾不见了，她的头发因为爆炸中的黑色浓烟，都已经结成了一块一块的，好像肿瘤一样。霍勒先生一瘸一拐的。保利娜的血已经止住了。我毫发无损，没受任何伤。但我的妈妈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