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元首。”格特鲁德说道，她的眼睛眯了起来，十分严肃地对待她的这个声明。她的姐妹扎比内点点头，由于她难以捉摸的轮廓，我并不能判断扎比内到底比格特鲁德年纪大还是小。餐厅里的餐桌已经收拾干净，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就能回家了。在映衬出铅灰色天空的窗户边，站着另外一位试毒员——西奥多拉。

“我也会向他献出生命。”扎比内肯定地说，“对我来说他就像一个哥哥，是我们死去的哥哥戈蒂的化身。”

“我倒是觉得，”西奥多拉开玩笑般说道，“他更像我的丈夫。”

扎比内皱了皱眉头，似乎是因西奥多拉对元首的不尊重而感到不满。奥古斯丁靠到窗上，窗户震了震：“你们把他看得跟你们关系很紧密，他是你们伟大的安慰者，”她说道，“是他把你们的兄弟、父亲还有丈夫派去杀人的。所以，如果他们死了，你们总是可以假装他是你们的兄弟是吧？又或者可以做做嫁给他的白日梦？”奥古斯丁将食指和拇指放到她的嘴边，抹去了嘴角因激动而溅出的白色唾沫，“你们太荒谬了。”

“上帝保佑你刚才说的话没有被别人听见。”格特鲁德话锋一转，“哦，难不成你还想把党卫军招过来？”

“如果有办法的话，”西奥多拉说，“元首肯定会尽量避免战争的。他也是迫于无奈。”

“真是不好意思，你们可不仅仅是荒谬了，你们是完全被洗脑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从那天起格特鲁德的那个小团体就被起了“洗脑党”的绰号。奥古斯丁这么喊她们纯粹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怒，她的丈夫在前线阵亡了，这就是她永远一身黑色的原因。莱妮告诉了我这件事情。

除了艾尔弗里德以外，女人们都互相认识，她们都是从小在格罗斯-帕特斯奇或者周边地区长大的。莱妮告诉我，她在成为试毒员前从来没有见过艾尔弗里德。所以艾尔弗里德也是一个外乡人。但是从没有人因此招惹过她。奥古斯丁根本就不敢去打扰她，她之所以针对我，并不是因为我从首都来，而是因为她从我的眼中看出了我对适应这个环境的渴望。我或者其他人从来都没有问过艾尔弗里德她是从哪个城市来的，她也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起。她的这种距离感激发了我们对她的敬畏。

我很想知道艾尔弗里德是否也是为了寻找和平而逃到乡下的，是不是和我一样刚一抵达就立刻被选中来当试毒员，他们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而选择了我们。我第一次上巴士的时候，还以为会在车上看到一窝积极的纳粹分子，个个高唱纳粹歌曲，挥舞着纳粹军旗。但我很快就发现，对纳粹的信仰不是他们的选择标准。那几个“洗脑党”除外。他们招募的是不是那些最穷的、最有需要的人呢？比如那些有更多的孩子需要去喂饱的人呢？除了莱妮和乌拉这两个年轻姑娘，还有艾尔弗里德以外，其他的女人一直都在讨论着她们的孩子。那三个人没有孩子。我也没有孩子。但是她们手上都没有戴婚戒，而我已经结婚四年了。

我刚到家赫塔就让我帮她一起叠床单。她都没有和我打个招呼，看上去十分地不耐烦，就好像她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要整理这些刚晒好的床单，而我一回家她就一分一秒也等不了了。“拿一下篮子。”通常她会问我当天的工作怎么样，然后会让我去躺下休息一会儿，或者给我准备一些茶。今天她这样的冷漠举动让我感到十分地不自在。

我把篮子拿到了厨房，放在桌上。“用力，”赫塔对我说，“咱们快一点。”

我拉出一张床单的一角，小心翼翼地将它从相互纠缠的床单中解开，并注意不打翻篮子。我有些手忙脚乱，赫塔实在是太着急了，这给我带来了压力。我终于用力把这张床单一抽，一个长方形的白色东西从床单中飞了出来，我以为那是一块手帕。要是它掉到地上，我的婆婆说不定要勃然大怒呢。但是，就在它掉到地上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它不是一块手帕，而是一个信封。我看向赫塔。

“你总算做到了，”她笑了，“我还以为你找不到它呢。”

我也笑了，又惊喜又感激。

“怎么，你还不赶快把它拿起来？”

当我弯腰的时候，她又低声说道：“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到那边去看信，但是你得赶快回来告诉我我儿子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