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在那栋别墅消夏避暑才是格菲尔草原镇生活里最惬意的事。其实那是一栋只有两间房的小屋子，里面有几把破破烂烂的椅子，几张表皮都脱落了的桌子，四周的木头墙壁上贴着彩色石印画片，还有一只不知道还能不能用的煤油炉子。只用很薄的木头隔板把这些紧挨在一起的小房子隔开，你能够——确实能——听到相隔五间的房子里打小孩屁股的声音。不过，这些小房子都坐落在悬崖上的榆树和菩提树之间，可以看到明尼玛喜湖那边熟透了的麦田，傍着山坡，一直延伸到翠绿的树林边缘。

这会儿，格菲尔草原镇的妇女们早就忘了社交应酬，都穿着条纹棉布，坐在一起拉家常；或者穿上旧泳衣，被兴奋不已的孩子拥簇到湖边，玩好几个小时的水。卡罗尔也加入到其中；她会把尖叫的小男孩按到水里，会帮着小孩们给那些可怜的小鱼建造沙盆。当每天晚上有人开车从镇上来到这儿，她就会帮助久恩尼塔•海多克和莫德•德尔为客人准备晚餐，在这个时候她还是挺喜欢她俩的。跟她们在一起，她会比较自在，也更加自然。即使做饭的时候，为做牛肉丸子还是做肉丝炒蛋发生争执，卡罗尔也不会再发表一些奇奇怪怪、神经过敏的言论了。

晚上的时候，有时候会跳舞，有时候会举办黑人音乐会，肯尼科特总会有非常精彩的压轴表演。他们经常被孩子们包围起来，这些孩子对土拨鼠、打地鼠、木筏和柳木哨子非常有研究。

要是他们可以一直过这种标准的原始人的生活，卡罗尔一定是最富热情的格菲尔草原镇居民。她完全放松，开始相信她从今以后再也不用发表那种书呆子的无用言论；再也不希望小镇变得像波希米亚般放荡不羁。她现在非常满足。不想批判任何东西。

但是到了九月，到了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按照本地习俗，他们都要回到镇上；不让孩子们在外面浪费光阴，学习与大地有关的东西，把他们送回课堂学习算术，比如说威廉卖给约翰多少斤土豆（在那个快乐的世界里，没有房屋佣金或者运货车上缺斤短两的麻烦）。整个夏天酷爱游泳的妇女们，一听到卡罗尔说，“今年冬天我们去户外活动吧，一起滑雪、溜冰”，脸上都露出了怀疑的神色。直到明年春天，她们的心会一直关起来，长达九个月的生活又要开始，拉帮结派，围着暖炉吃精美的点心。

三

卡罗尔开办了一个沙龙。

既然她最喜欢肯尼科特、维达•舍温和盖伊•波洛克，既然肯尼科特只喜欢萨姆•克拉克，而不喜欢全世界任何一位诗人或者激进分子，那么在庆祝她结婚一周年的晚宴上，她进行自卫的私人小圈子就只剩下维达和盖伊两个人了；席间大家的讨论范围也没有超过雷米埃•伍瑟斯庞的梦想。

她发现盖伊•波洛克原来是最绅士的一个人。他谈起她新买的翡翠和奶油色连衣裙的时候非常自然，毫无戏谑之意；大家坐下吃晚餐的时候，他为她搬椅子；他不会像肯尼科特那样，大喊“哦，说到这个，我今天听到了一个很棒的故事”来打断她的讲话。盖伊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隐士。他一直坐到很晚才离开，说话尖锐，此后再也没来过。

后来，她在邮局遇到了钱普•佩里，她才坚信在拓荒者的历史中能找到拯救格菲尔草原镇甚至是拯救整个美国的灵丹妙药。是因为我们都失去了坚定的信仰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她心想。我们必须重新振作起一些还健在的前辈们的力量，跟随他们回到林肯那个年代去学习人们的诚实正直；学习锯木厂里移民们唱歌跳舞的乐观精神。

从《明尼苏达的拓荒者》这本书的记载中她了解到六十年前的格菲尔草原镇，那也不过是在她父亲刚出世的时候，格菲尔草原镇总共就只有四间小木屋。钱普•佩里太太长途跋涉迁到这里时看到的木栅栏还是后来士兵们为了防御印第安土著而构筑的。一些从缅因州来的北方佬就住在这四间小木屋里，他们沿着密西西比河逆流而上，先到圣保罗，再北上越过原始大草原，向原始森林进军。他们自己种粮食；男人们外出打野鸭、鸽子和松鸡；在那新开垦的土地上长出的甘蓝就像萝卜一样，他们把它拿来生吃、煮着吃、烤着吃，然后又生吃。他们用来招待客人的也不过是一些野李子、酸苹果和细小的野草莓。

黑压压的蝗虫飞来遮蔽了天空。仅仅一个小时，它们就能吃光农妇的菜园和农夫的外套。好不容易从伊利诺伊州带来的珍贵马匹，不是陷进沼泽里淹死就是因为害怕暴风雪而四处惊逃。雪花透过缝隙飘进新盖的小屋里。美国东部的孩子们，身上都是只穿着印花的单薄衣衫，冬天冻得瑟瑟发抖，夏天又被蚊虫叮咬得浑身是包。这里随处可见印第安人；他们总是露宿在人家的院门前，偷偷溜进厨房里索要炸面包圈，有时他们背着来复枪闯进学校教室，要求看一看地理书上的插图。孩子们被成群结队的大灰狼紧追，逼不得已爬上树顶；移民们发现了响尾蛇的窝，平均每天就会杀死五十到一百条蛇。

即便如此，他们的日子还是过得很快乐。卡罗尔在一本名为“昔日边陲逸闻”的著名的明尼苏达州编年史里，羡慕地读到了1948年迁往斯蒂尔沃特的马伦•布莱克太太的一段回忆录：

“过去的那些岁月里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我们到哪儿都随遇而安，日子也过得挺愉快……我们都会参加聚会，玩纸牌或者是跳舞，即使只有两分钟，也玩得很愉快……我们一般跳华尔兹和乡间舞。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像现在说的这种新型快步舞，也没有什么漂亮衣服可穿。我们只能把整个身子都罩起来，而不是像现在有紧身的裙子。我们可以不踩到裙子边地在裙子里跳舞。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拉了一小会儿小提琴，然后另一个人会接替他一会儿，好让他可以去跳会儿舞。有时候他们还可以边跳舞边拉小提琴呢。”

她心里默默想着，即使她去不了灰色和玫瑰色装饰的水晶大舞厅，她也希望可以和一位跳舞的时候又拉着琴的小伙子在用圆木筒板铺砌的地板上轻歌曼舞。这个自鸣得意的小镇，早已经把古色古香的歌曲换成了播放拉格泰姆音乐的唱片，它既不像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旧时代，也不属于发达先进的新世纪。她能不能想一些办法，甚至是一些至今还想象不到的办法，来恢复从前的单纯朴实呢？

她认识其中两位拓荒者，那就是佩里夫妇。钱普•佩里是收购谷物的商人。他在一个粗糙的台秤上面给一车一车的小麦过秤，有时候一些麦粒掉在了台秤的缝隙里，到了春天还会发芽呢。空闲的时候，他就在那间布满灰尘但还十分宁静的办公室里打盹儿。

她登门拜访了佩里夫妇，也就是在豪兰•古尔德杂货店楼上的他们的家里。

他们上了年纪以后，投资做生意就一直亏本。他们不得不放弃了自己那幢心爱的黄砖房子，搬到杂货店的楼上来住。这一层楼跟格菲尔草原镇上的公寓差不多，有一条从大街直到楼上走廊的宽阔楼梯，沿着走廊一侧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一个牙科诊所，一个摄影师的摄影棚，斯巴达协会分会会所，而佩里夫妇的寓所是最后一间。

卡罗尔的拜访，让老两口特别高兴，对她殷切招待。因为她是他们这个月里的第一位访客。佩里太太对她咬耳朵地说：“天哪，在这么一个挤挤巴巴的小地方招待你真是太不好意思了。并且除了走廊里那个油腻腻的铁皮水槽这里别的地方也没有水。但是，正如我对钱普所说，要饭的叫花子有什么可挑剔的呢。再者说，从前那座砖房也太大了，我一个人打扫不过来，而且地段也偏僻。现在住在这儿，周围人多又热闹，还是不错的。确实，我们还是挺乐意住在这儿的。当然，也许有朝一日，我们又会有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们正一点点地攒着钱呢——哦，我的老天哪，要是我们能有自己的房子该有多好啊！话又说回来，现在这几间房子也真的不错，你觉得呢？”

所有的老人都恋旧，他们也一样。他们把原来家里熟悉的家具都搬到了这个拥挤的小地方来。卡罗尔曾经对莱曼•卡斯太太家那个豪华的大客厅产生一种优越感，可是到这里这种感觉却荡然无存了。这里让她感觉舒适自在。她充满感情地看着所有临时凑合的代用品：缝补过的椅子扶手，铺着薄棉布的摇椅，还有写着“爸爸”“妈妈”字样的用纸糊补的桦树皮餐巾环。

她告诉了老两口自己的新追求。发觉这位“年轻人”这么看重自己，佩里老两口心里热乎乎的；而从跟他们的谈话里，她也很容易找到一些让格菲尔草原镇重生的办法——或许能让格菲尔草原镇重新变得充满活力，适宜居住。

尽管这是在一个飞机和工团主义的时代，佩里夫妇他们仍有自己的一整套哲学见解。

浸礼教会（其次也算上卫理公会，公理教会和长老教会）在不论是音乐，演讲艺术，慈善事业还是伦理道德方面都给我们指出了极其完美的、反映上帝意旨的标准。“我们不需要这些新的所谓的科学，也不需要糟糕的敢质疑《圣经》的考证学，它们是在败坏我们的莘莘学子。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听从上帝的至理名言，笃信地狱的存在，就像笃信从前牧师的讲道一样。”

共和党，这个布莱恩和麦金利山的伟大的老党派，是上帝和浸礼教会的任命处理现世事物的代理人。

哈罗德•贝尔•赖特是个很棒的作家，他在自己的小说里宣扬了那么高尚的道德观念，并且据说他写的这些小说可是为他带来了将近一百万美元的收入。

年收入超过一万的，或是低于八百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欧洲人更是坏透了。

在大热天喝杯啤酒倒是没什么关系，但是谁要是酗酒那就直接可以下地狱了。

现在也找不到以前那么贞洁的女孩子了。

没有人再需要杂货店里卖的冰激凌了，因为光吃馅饼大家就很满足了。

庄稼人卖的小麦要价太高了。

那些升降机公司的老板总是希望不涨薪水也能让雇员干更多的活儿。

如果人人都像钱普大爷当年开垦第一块农田那样拼命干活儿，这世界上的一切烦恼和不满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四

卡罗尔的英雄崇拜主义早已烟消云散，她只能彬彬有礼地点着头。最后连点头也懒得点了，恨不得马上逃跑。当她回到家的时候，头已经痛得不行了。

第二天，她在街上见到了迈尔斯•波尔斯塔姆。

“我刚从蒙大拿回来，在那儿度过了一个很舒服的夏天。现在我的五脏六腑装满了落基山的空气，现在又得顶撞格菲尔草原镇的大老板们了。”她微笑着同他打招呼，而佩里夫妇和拓荒者的形象早已在她脑海里消失了，他们最终不过像是藏在黑胡桃木橱柜里的古老银版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