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参加我爸爸的婚礼。直到我在史瓦斯摩学院读书的最后一年，有个星期天，爸爸一大早打电话来，我才知道这回事。我被猛敲房门的声音吵醒，然后听到一位楼友叫着我的姓。还没接电话，我就知道那是爸爸；除了他之外，没有人会九点前打电话给我。我爸爸向来早起，他认为早上五点到七点是一天当中的最佳时刻，他通常利用这段时间看报，然后出去走走。我们住在孟买时，他经常沿着海滨大道散步，我们搬到北岸地区后，则在附近安静的小路上走走。现在当然不一样；那些他曾珍惜的独处时光，现在却是寻常之事，甚至成了禁锢。我知道他再也懒得出去散步，也知道自从我妈妈过世后，他几乎没睡过一晚好觉。我已经几个星期没跟他讲话。他回加尔各答探望外公外婆和祖父祖母，他们四人都依然健在。当我拿起悬挂在电话线一头、等着被接起的听筒时，我以为他只会说他已平安回到马萨诸塞州，而不是我多了一个继母和两个继妹。
“我得告诉你一件会让你生气的事。”他开始说道。我心想，说不定外公、外婆、祖父、祖母，其中哪一位老人家生病了，尤其是外婆，说不定她再也承受不了唯一的女儿四十二岁就过世的事实。我妈妈过世后的几个月，最令人难以承受的莫过于跟着爸爸回加尔各答，造访妈妈小时候住的屋子，见到抚养她长大的男男女女，这些人早就认识她，爱着她。自从一九六二年爸妈结婚之后，外公外婆就活在淡淡的悲伤里，妈妈偶尔回到他们身边，先是从波士顿，然后从孟买，好像冥后珀耳塞福涅一样，暂时为家中带来欢乐和光明。她把乳液和蜜粉随意摆在梳妆台上，端着从小使用的茶杯喝茶，睡在她小时候的房间里。即使我们从马萨诸塞州打电话通知妈妈已经过世，外公外婆依然抱着希望，盼望着迟早有一天，妈妈会坐上飞机，再次走进家门，就连爸爸和我进屋后，外婆还问说妈妈是不是坐在出租车上，出租车却早已开走。更何况客厅已经挂上妈妈的照片，偌大的照片四周悬挂着夜来香花环。“她没跟我们在一起，外婆。”我说，外公外婆这下才崩溃，哀悼着痛失爱女。他们的悲伤是如此鲜明，我爸爸和我则做不到，在妈妈病中，我们日复一日、自始至终陪伴着她，早已失去了那种特权。
但这会儿爸爸说外公外婆和祖父祖母都没事，他们想念我，跟我问好。然后他提到琦川。她的先生在两年前过世，不是因为癌症，而是患了脑膜炎。琦川是小学老师，几乎比我父亲小二十岁，有两个女儿，分别是七岁和十岁。他主动说出这些细节，好像翔实回答我没有提出的问题。“我不指望你在乎她，甚至喜欢她。”我爸爸说，“你是大人了，你的生命里不需要她，跟我不一样。我只希望你最终能够理解我这个决定。”他显然已经准备面对我的愤怒——严词责备，愤怒指责，用力摔了电话等。但他讲话的时候，我心中却毫不激动，只有一股微微的恶心的感觉，好像当年在孟买得知妈妈不久于人世时的心情，那种心情袭击全身，从此常驻心中，始终没有完全消散。
“她在家里吗？”我问，“你要我跟她说两句话吗？”这话像是挑衅，而不是出自客气。我不太相信他的说词，自从妈妈过世后，我和爸爸打电话的时候，经常怀疑他所说的话。比方说，随便哪天晚上，他跟我说他去那间我回家的时候他经常带我去的意大利餐厅吃饭，其实可能只是坐在电视机前面，迅速吃掉一罐杏仁干掉几杯威士忌。
“她们两个星期后到，你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会见到她们。”我爸爸说，然后加了一句：“她的英文不太好。”
“比我的孟加拉话还差？”
“可能吧。她当然会努力学习。”
我没说出已经到嘴边的话：妈妈从小就学英文，不必到美国才努力学习。
“女孩们讲得比较好。”我爸爸继续说，“她们上英文教学的学校，我已经依照她们的年级，替她们在学校注册，一月就开学。”
他几个星期前才认识琦川，结婚前，两人只见过两次面。他们到市政府公证，然后在旅馆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晚宴。“这都是亲戚们安排的。”他解释，说得好像这不是他的错。这话却比他先前说的所有事情更让我生气。我爸爸不是一个随便任人摆布的人，我很清楚除非他愿意，否则没有人胆敢帮他找个新太太。
“卡西克，我很烦。”他说，“我不想每天回到一个空荡荡的家里。”
我不知道哪个更糟糕——爸爸为了爱情而再婚？或者只是为了有个伴，所以主动跟一个陌生人交往？我爸妈经由媒妁之言而结婚，但其中也带着一丝浪漫色彩。他在一个婚礼上第一次看到妈妈时，深深地被她吸引，第二周就跟她求婚，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但直到她生病，他似乎才完全地不顾一切地爱上她，因此，我见证了他们之间早该在我出生前就褪色的爱情。他溺爱着她，每天带着鲜花回到我们在孟买的公寓，早上跟她赖在床上，很晚才去上班。他很想跟她独处，几乎让我这个少年觉得碍手碍脚。
“我想，”他继续说，“既然你房间刚好大到可以让两个女孩子住，卡西克，你介不介意回家的时候睡在客房？反正你已经带走大部分的东西，不过是个睡觉的地方而已，但如果你介意的话，请跟我直说。”他似乎比较在乎我对这个安排的反应，而不在乎我对忽然多了一家子人作何感想。
“没关系。”
“你说真的吗？”
“我说我不介意。”
我走回宿舍房间。那天早上有个女孩在我床上；我套上衣服，光着脚跌跌撞撞去走廊接电话时，她还在睡觉。现在她俯卧躺着，手上拿着一支笔，正在完成我先前抛下的填字游戏。她叫洁西卡，我在西班牙语课堂上结识了她。
“谁打电话来？”她边说边转头看看我。强烈的阳光从她身后的窗户斜斜照进来，让她的身影变得如此模糊，令人几乎看不清她的五官。
“我爸爸。”我边说边挤回床上，在她身边躺下。我待在她身边好一阵子，她则继续与填字游戏奋战，身上那股陌生的香味依然挑逗人。她对我的家庭一无所知，不知道我爸爸最近去了加尔各答，也不知道我妈妈在我上大学前的暑假辞世。在我们交往的几个星期当中，我没有跟她提到其中任何一件事情。但那天早上，在她身边哭了一阵后，我跟她说了。
考完试后，我开车回马萨诸塞州，途中顺便载洁西卡回她爸妈在康涅狄格州的农庄。我决定去斯沃斯莫尔学院读书时，我爸爸把那部我们从孟买搬回来之后买的奥迪送给了我，他说这样一来，周末和放假的时候，我比较容易从宾夕法尼亚州开车回家。但我知道这是个借口，其实他只想摆脱另一样我妈妈碰过或是曾经拥有的东西。我们最后一次从医院回家的那天，他把每一张妈妈的照片，不管在相框中或是相簿里，全都放进鞋盒里。“选几张吧！我知道照片对你很重要。”他跟我说，然后把鞋盒用胶带封起来，放进衣柜的某一处。他也马上送走她的衣服、皮包以及她的一盒盒化妆品和香水。那或许是我对那段时期的你，留存下来的最后记忆：有天你和你母亲到家里，花了一下午跟其他人一样翻找我妈妈的抽屉，摸摸她的东西，拿着她的毛衣和围巾在胸前比画合不合身，试试香奈儿五号香水喷在身上好不好闻。你、你母亲和其他孟加拉女人不需要的东西则被捐给在印度的慈善机构，因为在新英格兰地区，我们找不到地方捐赠那些纱丽以及成套的罩衫和衬裙。这一切都是按照我妈妈的指示。“我不想让这些漂亮的布料变成窗帘。”她在医院的病床上告诉我们。我爸爸一位叫做吉姆·斯克林的同事帮我们安排了一艘船，我们坐船到格洛斯特海边，把我妈妈的骨灰撒入大海，她的金饰却被送回加尔各答，分给那些曾为我们家族工作的贫穷女人，比方说奶妈、厨娘，或是女佣。
我不在乎她的东西全都被分光。离开孟买后，她婉拒了大多数她和我爸爸受邀的派对，已经没什么场合穿戴这些珠宝和纱丽。在她即将走到生命终点前，我放学回家，时常看到她裹着毛毯坐着，凝视那个她已经没力气下水游泳的泳池。有时我带她出去透透气，母子两人慢慢穿过房子后面的银桦和松树，我陪着她在低矮的石墙上坐坐。偶尔心情好，想走远一点，她就请我开车带她到海边。“你一定要把我的红宝石项链、珍珠和那套祖母绿宝石留下来，送给你将来要娶的小姐，”有次我们出去散步时，她跟我说。“我短期之内不打算结婚。”我告诉她。她听了之后感叹道，她希望自己也能说短期之内不打算离开人间。最终我还是违背了她。她过世后，我无法打开她藏在皮箱里的珠宝盒，一一察看那些扁平红盒里的东西，更别说为了将来的幸福，挑拣东西留下来。
午后时分，我开车直上那条通往我们家车道的路，绵延数里只见我们家的灯光，在一块块变硬了的积雪中闪烁。这不是一栋舒服或是特别吸引人的房子，石阶砌建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直接通到家门口，两旁都是过于茂盛的杜鹃花丛。我看到车道上停着另一辆车，这表示我爸爸在家，而他站在御寒的外层门后面，等着我拿行李进门。
“我们以为你会早点到。”他说，“你说你午餐前就会到家。”
我听了就知道家里确实多了另一个人，这人让我爸爸毫不犹豫地说“我们”，而不是“我”。我只字未提我绕道去了洁西卡的家并在那里待了两小时，反而只说交通状况非常差。我不知道爸爸是否为了我提早下班回家，或是他那天根本没去上班，我从他的外表看不出来，他已经不穿西装，而像是周末居家一样，穿着深蓝色长裤和米色毛衣。他的白头发比我记忆中的要多，虽然他依然英挺、精神奕奕，但岁月已逐渐在他脸上留下痕迹，他鼻侧的皮肤下垂，那双淡绿色的双眼——这个特征让我妈妈坚信，我爸爸的家族带有爱尔兰人的血统——已不像从前那样充满好奇。我试着想象仅仅几个星期前，他穿上丝质长衫，头上戴着婚礼礼帽，我心想不知道谁帮婚礼拍照、爸爸会不会拿照片给我看。
我走进家门，闻到空中充满浓浓的菜香，感到有点不习惯。除此之外，家里还是一样，我给四周森林拍摄的黑白照片，在妈妈的坚持下加装了相框，现在依然一排排挂在大门旁边的墙上。这栋房子到处都是嵌入式的橱柜，柜子隐藏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种种痕迹，始终给人一种家里没人住的感觉。现在我已不住在家里，更觉得这栋房子大得吓人，客厅的天花板双倍挑高，再加上四面看出去就是森林的玻璃窗，让人觉得这里比较像是个公共机构，而非私人住宅。沿着其中一面玻璃墙有个靠窗座椅，座椅长到可以让二十个人并肩而坐，我妈妈的葬礼上，就有二十位宾客并肩坐在那里。
我一脱下外套，我爸爸就把它挂在一个橱柜里，然后带我走到餐桌旁。我妈妈以前坚持用一些忠于现代建筑的家具来布置家里：一组排列成u形的黑色皮沙发，一盏从头顶上呈圆弧形弯下的铬钢立灯，一个玻璃桌顶的肾形鸡尾酒桌，一张白色玻璃纤维制成的餐桌以及同样款式的椅子。我妈妈向来不准在餐桌上铺上任何桌布，现在桌上却铺了一块印度花样的方布，方布极可能是条床单，而且没有盖满桌面，餐桌中间非但不是妈妈习惯摆上的一大盆鲜花或水果，而是一个不锈钢的盘子，盘上搁着一个式样普通的盐罐和两罐腌菜，一罐是辣芒果，一罐是甜青柠，两罐都没瓶盖，标签带着污渍，汤匙胡乱插在腌渍油料里。桌子一端为我摆了一个盘子，盘上有一叠半透明的煎饼，旁边几个比较小的碟子里排成半圆形，装着豆蓉和蔬菜。
“坐下。”我爸爸说，“你一定饿了。”他跟我一样紧张。他手中没有端着酒，鸡尾酒桌上也没有摆着威士忌，通常到了这个时候，桌上已经摆上一瓶尊尼获加。
我对食物毫无兴趣，依然站着低头凝视餐桌。我已经吃不惯印度菜，平常我在学校餐厅用餐，妈妈过世后，我每次回家不是跟爸爸出去吃饭，就是买比萨，因此，家里那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大煤气炉，现在只用来烧开水泡茶。煤气炉有个嵌入式的烤架，当年我们搬进来时，妈妈非常喜欢这个煤气炉，还说可以用烤架做烤肉串。我抬头看看桌子上方的天花板，天花板一角已因漏水而变色。
“什么时候漏水的？”我问。
“好一阵子了。”
“你不打算修理吗？”我爸爸对房屋结构很感兴趣，对这类事情始终相当挑剔。
“这是一项大工程。”他说，“这个地区把屋顶盖得斜斜的确实是有道理的。”
我没听到讲话或是脚步声，厨房里也没有煮菜或是水流的声音，琦川和两个小女孩似乎小心地藏在家里的橱柜中，跟其他东西一样被柜子所吞噬。“她们在哪里？”我终于问道。
这时她才穿过通往厨房的回转门，出现在我面前。她比较接近我的年纪，而不是和爸爸年纪相仿，这点我早就知道，但看了依然令我吃惊。她有一头黑色的长发，除了鼻子宽扁，脸蛋还不难看，但我觉得她的脸太圆，称不上漂亮。她比我预期中高一点，也比我妈妈高，她在发上抹上一道朱砂，红色的粉末成了她整个人最醒目的部分，我妈妈却始终规避这个传统习俗。
“请叫我‘玛莫妮’。”她用孟加拉话说。她的声音比我妈妈低沉一点，稍微有点沙哑，听了出奇的令人心安。“你反对吗？”她带着微笑亲切地说，谨慎地等着我的反应。我摇摇头，没有报以微笑。
“请。”这次她用英文说，同时指指椅子。
我转向爸爸问道：“你们都吃过了吗？”
“我们吃过了。”琦川说，换回讲孟加拉话，“你从很远的地方开车过来，还有更多菜。”
她突然走回厨房，我坐下，虽然不想吃，但嘴巴却冒出口水，忽然庆幸眼前摆着一大堆食物。在此之前我只吃了一块洁西卡母亲烤的水果蛋糕，我送洁西卡回家的时候碰见她母亲，蛋糕很可口，她母亲也多切了几块包在锡箔纸里让我在路上吃，但洁西卡在那张她小时候房间里的四柱床上吻了我，之后我心烦意乱，把蛋糕遗忘在他们家客厅的咖啡桌上。
“吃吧，卡西克，”我爸爸边说边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坐下，“菜要凉了。”
桌上的小玻璃碟通常用来吃冰淇淋，小碟子的摆设让我感觉太正式，在我的记忆中，外公外婆在加尔各答用餐时就是这么老派讲究，他们洗完澡后，每天早上都接受有如国王般的款待。我不知道怎样做最好，应该边吃边从每一个碟子里舀一汤匙，还是一次把每样东西全都堆在盘子上？我索性只吃盘中的煎饼，煎饼热乎乎的，而且非常松脆，让我想到在孟买的星期天早晨，享用着我们巴黎厨师查瑞准备的煎饼。我可以听到妈妈在厨房开心地抱怨，饼必须在油未热时放到锅里炸，并吩咐查瑞再炸一份。
琦川再度出现时，身边跟着她的两个女儿，乍看之下，除了身高差了几英寸，这两个小女孩长得一模一样。她们在我们有暖气的舒适的家中穿得过多，两人一身厚厚的毛衣和袜子。我知道她们很快就会排斥这身色彩不协调的印度式穿着，转而喜好购物中心买来的衣服。她们的毛衣都是用同样的粉红色毛线织成，颜色鲜艳得令人生厌。女孩们不太像琦川，她们肤色较黑，长相较为甜美，两人都是心形脸蛋，梳着两条垂在身侧、系着红丝带的小辫子。
“你们想吃一点吗？”我边问边指指还在我盘上的煎饼，出乎我意料的，她们向前一步，两人都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遮住发出咯咯笑声的小嘴。我看到比较矮小的那个女孩缺了一颗门牙。
“让大哥好好吃饭。”琦川说。她对于该怎么称呼我相当谨慎，但这会儿却毫不犹豫称我为这两个女孩子的“大哥”。
“你们可以叫我卡西克。”我对女孩们说，她们听了把手缩回去遮住小嘴，咯咯笑得更厉害。
“叫他卡哥哥，好吗？”我爸爸建议。
我们全都一脸困惑，转头看着他，都是因为他，所以这会儿我们才聚在一起。
“这是卡西克大哥的简称。”他解释。我心想，这是他忽然想到的，还是经过仔细思考的？他向来对于文字颇具创意，以前周末的时候用孟加拉文写诗，而且高声朗诵给我妈妈听，从她的评语中，我猜想这些诗作相当机智。我这位土木工程师爸爸也是诗人，这始终是我们的家庭秘密。虽然我从没问起此事，但我想妈妈过世后，他就不再写诗，正如他不再做许多事情。
“这个点子真聪明。”琦川对我爸爸说，我到家之后，这是她第一次直接跟我爸爸说话。她语带赞许，听起来好像习惯于赞美小小的成就，这时我才想起来她以前是小学老师。“没错，卡哥哥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昵称很愚蠢，但我爸爸似乎对此感到自傲，而且“卡哥哥”比琦川提出的“大哥”顺耳。“我怎么称呼你们呢？”我问我的继妹们。
“我叫卢帕。”个子高一点的女孩说，她的声音沙哑，跟她妈妈一样。
“我叫琵欧。”缺了一颗牙齿的女孩说。
“我们都很高兴待在你的房间里。”卢帕加了一句。她讲得有点僵硬，略微冷淡，好像背诵某些她被迫背下来的话。“我们非常感激。”
她们跟我用英文交谈，口音和腔调都很浓重。当年我们借住在你家时，完全听惯了英文的你，我的口音和腔调听来肯定同样浓重。但我知道她们的口音很快就会减弱，而后消失，就像她们那身不合时宜的毛衣和愚蠢的发型。
“卢帕和琵欧很想参观水族馆和科学博物馆。”我爸爸说，“卡西克，也许哪天你可以带她们去。”
对此，我没有作出答复。“很好吃。”我反而用孟加拉话说。我指的是食物，以前在其他人家里吃过饭后，妈妈曾教我这么说。我站起来把盘子端到厨房。
“你还没吃完。”琦川边说边拦下我。她试图从我手上拿走盘子，但我不放手，然后走进厨房帮我自己倒了一些爸爸存放在洗碗机上面橱柜里的威士忌。
“你需要什么？我帮你拿。”琦川跟在我后面说。看到她站在我们厨房里，我忽然对她感到厌烦。我不记得妈妈曾在这里煮菜，但厨房比家里其他地方留有更多她的身影。她以前浇灌的吊兰依然在窗台上盛开，她钟爱的那个旭日形设计、分针微微颤动的橘白时钟，依然在墙上准时运作。虽然她很少收拾碗盘，事实上，那段日子大多由我负责洗碗，但我依然能想象她双手伸在水槽的水龙头下，纤细的身子贴着操作台。我不理会琦川，径自打开一个橱柜拿玻璃杯，然后打开另一个拿威士忌，但我在里面只找到一盒盒谷物早餐和一包包从加尔各答带回来的孟买混合小吃。
我爸爸也来到厨房。“威士忌在哪里？”我问他。
他瞄了琦川一眼，两人默默交换某种信息后，她走了出去。“我把酒收起来了。”厨房只剩下我们两人时，他对我说。
“为什么？”
“我不喝酒了，这样我晚上睡得比较好。”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好一阵子了。我也不想吓到琦川。”
“吓到她？”
“她有点古板。”他从冰箱旁边的空隙中抽出折叠梯，把梯子摊开，爬到梯子顶端，打开冰箱上面的橱柜。橱柜相当高，即使爬上梯子还是不容易够得到。他从柜子里取下一瓶剩下一半的威士忌。
我想问爸爸到底怎么回事，居然娶了一个年纪只有他一半大的古板女孩。但我反而只从他手中接过酒瓶，“如果我吓到她，这没关系吧？”
“不要讲就好，特别是在女孩们面前。”
以前爸妈在我或是任何人面前，从不隐瞒他们喜欢喝尊尼获加威士忌。我妈妈过世后，我刚满十八岁，于是我取代了妈妈，晚上陪爸爸啜饮一杯又一杯掺了水的威士忌，两人喝得微醺，然后才有理由上床睡觉。上了大学后，我几乎不喝这玩意，而更喜欢啤酒，但每次回家，我总想尝尝威士忌，不经意看到杂志或是广告牌上的威士忌广告时，我总是想到妈妈。
“明天我去上班的时候，你说不定可以去买棵树。”我爸爸说，“有个地方离一二八号公路不远，也许女孩们可以跟你一起去，她们对这事非常兴奋。”
我困惑地看着他。直到此刻为止，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爸爸白天得去上班，我也得一个人和琦川以及两个小女孩待在家里。
“你是说圣诞树？”自从妈妈去世之后，过去三年来，我们都没有在家庆祝圣诞节，反倒渐渐习惯受邀到朋友家过节，往往人家还穿着睡衣时，我们父子已经打扮整齐到达他们家中。我通常只收到一个纸盒，盒里装着一件毛衣或是式样保守的衬衫，却看着其他小孩拆开一打打的礼物。以前在孟买时，妈妈总是在圣诞节举办派对，她在我们公寓里四处挂上灯串，把礼物摆在一株木槿盆栽之下。一年之中，她只有这个时候提到剑桥，满心温情地讲到你家以及被我们抛下的朋友。她总说少了寒冷的气候，摆饰精美的商店，以及邮箱里的卡片，圣诞节的感觉就大不相同。
“我想我们得买些礼物。”我爸爸加了一句，“我们还有好几天，礼物不必太贵重。”
我知道琦川和她的女儿们也许窝在饭厅里，听着我和爸爸交谈的每一个字，但我还是直接说：“那两个女孩的年纪几乎不到我的一半，你指望我跟她们一起玩吗？”
“我不指望你做任何事情。”我爸爸平静地说。他没有因为我的话而生气，也许甚至感到放心，因为这下我们终于正式对立，不必再作假。他似乎已经在脑海里演练了好几次这种状况，而且已感到厌烦。“我只问说你介不介意出去买棵树。”
我还没倒酒。先前我一直靠着厨房操作台站立，一手端着杯子，一手拿着我爸爸从藏酒之处帮我取来的威士忌。现在我把酒倒进杯里，跟妈妈一样，不加水，只加一块冰块。我喝光我倒的酒，然后再倒一杯。
“慢慢喝。”我爸爸说。
我朝他的方向瞥了一眼。自从妈妈过世后，他养成了一种表情，让他的相貌从此有些不同。那种表情不是悲伤，而比较像是气恼而无奈，就像我小时候他看到玻璃杯从我手中滑下来摔得粉碎，或是当我们打算出去野餐，天空却是多云。我们最后一次踏进妈妈病房的那天早上，他脸上就流露出那种表情；其后我每次从学校回家，迎接我的也是那种表情；他似乎依然对着妈妈露出那种表情，怪她让他伤心失望。但现在那种表情不见了。“不容易。”我对着自己飘浮在黑暗中的身影摇摇头说，“对我而言不容易。”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时，我爸爸已经去上班。我不知道现在几点，继续在床上躺了一会儿，起先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在客房以及为什么听到小女孩低声窃笑，笑声飘过天花板而下。客房在一楼，位居厨房后面的回廊旁，单独在房子一侧。我占用了一张双人床，床垫搁在贴近地面的床架上。床的对面是一扇通往后院和游泳池的玻璃拉门，游泳池已盖上黑色的油布。我们刚搬进来时，我妈妈花了很多精力布置这间客房，她亲自选购了一床蚱蜢绿的凉被、玻璃拉门的窗帘、床头柜上的闹钟以及隔壁浴室里的肥皂碟，她还叫我在五斗柜上方挂上一幅紫色和粉红色的默图伯尼画。我不知道她期盼谁来访，但到了那时，为了提振她的精神，她想做什么，我们总是迁就她。现在我则高兴自己不必待在楼上那个曾属于我、与爸妈房间仅有一墙之隔的卧室。以前晚上听到妈妈刺耳的喘息和呻吟已经够糟了，现在则可能听到爸爸和琦川睡前聊天，想象他们并肩躺在毯子下，我更庆幸有这间客房。
据我所知，唯一住过客房的是一位叫做佳莉比恩太太的护士。那时我妈妈已经病得我爸爸和我照顾不了，但她尚未决定要在医院而不是在家里安息。我们请了佳莉比恩太太到家中照顾她，佳莉比恩太太是个褐色短发，带着柔和南方口音的中年妇女，她嫁给一个亚美尼亚人，从她婆婆那里学会烹调各式点心。她经常带来装满羊肉馅饼和葡萄叶包饭的保鲜盒，放在冰箱里给我爸爸和我吃，现在我一看到这些菜肴，就想到我妈妈临终之前的那段日子；除此之外，她还主动帮家里买了面包和牛奶，我们连说都不用说。她通常晚上离开，但有两个星期，她住在家里，帮妈妈注射吗啡，清理便盆，在一个看起来像是用来摆食谱的皮面小本子里做笔记。她沉静中带着乐观，让我以为她能够让妈妈活下去，倒不是治好妈妈，而是让妈妈一直撑下去。“这是最痛苦的部分。”她有次跟我说，“你们等着，以为最痛苦的时刻还没到，其实对你们和对她而言，这就是最痛苦的部分。”那个时候，她这番话安慰不了我；我无法想象妈妈再也无法用肺呼吸，再也无法用她疲倦的双眼凝视我们，我也无法想象再也看不到她那变形却依然美丽的脸庞，还有什么能比这些更痛苦？但她过世几天后，我明白佳莉比恩太太说得没错：没有什么比等待死亡更痛苦，其后所感到的空虚比等待时的沉重负担来得容易承受。
我套上一件毛衣，噼啪拉开玻璃门，点燃一根香烟。冬季的落叶尚未被扫去，依然散落各处，在微风中飞舞。以前暑假我从学校回家，这个游泳池让假期比较好过，但夏天时，一个朋友的爸妈去了欧洲，我跟他待在布鲁克林一起看管房子，没有回家，我爸爸便懒得在泳池中注水。昨天晚上吃饭时，他提到必须更换滤网。我们住进这栋房子的第一个夏天，我妈妈会定期使用泳池，每天早餐前来回游四十趟。到了第二年夏天，她已因化疗而身体孱弱，只在热天的时候把双脚放进池中泡泡水。夏末时，她就过世了。
我听到屋内传来电视的声音——一从客房出去，我就会看到她们。我穿上牛仔裤，这下我不能只穿着内裤在家里走来走去，真是烦人。我在浴室里刷牙，慢慢刮着胡子。我不想吃东西，但很想喝杯咖啡。昨天的晚餐又是丰盛得令人不好意思，琦川在我爸爸、我和女孩们身边绕来绕去，等我们吃完后再私下进餐，跟我们在孟买的女佣们一样。我想象餐桌上摆着一大堆东西等着我吃，但桌上却没有早餐，我走向客厅，琦川和女孩们也没问我要不要吃东西，她们坐着，双脚搁在沙发上，正在收看《家庭赛乐赛》，在高耸的天花板下，她们显得渺小，身影没入客厅的晨光之中。女孩们打扮整齐，但琦川穿着一件寒酸的红黄印花的宽松家居服，没有化妆，没戴珠宝的她，看起来甚至更年轻。她正在喝茶，我妈妈装饼干的小铁罐打开了摆在她旁边。
“早。”我说。
“早。”琵欧和卢帕齐声说，然后双眼很快又盯着电视机。
“我帮你端杯茶。”琦川边说边把她的杯子摆在鸡尾酒桌上，准备起身。“我没帮你泡茶，你爸爸说你回家的时候，喜欢睡得晚一点。”
“没关系。”我说，“别起来，我不需要茶。”
她跟我说孟加拉话，我跟她说英文，就和昨晚一样。我想她说不定听不懂我温吞的美式发音，但她似乎听得懂我说些什么。
琦川皱皱眉头，一脸困惑。“早上不喝茶？”女孩们也从电视机前移开目光，等着我回答。
“我需要咖啡，我在学校都喝咖啡，已经习惯了。”
“但是厨房里没有咖啡，我也没看到。”
“别担心，我会去‘dunkin'dounts’喝。”她还没机会问，我就继续说：“那是卖甜甜圈的店，甜甜圈是一种蛋糕，中间有个洞。”
“店多远？”
“几分钟而已。”
“但你得开车？”
我点点头，她看来有点失望。“没有车子，哪里也去不成？”
“倒也不一定。你会开车吗？”
她摇摇头。
“开车不难，我确定你一定拿得到驾照。”
“喔，不。”她说，那种口气好像不是她学不会，而是她不屑开车。“我不想学。”
“我一下子就回来。”我说。我注意到女孩们正抬头看着我，我犹豫了一下。“你们要不要跟我去？”
“要，拜托。”卢帕和琵欧同时说。她们看看琦川，她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回去客房拿皮包和钥匙，当我回来时，女孩们已经穿上外套，两人的红色外套款式相同，一定是我爸爸帮她们买的。外套厚厚的拉链和明亮的尼龙外层让她们变了个样，忽然间看起来像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她们坐在我车后座的报纸、卡带、教科书和空可乐罐之间。“这里乱七八糟的，对不起。”我边说边把每样东西从座椅上扔下来。卢帕帮着琵欧，两人解开一条安全带扣，然后仔细系上安全带。琦川身穿家居服，站在御寒的外层门后面往外看。她不放心让我带她的两个小孩到一处她从未听过也不可能找得到的地方，但她依然挥挥手，勉强挤出微笑。我踩下油门，正准备倒车时，她打开外层门，探出头来大喊：“我在这里没问题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一个人在这个房子里安全吧？”
“当然。”我说，甚感惊讶这是她第一次一个人在家，几乎想笑她。“好好享受吧！”
“她不准我们出去。”琵欧说，“我们一定得跟她一起出门。”
“她看不到邻居，所以害怕。”卢帕加了一句。
“她还怕我们会掉到游泳池里。”
我不知道怎样回应其中任何一句话，只好一言不发倒车驶出我们长长的车道，开向镇上。最近的一家dunkin'dounts离这里不到十五英里，驶近店里时，我感觉到得太快，想继续开下去，于是我一直开，朝向下一个小镇前进，那里有个我妈妈以前喜欢偶尔去散散心的海滩。我开上高速公路，沿着空旷、冷寂的公路加速开了一小段，感觉相当惬意，女孩们没问我们要去哪里，各自静静看着窗外。这段路够短，不讲话也不至于感觉不自在。我开进下一个小镇，沿着一条看得见灰色海岸线的道路行驶。我指给卢帕和琵欧看，但她们什么都没说。“我们可以进去店里或是选择免下车点餐，”车子一驶近甜甜圈店，我就对她们说，“你们喜欢怎样？”
“怎样最好？”卢帕问。
“如果选择免下车点餐，我买了咖啡，然后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喝，不然我们就坐到店里。”
卢帕赞成免下车点餐，琵欧说要进去店里。“这样吧！”我说，“我们全都进去，回家的时候，我再利用免下车点餐来续杯。”
她们似乎很高兴可以试试两种方案，两人下车，手牵手走过停车场。dunkin'donuts在一个购物广场里，广场还有一家酒类商店，一家寝具专卖店和一家专卖派对用品的商店。停车场里挤满了赶着最后一刻购买圣诞礼物的车潮，但甜甜圈店内空无一人，店里的音响设备播放着圣诞歌曲，卢帕和琵欧只怕不熟悉这些平庸的曲调。我帮自己点了咖啡，问女孩们想要什么，她们瞪着各式甜甜圈，琵欧费劲踮起脚尖，卢帕的嘴巴微张，舌头轻触着嘴角。我想我应该把琵欧抱起来，让她看得清楚一点，我一提议要抱她，她马上抬起双手，跑到我怀里。她比我预期中重，我把她抱到柜台上，她则继续瞪着眼睛看。
“卡哥哥，你最喜欢哪一种？”
“波士顿奶油派。”
“好，我要那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