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卢帕说。

“请给我三个。”我告诉收银员。

我们坐到包厢里，我坐在塑料桌的一边，我的继妹们坐在另一边，她们兴高采烈，一口气吃完才停下来，热切地互相看看，交换着我插不了嘴、属于姐妹之间的秘密。我享用着我的甜甜圈，心中惊讶她们的嘴比我小多了，跟我比起来，她们花了比较久的时间才吃完甜甜圈。我觉得自己跟她们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但与此同时，我却无法否认那些让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事情。我爸爸当然是其中之一，但从某方面来说，他似乎最不相关。我跟她们一样经历了那段从印度来到马萨诸塞州的旅程，我的年纪够大，对旅程带来的惊讶已感受不到，却也还太小，没有资格对旅程表示任何意见。她们会记得这一切，或许不像我对头几个月在你爸妈家的记忆那么清晰，但她们会记得。我跟她们一样失去了双亲之一，现在也被要求接受取代之人。我心想，她们记得多少关于她们爸爸的事？那时琵欧大概才五岁吧。我妈妈过世三年半，但我对她的记忆却已慢慢消散，那数千个跟她相处的日子，只剩下几个普通的印象。我已经尽可能拥有了妈妈的陪伴，相比卢帕和琵欧，我算是幸运的。她们两姐妹似乎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她们的某些举止流露出这种信息，仿佛太早失去了什么，而且尚未复原，结果两人虽然看似无忧无虑，心中却已留下印迹。

“喜欢吗？”我问。

两个女孩都点头，琵欧说：“另一颗牙齿松了。”她张开嘴巴，用舌头把一颗带着咖啡色印渍的小小牙齿顶向前。

咖啡太烫，喝不下去，所以我打开杯盖，把杯盖留在柜台上。琵欧向窗外望去，看着进出停车场的车辆。卢帕盯着摆出来的甜甜圈、咖啡热饮器以及一缸缸冒泡泡的红色综合果汁。

“你想再吃一个吗？”

她摇摇头，避开我的注视。她比琵欧含蓄，有时似乎觉得新环境不怎么样。“我想带一个回家给妈妈。”

“上面有颜色的那一个。”琵欧跪立在包厢里，指指甜甜圈说，“那个最漂亮。”

卢帕不同意。“我喜欢盖着白雪的那一个。”

“这是一块美金。”我微微起身，伸手拿皮夹，“你们要不要多买两个？”

“我们不能碰钱。”卢帕说。

“这只是一块钱，就算你们走去那里的路上，把钱弄不见了，”我边说边回头瞄了收银台一眼，“也无所谓。”

“‘无所谓’是什么意思？”琵欧问，黑色的眉毛眯成一条线。

“不要紧。”

她们溜出包厢，走向柜台，各自握着那张一元钞票的一角，好像纸钞是游行队伍里的小型旗帜。我原本背对柜台，这下我半转过身子观看，我看到卢帕指了一次，又指一次，然后两人一起把钱推给收银员，收银员折起纸袋的封口，把袋子推前推后，不确定交给哪个女孩，最后把纸袋留在柜台上给卢帕。

“你们为什么没说话？”当她们回来时，我问道。

卢帕把零钱还给我，看来想要反驳。“我们做错什么了吗？”

“没有，但是你们可以说想要哪一种口味，而不是用手来指，收银员把甜甜圈拿给你们时，你们也可以说声谢谢。而且，你们应该先说声你好。”

卢帕低头看看桌子。“对不起。”

“别道歉，我只是说你们两人不必害羞，你们越常在这些场合说英文，英文就会越好。你们的英文已经不错了。”

“不像你的英文。”卢帕说，“他们在学校会笑我们。”

“我也害怕去上学。”琵欧摇摇头说，双手遮住眼睛。

我并不想帮她们打气，但不这么做似乎有点冷酷。“我知道你们的感受，刚开始也许会有几个小朋友嘲笑你们，但没关系，以前也有小朋友嘲笑我，我十六岁的时候才从孟买回来美国，也得从头适应一切。虽然我在这里出生，但离开之后再回来，还是不容易。”

“那是你妈妈过世之前？”琵欧问。她一脸严肃地提出问题，还带着一丝悲伤，好像她真的认识我妈妈，说不定她想起自己的爸爸，我不太确定。

我点点头。

“她是怎样一个人？”

“她……她是我妈妈。”我说。我被这个问题吓了一跳，忽然觉得在这两个小女孩面前毫无防卫能力。我认识她们不到一天，但从许多方面而言，她们却比相识多年的朋友们更了解我。四年前，坐在我对面的会是我妈妈，我们母子沿着大风飞扬的海滩散步后，她会一边啜饮热茶，一边抱怨茶一点味道都没有。

“你有她的照片吗？”卢帕问。一时之间，她的目光锁定了我的目光。

“没有。”我不想给她们看那张我皮夹里塞在身份证后面的照片，所以说了谎。照片是在我们孟买的公寓里拍的，那是早在她生病前，我们家正举办派对，相机拍摄的角度让她的脸看起来朦朦胧胧。妈妈过世后，我把照片剪成小张，放在我的皮夹里，但从那之后，我从来没有把照片拿出来看。

“家里为什么没有她的照片？”卢帕问。

“我爸爸不想留下任何照片。”

“妈妈一直在找。”琵欧说，“她每个房间都找过了，但一张都没找到。”

我们回来的时候，琦川坐在窗边座椅上注视着我的车。她明显流露出焦虑的神情，却没问我们为什么去了那么久。琵欧和卢帕没给她机会说话，她们很快冲过去，仿佛好几天没看到她似的，一边把甜甜圈拿给她，一边告诉她开车出去多么好玩以及我多么慷慨。琵欧骄傲地说她们自己付钱买了甜甜圈。这两个小女孩显然很喜欢我，因为女儿们接受了我，所以琦川也愿意试一试。但我需要独处，家中开放式的设计却让我没法独自看电视或是听音乐，而不跟她们有所交流，于是，我只好坐在客房的床上，一边看着后院，一边翻阅《波士顿环球报》。然后我出去慢跑，在蜿蜒的小路上，冒着寒风跑了五英里。我回来的时候，她们坐在米饭、豆蓉和昨晚的剩菜前，正在吃口味浓重的孟加拉菜肴当午餐。琦川邀我一起吃，我婉拒，反倒洗了澡，然后拿着电话进客房，打电话给洁西卡。

“你为何不干脆过来我家？”她建议。我真希望我能，一心想着跳上车，开到她爸妈家。但我无法离开，我做不到，最起码目前还不行。当我回到走廊把电话挂回原位时，我发现她们全都上楼睡午觉去了，就像我在印度的亲戚们一样。自从回家后，我第一回在沙发上伸伸懒腰、看看电视，不知不觉地，我自己也睡着了。我醒过来的时候，她们都在楼下，而且跟我坐得很近，却表现得好像我不存在似的。屋外已经变暗，呈圆弧形弯下的立灯投下一圈光影，洒在鸡尾酒桌上。琦川帮女孩们梳头发，重新编辫子，然后梳理起自己的长发。她用手指打理，缓缓松开原本绑成一条辫子的浓密长发，柔顺的发丝几乎流泻到她的腰际。这幅景象令我反胃：我没法不想到妈妈一簇簇地掉落的发丝以及那顶丑陋的假发，直到她过世那天，即使在医院里，她依然坚持戴着假发，那件人造的物品，却比她身上任何部位看起来健康。

卢帕坐在琦川后面帮她妈妈按摩头皮，拔下几根白头发，琦川则往后靠，闭上双眼。我猜这是例行公事，不需要指示，也不需要解说，她们自然而然就会做。我站起来观看，想象有一天琦川其他发丝也会变白，想象着她陪伴在我爸爸身边，变成一个老妇人，正如我妈妈原本应该注定如此。想着想着，我真的对她起了怨恨，琦川好像知道我的想法，睁开双眼看着我。她一脸不好意思，很快把头发盘绕在手中，然后站起来走进厨房，几分钟后用托盘端了一壶茶和几杯阿华田回来，托盘上还有两个圆形深盘和一个小碟子，深盘中摆着两种不同口味的孟买混合小吃，碟子上放着切成四块的甜甜圈。

“你要喝杯茶吗？”她问我。

我说好，从托盘中端起她事先泡好的茶，茶里加了热好的牛奶和太多的糖。

“这是从haldiram店里买来的。”她边说边递给我其中一个深盘，“全加尔各答最好的。”

“不，谢谢。”

“这个房间很冷。”她继续说，“风从玻璃窗直接渗进来，为什么没有装窗帘？”

“那样会破坏景色。”

“楼梯也太滑，”她指指通往二楼的悬空阶梯，“而且没有扶手，我好怕卢帕和琵欧会跌下去。”

我转头看看一块块沿着白墙而下、设计得有如空书架的原木阶梯，即使在身体最虚弱的时候，我妈妈照常爬上爬下，毫无怨言。

“为什么没有扶手？”琦川再说一次。

“因为我们喜欢那样。”我说，察觉到自己听起来有点卖弄。“因为那样才漂亮。”

我们再也无话可说。我们坐着看了一个又一个电视节目，琦川拿着一支勾针编织某样东西。我心想，接下来的四个星期，她都在旁边，我怎么熬得过去？我们都等着我爸爸，等着他回来跟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们一起坐着喝茶，只要他人在就说得通。爸爸回家后叫我到外面帮忙；他车顶上绑着一棵圣诞树。“我本来打算明天就去买。”我边说边帮他解开绑住圣诞树的绳子。我没戴手套，这样工作起来顺手，但在夜晚寒冷的空气中，双手也感到疼痛。我们把树拖到屋内，竖在客厅一角高高的石头壁炉旁边。琦川和女孩们围了过来。

“但它看起来跟外面其他的树都一样。”琦川指着玻璃窗外说。

“其实不一样。”我说，“我们家周围的是松树，这棵是云杉。”

地下室某处有个箱子，我爸爸说，箱里装着基座、灯饰以及挂在树枝上的圣诞树吊饰。我们在这栋屋子里的第一个圣诞节，也就是妈妈在世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买了这些东西，我很惊讶爸爸没有把它们扔掉。他叫我到地下室找那个箱子，我们在这栋房子里只住了几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妈妈已不在人世，而我也离家上大学，因此，我们的地下室看不到杂七杂八的东西。过去的岁月中，没有让我们胡乱累积东西的阶段，只有迫使我们丢掉东西的种种事件。尽管如此，墙边依然有些叠成一摞的纸箱，有些是曾经装着电视和音响喇叭的空箱子，有些依然被胶带贴得好好地，里面装满了我爸妈从孟买运过来却懒得拆封的无用之物。

我用车钥匙划开几个纸箱，打开封盖，其中一个装着我爸爸以前的工程教科书，另一个纸箱里是一套用《印度时报》包着的晚餐餐具，多年以来，我用这些边缘有一圈橘色小钻石的餐盘吃饭，但我早就忘了，直到此刻才又想起来。我还找到我的放大机、钳子、一套托盘以及几瓶旧的定影液，这些都是我高中最后一年设置暗房时添购的东西。妈妈有时下楼陪我，我手忙脚乱把底片装到冲洗卷筒上，她则静静坐在黑暗中。我们一起闻着化学药剂的味道，化学药剂具有腐蚀性，我有橡胶手套保护双手，丝毫不像化疗在妈妈体内造成的伤害。她经常用她的手表帮我计时，让自己熟悉整个过程，熟到可以告诉我什么时候该把溶液倒进、倒出显影槽。我们都知道我最终还是得买个定时器。“一定像是这样。”她有次在那完全漆黑、沉寂、密闭的空间中说。她不必多作解释，我也知道她正想象死亡的感觉。“我想就是这样。”

我正在寻找由妈妈的笔迹标示着“圣诞节”的纸箱，这三个字不是写在容易被看到的箱子侧面，而是写在箱顶一角。我对箱内的东西没有特殊情感，但依然不想看到它们。我想象琦川仔细检查每样东西，一想到她将会翻遍纸箱，我就升起一股怒气，就像今天一整天，我看着她料理家里的厨具和茶壶，一度还拿着听筒跟我爸爸打电话，得知他正在回家路上。我看在眼里，心里同样气恼。当年爸爸试图抹去妈妈在家中的痕迹，我怪他做得太过分，但现在我却怪他做得不够。

“我找不到。”我回到楼上后说。爸爸没有继续逼问，也没有坚持自己下去找，他在琦川面前表现得不一样，似乎比较愿意接纳生活中小小的不如意。我自告奋勇去店里购买我们需要的东西，庆幸又有理由离开家里。我回来之后，爸爸和我一起修剪圣诞树，琦川和女孩们从沙发上注视着我们。我们把树放进基座，旋紧螺丝，在树枝上挂上灯饰。我们没有任何私人或是特殊的吊饰，只有一盒宝蓝色的小灯泡，因此，这棵树看起来不像某人家中的圣诞树，却比较像是摆在银行或是办公大楼大厅一角的圣诞树。但是卢帕和琵欧很开心，大声宣布她们从来没有看过比这个更漂亮的东西。爸爸上楼，拿着装满礼物的购物袋下来，礼物全都包在专人黏贴绑扎的绿金色包装纸中。他把礼物放在树下，八个盒子聚集在一起。“你们每个人都有两样。”他随便对着我们其中一人说。卢帕和琵欧随即站起来过去看看，兴奋地发现小标签上写着她们的名字。

“我们能拆开吗？”琵欧问琦川，琦川不知如何作答。

“等到圣诞节早上才可以拆。”我说，“在那之前，你们只可以看，轻轻摇一摇也可以。”

“真漂亮！”琦川说，圣诞树已经修剪整齐，这令她印象极佳。

“卡西克，照张相吧？”我爸爸建议。

我摇摇头，我把那部爸爸的雅西卡日本老牌相机留在了学校。

“但你总是随身带着相机。”爸爸脸上短暂地露出气恼而无奈的表情，也就是那种他在妈妈过世那天所浮现的、跟琦川结了婚之后却消失的表情。

“我忘了。”我说。这是真的，我确实随身带着相机，即使以前回家时，周末安安静静，我和爸爸整天没见到任何人，我也把相机带回家，带着它出去散步。但这次我知道我不想记录任何事件，所以把相机留在学校。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忘了。”我爸爸说。

“我也不明白。”我回答，“你已经好几年不想照相了。”

“那不是真的。”

“确实如此。”

我们陈述着事实，却也在争吵，而只有我们完全理解这个争执所涉及的深度。我走进厨房倒了杯酒，端着酒走到餐桌旁，琦川告知大家再过几分钟就可以吃晚饭。吃饭的时候，没有人说话，大家吃完之后，琦川跟昨晚一样清理所有碗盘，把它们端进厨房，好让爸爸和我饭后轻松一下。妈妈在世的最后几年，爸爸和我从来没办法像这样轻轻松松，我们必须负责清洗碗盘，把它们放进洗碗机，好让妈妈静静休息，现在我们再也不必承担这种责任。我坐着喝光我的酒，卢帕和琵欧滑下座椅，回去客厅继续看电视，我爸爸站起来跟在她们身后，拿着报纸安坐在他的躺椅上。他翻到刊登大幅相机广告的那一页，拿起原珠笔画圈。

两天后是圣诞夜，爸爸没去上班，他提议我们五个人一起去市区，带着琦川和女孩们参观一下波士顿。我找不到借口，只好跟他们同行。我坐在爸爸车子的后座，被夹在卢帕和琵欧之间，虽然路程不远，但很奇怪地，这次出游却感觉意义重大。妈妈在世的最后两年，我们不停进出医院，除了偶尔带她到海边散步外，我们哪里也没去，也没有出外游玩。当年我跟爸妈从孟买飞往马萨诸塞州途中，一家人在罗马转机，那是至今最后一次感觉像在度假。我对新英格兰的印象只限于我家附近，以及前往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的路上，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直到再也没必要为止。

爸爸先开车带我们到剑桥参观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琦川问说我应该可以到这些学校读书，为什么反而选择离家里如此遥远的大学。我没理会她的问题，正如我没理会许多她对我说的话。“他想离开马萨诸塞州。”我爸爸解释。

我原本以为我们会在不同的地方下车走走逛逛，但琦川说天气太冷，我爸爸也同意。他绕过肯德尔广场，开过麻省大道大桥，转到装点着灯饰和圣诞花环的共和大道，然后在公共花园和波士顿公园附近绕了一圈。他指指议会大厦的金色屋顶以及比肯山丘陡峭街道两侧的美丽房屋，那些房屋后面就是爸爸和我一起去了无数次的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有天早上，我们很早被一个电话吵醒，第一道强烈的橘红色晨光划破天空之际，我们就开车前往波士顿市区。妈妈闭着双眼躺在床上，看起来跟前一天晚上一样，只不过所有的机器都已关掉，这个我们度过无数寂静时刻的病房，感觉更加沉静。我碰碰她的皮肤，感觉冰凉，好像她刚从寒冬中散步回来。这时，我抬头看着医院的窗户，但我爸爸却把头转向琦川。“美国的婆罗门阶级就住在这里。”他边说边因自己的诙谐而笑笑。坐在前座的琦川露出微笑，我看了就知道她已坠入爱河。

我爸爸给我一件毛衣和衬衫当作圣诞礼物，后来又给我一个装了十张一百元钞票的信封。“你需要钱买东买西。”我告诉他不需要那么多时，他这样说。我爸爸还安排了五天的迪士尼假期；这个假期再加上树下的那些玩具，就是他送给女孩们的礼物。“欢迎你一起来。”他在圣诞节早上宣布这个消息之后对我说，但我婉拒，编了一个学校冬季班之类的借口。我爸爸没有试着说服我同行，但卢帕和琵欧却很难过。“你为什么不想去？”她们一直问，当她们发现我从没去过迪士尼乐园时，两人更是困惑。我感觉她们需要我的保护，正如我需要她们一样，让我们避开琦川和爸爸已经成为夫妻的不争事实。我若在场，则证明了我妈妈曾经存在，正如她们代表着她们已经过世的父亲。“你一个人待在家里不会寂寞吗？”琦川问了我不止一次。在此同时，我却猜测她跟我爸爸一样，知道我不去之后松了一口气。我当然打算一个人待在家里，但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计划。

既然她们即将远行，我觉得自己应该对女孩们好一点。为了补偿我不去迪士尼乐园，我一天带她们去科学博物馆，另一天带她们去水族馆，她们两次外出都很乖，从不抱怨或是过分要求，我帮她们各买了一个便宜的塑料龙虾玩具，两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她们跟我一起去哈佛广场，我去买唱片，她们在herrell's吃冰淇淋，就在这个时候，琵欧咬了一口冰淇淋卷筒，原本松动的牙齿掉了下来，我赶紧用餐巾纸止住她嘴巴里的血，把黏糊糊的牙齿放进我的口袋。开车回家的路上，我跟她们说掉牙仙子的故事。虽然我才二十一岁，但我记得自己心想，哪天若有了小孩，不知道是什么感觉。我不怪她们叫我爸爸“爹地”，她们从来没有提到过自己的父亲，但有天晚上，我醒来听到琵欧在噩梦中放声大叫，一再吵着要她的亲生爸爸。

在除夕的几天前，我爸爸和琦川受邀到一个朋友家参加节日派对。琦川小心翼翼走下悬空阶梯，盛装穿上暗绿色的纱丽，戴上一串石榴石项链。爸爸出现在她后面，随后走到她身边，他现在无时无刻不陪在她身旁。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身穿一件自从妈妈过世之后，我就没看他穿过的呢绒休闲外套。这些情景看在眼里，感觉真是奇怪。没有人期望我参加派对，但卢帕和琵欧打算一起去，两人穿上相同款式的红黑花格裙，头上戴着同样的黑天鹅绒发箍。出门前，正当我爸爸从橱柜里取出大衣时，卢帕转向琦川问：“我们可以待在家里吗？”

“当然不行。”琦川说，“这样不礼貌。”

“但是卡哥哥也不去。”

“说真的，她们也许会觉得很无聊。”我爸爸说，“我想那里八成没有跟她们年龄相近的小孩。”

“我没替她们准备晚餐。”琦川说，“她们还没吃饭。”

“我可以打电话叫比萨。”我自告奋勇，从沙发上抬起头来对着卢帕和琵欧眨眨眼。“我们可以自己开个派对。”

女孩们拍拍手，琵欧笑得露出新缺了的一颗牙。琦川跟我说她们九点前必须上床睡觉，然后跟着爸爸一起穿上大衣，出门参加派对。这是他们头一次单独出门，他们一出去我才想到，我不但帮了他们一个忙，也帮了卢帕和琵欧。女孩们脱下鞋子，但仍穿着裤袜和礼服，跟我坐在一起看电视。我们传来传去轮流吃着一包马铃薯片，吃光了之后，我打电话订了比萨，穿上大衣准备出去拿比萨，卢帕和琵欧瞪着我。

“你要去哪里？”琵欧问。

“出去拿我们的晚餐。”

“你要把我们单独留在家里？”

“那里离家里只有十分钟，你们还没有注意到我不在，我就回来啰。”

她们没说什么，但两人看起来真的很害怕，琦川居然灌输给她们这种惧怕的心态，想了令人厌烦。“好吧，如果你们愿意，就跟我一起去吧。”

我们开车过去，结果留在餐厅里吃了饭。用餐的时候，我喝了一杯啤酒，抽了几根香烟，卢帕和琵欧从高高的纸杯里啜饮可乐，她们再问一次我要不要一起去迪士尼乐园，我跟她们说我会考虑一下，这个谎言却已足够让她们重新燃起希望。我们回到家里时，电话正响着，是洁西卡打来的。于是我倒了一杯酒，拿着电话去了客房。我跟她说我爸爸要带琦川和女孩们去迪士尼乐园，洁西卡建议她可以趁他们不在家的时候过来找我。我很想她，晚上躺在床上时，我思念着她，渴望着她，但我不想在我爸妈的房子里见到她。我没这么说，但她察觉到我的不情愿，我们第一次起了争执。那是一场尴尬的对话，谈话间充满了长久的沉默，即使从未演变为真正的争吵，但也令人疲惫。躲着她让我充满罪恶感，正如先前表示不去迪士尼乐园，也让自己感到歉疚。但我知道我若应允任何一方，只会让自己感觉更糟。我跟洁西卡说了同一个先前跟女孩们说的谎言，告诉她我会考虑一下，然后挂了电话。

当我开门出去再倒杯酒时，我发现卢帕和琵欧已经不在客厅看电视。我以为她们一直坐在电视机前，这时我大声叫唤她们，跑去厨房和浴室看看，然后上楼走向我以前的卧房。我没有听到她们说话的声音，我看看手表，发现已经十点了，心想她们说不定睡了。我打开房门，探头进去看看。自从返家后，我头一次进去自己的房间。房里灯还亮着，我看到我的旧床和一张紧靠在旁边的小折叠床，两张床中间毫无空隙。我贴在墙上的东西，诸如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海报以及我从杂志里撕下的一张摄影家保罗·斯特兰德的作品《盲女》，依然没被取下。衣柜的门开着，前面摆了一张椅子，好像有人特别把椅子摆在那里，用它从架子上取下某样东西。我以为房间会因为卢帕和琵欧而变了个样子，但房里只多了一张床，墙角摆着她们圣诞节收到的玩具，玩具整齐地叠成一小堆，除此之外，房里没有她们的痕迹。卢帕和琵欧坐在玩具旁边，身上仍然穿着礼服，她们背对着我，面对地毯上某样我看不到的东西微微低头。“这张她看起来很悲伤，”我听到琵欧用孟加拉话悄悄说，然后卢帕说：“她和卡哥哥笑起来一模一样。”

“你们在做什么？”我说。

她们一听到我的声音，吓得跳起来，各自站到一边。灰色的地毯上大约有一打我妈妈的照片，照片像扑克牌接龙游戏一样排列在地毯上，八成来自那个我妈妈过世后我爸爸封藏在衣柜里的纸盒。即使远远看去，那些被舍弃的影像依然朝我猛然袭来：妈妈穿着泳装，置身在我们于孟买俱乐部的游泳池畔；妈妈把我抱在她大腿上，坐在以前我们剑桥家中的木头台阶上；妈妈和爸爸在我出生以前，站在白雪覆顶的树篱前。

“你们到底以为自己在做什么？”我这时说道。

卢帕看看我，一双黑色的眼睛闪闪烁烁，琵欧哭了起来。我走进房间，捡起照片，把它们面朝下放在我的旧五斗柜上。我一把抓起窝坐在地上的卢帕，猛摇她的肩膀，她小小的身子松软无力，裹在黑色紧身长袜里的细弱双腿左右摇晃。我很想把她摔向墙壁，但我反而拖着她走到折叠床旁，强迫她坐下，心里很清楚自己捏她捏得太用力。“告诉我，你从哪里找到这些的？”我大声质问，距离她的脸只有几英寸。

这时卢帕也哭了起来，但她指指衣柜。我走向衣柜，仍然坐在地毯上啜泣的琵欧摇摇头说：“已经不在那里了。”她爬向她姐姐坐着的折叠床，拉出一个周围是白边的黑色鞋盒，原本把盒子封起来的胶带已被撕掉，我一把抓起琵欧，猛然把她拖离床边，用力把她推到一边，好像她一靠近鞋盒就会污染了它。

“你们没有权利看照片。”我告诉她们，“这些不属于你们，你们了解吗？”

她们点点头，卢帕好像因为寒冷而颤抖，琵欧紧紧咬着嘴唇，热泪从她们的小脸滚滚而下，但我嘴里依然不停冒出那些我不该说，也不该被人听见的话语。“好，这下你们亲眼看见我妈妈多漂亮，你们的妈妈根本没得比，她不过是帮我爸爸洗衣烧饭的女佣，那就是为什么她在这里，你们两个也是。”

女孩们这会儿不再哭泣，两人低下油黑的头凝视着地毯，身子动也不动，也没说话回应。我拿起鞋盒和其余妈妈的照片走出房间，我要把照片带离家中，走得越远越好。我回到客房，匆匆收拾东西，然后走进我的车里，心中暗想爸爸和琦川很快就会回家。我的举动似乎出于自发，几乎不由自主，仿佛受到紧急状况之下肾上腺加速的驱使，但事后想起来，我知道从某些层面来说，我早就想要逃走。卢帕和琵欧一直没有走出房间，也没有开门看看或是问问我在做什么，我发动车子时，她们也没有从屋子里冲出来，哀求我留下来。

我不晓得要去哪里，但我开上高速公路，开始朝北方前进。我很快就离开马萨诸塞州，驶过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小部分，过了桥进入缅因州。开到接近缅因州的波特兰时，我转进一条比较窄小偶尔靠近海岸行驶的双线道路。我开车直下漆黑、空旷、绵延的道路，路边偶尔出现一排排教堂、餐厅和房屋，打破了单调的景致。我看不到大海，但闻得到咸湿的海水，听得到猛烈的海风，那个声音就像燃烧中的大火，贯穿车子紧闭的窗户和车门。我原本打算连夜行驶，但后来感到疲倦，找了个地方休息。大部分的旅馆和汽车旅馆在这个季节都已不营业，看起来照常营业的几家也因太晚而歇业，我正考虑是否停在路旁打个盹，立即看到一家汽车旅馆，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招牌在停车场上闪闪发光。

第二天我被海鸟的叫声吵醒。我在破烂的黄铜床上坐起，透过窗户第一次看到大海。我记得与房间相比，窗户小得不成比例，好像旅馆本身就是一艘船。海中波涛起伏，灰色的海水比天空的颜色略深，大海虽近，但在我熟睡时，我却不知道离大海有多近，也不知道海水起伏。房间潮湿阴冷，贴着白沙地和蓝色小船锚的壁纸，浴室里的药品柜空空荡荡，柜子周围生了铁锈。柜台人员跟我说几英里外的路边有个餐厅，而我现在在佩诺布斯科特湾的某处。

早餐后，我沿着海港在镇上走走，走过钉上木板的商店以及夏天才有人住的房屋。但我大部分时间待在旅馆里，不是坐在房里的扶手椅上看着大海，就是到楼下的酒吧喝酒，心中对自己昨晚的行为厌恶至极，又害怕自己，又感到羞愧，眼前一直浮现卢帕和琵欧低着头，两人等着再度被抓着猛烈摇晃、默默咽下那些我不敢跟爸爸和琦川提起的事情。我也想到我离开后，她们被留在家中，而我却很清楚她们多么害怕单独在家。我不知道爸爸和琦川回家后会作何反应，也不知道卢帕和琵欧会告诉他们什么，我猜她们已经和盘托出，表达了我无法也不愿表达的情绪。我知道我不告而别，一定会让爸爸担心，但一想到自己如此对待那两个小女孩，心里更加难过。我应该跟卢帕和琵欧道歉，但我也知道事情做都做了，现在说什么都永远无法弥补了。

下午的时候，我找到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到爸爸的办公室。“我知道你不快乐，也知道这对你不容易，”他跟我说，仿佛他已经料到我会离开这回事。“但你可以表现得像样一点，等到早上再走。你最起码说声再见吧。”

我没有提出解释。我说不出理由，反倒问说当他们回家时，两个小女孩怎么样。

“她们睡了。”我爸爸说，“但你不应该把她们丢在家里，卡西克，那么晚了，你不该这么做，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琦川非常不安，她担心你是因为她才离开，也怕她说了或是做了什么惹你生气。她尽了全力，你知道的。”

这下我才知道女孩们什么都没说。琦川不知道我怒斥她的女儿们，也不知道我伤了她们，让她们饱受惊吓。

“我们后天去佛罗里达州。”我爸爸说，“你打算在那之前回来吗？”

“我想不会。”

“你会准时回去上课吧？”

“会。”

“好，那么我们过几个星期再谈。”

他挂了电话，他甚至懒得问我去了哪里。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车里，连着好几天，我做着相同的事情：开车沿着海岸而上，饿了就找家餐厅吃饭，累了就找个旅馆休息，用爸爸圣诞节给我的钱支付一切费用。我没有特别买张地图，一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跟我说，我最终会开到加拿大。大海不时出现在我面前，依稀可见小小的海岛，斑驳的灯塔以及陆地的一隅。天气严寒，冷得让我无法下车，但我偶尔还是走出车外，看看大海或是探索小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地方，这里完全不像马萨诸塞州北岸，天空也不一样，天色暗淡，缺乏色彩，看起来紧绷而令人畏惧。但最令人畏惧的是大海，海面有时几乎全黑，我知道它冰冷得足以让我丧命，也猛烈得足以将我撕裂。海浪无边无际，拍击着没有沙滩的岩岸，我开得越远，越是人烟罕至，比我去过的任何地方都荒凉，但正因如此，这种景致深深吸引了我，带给我好久以来没有感受到的平静。

大部分的渔村都停工了，捕龙虾的渔船冬季停靠在岸边，木制的捕龙虾器叠成一摞，空无一物。我希望自己带着相机，但那几天没有留下任何纪录。食物通常相当难吃，但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想念小餐馆中苦涩却味道很淡的咖啡，整叠泡在枫糖浆里的薄饼，黏稠的杂烩汤，以及油腻的煎蛋，仿佛在那之前，没有其他食物喂饱过我似的。酒馆是唯一始终看得到人的地方，这些奇怪的小酒馆感觉上比较像是客厅，墙上挂着渔网，桌上摆着贝壳当作烟灰缸。渔夫在小酒馆里喝酒，其他酒客也在渔村生活了一辈子，我跟他们无话可说，他们的脸被烟草玷污的胡子所遮掩，双手粗糙龟裂，口音难以理解。他们称不上友善，但也没有敌意，我知道自己引人注目，不过我不跟人打交道，电视播放什么，我就看什么，静静观察大家打撞球。我不需要任何人做伴，在此之前，我从未单独旅行，但我发现这样也不错。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也没有人找得到我，感觉好像已经死了；我的逃避让我品尝那种妈妈永远拥有的庞大力量。

我花了五天开到加拿大边境，又花了四天往回开，几乎花光了爸爸给我的每一分钱。在那几天当中，一年划下了句号；多亏有天晚上在小酒馆喝到一杯免费的威士忌，我才知道已经到了年终之时。我确定如果妈妈来到世界的这个角落，一定会说服爸爸替她买下其中一栋房子，这些我开车经过的数百栋房子俯瞰开阔的大海，有些甚至单独坐落在小岛上。酒馆和小餐馆里总是堆满了列出滨海房产的小册子，从简单的分时度假别墅到有着角塔的豪宅，一应俱全。有时我没有其他东西可读，所以稍稍翻阅。翻着翻着，我想到以前离开孟买之后，爸妈在马萨诸塞州四处找房子。而就在那年冬天，当我独自徘徊在缅因州海岸的时候，我想到了你，也想到五年前的另一个冬天，我们在你家一起度过了几星期。

你现在应该上大学了吧，说不定跟我一样回家过圣诞节，但我记忆中的你跟卢帕差不多大，我也记得当年在大风雪后的那一天，我说了一些话惹得你跟卢帕和琵欧一样哭泣。我以前厌恶住在你爸妈屋檐下的每一天，现在却带着怀旧之情回想起那段日子。虽然我们不属于那里，但那却是最后一个感觉像个家的地方。我妈妈假装没有生病，我们身边围绕着一群不知情的人，因为如此，所以我多多少少也相信，她能跟你妈妈一样长长久久活下去。第二个家就不同了，我们随时打电话给医生，药瓶散放在各处，家中每个角落每个房间都充满她病中所用的物品。虽然妈妈为那栋房子投下许多精力和金钱，我们却始终无法好好住下，也由于她的状况，我们始终快乐不起来。就在那里，妈妈准备毅然前往另一个我们无法与她同行而她也回不来的地方。

接近加拿大边境的一天，沿着俯瞰芬迪湾的悬崖行走时，我发现一个格外令人屏息的地方。一个路牌告诉我，这是美国最东端的州立公园。小路穿过气味浓郁的松林垂直而下，不太好走，松树顶端纤弱细长，点点雪花飘落在较为低矮的树枝上。风势凛冽，穿蚀一切，陡然而下可以见到大海。我独行走过小路，好久好久，我看着海浪来来回回，厚重的浪头打在岩石上，浪花猛然分散，那种永不停息的动作反而带给我平静。隔天，我回到同一个地方，这次带着装了妈妈照片的鞋盒。我坐在地上，打开盒子，开始一张张浏览照片，好像是一叠我快快翻过稍后再细看的邮件。但照片实在太多，看了几张之后，我变得跟爸爸一样，再也看不下去。只要指尖一松，我手中握着的照片就会随风飘到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散落到妈妈的骨灰已经长居的海中。但是，我却办不到。因此，我把照片放回盒中，动手挖掘僵硬的泥土。我手边只有一支木棍和一块尖锐的石头，挖出的洞口也不怎么样，但小洞够深，足以掩埋鞋盒。我用泥土和石头盖住小洞，大功告成时，空中正闪烁着第一道月光，我在那道月光之下，调头走回车上。

在我大学毕业的几个星期前，爸爸打电话来说要卖掉我们的房子，他打算跟琦川和女孩们搬到一栋设计较为传统的房子里。房子位于不那么偏远的波士顿郊区，附近住着其他孟加拉人，镇上还有一家印度超市，这些对琦川而言，比我妈妈所重视的现代化建筑、靠近大海等等更加重要。我不打算跟着爸爸搬进新家；我已经做好安排，毕业后前往南美洲旅行。始终没人提起圣诞节期间所发生的事情，琦川、卢帕和琵欧跟着我爸爸坐在草坪的折叠椅上，观看我的毕业典礼。轮到我上台时，他们全都一起鼓掌，而且还穿戴我的毕业服和帽子，站在我旁边跟我拍照。女孩们知道今天我是主角，对我相当尊重，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好像从来没有见过面。我知道她们一直没跟琦川或是我爸爸透露我那天晚上的所作所为，这是我们三个人之间的秘密，她们借由沉默来保护我，却也借此惩罚我，那天晚上的往事如今成了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其他一切都相形失色，她们极其礼貌的态度揭示出这一点。她们只跟彼此说话，虽然两人的口音已经美国化，但是我这两个继妹，这两个最像是我亲手足的女孩，如今却比她们刚刚抵达时更难理解。“大家靠近一点，”我爸爸从新买的相机后面下达指示，我伸出手臂揽住她们，卢帕和琵欧的肩膀却变得僵硬。“我们两人都向前进啰，卡西克。”毕业典礼后，爸爸跟我说，“新的路途等着我们探索。”不必明说，我也知道我们都感激琦川，谢谢她在那个留有妈妈一丝踪影、妈妈最终称之为家的地方烦心，也谢谢她逼着我们带上了那里的门。

原文为“easy”，可解释为“慢慢喝”或是“少喝点”，但也有“容易”之意。原文中，爸爸叫儿子别喝得太急，下文儿子却对“easy”另有解释。

madhubani，印度的一种绘画风格，画作内容多为宗教图案。

ifamilyfeud/i，美国广受欢迎的益智节目，主要由家庭五人上该节目，回答出制作单位向一百人作问卷调查的游戏。

brahmin，印度种姓等级中的最高等级。现也可泛指上层人士。

jimihendrix（1942—1970），美国六十年代著名摇滚吉他歌手、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