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见过你，次数多得数不清，但直到我们家在伊曼广场的那栋房子里替你们家举办饯行派对，我才开始记起你已出现在我的生命中。你父母决定离开剑桥，但他们不像其他孟加拉人一样迁往亚特兰大或是亚利桑那州，而是放弃我爸妈和他们朋友所面对的挣扎，索性搬回了印度。那时是一九七四年，我六岁，你九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派对前的几小时，我妈妈忙着迎接每个人的到来：家具擦得亮晶晶，桌上摆好纸盘和餐巾纸，家里充满羊肉咖喱、炖饭和比翼双飞淡香水的香味，妈妈在特别场合才用这种香水，她总是先替自己喷一些，然后再喷些在我身上，香水瓶稳稳一喷，我身上的衣服就暂时出现淡淡黑印。那天晚上，我穿着外婆从加尔各答寄来的衣服：裤管逐渐收窄的白色宽长裤，裤腰宽到挤得下两个我，上身是一件绿松色长衫以及一件塑料珍珠镶边的黑绒背心。我洗澡时，这三件衣物依次放在我爸妈床上，妈妈用别针把一条厚厚的束带别在宽裤腰上。我站着全身发抖，指尖起皱发白，束带慢慢聚拢硬挺的裤腰，妈妈最后再将束带紧紧打个结。裤子的内接缝盖着纺织公司的印章，圆圆的印章内有些紫色的字母，我记得我为此非常不高兴，吵着要穿其他衣服，但妈妈保证洗过之后，印章就会消失，她还说反正长衫很长，没有人会注意到印章。
妈妈有着更迫切的考虑。除了食物够不够吃、好不好吃外，她还担心天气：天气预报说当晚晚些时候会下雪，而那时我爸妈和他们的朋友都没有车，大部分的宾客，包括你在内，不是住在哈佛或是麻省理工学院后面，就是只隔着麻省大道大桥，离我家走路不到十五分钟。但有些人住得比较远，从莫尔登、梅德福、沃尔瑟姆搭乘公车或地铁过来。“我想乔督利博士会载大家回去。”妈妈一边松开我的头发，一边提到你父亲。你父母稍稍年长，而且是比较资深的移民，我爸妈则不是。你父母在一九六二年欢迎外籍学生的法律改变前就离开了印度，我爸爸和其他男士还忙着考试时，你父亲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他有车，开着一辆银色单人坐椅的萨博轿车到安多弗的机械工程公司上班。许多晚上，当派对结束得太晚，我在某张陌生的床上睡着后，都是那部汽车载我回家。
我妈妈怀着我的时候，结识了你母亲。那时她还不知道自己怀孕；她觉得头晕，在小公园的一张长凳上坐下。你母亲坐在秋千上，轻轻前后摇晃，你则高高荡过她的头顶，这时，她注意到有个身穿纱丽，发间一抹朱砂的年轻孟加拉女人。“您还好吗？”你母亲用敬语问道。她叫你跳下秋千，然后你们护送我妈妈回家。就在那趟回家途中，你母亲提到我妈妈说不定已经怀孕，她们马上变成好朋友，在我们的爸爸们出去上班时，她们成天在一起，聊着她们遗留在加尔各答的生活：你母亲那栋在焦特布尔公园的漂亮房子，芙蓉和玫瑰花丛在屋顶盛开，我妈妈那栋在曼尼克塔拉的简朴公寓，公寓里面三个小房间住了七个人，楼下是个肮脏的旁遮普餐厅。在加尔各答，她们说不定没什么机会碰面，你母亲上教会学校，是位名律师的女儿，你外公是加尔各答声望最高的律师之一，他是个吸烟斗的亲英分子，还是星期六俱乐部的会员，我外公则是邮政总局的办事员。来到美国前，我妈妈从未坐在桌边吃饭或是使用室内马桶，但在剑桥，她们同样寂寞，这些差别就都不重要了。在这里，她们一起上街买菜、抱怨先生，不是在你家就是在我家的炉子上烧菜，菜烧好后再平分给两家。她们一起织毛衣，其中一人织烦了，就相互交换正在织的作品。我出生时，朋友中只有你父母到医院探望，我坐在你那把旧高脚椅上被喂着吃东西，也坐在你那辆旧婴儿车里被推着沿街散步。
正如预期，派对进行到一半开始下雪，大伙狼狈地穿着覆着一层白雪的潮湿大衣抵达家中，我们只好把大衣挂在浴帘的杆子上。多年以来，我妈妈一直讲着派对结束后，你父亲不知道开了多少趟车送大家回去，甚至送一对远在布伦特里的夫妇回家，他还说这一点都不麻烦，刚好有机会再开他的车等等。你离开的前几天，你父母再度造访我家，带着汤锅、煎锅、小型家电、毛毯、床单、用了一半的面粉和糖，以及几瓶洗发精过来，我们一直称这些物品为“你母亲的东西”。“帮我把帕露的煎锅拿过来。”我妈妈常说。或是：“我想我们得调低帕露的烤面包机的温度。”你母亲还带过来许多购物袋，袋中装满曾经属于你但你母亲认为我也许用得上的衣服。我妈妈把这些衣服收起来，几年以后，这些衣服跟着我们从伊曼广场搬到沙伦，等我穿得下这些衣服后，妈妈也把它们放进我的衣柜。这些大部分是冬天的衣物，你在印度用不上，其中包括厚厚的运动衫以及蓝色和褐色的套头毛衣。我觉得这些衣服很丑，不想穿，但我妈妈不愿丢弃，因此，我被迫穿上你的毛衣，下雨的时候套上你的雨鞋。有年冬天，我被迫穿上你的外套，那件蓝黑色的外套有着橘色的衬里，帽兜边缘有着一圈灰褐色、扎人的边，我非常讨厌那件外套，连带也让我开始讨厌你。我一直不习惯从右边勾上拉链，也不习惯和班上那些穿着粉红、粉紫蓬松外套的女孩们如此不同。我问爸妈可不可以有件新外套，他们回答不行。外套就是外套，他们说。我很想把它丢掉，满心希望它会不见。班上很多男孩子都有同样款式的外套，我真希望大家放学冲进走廊旁的小房间穿上外套时，有人不注意取走我那一件。但我妈妈竟然在外套里面熨上一个绣着我名字的标签，这是她从她订阅的《好管家》杂志上学到的点子。
有次我把外套留在校车上，那时是冬末，天气不冷，校车的窗户开着，每个人都脱下外套摆在座位上，我搭乘跟平常不同路线的校车，这个路线会把我直接载到钢琴老师家附近。快到站时，我站起来走到校车前端，司机提醒我过马路要小心，她拉下控制车门开关的把手，清新的空气顿时涌入车内，我刚要下车，有人却对着没穿外套的我大喊：“喂，海玛，你忘了这个！”车上居然有人知道我叫什么，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已经忘了外套里面有个绣着我名字的标签。
到了第二年，我已经穿不下那件外套，它被捐给了慈善机构，令我大大松了一口气。你父母留给我们的东西，比方说烤面包机、陶瓦器皿、特富龙的汤锅和煎锅等等，渐渐也被换掉，最后家里再也没有你的踪迹。多年以来，我们两家没有联络。友情毕竟不像亲情，我爸妈对亲戚们尽心尽力，到邮局买来一叠航空邮简，每个星期按时寄出，还叫我在寄给外公外婆、祖父祖母的邮简下方，写下同样的三个句子，但朋友们却不值得花同样工夫。我爸妈很少提到你，我猜想他们以为我们的人生不会再有交集。你搬去孟买，孟买离加尔各答很远，爸妈和我也从未去过。因此，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一九八一年的元旦，你父亲一早打电话来祝贺新年快乐，还说他在马萨诸塞州找到了新工作，你们家即将搬回来。最后，他问找到房子前能不能借住在我们家。
在那之后，我爸妈成天只讨论此事。他们怀疑哪里出了问题：你父亲在印度拉森特博洛公司那个优渥得令人无法拒绝的职位，是不是成了泡影？你母亲是不是再也忍受不了印度的炎热和混乱？他们是不是认为那里的学校对你而言不够好？以前那个时候，国际电话通常简短。当然，很欢迎你们借住在我们家，我爸妈说，同时在厨房的日历上记下你们抵达的日期。不管你们基于什么理由而来，我从我爸妈的谈话里推测，那都是一种怯懦踌躇的表现。“他们早该知道不可能搬回去，”他们跟朋友们说，责怪你父母落得两头皆空。我们苦苦撑过了移民的生活，你们却远远逃脱；我爸妈似乎暗示，如果搬回印度的是我们，我们在那里也撑得过去。
直到你返回前，我始终把你想成是个八九岁的小男孩，你凝固在时光中，跟我接手的那些衣服差不多尺寸。但现在你已十六岁，比当年长大了一倍，我爸妈认为你最好住在我房间，而让我睡在他们卧室里的折叠床上，你父母则被安排住在走道尽头的客房。我爸妈经常接待来自新泽西州，或是新罕布什尔州的朋友们，他们到家里过个周末，享用丰盛晚餐，彻夜长谈印度政局，但到了星期天下午，客人们通常就回去了，我已经习惯其他小孩裹在睡袋里，睡在我床边的地上，身为家中唯一的小孩，我挺喜欢偶尔有人相伴。但是爸妈从来没有叫我百分之百让出房间，我问妈妈为什么睡折叠床的是我，而不是你。
“我们能把折叠床摆在哪里？”她问，“我们只有三个房间。”
“楼下。”我建议，“可以放在客厅里。”
“那样看起来不好。”我妈妈说，“卡西克现在几乎是个大人了，他需要隐私。”
“地下室呢？”我想到爸爸在那里盖的书房，书房面积不大，四周都是金属书架。
“海玛，我们不能这样招待客人，尤其是他们。你刚出生的时候，幸好有乔督利博士和帕露婶婶帮忙，他们从医院开车送我们回家，连着好几个星期送东西过来给我们吃，现在轮到我们帮忙了。”
“他是哪一种医生？”我问。虽然我的健康状况始终不错，但不知怎么地，那时我还是害怕医生。一想到跟一位医生住在一起，我就感到紧张，好像家里有个医生就会让我们其中之一生病。
“他不是医学博士，我说的是他的博士学位。”
“爸爸也有博士学位，但没有人称呼他为‘博士’，”我指出这一点。
“当我们认识时，只有乔督利博士拥有博士学位，那是我们表示尊敬的方式。”
我问你们会跟我们住多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妈妈不愿明说；这全看你们花多久时间找到房子安顿下来。一想到必须放弃自己的房间，我就非常生气。其实直到最近为止，我还经常睡在爸妈房里的折叠床上，而不是那个放置我衣物和东西的房间。这事让我相当不好意思，也让我的心情更复杂。我妈妈认为美国人习惯让小孩一个人睡，真是冷酷，因此，她不加以鼓励，即使我们有足够的空间也不例外。她跟我说，直到她结婚的那一天，她一直跟她爸妈睡同一张床，这也没什么不对。但我知道这样不太正常，我的同学们就不这么做，如果被他们发现，我肯定会成为大家的笑柄。因此，上中学前的夏天，我坚持一个人睡。刚开始的时候，妈妈晚上不停过来看看，问我害不害怕，提醒我她就在墙的另一边，好像我还是个说不定会忽然停止呼吸的小宝宝。其实，第一个晚上我很害怕；房里一片沉静，吓坏了我。但我拒绝承认这一点，因为我更担心做不到自己三四岁就应该养成的习惯。结果却容易得很；我一直担心睡不着，担心得筋疲力尽，便沉沉入睡。第二天早上，我一个人醒过来，在我爸妈房里所没有的晨光中眯起眼睛。
家里已准备好迎接你们的到来。客厅的沙发多了一些新的抱枕，鲜橘色的抱枕和褐黄的斜纹软呢沙发相映成趣。植物和古董被重新排列，我的学生照加上了框，挂在壁炉上方。大门上的圣诞卡被拿了下来，那些卡片都是先前妈妈和我一张张黏上去的。我爸妈记得你父亲总是打扮得很体面，特地买了早上穿的晨袍，我妈妈那件是丝绒的，我爸爸那件像是男士晚间便服。有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原本在我床上的粉白床单，已被换成一条褐色的毯子。浴室里多了为你和你父母准备的毛巾，每条都比我们用的厚软昂贵，浅浅的蓝色也比较漂亮。我的衣柜被清得一干二净，杆上只剩下光秃秃的衣架。爸妈叫我清出两个抽屉，我把大部分的衣物搬到爸妈房里，这样一来，你在我房里的时候，我才不必进去拿东西。我拿了我的睡衣，一些上学穿的衣服和体育课需要的球鞋，我还拿了我从图书馆借出来正在阅读的书，还有堆在床边桌上的那一叠。我尽量不让你看到我的东西，因此，我清空了装满便宜手链和雅芳香水瓶的珠宝盒，我还拿走了摆在书桌抽屉里的日记。尽管自从圣诞节获赠这本上了锁的日记后，我只写了两页。我也拿走了七年级纪念册，册里有我的照片，同学们还在空白页写满了傻话。我觉得好像正在决定带什么东西大老远回印度，只不过这次我哪里也不去。但我依然把东西全都放进那个外壳满是剥落的胶带和贴纸、跟着我们来回横越世界好多次的皮箱，把皮箱拖进我爸妈的房间。
我研究你父母的照片；我们的相簿里贴着几张饯行派对那晚拍的照片。在其中一张照片里，我爸爸的头发墨黑而硬挺，看起来吓人，他穿着毛线背心，卷起衬衫袖口，神情急迫指着镜头后面的某样东西。你父亲一如往常穿着西装和领带，戴着眼镜的英俊脸庞凑近正在跟他说话的某个人，那对微绿的双眼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你母亲的头发中分，强调出她窄长的脸庞；她那件纯丝纱丽的末端像围巾一样缠绕着两肩。我妈妈站在她旁边，整个人矮了一个头，衣衫也较凌乱，几簇散乱的发丝垂落在耳旁。她们两人的脸看起来都很红，两颊抹上一层腮红，虽然那段期间她们只喝白开水或是茶，但两人仿佛喝了酒，看得出来交情相当好。你不见踪影，而我最好奇的却是你。谁知道你躲到哪里去了？我想象你坐在我爸妈卧房角落桌子的下面，阅读一本你带来的书，等着派对告一段落。
一天晚上，我爸爸到机场去接你们。隔天我得上学，餐桌从中午就摆放妥当，我妈妈就是这样准备派对，但她从来没有在非周末时间准备如此丰盛的餐点。你们即将到达的前一小时，她预先开了烤箱，后来我爸爸打电话来说，虽然班机已经降落，但是你们其中一件行李却没有送达，那时我妈妈已经热了一锅油，开始油炸跟豆蓉一起上桌的茄子厚片，家里充满了油烟。那时我已经饿了，却觉得不该请妈妈打开烤箱，端出那些为你们准备的菜肴。我妈妈关了热油，我跟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上正在播放的一部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电影中一群筋疲力尽的男人走过漆黑的田野。我妈妈相当喜欢某个时期的老电影，这是西方社会最令她欣赏的一点。她从来不穿裙子——她认为那样不端庄——但她记得奥黛丽·赫本在每一部电影里每一景的戏服。
我在她身旁睡着了，接下来我只知道自己一个人伸开四肢躺在沙发上，电视关了，家中另一端充满了声音。我站起来，脸还热热的，四肢发麻而沉重。你们都在饭厅吃东西，桌上排满了一盘盘食物，除了开水，还有一瓶尊尼获加威士忌，威士忌摆在你父母的盘子中间，只有他们两人饮用。你母亲坐在那里，一头柔顺的黑发剪到肩头，她穿着长裤和束腰长衫，颈间系着一条丝巾，看起来只有一点点像是我在照片里看到的那个女人。她上了亮色唇膏，搭配亮光闪闪的眼睑，看起来比我妈妈还有精神。她依然纤细，锁骨优雅地突出，不像我妈妈一样已被岁月磨损了容颜。你父亲看起来没什么变化，依然英挺，依然穿着西装外套、打着领带，只是换了一副不同的眼镜，以示承认自己已经迈入新的十年。你跟你父亲一样白皙，长长的刘海梳到脸颊一侧，双眼有点分神，却把一切看在眼里。我没料到你这么英挺，我根本没料到你这么迷人。
“天啊，海玛，你已经是个小姐啰，你不记得我们了，对不对？”你母亲说。她跟我说英文，口气愉快，不疾不徐，听起来令人开心。“来，可怜的小家伙，我们让你久等了，你妈妈跟我们说，你等我们等得肚子饿了。”
我坐下来，对于让你们看到我睡在沙发上感到不好意思。你们刚刚飞越了半个地球，精神不振的却是我，更别说我已经打了个盹。妈妈端给我一盘食物，但她一直注意着你，你正婉拒再吃一碗。
“我们降落前吃了晚餐。”你回答，你的英文稍稍带点口音，但不像我们的爸妈那么浓重。你的声音变粗了，不再是个小男孩。
“头等舱的食物，分量真是惊人。”你母亲说，“香槟、巧克力，甚至鱼子酱，但我留了点肚子吃你烧的菜，希芭妮，我记得你的手艺。”她加了一句。
“头等舱！”我妈妈惊呼，深深吸了口气。“你们得花多少钱坐头等舱？”
“那是我的四十岁生日礼物。”你母亲解释。她微笑着看看你父亲。“一生仅此一次，对不对？”
“谁晓得？”他说，这样的奢侈显然令他感到骄傲，“说不定会变成一个可怕的习惯。”
我们的爸妈聊到以前剑桥的老朋友，我爸妈告诉你父母谁搬走了，谁有哪些成就，哪些单身汉结婚了，哪些孩子出生了。他们讲起里根赢得大选，以及卡特的种种失策，你父母则讲起罗马，你们在那里转机停留了两天，趁机观光。你母亲描述罗马的喷泉以及你们排队排了三小时才看到的西斯汀教堂的天顶。“好多漂亮的教堂。”她说，“每个都像是博物馆，我看了真想变成天主教徒，只为了能在里面祈祷。”
“一个人死前一定要参观万神殿。”你父亲说。我爸妈点点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万神殿。但我知道。事实上，我在拉丁文课堂上学到古罗马的历史，而且正在写一篇关于古罗马艺术和建筑的报告，资料来源则全是百科全书和学校图书馆里的书籍。你父母提到孟买和你们留下的那栋公寓，公寓在十楼，阳台俯瞰棕榈树和阿拉伯海。“真可惜你们没有过来玩。”你母亲说。稍后在卧室里，我妈妈却悄悄跟我爸爸说，我们从来没有受到邀请。
晚餐后，我爸妈叫我带你参观家里，以及你将睡在哪里。通常我很喜欢带客人参观，稍稍骄傲地跟大家解释这是杂物间，那是楼下的半套卫浴等等。但这会儿我却没在任何地方多做停留，因为我察觉到你兴致索然。大人们一起支开我们，让我很紧张，心中那股女学童式的迷恋更让我不安。那时，我已经习惯暗自仰慕男孩子，比方说班上那些现在不会未来也不可能注意到我的男孩，但我从来没有迷上跟你一样大属于我爸妈那个世界的男孩。反倒是你带着我上楼，迅速地打开每一道门，探头进去看看，对一切都无动于衷。
“这是我的房间，喔，你的房间。”我马上更正自己。
虽然气恼了好一阵子，但这会儿我却暗自高兴你将睡在这里。你将汲取我的存在，我心想，我不用做任何事情，你就能渐渐了解我，喜欢我。你穿过房间，走到窗边，打开窗户，探身到黑暗之中，冷空气随之涌入房内。
“你有没有去过屋顶？”你问。你没等我回答，接下来我只知道你拉开窗户，不见了踪影。我赶快跑到窗边，当我探身出去时，已看不到你。我想象你在屋顶滑了一跤，跌进灌木丛里，大家因为这个意外而责怪我，怪我笨拙地站在一旁，让你作出如此毛躁的举动。“你还好吗？”我大叫。依照逻辑，我应该叫你的名字，但我觉得害臊，因而没叫。你终于掉头回来，坐在车库上方的斜侧，往下凝视着草坪。
“房子后面是什么？”
“树林，但你不能去那里。”
“谁说的？”
“大家都这么说。我爸妈和学校所有老师。”
“为什么不能？”
“去年有个男孩在树林里失踪，到现在还找不到。”那个男孩叫做凯文·麦格拉斯，比我小两届。整整一个星期，我们只听到直升机和狗叫声，在林中搜寻他的踪迹。
你对这个消息没有反应，反而问说：“大家为什么在邮箱上绑黄丝带？”
“那些黄丝带是献给在伊朗的人质。”
“我打赌在此之前，大部分美国人甚至从来没听说过伊朗。”你说，让我觉得自己必须为邻居们的爱国情操和无知负责。
“右边那个东西是什么？”
“秋千架。”
这三个字八成让你开心，你朝着我笑笑，但不是非常亲切，好像是我随口胡诌出这三个字。
“我想念冷天气。”你说，“这种冷天气。”这番评论提醒我这一切对你并不陌生。“还有雪，什么时候才会再下雪？”
“我不知道，这个圣诞节没下太多雪。”
你爬回房间里，只怕因为我的话而感到失望。你在我那白色框边的镜子里看看自己，镜中的你，头顶几乎被裁掉。“洗手间在哪里？”你问，半个身子却已探出房门。
那天晚上，我躺在爸妈房里的折叠床上，虽然早过了半夜，我却毫无睡意。我听到爸妈在黑暗中讲话，担心你父母也听得见。你睡着的那张床就在墙的另一边，如果我能伸手穿过墙，就碰得到你。我爸妈批评你父母，口气中带点惧怕，你父母的改变让他们感到困惑。我妈妈说，孟买比剑桥让他们变得更像美国人，她没有料到、也不理解这一点。我爸妈批评你母亲的短发、长裤以及她和你父亲晚餐后把威士忌从饭厅带到客厅继续饮用。大多时候是我妈妈在讲话，我爸爸只是听听，偶尔充满倦意地喃喃同意。我爸妈从未踏入酒类商店，也不知道是否应该再买一瓶——我妈妈说，以你父母喝酒的速度，明天前那瓶威士忌就空了。她评价说你母亲变得“时髦”，在她的词汇里，这个词含有轻蔑与不屑，暗示着她所鄙视的自我放纵。“一张头等舱的机票可以让十二个人坐飞机。”她说。我爸爸永远不知道我妈妈的生日，每年六月的头一天，都是由我制作卡片，请他跟我一起签名。我妈妈忽然坐起来，闻了闻空气。“我闻到烟味。”她说。我爸爸问她是否记得关掉烤箱，我妈妈说她确定关了，但她依然叫他起来检查一下。
“你闻到的是香烟的烟味。”他回房上床的时候说，“有人在浴室里抽烟。”
“我不知道乔督利博士抽烟。”我妈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摆个烟灰缸出来？”
早上你们仍受时差之苦，全都起得很晚，这提醒着我们，虽然你们出现在这里，行李堆在走廊，牙刷挤放在我们水槽的一侧，你们依旧属于别处。下午我放学回家时，你还在睡觉，晚餐时刻——对你来说则是早餐时刻——你们全都婉拒我们正在享用的咖喱，反而想吃吐司和茶。头几天就是这样：我们睡觉的时候，你们醒着，我们醒着的时候，你们睡了；我们两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作息却恰恰相反。因此，除了没有睡在自己床上外，我的生活几乎没什么改变。我照常喝杯橘子汁，吃一碗谷物早餐，走出去搭校车。我没跟任何人提起你的到来；我几乎从不跟美国朋友们透露家里的事情。我小时候始终不喜欢过生日，一想到班上十几个女孩来到家里窥探我们的生活方式，我就感到心烦。再说，我也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你。“家里的一个朋友。”我想是吧！
而后有天放学回家，我发现你父母醒着，他们双脚搁在咖啡桌上，占据了我通常坐着观看《脱线家族》和《盖里甘的岛》的沙发，正和我妈妈聊天。我妈妈坐在摇椅上，大腿上搁着一个碗，在削马铃薯，你母亲穿着我妈妈的一件尼龙纱丽，紫色的纱丽有着大小不等的红色圆点。航空公司告知了关于你母亲那件遗失行李的坏消息：行李在罗马被找到，却被送上了飞往约翰内斯堡的班机。我记得自己心想：那件纱丽穿在你母亲身上，比穿在我妈妈身上好看，你母亲的肤色比较适合那种深紫色。我被告知你在屋外，我没有出去找你，反而坐下来练钢琴。等到你进屋时，天几乎已经黑了，你接下一杯我还太小而不准喝的茶，你父母也喝茶，但六点前，咖啡桌上就出现了一瓶尊尼获加，你们住在我们家的那段期间，天天晚上都是如此。你只穿一件连帽上衣就出去了，脖子上挂着你父亲的照相机，冷冽的气候在你脸上留下痕迹：你的双眼闪闪发光，耳朵边缘通红，皮肤泛出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