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链接）：陈幺弟的女人在尚家河坝也是个有名气的人，主要是因为她能骂人、会骂人。她骂人时，想象力特别丰富，无论是什么，都能纳入她的“骂题”，最让人想不到的是，她总是能把任何东西都与男人、女人的某种器官扯到一起；最让人吃惊的是，她骂人时完全不受时空的限制，从祖宗十八代到将来的某个时候，她都能骂到；最让村里人害怕的是她可以边走边骂，从村头走到村尾，有时可以坐在野地上，有时却在人家的家门口，她可以声泪俱下，披头散发，骂上一整天也不累，尽管已经声嘶力竭。
可是这回，她没有骂上一会儿，居然就喝农药了。也是，村里人却都能理解：那是她辛辛苦苦喂了一年的肥猪，容易吗？
武记者写完了这篇名叫《财路》的新闻，写完后，自己觉得内容好像有些单薄，或者说内容有点灰暗。于是他就想加上一些诸如“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类的句子，他认为，有了这样句子，这篇新闻才有价值，可是这样的句子放在什么地方合适呢？他决定放一放再来修改，再作添加。
打工
五里沟到龙川县城里只有五里路，翻过一道山梁，再下一个坡就是县城。好多年来，五里沟的人一直是天不见亮就挑一担或者背一背兜菜进城，卖完回家还不到吃晌午饭的时间。五里沟的人把卖菜叫做“上街”或者“下街”，就像别的地方人们说的“赶场”那样。
近些年来，县城里人们“过场”越来越多，五里沟的人上街卖菜居然找不到地方了，到那个脏水横流的菜市场去，菜贩子要驱赶他们，说，他们是交了“摊位费”的，五里沟的人要卖菜也可以，但要把“摊位费”交给菜贩子们再说；挑到街头去卖，就有穿戴如公安局的人来把他们赶走，这些人叫“城管”，在五里沟卖菜的人们看来，他们专门给自己过不去。“城管”们又凶神恶煞，几句话不对路，动不动就把鲜嫩的黄瓜、茄子、白菜、莴笋丢到地上，五里沟卖菜的人哭得呼天抢地，最后还是得乖乖离去。
好多五里沟的人于是就不敢上街去卖菜，菜贩子们就来收。一斤一角钱、两角钱收去，又一斤一元钱、两元钱卖给那些“街上”的人，为了一角钱可以讲半小时价的“街上”人也买。五里沟的人硬是想不明白，自己四角钱、五角钱一斤卖给他们“街上”的人究竟是不是错了？
其实，“街上”的人们对此也有议论，议论菜价，议论菜市场，当然也议论“城管”。本来“城管”做的事是把街头管得有秩序一点，现在却成了专门赶走乡村人的机构，人们就是弄不清究竟是“城管”做得不对。
“城管”们却感到委曲得不得了，乡村里来的人骂他们，城镇里的人也要骂他们。他们工作的动力全部来自县上分管领导对他们的鼓励、打气，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了，“城管”们自己都不晓得该咋个办。
武德浩觉得这里面有新闻，他就到五里沟去采访采访。
可惜他去得却不是时候，那个把“城管”打伤的胡家老二、外号叫做“牛板筋”的年青人出远门打工去了；那个让“城管”上门赔礼道歉的余家媳妇，同自己的男人一起出了远门，也是打工去了。在家里找不到钱，五里沟好多青年男女都外出打工，武德浩一下子就想到了“劳务输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一类的话题，这也是绝好的新闻题材，武记者心头一动，决定对五里沟这个现象来一个跟踪报道，说不定弄出点名堂来，就又能得到领导的夸奖表扬。
毕竟只是五里路的山路，武记者就三天两头往五里沟跑。跑了一段时间，武记者就对五里沟外出打工的人们有了一点大致的了解。外出做工的男男女妇大多数都是在外面干重体力活路，不是在修筑公路的工地上背水泥、抬石头，就是在城市里的房屋建筑工地上搬运钢筋、当上下车的装运工。
例外的是，胡家老二“牛板筋”当上了一家什么公司的保安，据说工钱也还可以。有照片寄回来，大盖帽，说不清是灰色还是蓝色的制服上有黄色的肩带，裤子上有红条条。“牛板筋”在相片背后歪歪倒倒地写了一句话：阿爸，你看我（向）像不（向）像城（官）管？抚摸着相片，“牛板筋”的阿爸倒是喜欢得很，倒也是，想一想其他那些外出打工的人，再没有一个人有照片寄回家来的，武记者就不忍心指出相片背后的那些错字。
别说寄回相片，就连写信回来的人也很少，这些跑出去的混账东西！村里老人们见到武记者差不多都会这样骂，骂了又叹气。最近，人家胡家老二“牛板筋”还写信回来了呢。听到这个信息，武记者就跑去胡家探个究竟。农民人家都实诚，马上把信拿给武记者看，不看还好，一看就把武记者就吓了一跳。“牛板筋”来信说他已经辞去了那份保安工作，现在他去了外省的一个城市，而且到一个工作轻松并且能发大财公司上班了。要他家里给他赶快寄去三千元钱，过不多久，他就能挣到几万、十几万。还说，家里和亲戚朋友愿意来都赶紧来，他可以引荐，一个人交上三千元，也能很快挣到几万、十几万。收到信后，“牛板筋”家里东拼西凑，已经凑了二千元钱，准备凑齐了就给他寄去。
武德浩急忙劝告“牛板筋”家里人，说这个钱寄不得，“牛板筋”肯定上当受骗了。武记者苦口婆心地讲起了什么是“传销”，讲起了“传销”的骗人的手段，讲起了好多人受骗上当后的悲惨结局。胡家的人吓得不知怎么办，就央求武记者千万千万同“牛板筋”联系一下，联系上了劝他赶紧回来，不要把命都耍丢了。武记者回到县上就照信上的联系方式，想了好多办法联系“牛板筋”，可是无论怎么努力，就是没有办法联系到那个身陷“传销”的胡家老二。
武记者着急，胡家的人着急，五里沟的人都着急。“传销”两个字几乎天天都挂在人们的嘴边，但，“牛板筋”是出了远门的人，家里面的人又能怎么样呢？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呐！五里沟老年人的叹息几乎变成了哀叹。而在这时，却传来县公安局要余家人到城里去领回媳妇的消息，据说余家媳妇和贩卖婴儿的事情扯上了。不要说余家，整个五里沟的人都吓了一跳，看来，连那么老实的余家媳妇也遇到了说不清楚的事情了。
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事情的过程也简单。余家媳妇在建筑工地上实在吃不消沉重的体力活，与同在一起打工的丈夫商量好了，丈夫还留在那里打工，她先回家，家里也有好多活路没有人做。前往省城的车上，余家媳妇与同车抱着小孩子的一个女人认识了，到省城时，那女人要余家媳妇帮忙抱一下小孩出站。余家媳妇说自己不出站，要买车票回龙川。那女人说，就几步路，手里东西多不好抱小孩子，出了站就有人接。余家媳妇想：就几步路，出了站再回来买车票也不迟，抱了小孩子就跟着那女人走。可是，一辆警车却拦住了她们，余家媳妇也被当成贩运婴儿的嫌疑人员被警方询问，事情弄清了，省城警方表示歉意，免费把余家媳妇送回龙川，这才有了县公安局让余家来领人的事情。
出远门真的不容易，就连做点好事，给人帮忙也有可能受骗上当，余家媳妇差一点成了人贩子。五里沟没有出门的人谈起出远门，十有八九都开始摇头。胡家的人就更为没有一点音讯的“牛板筋”着急，就打算出去找，那么大的地头，那么多的人，上哪里去找？胡家的老年人愁得夜里睡不着觉，白天就神情恍忽地站在大门口张望。最可怜的是“牛板筋”的女人，在老人们面前她不敢哭，不敢说什么，她只能把她对她男人的担忧、思念藏在心里头。
一直到地头的粮食都收完了，树上的树叶也都掉得差不多了。没有任何征兆，家里没有一个人想到，“牛板筋”突然出现在他家的大门口。过去五大三粗的壮汉，现在瘦得皮包骨头。浑身又脏又烂，肮脏的头发遮住脸，把跨出门倒水的“牛板筋”的女人吓了一大跳。
原来，“牛板筋”所在的那个传销组织，让当地的工商局和公安局捣毁后，把传销头目抓来关了，对其他人就做出了谴返回各自所在省的处理。火车把“牛板筋”送到省城，省城距离龙川还有三百公里，身上只有几元钱，买不起汽车票，只好走路往家赶。这八、九天的路真不好走，肚皮是空的，鞋子又破了。风里雨里，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幸好一路有好心人，这个给一碗饭，那个给一个馍馍，总算是过来了。
“牛板筋”说着说着就呜呜的哭起来，因为五里沟家里没有电话，那封信是人家写好了让他抄一遍寄回来的，在写信前，他已经当保安挣的两千多元钱就全交了。可是人家说，三千元才有入门的资格，后来就不准出门，只是天天催他劝家里人带钱过来，让他劝亲朋好友带钱过来。他说武记者帮了他们家的大忙，不然还不晓得下场是怎么样的凄惨。
“牛板筋”的遭遇只能算是五里沟外出打工人员的一桩“个案”，武记者开始就是这么认为的，其他的打工者总会有些名堂的。武记者还是决心把自己计划的“跟踪报道”进行到年底，他以为到了那时，打工者们的故事、经历会让自己更好了解事情的本真，他的这篇新闻才有可能比较全面，有价值。
可惜的是，年底时到五里沟一打听，那些出门打工的人没有挣回来武记者所希望的那么多钱。甚至有两个人在外干了一年，却只拿到了不到一半的工钱，龙川县劳动局费尽心机为他们讨说法，人员派出去了两、三拨，都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武记者甚至想过，县劳动局还不如把那些出差人员的经费给这两个村民，说不定还用不完。但，那是不行的，用打醋的钱打了酱油，谁也说不清，何况，欠债的并不是龙川县。
看来，武记者想得到领导夸奖的新闻节目没法做出来了，原来想好的，事先设计的新闻标题，如“五里沟村村民某某外出打工回来盖新楼”、“五里沟村外出打工收入到达多少、多少”、“五里沟村村民外出打工不仅学到新技术，而且思想观念也得到更新”，等等，都没法写出来了。没有采访到扎实的内容，新闻是没法写出来的。没有内容，就连新闻标题也不能写出来，更不要说什么导语了。
背景，好像无论写什么，背景都是应该是有的，但他在五里沟听到的东西究竟是不是新闻的背景也成了问题，例如：五里沟外出打工的人员没有文化，没有技术，只能做粗、重、脏、累的笨活；农民们对土地、对家园的眷恋，成为了他们怕出远门的心理障碍，这些算不算是背景？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他觉得吃不准问题多。再有，这些外出打工人员们所处的环境有些问题算不算是一个什么背景？，仅仅是这些打工的人们所去过的那里的环境有问题，还是更宽的环境也有问题？弄不明白的事情实在太多，作为只是一个县电视台的记者，武德浩也不容易，为了挖掘山村的好新闻，他也算尽力了。
武记者再没有心思再去挖掘所谓的“新闻链接”素材，连背景都弄不明白，哪些能“链接”当然就成了问题，何必花费那么多精力？武记者思来想去，到底还是想明白了：五里沟山村本无新闻。
惨案
庙子坪村出事了，出大事了。车内气氛凝重，武德浩不好如平时那样东问西问，而是抱着他的摄像机，静静坐在县长身后，一声不吭。桑塔拉小汽车在还算平整的路面上跑得飞快，人在车上有点坐不稳当。县长脸色铁青，甚至可以说是怒气冲冲。后面还跟着两辆小车，县公安局长、县政法委书记，各带一帮人，紧紧跟在县长的车后面。通往庙子坪村的这条公路是条老土路，这条路上平时是拖拉机、农用车的天下，今天那些不可一世的拖拉机、农用车的驾驶员们们听到警报器一响，都赶紧停在路边，从来都是违规搭乘顺路车的村民们，此时站在拖拉机车厢里也都是一个个满面的惊愕：出什么事了？死人啦？这么急！
还真是死了人。
庙子坪村主要由两大姓人家组成。解放前，“吴家大瓦房”和“黄家庄房”是这两姓人的代表人户，有事都由这两户人出头。姓吴的就跟“大瓦房”走，姓黄的都拥护“庄房”。在庙子坪，人们对“大瓦房”和“庄房”有时也称为所谓的“四合天井”，其实，同北方人家的“四合院”也相差不多。不过呢，“大瓦房”和“庄房”比别的房屋要高大、宽敞、气派，难怪住在“大瓦房”和“庄房”的都是地主，过去的好长一段时间，这些地主都抬不起头。
这些年不同了，庙子坪村的年青人们已经不知道还有“地主”这样的说法，上了年纪的人也渐渐把“地主”忘记了。可自己姓吴还是姓黄却没有忘，姓吴的就要维护姓吴的，姓黄的就要帮助姓黄的，因为“五百年前是一家人”。虽说是出了点什么事，再也没有“大瓦房”或者“庄房”这样的人户承头，但总还是有人会出来承头的。“吴万元”就是姓吴人户公认的承头人，而姓黄的人户拥护的是“黄光头”。吴万元一家，还在十多二十年前就是“万元户”，所以说话办事一直显得底气十足。黄光头不仅力大无穷好打抱不平，而且能说会道。以前叫“队长”，现在叫“主任”，本来是村子里“关火”的角色，但是庙子坪村暗地里的规矩却是一个姓的人只能当一年，而且还主要是为了应付上头，具体做的事情是去开个会，从县里要点什么东西回来。而涉及到村子里纠纷、恩怨则由两姓人户坐下来商议解决。这些事，“队长”也好，“主任”也好，作不了主。
死人的起因简单，过程却一言难尽。黄三姑同吴幺娘家的屋子原来隔着一条路，这条路上能赶过去一头大水牛。黄三姑重修她家的屋子，房屋起来后，高出了吴幺娘家的房屋一层半楼。吴幺娘家的房屋好像一下掉进了地坑里，而且两家人中间的那条路也不见了，过一个人也要侧着身走。两家人为此开始了不断的吵架、打架，两家不和，全村不宁。吴万元带头，要所有姓吴的人户为吴幺娘家凑一些钱，也把房屋修得高大一些，但前提是要黄三姑家把占去的那条路让一半出来。黄光头却说，让出也行，但得赔偿拆除和重新修房屋的费用，你吴万元再有钱，也得讲个先来后到。双方就这么僵持起来，好像哪一方都有理。
乡政府所在地距离庙子坪村很近，抽一支香烟的功夫就能走到。乡上派出所增添了两名新手，其中一名就是才从学校出来的民警宁强。这天到庙子坪村来核对外出打工人员数，刚进村，正好碰上两家人大打出手。宁强见状，赶紧出面制止，黄三姑正在气头上，哪里把一个嘴巴上胡子都没变黑的小民警看上眼。她与吴幺娘对骂占不到上风，这吴幺娘骂起人来可是庙子坪村人人都害怕的角色。这时宁强又上来劝说，她就指着宁强一顿乱骂，先说宁强想上吴幺娘的床，后来又说宁强想到吴幺娘家上门当女婿。吴幺娘没有骂宁强，口口声声都在诅咒黄三姑，说她修的是“娼房”，黄三姑是个“老娼妇”。黄三姑骂不过，嘴里一边嚷一边就抓起石头朝吴幺娘冲过去。挨了臭骂的宁强虽然气愤到了极点，但还是忍气吞声，一见又要打起来，便扭住她的胳膊朝后拖。吴幺娘趁机朝黄三姑头上、脸上一阵乱打乱抓。两边的男男女女都一涌而上，幸好，黄光头和吴万元赶来，好歹劝住众人，算是给了这个小民警一个面子，这天总算没有闹出事来。
事情却没有到此为止，黄三姑第二天早上就到了乡上派出所，说宁强抓住她就是给为了吴幺娘帮忙，安心让吴幺娘打她。宁强在所长的强迫下，赔了礼，道了歉，黄三姑还是不依不饶，要让派出所、让宁强赔偿医药费，让她到乡卫生院检查她又不去。惹恼了乡长，乡长跑来拍着桌子、指着黄三姑鼻子大骂了一通，黄三姑还是油盐不进。有位深知庙子坪情况的乡干部，赶紧派人到庙子坪去通知黄光头来，黄光头来了，直到下午才把她劝走。宁强气得连饭也吃不下：当警察就该这么受气？自己是不是太窝囊了？
庙子坪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宁强还得去。怕什么就来什么，刚进村迎面就碰到黄三姑，黄三姑骂着骂着就冲了过来，还舞动着她的“围腰帕”就向宁强打过来，谁会想到，她在她的“围腰帕”里包了一块石头，石头打在宁强脸上，顿时额头上裂了一个小口，鼻血如注。宁强用手抹了一把脸，瞪了双眼朝黄三姑慢慢走过去。黄三姑扭头便跑，边跑边喊：警察打死人啦、打死人啦！
庙子坪的事情只好另外派人去完成，不管所长、乡长怎么劝说安慰，宁强却怎么也忘不了打在自己脸上的那一石头。他就想不明白，凭什么那个黄三姑就该那么横蛮不讲理？自己没有错，还得给泼妇黄三姑道歉，走到哪里讲这个道理自己也没错。乡长，所长没有时间来劝宁强，因为这时节，乡上，村上、派出所的人多次在一起，研究解决黄三姑和吴幺娘这两家人的争端的方案，议来议去，后来是决定把两家人喊到乡上来，坐下来调解。
死人的事就发生在调解的那天下午。调解其实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且可以说是不欢而散。宁强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大家准备散了出门时说了一句：这黄三姑实在太不讲理了。黄三姑和她的家人们听到这句话，一下子就把宁强围了起来，有人破口乱骂，有人就对宁强又推又打，宁强忍无可忍，正要还手，却被所长喝住，而且马上让其他两人把宁强推进所长的办公室关了起来。宁强咆哮如雷：老子不穿这身警服了！凭啥子老子就该这么受气！
黄三姑是在回家的路上被宁强打死的，一颗子弹从脑门射入，黄三姑死了还张着嘴，像是还在骂人。黄家人当时是被吓坏了，枪声一响，四下逃窜。后来却聚集起来，哭天哭地，把乡政府、派出所围了起来。就这样，整个龙川县都被震惊震呆了，县长铁青着脸不说话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宁强自己投了案，他是看到了所长挂在墙壁上的手枪才突然萌发了想法，而当时的想法，只是去吓唬吓唬那个横蛮的恶女人。他翻窗跳墙追上了黄三姑和她的家里人，而那女人却不怕枪，反而拍着胸部、拍着脑门说：你娃娃有屁儿，就朝老娘这里打。打就打，那么近，连响声也没有听到，那个凶恶的女人就喷着唾沫倒下了。宁强在对武德浩说这些时面无表情，嗓音低沉。
为了不影响龙川县招商引资，为了龙川的对外形象，为了全县的发展大局，现在我宣布一条纪律：任何人不得对外公开这件事。坐在角落里的武德浩明显地感到县长说这话时，那锐利的目光从自己的脸上掠过。县长强调：当这件事有了最后的处理结果，才能对外公布。而且，对外的口径必须经过宣传部门，任何人不得擅自作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不行的，不允许的。在这关键时期，关键问题上，不能没有组织纪律。
县长就这个问题还说了很久，武德浩却没有了听下去的兴趣。自己在心里说道：这都啥子年代了？还能把一件事捂住？不过，武德浩不敢把这话说出口，而且他也没有资格在这样的会上说话，就连他的顶头上司台领导也没有在这样的会上说话的资格。他很想听听台领导的看法，他能从台领导的眼神里猜出一些东西来，可台领导一直在忙于做笔记，头埋得很低，他看不到表情。
散会后，武德浩把采访到的所有录像带资料，所有的文字资料，按照要求全部交给台领导。台领导还对他叮咛说：有些事先不要张着嘴到处说，晓得不？就是人家问起也要稳起，晓得不？晓得，晓得，武德浩说得诚恳：我这个人别的优点没有，就有听领导的话这一点，你是晓得的，我就有这点优点。武德浩看到台领导点头又点头，心里却有一种说不明的骚动。本来，他还在汽车上就把这条新闻暂定名为“枪声”，新闻的导语、新闻背景以及他从来就十分重视的“新闻链接”素材都选定了，他以为自己可以把这条新闻“做得很深”。他隐约感到，这条新闻与自己的前途有关，这条新闻做好了很可能会是自己的“成名之作”或者说“出名之作”。现在好了，用不着再操这个心了。出名也好，成名也罢，都没有听话、听领导的话重要。
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县长们领导们的意料，省城里的《大城晚报》、《经济快讯》、《拂晓晓报》等几个销量很大的“小报”和省电视台的《非常事件》栏目赶到了龙川县，一致要求采访、报道“庙子坪事件”。而且，这些无孔不入的家伙，居然已经到庙子坪村里去过了，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掌握了个八、九不离十！更让县里头头们苦恼的是，他们中已有人把这件事写给了仅供省上领导们参阅的“内参”，同时，《大城晚报》上刊出了一则一句话的新闻：龙川县一位民警打死了一名女村民，事件原因、过程，以及结果本报正在追踪。
到底还是惊动了省里。从上到下，各路工作组不断进入龙川县。宁强被判了死刑，黄三姑家得到了赔偿、抚恤；派出所所长被免职、调离，乡上一班人、县上一群人都受到了处理。工作组还进驻庙子坪村，在村子里开展内容和名目众多的各种教育活动，一时间，庙子坪村比别的村庄热闹得多了。
省上来的新闻媒体还没过瘾，他们不断用他们手里的工具发问：在这样的事件面前，当地的新闻媒介做什么去了？你们的责任心呢？你们的舆论监督在哪里？这又引起了龙川老百姓们的共鸣，人们就起哄：追查责任、追查责任。不凑巧的是台领导恰在这时得了病，而且还不得不住院治疗。台领导的级别是科级，据说台领导的助手就应是副科待遇。武德浩就在这种情形下得到了这个待遇，当然也还有责任，这就是：台领导要做的事得由武德浩承担起来。
但到底是件好事，几个哥们儿就凑在一起为武德浩的提拔祝贺。
气氛是热烈的，啤酒、白酒都灌了些进肚皮。别小看了，第一步重要，虽说副科的前头还有科级，科级的前头是副处，或者说副县，还有处级、正县，以后还有厅局级、还有省级。第一步就是基础，将来，别忘了咱们这帮哥们儿！喝得迷迷糊糊的武记者听到哥们儿在为自己安排前途，眼前却老是晃动着一排阿拉伯数目字，那是《大城晚报》上一个记者公开的电话号码。不过，这却是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那一天，他在一个公用电话上拨了这几个数目字。通话时，他当然没有告诉对方自己也是一个记者，自己这个记者算什么？
庙子坪村发生的这条新闻还当真和自己的“前途”扯上关系了！可是这“前途”明明就是因为一排数目字才出现的，才让他得到了据说是等同“股长”的这个职务。可能是酒精的作用，这个问题还没有想清楚，武德浩不晓得为啥子又想起另一个问题，他突然想弄清楚：现在还有“股长”也算是一级领导的说法吗？他想，明天，等到酒醒了得去打听一下。
石头
“野牛凼”是离龙川县城最远的一个村庄，这个村落还有另外一个地名叫做“滚牛凼”。一个地方有两个地名，这是因为这个村子背后的山谷里，藏着一个当地人称为“海子”的湖泊。湖泊不宽，没有看到有水流进去，也没有看到有水流出来，一年四季不干涸，再大的雨也不涨水。其实湖水不深，以前有人就看到过野牛在水里打滚。人家户喂养的牛来不了这里，湖泊四周都是人们所说的“老林子”，老林子里野牛、野猪一类的野物多，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野牛凼这地方，沟深石头多，地少出产薄，是县里干部们人人都知道的苦寒之地。没有想到，到了这一年，野牛凼一下兴旺起来，兴旺的原因是野牛凼的石头值钱了。野牛凼的石头是红颜色的石头，就是这种石头一经打磨刨平，就成了修房子用的高级建材。乡上的干部、县上的干部陪同着一些外地人来到野牛凼，一批又一批，都是来看这些漫山遍野红石头的。顺着一条小河，修通了一条能过农用车、拖拉机的土路，这条土路连接到了公路边。在那里，突然出现了用石棉瓦搭起的、没有围墙的一排排厂房，厂房里安上了用电带动的圆形钢锯。钢锯锯石头，震耳欲聋，虽然淋水不停，依然是尘土飞扬。那些被打磨得四四方方，平平整整的石头，红里透亮，上面还有说不准是金黄色、还是带点黑色纹斑的花纹。公路上天天有车来拉石头走，都是直接拉到外地去了。
野牛凼的“二簸簸”就因为石头一下子发了财。原先，“二簸簸”家的成分高，是地主。合作社时代是人人都看不起的“单干户”，承包土地那一年，他家承包的土地没有一块在平坝里，都在坡坡坎坎上，而且零零星星不成片，地里石头又大又多。现在“二簸簸”的运气来了，那些人图运途近，就来买这些距离公路近的地里的石头，一块石头根据大小，要卖几十、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二簸簸”卖了些石头，自己也在公路边搭起了自己的厂房，买回来两盘电锯，当上了石材老板。钱不够，就找村里的几户亲戚凑了一些，刚过了半年，“二簸簸”本人就不说了，就连那些凑了钱的亲戚们，连本带利都赚了一大笔钱。
野牛凼的人再也没有心思做地里的庄稼，天天围绕着来买石头的老板转。大石头卖完了卖小石头，把半人深的玉米苗也扯了，挖开泥土，看下面是不是有石头埋着。而顺着小河的土路还在朝深沟里延伸，在更远的沟里，有几处高耸入云的红色石峰，野牛凼的人把那里称为“红岩子”。但是，县上，乡上的人说，“红岩子”属于国家，不准私人去开采，天天都响着轰隆隆的爆破声，野牛凼的人都知道那是“国家在放炮”。
“二簸簸”是真的有运气，他家的那些承包地里都埋着红石头，挖了一层又一层，就连他家的老房基下面也是一块连一块的红石头。“红岩子”的石头国家不准炸，自己地里、屋基下的石头没有人说不准动。“二簸簸”在村里说：他准备再安十盘电锯，愿意入股集资的人，到了年底不仅能拿本钱，还能分红利。也有个条件，入股集资的人户再不能把石头卖给外来的老板了，都得卖给“二簸簸”的“野牛红石材厂”。村里人都从心底里感谢“二簸簸”：到底是一条沟里的人，这个“二簸簸”自己发了财，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乡亲们。有这样的好事，家家户户都想多凑一点钱，如果有人要买自己的破房子，好些人户也情愿卖掉，宁愿一家人暂时没有住处，也要尽量多凑些钱。就连村子里的“袁瓜瓜”，他连一二三都数不清楚，也晓得出点小钱就能挣到大钱，拿了二百元钱到“二簸簸”那里，吵闹着也要“入一股”。
一个人如果运气来了，哪个想挡也挡不住，做任何事都那么顺！“二簸簸”想买电锯，那位最先办起石材厂的外地老板正好想把他的电锯处理了，有点莫明其妙，明明是赚钱的时候，这个老板却说他不想再干这生意了。这些电锯虽说用的时间长了点，但价钱便宜，便宜到了不到新电锯的一半。“二簸簸”把想买的电锯都看了一遍又一遍，每一台都能用，每一台都是好好的。没费多大力气，“二簸簸”的厂房不到一个月就扩大了，十二盘电锯通夜不停，乡亲听到那声响，觉得好听得不得了，电锯每转一下都会有钱朝自己飞来呀！
“二簸簸”忙着弄石头赚钱，他家里的其他人也没有闲着。拖着有病的身体，“二簸簸”的老子，指挥着女婿、女儿和老伴忙着整地。大石头被买家和儿子弄走了，没人买的石头被老人用来砌成坚固的保坎。一块又一块的小地终于连成了几块大地，而且平整了许多。只是，要把生土放在下面，上面盖上熟土不好办，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熟土。老人自有老办法，他把那条路边的土背过来，把村子里脏水沟的污泥也弄进地里，还把因为开挖石头弄倒、弄死的灌木、杂草都弄到地里放火烧，烧得乌烟瘴气。老人计划着，哪块地先点豆子；哪块地种点洋芋；玉米地里间种些什么小菜；猪圈里的肥料出完后，马上得割些草回猪圈沤起，不要多长时间又有了上好的肥料。
身体又有病，自己也是那么大年纪的人了，图个啥呢。真是“磨命”，不下地做活路就过不得了？“二簸簸”是好心好意劝老人家不要去弄那些地，还是和自己一路，在那些红石头上想办法。只要有了钱，想吃啥就买啥，人一辈子那么累做啥子！老人家瞪起有些昏花的眼睛，恨恨地应道：哪个都不种地，地头没有东西长出来，你就是有钱也没有地头买，饿死你龟儿子！把“二簸簸”骂跑了，老头子又给女婿、女儿、老伴安排了活路，他自己扛起锄头也到了地里，他总是有做不完的活路，跟他在一起的人也总有做不完的活路。
因为这个原故，从中学毕业回来的“二簸簸”一直看不惯他老子，两人好像天天都要发生一次吵闹。“二簸簸”看不起他老子，还因为他老子是“地主子女”，地主，总是游手好闲，吃香喝辣的，哪有地主子女像他老子这样，从没有过空闲的？而且作为“地主子女”的儿子，“二簸簸”时常有一种在人前挺不起腰的感觉，父子俩三天两头总有冲突。家里得不到安生，姐夫、姐姐不敢说什么，只有老婆婆出面说几句，可是，她的嘴又笨。你们俩爷子不吵不闹，太阳都不得落山，这是“二簸簸”的老娘劝架时经常爱说的一句话。
终于到了有一天，老头子把“二簸簸”从家里赶了出去。起因就是“二簸簸”还要扩大他的厂房，要他老子把刚开始卖石头时找的钱拿出来。老头子怒火冲天，抄起根扁担就要打“二簸簸”。为了自己的面子，“二簸簸”就对村里人说，家里有上门的姐夫照料，我从我家里分出来了。也是，一个大小伙子让自己的老子赶出家门，说起来是有点不好听。但是村里人觉得顺理成章，自古以来就是树大分桠，儿大分家嘛。于是，“二簸簸”住进了自己的厂房里，过的日子比他家里的人舒气多了，吃饭有酒有肉，衣帽光鲜，不晒太阳不淋雨。
转眼到了年底，集资最多的人户分到了500元钱的红利，集资少的人户只拿到手150元钱。已经能把领带打得像县里干部一样的“二簸簸”解释说：他在等石材的价钱上涨，价钱好了再出手。村里人也仿佛听到消息，说开石材厂的人多了，石头都卖不出好价钱了。此时他们并不心慌，手里有东西在嘛，等等也不要紧。都看得到锯了半年多的石头，码得齐齐整整，好多车都拉不完。只要价钱一上去，这么多石头不定要多赚好多钱，何必要低价卖出去？
“二簸簸”安抚了人心，又吩咐近期不要开电锯，穿好西装打好领带，搭了辆农用车，出门了。村里人都放心，他这是去“跑销路”去了。“二簸簸”这一去却是两个多月没有消息，村子里集了资的人户开始有些不安，就跑去找到“二簸簸”的老子打听，他老子和家里的其他人也不晓得他的去向。人们慌了神：人们都晓得，“二簸簸”的老子就没有集资。到了此时却生出了怀疑：再说也是亲老子，这老头子当时为啥不集资？正当人们六神无主时，“红岩子”的炮声也停了，崎岖土路上看不见了拉石头的农用车，看来是出事了，一定是石头卖不出去了，不然，为啥子“连国家也不放炮了”？
野牛凼的明白人们，有的到县上去，有的到乡里去，有的找亲戚，有的问朋友，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证实，石头的确卖不出去。失望归失望，村里人还是盼望“二簸簸”回来，盼望有个说法。说实在的，人们的心头都还怀着希望，如果、万一、假若、说不定，白天黑夜，人们心头不晓得闪过了多少个想法。可人们心头又明白，“连国家都不放炮了”，他“二簸簸”也没有回天之力了。
人们的一腔怨恨都发在了不晓得在哪里的什么专家身上，因为野牛凼的人听说，是专家说的，这种红石头里有放射性的东西，对人体有害，不能用来修房子。这些牛日的专家，吃饱了就打胡乱说，放射他妈的x，我们就在这些石头堆里过日子，有哪个看到过这些啥子放射不放射的东西？
又过了段日子，野牛凼整个村落里再没有人提起自己的“集资入股”，人们就连“二簸簸”的名字也很少提及。没有人出来说要大家放宽心，都是人们自己想通的：生就的土巴里头刨食吃的命，还要乱想有钱？东想西想，吃了不长！蚀财免灾，蚀财免灾！
村里人都没想到，“二簸簸”的老子有一天却找到了村委会，他要村主任把他自己多年存下的二万三千元钱，分给那些给“二簸簸”集资的人户，年老体弱的老人要替自己的儿子还债。村里人一听说这件事，就是对“二簸簸”恨得要死的人，突然也不那么恨“二簸簸”了，老人的行为让大家心里其实不好受。因为这些钱中的绝大部份，是老人同“二簸簸”撕破脸皮得到的。从根子上说，承包地有老人一份，而老房子却是老人的。地里，屋基下面的石头也有老人的份，老人就是以这些理由争来了两万元钱，而现在，都拿出来为儿子还债，村里人唏嘘不已：变牛变马都是为儿为女。
可是，“二簸簸”从村里集走了差不多八万元，这点钱还差得远。“二簸簸”不会从此就不回来吧？村子里没有一个人心里有底，但村子里也没有人因为这件事就不想过日子了，总不能什么事也不干了吧？万一“二簸簸”回来了说一分钱也没有，你还能把他的屁股啃两口？村里人又开始了在庄稼地里忙碌。有意无意，人们都在向“二簸簸”的老子学习，平整土地、生土上面盖熟土，理通水渠，撒层肥料，不管怎么着，总得在地里种些东西，秋后多少也会有些收成。在地头做活路心头就是踏实，人累了，好多事也懒得再想了。
不仅是那些年，其实是自古以来，野牛凼的人就是忍得，不管出了什么事都忍得，就像这条因为挖石头变得千疮百孔的山沟，就像那座变得伤痕累累的“红岩子”石峰，面对热闹，面对冷清，一直就那么沉默着、忍着，似乎也像是在观察着、等待着。
武记者好些年后才知道野牛凼的这个“石头故事”，他是奉命到野牛凼采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新闻时，野牛凼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告诉他的。他没有挖空心思地去写什么新闻导语，写什么新背景，也没有去寻思所谓的新闻链接，他不过是把听到的记了下来，而且只是大概的内容。时间过去得太久，他知道这些事已经不是新闻，他要采访的新闻是野牛凼引进、种植果树苗的事情，这种果树苗是一种外地引进的新品种，名叫“大红李”。
农事
本来，台上给的具体任务是来采访一篇野牛凼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大胆开拓，自力更生建成了“万亩果树园”的新闻。而到了野牛凼，武德浩才发现，那“一万亩果树园”由散落在坡上、沟边的几百块小地构成，果园没有成片还不是问题，问题是那些从外地引进的“大红李”果树苗根本就没有成活，村民们都在骂人，骂得那个难听，武记者觉得自己也在挨骂。
以正面表扬宣传，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的思路来完成这篇新闻是做不到了，既然是引进新品种的果树苗出了问题，来一篇揭露“坑农、害农”恶劣行为的新闻报道说不定更有意义。武记者就顺着这个思路，开始了他在野牛凼的新闻采访。野牛凼的村民们当然没有想到那么多，他们众口一词地指着一个人骂，这个人叫盛小兵，是乡上派来帮助野牛凼脱贫致富的包村干部。武德浩认识盛小兵，听说乡上的几个领导，还有县里有的领导都认为这个人工作大胆有能力，关键是敢于开拓。武记者还听人说过，这个盛小兵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人头。
村民们骂人时，都不称盛小兵的大号，而是一口一个“盛吹吹”。“盛吹吹”是盛小兵的绰号，好多人认识他，其实也只知道他的这个绰号，而不晓得他的大名。现在野牛凼的人们干脆改了他的姓，叫他“神吹吹”了。
野牛凼的人一直都在想脱贫致富，可就是没有门路。耕地只有那么一点，地头收点玉米、洋芋刚好混个肚皮不饿，一年到头，见不到几个现钱。一年前，“神吹吹”到了野牛凼，看到这个情形心里也发急。盛小兵从心底深处想让野牛凼面貌大变，让这里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当然他也明白，如果他能在野牛凼做出点成绩来，组织上就不会对他只是没完没了的考验了，以往，组织上找他谈话时总是说他实干这个方面还欠缺。现在，上头不断强调“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这正是可借的东风。地里的几颗玉米、几坨洋芋能值几个钱？一直那么种下去，只会一直穷下去。他要借野牛凼这个舞台，把“调整”的戏唱好，野牛凼的人富了，自己肯定也就上去了。
他发现了“大红李”，这种水果似李又似桃，更可贵的是这种水果成熟的季节，恰好是龙川这个地方别的水果都还没有成熟，想一想，人们正没有水果吃的时候，“大红李”上市了，能不赚钱？虽说费了一些周折，可“神吹吹”到底与邻县一个可以大量供应“大红李”果树树苗的苗圃联系上了。紧接着，“神吹吹”就把村里人召集到一起算账：这个新品种科技含量高，头年栽下二年成活，三年就挂果，如果说每棵树平均结果一百斤，一斤只卖三元钱，一棵树就是三百元，那么十棵树就是三千元。一百棵树呢？一千棵树呢？
“神吹吹”看到野牛凼的人们笑逐颜开，就底气十足地宣布说：我们野牛凼要家家参与，人人动手，建起万亩果树园，种上一万亩“大红李”！到那时，你们会愁得不晓得自己手里那么多钱咋个花，钱多了也愁人呢。人们哄堂大笑：钱多了还愁？你就吹吧！“神吹吹”说，不是吹，三年一晃就过去了，到时你们就晓得了。树上一挂果，票儿就来啦。果树种得多的钱就多，种得少的当然钱就少，不种的就没有钱。
这样算账的村民会开了不下五次，一家一户串门有多少回，“神吹吹”自己也记不清。接连不断的开会成效十分明显：野牛凼家家户户都掏出了买“大红李”树苗的钱，而且树苗一到，人们一点不敢耽搁，挖坑、浇水，全部种下地去，家家户户的庄稼地头都出现了一派充满希望的绿色，一株株小小的树苗，在种下地的那段时间，给野牛凼带来了无尽的欢声笑语。
县里召开乡镇工作会议时，分管县长在“野牛凼建成万亩果树园”的发言稿上作了批示，主要精神有两点：一是要总结推广野牛凼的作法、经验；二是要县上的新闻单位开展宣传，大造“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声势。会议结束，武德浩奉命马上就朝野牛凼跑，本来是想到乡政府拉到“神吹吹”一起去，不巧，“神吹吹”却到邻县的那个苗圃去了，原来，野牛凼种下的“大红李”果树苗还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出了问题，小树苗仿佛在一夜里全都变黄干枯死了。
武德浩的采访成了村民们骂人、出气的机会，武记者也只能硬着头皮听着，拍着，记录着。仅仅是骂骂人，发一下气并不能解恨，更不能解决问题，村民们想到了到乡上讨个说法。他们不是空着手去，而是把那些干枯的果树苗捆好，肩扛手提，拿到乡政府院落里堆成了一个大大的干柴垛子。这些果树苗，有的是两元钱一株，有的是三元钱一株。大多数人户买果树苗都花了二百多三百块钱，买得少的也有一百多元钱，而有几户人家为了买果树苗却花了五、六百元钱，相当于这些人户一年全部收入的一半！
乡上的书记、乡长都出来讲话，要高度有高度，要分析有分析，要理论有理论，要感情有感情，就只是在买了果树苗的钱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上，说不到村民们的心里去。大家都记得，“神吹吹”说过，乡上“大力支持野牛凼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一切行动”，还说过“野牛凼种植新品种果树的工作都是在乡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乡上总不能说自己知情，都是“神吹吹”一个人做的事吧。可乡上的领导却就是这么说了：乡上正在考虑处理“神吹吹”。村民们却听不进这些，处理不处理“神吹吹”是乡上的事，自己的钱哪个来赔？即使不是赔吧，乡上是不是多少给一点补偿？
两边怎么也说不到一起去，村民中的女人们开始了哭号。这时就看到有个人几步就冲到了那堆干枯的树苗边，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打火机，从地上抓起几张破纸，点燃，丢进枯树苗里，好像连烟也没有冒起来，就听到“噼噼啪啪”一阵响声，紧接着就烈焰腾空了。凶猛的火焰在风里乱摇，眼看火苗就要烧到乡政府那幢破旧的木头平房。乡上的干部、野牛凼的村民们先像是都傻了，接着又像是睡醒了，齐心协力冲向大火。一时间，乡政府院落里人声鼎沸，烟雾迷漫。
也没有用多长时间，火倒是灭了，对话的气氛却出现了逆转。村民们刚来的时候，乡上的干部们全都陪着笑脸。把火扑灭了，乡长一开口就是要把放火的人送到乡上的派出所里去。“放火的人”是野牛凼村的王天富，有个绰号叫“鱼骨棒”，那绰号的意思好像是认死理，头脑里有包。“鱼骨棒”还不晓得事情严重了，继续在那里打胡乱说：乡上不赔钱，我就把乡政府烧了！很英雄的样子。乡长也不理他，叫乡上文书快去派出所，让派出所的人到乡政府来。
风头变了，乡长那群人人数虽少，此时显然处在了上风头。除了“鱼骨棒”还在那里口齿不清地嚷，野牛凼来的这群人顿时安静下来，没有人哭闹了，也没有人说话了。这群人里到底还是有明白人，几个有点年岁的人不知怎么就陪上了笑脸，轻声细语劝乡长不要生气，说这个“鱼骨棒”其实也不是真要放火烧乡政府，你们当干部的，大人大量，哪能同“鱼骨棒”这样的人较真呢？乡长绷着脸就是不搭理，乡党委书记这时出来说了话：王天富和他家里的人留下，其他的人都先回去，树苗的事和“神吹吹”的事等调查清楚了再说。
雄赳赳地来，垂头丧气地往回走，武记者望着这群人的背影子，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武记者先就劝过他们不要到乡上去闹，可是他们没有听。看到他们灰溜溜地离去的此刻，武记者在有一刹那间有点想哭的感觉，他觉得这些人真的不争气。他们不会冷静，连冲动也不会。可是说到底，这群人做的事情不像是有什么不对的，但是他们又好像是做得不对，起码是在方式方法上。乡上处理这件事，说要调查清楚再说也没有错，有人在乡政府院落里引起大火，把当事人留下批评教育或者说还有别的一些处理也好像没有错。现在，这些都同他的采访任务没有什么关系了，他的直觉却告诉他，这次的采访任务很可能不会圆满，是采访还欠深入？还是采访角度出了问题？
县上领导和台领导听说了事情已经成了这样，也就不再要求一定要有这条新闻上电视，只说小武辛苦了。这件事能不能成为新闻播出已是盖棺定论，照理，作为记者就可以松口气，放心去干别的事了，可是武记者心里就是丢不下这件事，他以为，凭着“神吹吹”的口才、交际本领，一定能把那些卖“假果树苗”的单位或人揪出来，而且，大气候是明摆着，从上到下甚至全社会都在关心农村、农民、农业问题。还给野牛凼村民们一个公正，只是时间的早与迟。他认为到了那时，他会做出一条“坑农、害农绝没有好下场”的新闻来。
事情却没有像武记者所想的那样去发展。辛辛苦苦出了趟公差，“神吹吹”跑了半个多月带回的结果是：新品种“大红李”对于土壤、气候，甚至海拔都有要求，不是哪里一栽都会成活、挂果的水果树。人家那个苗圃说是野牛凼不按科学规律办事，才没有种活“大红李”。自己没有作对，还说果树苗是假的，是败坏苗圃的名声，再闹就会要求道歉、赔偿。而且苗圃聘请的专家也专程到了野牛凼，得出了野牛凼这个地方并不适宜栽种“大红李”的结论。野牛凼的人这回可是真的傻了，他们真还没有想到过种一棵树还要那么多的“科学”！
乡上和县上领导视野开阔得多，心胸也要开阔得多。说，这回“大红李”种植不成功，是野牛凼的乡亲们在改革开放前进道路上所付出的学费，要学习哪有不付学费的道理？当然，“神吹吹”也受到了处理，不仅没有得到提拔，反而受到了一次记过的处罚，调离了工作了多年的那个乡，很是委曲地去了另外一个乡。由于他长期在农村工作，对基层工作十分熟悉，新去的那个乡的领导们还是要他担任“包村”的工作，“神吹吹”就成了上湾村的“包村干部”。
护林
与上湾村紧紧相邻的下湾村是龙川县主要的林区，上湾村地处阳山，下湾村地处阴坡。阳山只长草，阴坡树林密。好多年来，下湾村护林的任务重，防火的事一点大意不得，防有人偷砍树木更是一件不好办的事。武记者到下湾就是要报道一个基层的护林防火先进单位，下湾村保护林木的工作抓得好，武记者的采访没有费多大力气，树林就在眼前，要说的话，有关方面已经给了材料。这个村的林业工作抓得好，关键是这个村的村主任得力。
下湾村村主任得了病，是武记者采访报道的这条消息播出半年后的事，至于蔡主任的病因，则是武记者更后来才听人讲起的，当然没有新闻价值，可武记者却有了记录点轶闻的习惯。只是，武记者现在已经不太在意新闻导语、新闻背景以及新闻链接这些“劳什子”，他费尽心机写的那些他以为地区报纸会用的“新闻”，一篇也没有见报，连个回音也没有。
下湾村的村主任是六十出头的蔡大胜，村里人却称他是“蔡大声”，因为他喉咙大，嗓门高，他大喊一声，全村都能听到，钻进一片树林里一吼，几片树林里都有他的声音回响。村上没有专门的地点办公，蔡主任的家就是村委会。他家里的两面墙壁上挂满了内容相同的锦旗、奖状，年代时间不同，都是说下湾村或者说老蔡护林工作成绩突出。这也是老蔡最引以为荣、为自豪的话题，他不仅是村主任，而且还是资格很老的护林员。
老蔡这天心里有事，脸色有点阴沉。县林业局转给他一封举报信，举报信是用电脑打成的，信上只有两行字：下湾村有人偷盗树木。举报人：下湾村村民。连年月日也没有，哪个晓得这起偷盗是最近，还是过去的事？再说，那么宽的林子没有具体地点，累死人也不见得能找到树木被砍伐的地方。下湾村的人举报下湾村的人，这让蔡大胜疑惑不解：有啥子事不直接对老子反映？信不过老子了？说不定是外村人在乱说、诬蔑，这年头，人群里的怪物是越来越多了，蔡主任在心里叹气，对这些事，哪个都没有办法哟！
可是，平时总说：家贼难防，偷断种粮。外来的人进林子，总有眼睛看着，可如果是本村的人进进出出树林就难得提防了，本村人要偷砍一棵树木方便得很，而且不好发现。说不定真是本村人干的呢？想来想去，老蔡也只好在心头叹气：村里面的人心已经不同往些年的人心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哪个都没有办法哟！
下湾村的树林年年都要“间伐”，蔡主任告诉村里人，这是为了防止出现“过熟林”，也是让正要老化的树木产生效益，发挥作用。一个又一个有关护林工作的术语，让蔡大胜说得溜顺，村民们也晓得，这就是一个老主任、老护林员的水平，换个人，哪个能行？
“间伐”不是想砍就砍，“间伐”与否，在哪里“间伐”，“间伐”多少全就在蔡主任一句话。同意了的，就是为了保护森林的“间伐”，如果蔡主任不同意或者不晓得，那就是“乱砍乱伐”。乱砍乱伐是要受到处理的，处理的条款是现成的，上头都有规定。老蔡顺手拿起一个本子，用手指头蘸着口水一页一页地翻，翻到了就读给应受到处罚的人听。问：听清楚没有？答：听清楚了。听清楚了就好，按照规定，该写检讨就写检讨，该罚款的就罚款。
自古以来，下湾村的人就把上山进林砍木头叫做“片墩子”。人们带着斧锯进林，选好树木，砍倒以后，分成两段或者三段，再剥去树皮，一般都放在阴凉处一段时间，等木头阴干以后再运出山林弄成木板、木条，制成门窗用料，或者打成家具。“间伐”也是“片墩子”，人家户里有了要用木头的地方，就会来找蔡主任，问他有没有可以“间伐”的树子了？得到了老蔡肯定答复后，人们才敢上山进林“片墩子”。
当了四十多年的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干了三十多年的护林工作，蔡大胜早就驾轻就熟，村里没有事情能瞒过他，树林里有啥子响动他一清二楚。村民们当然晓得老蔡的“王法”，获准进林“片墩子”也不敢多砍，一棵就是一棵，两棵就是两棵。现在竟然有人写信到县林业局举报：下湾有人偷盗木头，是不是弄错了？想是这么想的，可老蔡还是把村里的护林队人员召集起来，让他们赶紧进林子去搜索一遍，看树林里有没有可疑的蛛丝马迹。
护林队的队长是老蔡自己，副队长是老蔡的堂弟，成员有老蔡的幺儿子，还有两个远房的侄儿。不是老蔡一定要用亲戚，而是下湾村就是这么个情况，人家户绕来绕去，总是要沾点亲，都成了亲戚，只剩下远近的区别。而且现在这支护林队，忠于职守，情况熟悉，每年都要在林子里抓到一、两回偷盗木头的人，蔡主任从来就没有去想过护林队的人员也该轮换一类的事情。
查明了情况，老蔡就跑到县林业局去汇报：下湾村的树林里平安无事。说了几大背兜话，县林业局领导却黑着脸，一言不发，又递给他一封举报信。举报信还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内容却多了许多，而且矛头直指蔡大胜。信上说，某年某月，蔡大胜同意村民某某“间伐”砍树两棵，“片成墩子”后，蔡大胜得了一筒“墩子”；某年某月，蔡大胜收了村民某某的“礼信”，默许了这个村民以“捡干柴”为名偷偷到树林里去“片墩子”，伐树一棵；某年某月，蔡大胜为自己家里装楼板，让护林队为他砍树两棵；某年某月，蔡大胜让护林队某某和某某，偷卖给外地来的一辆大汽车五筒“墩子”；某年某月，蔡大胜……蔡大胜看出一身冷汗，急忙看署名，也是下湾村村民。
高一脚低一脚，老蔡昏昏沉沉往村里赶。脑海里老是回响着林业局领导的那句话：老蔡呀，想不到几十年来，你做了这么多的事。领导是说自己做了那么多的有功劳的事，还是指那封信上所说的那些事？杂种，我自己都记不得了的事他都还记得，哪年哪月他都说得那么清楚，这个杂种究竟是哪个？此刻的老蔡心里很苦，很累，他一边在嘴里念着：人心隔肚皮，人心隔肚皮，一边还得走路，又还得心里面把村里人的“脸貌”一张又一张地翻看，究竟是哪一个？
老蔡回到家就病了，可他还强撑着。他不怕那封举报信，他老蔡是大风大浪都见过的人，信上提到的好多事，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了，要查也没有办法查，没有人能拿出证据来，他不怕。他是气病的，晓得他有那么多事的人，不仅是下湾村的人，而且肯定还是他身边的人，不然，哪里会了解那么多、了解那么细？可是这杂种到底是哪个？
开始几天老蔡只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坐立不安。他一天到晚，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却又不进任何人家户，疑神疑鬼，扯着大嗓门指桑骂槐，到处寻衅起事，把下湾村搅得鸦雀无声。
又过了几天，老蔡就没有精神走路了，睡在床上又开始发烧，迷迷糊糊地昏迷中他也在骂：杂种，你有本事站出来，你杂种在老子背后捅刀子！一家人轮流服侍他、经佑他，西医也看了，中医也看了，神也跳了，到山背后的庙子里愿也许了，老蔡的病就是不见好转。
这天深夜，蔡大胜突然来了精神，说想要喝水。守在他身边的幺儿子欢喜得流出眼泪来，一迭声地喊着：阿爸、阿爸，你醒过来啦！你好啦！你把一家人都吓死了。
老蔡却连连摇头，挣扎着对自己心爱的幺儿说：我要是不晓得那个杂种是哪个，我的病是好不起来的。
幺儿子说；当真啊？你晓得是哪个病就会好？
是啊，老子晓得了是哪个，收拾了那个龟儿子，我的病就好了。
老蔡的幺儿子沉默了好一阵，终于怯生生地说道：阿爸，你说了的，你晓得是哪个病就好了，我说了你千万不要冒火，千万不要生气。那……那两封信是我写到林业局去的，没有想到就把你害得生了这场大病。
听了幺儿的话，老蔡猛地从床上坐起来，一双眼珠子瞪得比牛眼还大，嗓门也大得吓人：你再说一道，是你，你娃娃写的信？为啥子？为啥子？
老蔡的幺儿低下头：事情都成了这样子，我也就说实话了。我想同龚表叔家的四妹结婚，就是那个你喊的老弯家的四女子结婚。可是四妹说，除非我当了下湾的村主任，还有就是防林队的正队长，不然的话，她就不嫁给我。
你就写信了？你就害我！老蔡此时感到了五雷轰顶的滋味，他觉得天旋地转，扳命似地嚎道：你这个忤逆不孝的狗杂种，我这一辈子好强、好胜，老天爷却给了我这样的报应，报应啊报应！
一家人都惊动了，全家人就一齐数落蔡老幺，蔡老幺听着家里人的痛骂，一边哭泣，一边辩解：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我只不过是想写信让上头把阿爸撤换了，等我当上村主任，当上护林队长，四妹就会答应跟我结婚了，没有想到阿爸会得病，阿爸，我错了，我不结婚了。
也不知道听没听到家里人的说话，听没听到幺儿子的忏悔，老蔡在“啊”了几声后，再也不出声，口角边流出了口水，眼睛里流出了泪水。
第二天，老蔡果然就下了床，虽然目光呆滞，举动有些迟缓，却也能吃能喝，他不再同任何人说话，眼睛总是朝空无一物的天空、远处张望。几天过去了都是这样，家里人赶紧把他弄到医院去作了全面检查，医生说因受刺激，得了什么痴呆症。医生的话总有些拗口，也不好懂，但下湾村的人却都明白了：蔡大胜傻了，变成了人们所说的老“瓜娃子”。
武记者记下了这则算是轶闻却不是趣事的事情，他心里清楚，这也更不是什么新闻。山村，龙川县这样的山村，要找条新闻真不容易，不比大城市，甚至比不上别的地方。山村里只有旧闻，还不要说发生在许多年前的事是旧闻，就是发生在当前的事，同人说起，人们也不会认为这些事是新近发生的，山村距离时代到底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