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队到村里来已经一星期了。

按照工作计划和步骤，张文作了这样的安排：开头一个星期是在群众中普遍地进行访贫问苦。从访贫问苦当中去寻找苦大仇深的对象，然后着重对他进行个别教育，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再通过他去串联、带动其他广大农民起来斗争。但是，谁的苦最大，谁的仇最深呢？要说苦，看他们眼前的生活，都是半斤八两；要说仇，那就不易发现。几天来，工作队的同志所接触的，来回总是那几个漂洋过海能说会道的人，这些人能够告诉工作同志的，总是这样一些话：

“我们村里的地主就是那两三家，已经斗的斗了，逃的逃了；除非是分他们的田地，别的再也挤不出什么脓来了。”

老实一点的农民，不管你问他什么话，总是摇头，迅速走开了，好像躲债的一样。客气一些的就说：“这个，我不知道。”

面临这样的情况，工作队的同志反应是多种多样的：

杨眉整天皱个眉头，撅个嘴巴，像谁弄坏了她一件心爱的宝贝似的，每天早晨照着镜子总是抱怨地说：“这鬼地方的水把我的皮肤都给变粗了。”借口不懂话，没法接近这些农民，常常一个人拿本书，到村头的大榕树底下呆呆地坐着。书本也没解开她的烦闷，只有卖糖果的小贩摇着铃铛来了，她才活跃起来。虽然她才来不几天，可就跟卖糖果的小贩混得很熟，每一回小贩带来的一种鹅油酥饼，不管有多少，她全都把它买光。因此很快出了名，都说她是糖罐子。孩子们一听到卖糖的铃铛，就来喊：“四姐，卖糖的来了！”她除了带着书本在村头等着糖果，还有一件事就是等待区上通讯员送来的信件。她盼望上海的家给她寄来奶粉、肉松、饼干和多种维生素，盼望北京的同学告诉她圣诞节学校里是不是还同往年一样热闹；她认为全昭同冯辛伯都故意疏远她，自己就索性不理人家。但一个人又不堪寂寞，不好打发日子，正好王代宗每天过来向队长汇报，这才使她有个伙伴。有时，太阳要落山了，他俩还在小河边难舍难分地徘徊、流连，这样一来，村里便有人说长道短，流言也蔓延开来。

教授黄怀白到岭尾的第二天就去见了何其多。那天，何其多正在家里写春联。黄怀白到来的时候，他刚写完“知还庐”三个魏碑体的门首横额。

他桌上摊开一本并不太新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间还夹着一支红蓝铅笔。“解放前毛主席的著作真不容易看到，解放后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一本正经地对客人说，“这本书里指出我们新的国家的前途是明明白白的了。凡是不愿受外国人奴役的中国人，谁不赞成呢？”

“我这两天听说工作队同志要来了，”主人没等客人开口，继续说，“抽空叫家里的人把祖先留下的文书田契找了出来，清理了一下，正在列个清单，等诸位同志来了，就献交出来给农会，再过一两天就弄好了。分田还不马上进行吧？”何其多显示着大方而庄重，把话说完之后，带着探询的眼光留心对方的反应。

黄怀白给对方的风度和言辞迷惑了。心想：“此人倒还开明。”随口说道：

“何先生的学习精神可嘉。我们很惭愧，解放后会议多，教学也紧，学习上——”

“工作就是最好的学习呀！不错的，不错的。”

何其多边说边对黄怀白看了看，心想：“这人对共产党理论的学习态度似乎不太积极！”态度上很快和缓了下来。

黄怀白重新认真地打量了对方一番。他上身穿的是一件米黄色咔叽布衬衫，外面披一件开胸的灰色的毛衣，嘴巴含着一只同黄怀白用的差不多的英国烟斗，拖着一双黑漆拖鞋；头发同花鸭子似的，夹杂着一小半的白发。眼睛特别机灵，时刻都在提防和猜测旁人的目光，只要叫他看了一眼，谁也瞒不过他似的。

“何先生能把田地献出来，带个头，那，我们工作队倒是省力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何先生是——”

黄怀白说到这，何其多将含了好久的烟斗拔下来，抢着说道：

“那也是大势所趋，跟着大众走吧。我想，往后，国家变成了社会主义了，个人田地拿来做什么用呢？还能有失业饿饭的吗？”

“是的，那是不堪设想。”

何其多觉得对方这句话的意思很含混，眼睛贼溜溜地转了转，心想：“工作队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共产党的信徒！”

黄怀白自从访问了这位绅士之后，对当前土地改革运动产生一种看法。他认为：像何其多那样，认识到大势所趋，愿意把田地交出来的，一定不在少数。只要政府出一张布告，宣布没收地主的田地，分配给贫雇农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发动群众斗争呢？

虽然产生这样的思想，但是他总也不敢表露。他知道，虽然他自己是法学专家，是教授，可是，现在他不是站在讲坛上，而是要从这场实际斗争中受群众的监督，实行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对他来说是“不堪设想”的，怎么好呢？几天来，不是到河边去捡小石子，就是同钱江冷谈论巴黎的沙龙和纽约的摩天楼。但是不久，在这方面他嫌钱江冷谈来谈去尽在美术和音乐的圈子里转，太腻；在钱江冷那方面则发觉他庸俗，没有可谈的。后来，梁正从山里砍回一根龙骨树枝送给他做手杖，从此，他有事情做了。他听从老乡们的话，烧着一堆稻草，将树枝熏一下，把它压直，然后再把树皮剥光，变成一根同龙骨似的乳白色的棍棒，但是剥过皮的棍子，表皮挺毛，不光滑，而且那些节骨眼还是留着粗糙、锋棱的刀痕。他又听老乡讲的捡来好些碎磁片，仔细地把棍子的节眼一个一个地刮着，随后又划着一根一根的洋火燃烧棍子上每个节骨的刀痕，就跟一个雕刻家那样用心。说是要把它带回北京作纪念。

钱江冷也有她独特的趣味和消遣的办法：常常带着彩色的粉笔、讲义夹子和一只帆布的折凳，一个人到河边的磨坊，或村头的榕树下，对着这一带的橄榄林、远山和河岸去画画。有时，在晚霞的映照里，老乡们挑着柴禾回家，她硬要人家站在路边给她做模特儿。

副教授徐图听赵三伯告诉他，就在这个乡的南面有个小山叫“将台”，是壮族一位首领侬智高誓师抵抗宋朝名将狄青来侵的地方。他特地跑去瞻仰了一趟。

诗人丁牧听到大家嚷，这地方冬天还那样暖和，带来的棉袄和皮衣变成了累赘，对人幽默地说：

“我们失去了一个冬天！”

引起杨眉一阵嘻笑。而这句“诗”就在工作队当中流行起来。

全昭见到这些情况，心里直纳闷。一天晌午，在油榨房附近遇见队长张文从岭尾村回来，她直率地劈头就说：

“队长，我看我们这些人不是来为老百姓的翻身做事，倒像是游山玩水来了，个个东游西荡的，想个办法吧。”

“别焦急，经验证明，急躁顶不了事。”张文不大在乎地说。

“不焦急也要有个不焦急的办法嘛！”

“怎么没有办法呢？不是说这个星期是访贫问苦吗？你个人访问了什么？你说说看！”张文就像老师考学生一样，留心地打量着这位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女学生。他仿佛才发现她长得倒是挺文静，说话却那样锋利，不免诧异起来。

“原先不是分配我去做儿童工作吗？”全昭反问了一句。

“现在也没有人否认你做那个工作呀！你做得怎样了？了解到什么材料？说一说。唔，青年人敢于提意见好是好，可惜，往往把实际情况给忘了。这都是缺乏锻炼，经验证明——”

“我已经把这个村的小孩子组织了一个儿童团了。这两天正在教他们唱歌。”

“我说，同志，我们不是画眉鸟，光会唱歌不解决问题。”

“谁说光是教歌呀！”

全昭感到受了委屈，正要作分辩，对方马上截住，说道：

“我看是这样吧，我才同老区商量好了，明天开会，各人汇报几天来访贫问苦的情况。”

本来全昭想告诉他：这几天她拿《铁木儿及其伙伴》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发动他们组织起来，协助贫雇农向地主恶霸做斗争，大部分的小孩都愿参加儿童团，愿意把村里的事情告诉她。但是，队长却表示不耐烦，把她扔下，自己走开了。“这人怎么这样主观呢？”全昭目送着这位队长走了好远，心里直纳闷。

全昭窝的一肚子气，没处说去。低下头来发现右边脚的鞋帮给老鼠啃了一个洞，袜子后跟也磨破了；裤脚管那天晚间溅上的泥浆还没有脱净。

“洗衣服去吧。工作问题明天开会好好提出来讨论。”这样决定后，脚步举得轻快起来。回到房间，关上门，把衣服换了。衣服太脏了，领子有一道显眼的污泥。她顺手用杨眉的小镜子照了照脸，觉得晒黑了。这对她来说，反而更加显得妩媚而端庄。但是，她自己好像生了谁的气似的，立即将镜倒转来，放回杨眉的床头去，抱起衣服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