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饭之前，张文和区振民商量的结果，由区振民率领黄怀白、钱江冷、王代宗、丁牧等一个小组，到岭尾村去；其余的人统统留在长岭作为中心小组，由张文领导开展工作。副教授徐图原来是队副，在小组里就没有再让他担任另外的职务。中队部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王代宗觉得把他跟杨眉分开了，有点不大痛快，可是，也没好意思提出来，后来知道岭尾村就在这村的后尾，过了一条小河，不要半个钟头就到，也不再讲什么了。

给区振民他们带路的是昨天在路上大家见到的马俊。他人活泼，好说话，见工作同志同他谈话，一路上都很高兴。听他介绍，这个村不大，一共也不过三四十户人家。何家是大姓，其次是梁姓，另外有几家几户杂姓。村里在外面读书做官的人比别村都多，原因是姓何的一家地主，从他祖父起就在土司的衙门里掌管钱粮，后来他父亲、叔伯都读了洋学堂，有的做过县知事，有的当过审案子的法官什么的。儿子这一辈，老大是个带兵的团长，现在不知在台湾还是逃到缅甸什么地方去了。临解放时，还随同他的部队打这里逃走，有人说，到钦州被解放了，有人说，他们那一伙是从睦南关进越南地界去了；老二在外面读了书回家来就没做事，只蹲在家里收租子、放利债、贩卖大烟；一个人就讨了四个老婆，成天抽大烟、养画眉、斗鹌鹑过日子，到日本鬼子打来那年，得了肺病，大吐血死了；老三到过日本留学，一直都在外面当官，很少回到家来。因为何家几代都是在外头做大官，村里的人跟着出去当差做事的不少，现在有几个在香港、台湾还没回来。马仔讲到这，停了一下，大家也都没有作声。一会，有人问道：

“马同志，那姓何的，现在他家还有什么人？”

马仔听人家叫他同志，心里挺舒服，越发喜欢说话了。他说：“那何家，自从二老爷得吐血症死去之后，他家就没什么男人了。女人也都常住在城里，每年冬天收租时候，才回来住个把两个月，把租收完又走了。只是老三，这位到过东洋留学的何其多，在临解放的前半年，突然回来了。从电船上运来好些箱柜，他家的几个看屋、养马的长工搬了一夜也没搬完，第二天早上人家见到码头上还有十来只藤匣木柜撂在那里。这位三老爷虽然把那样多的东西运回家来，但是，奇怪，他的老婆却住在城里，没有同他一起回来住。另外，他跟死去的二老爷不同，对待佃户和贫苦人家都好，谁家欠他的租谷、利债，要是实在有困难，还不上的，求他说一下，他都答应：‘明年丰收了再给吧。’刚解放那时节，到处闹匪乱，县上和部队下来了工作队，搞清匪反霸。他自动地帮助工作队在这一带地方做清匪工作，叫一些散匪出来自新。后来搞退租退押的时候，本来他家应该只退五千斤谷就够了，他却把城里的铺头卖了，得万把斤谷的钱全部都交给农会了。正是这样，大家把他划为开明士绅。”

“他有多大年纪啦？”有人问。

“四五十岁了吧，样子倒不见老。照说我们村里覃俊三比他老样多了，可是，倒反叫他做内兄。”马仔说。

“我们又不是算命的，不管他的年庚八字了吧。”区振民说。

“除了他这一家，还有哪些地主？”谁问了一句。

“有，”马仔说，“也是姓何的，他们都是同一个祠堂，是‘其’字一辈。因为刚解放时通匪，被镇压了。财产都叫大家给分了。”

大家给这一长串的谈话打开了新的境界，一时找不到话来说。继续走了一段路以后，马俊才又向大家介绍起来。

从他的话里，大家知道岭尾村的南头，沿着橄榄林一直走，不到三里地，就是右江。这是一条大河，从百色下南宁来的电船就从这里经过。河流到这地方，有一个大转弯，仿佛拉满的弓一样，形成一个半岛，岛上有个村子叫作灵湾。好多年以前就来了一个美国人在那里造了一座教堂，蒙骗村里的人去听教。另外还办了一间麻风医院，在这方圆一二百里的地方凡是得了麻风病的人都被收来医治。病情轻一点的人平日种着香蕉、橘子和菠萝，每年都有好多水果运到城里去卖。

黄怀白对这特别感兴趣，问：“现在那个美国人还在吧？”

“在。听人说，他一年总是要去香港、广州一次两次，住上个把两个月才回来。”

“这地方还不简单哪！”钱江冷感叹了一声。

区振民看了看马仔，问：“我看你就知道那么多了吧！还有没有啦？”

“想想看，你们要想知道什么的吧？”马仔认真地想起来。

“呵！有了！”过了一阵工夫，马仔兴奋地说道，“临解放那几天有过这样的事：有一天来了一架飞机，在我们这几个村子上绕来绕去。飞机飞得很低，翅膀都快碰到木棉树了，飞机上的人，我们都看得见。后来有人说，这架飞机飞到邻近一个什么地方落了下来。半夜里来了三个人在岭尾村等船去香港。那几天国民党的兵从这里败退，兵荒马乱。上边百色没有电船下来，何其多把那三个人收留到他家住了十来半个月才坐木船走了。”

“这位老乡太好了，给我们讲了那样多的故事。”

“请马同志给我们唱支山歌听听好不好？”

“对，对。”

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嚷嚷。

马仔推托了半天，说是新的没学会，旧的都是一些老封建东西，不时兴了。

“不要唱新的，唱旧的更好，唱吧！”丁牧一听到要唱山歌就同酒鬼闻到酒味似的，兴致勃勃。

这时，田野里有的在挖荸荠，有的在刨花生，有的在冬耕。马仔远远地看到银英和廷忠夫妇三个人，在小山坡的一块地里刨花生，心里不禁悸动，终于提高嗓子唱：

河边码头步步高啰，妹呀妹，

天天呀，见妹两三遭；

真心情话难开口啰，妹呀妹，

石板呀，破鱼难下刀。

“石板破鱼难下刀，多形象的语言呵！好，劳动人民的想象力真丰富！”丁牧赞叹了一番，立即拿出本子来记下。

“什么稀罕呵！这样的山歌可多呢！你要多少有多少。”马仔不在乎地说。

“听，那边有个女的唱了！”钱江冷打断马仔的话，大家都没作声。歌声在野地里飘扬开来：

山中只见藤缠树啰，哥呀哥，

世上呀，哪有树缠藤；

青藤不攀芙蓉树啰，哥呀哥，

枉过呀，一春又一春。

“嗨，真不简单，这不单是歌词好，歌声也挺美！”钱江冷惊讶地赞赏起来。

王代宗问：“马同志，唱歌的是谁呀？”

马仔故意装作没听见人家问他的话，只管说：“这就到了，何老爷家就在村头的荔枝园。同志们是不是先去见三老爷？”

区振民立时决断地说：“我们不见他，先找民兵队长。”

“找梁大炮吧，他家在西头，走吧。”

区振民同丁牧交换一个眼色，好像是说：“这小鬼有意思。”

马仔把工作队的人带到梁正家以后，仿佛有什么东西丢在路上，急急忙忙往回走。他一路走，一路回味着刚才谁唱的山歌，嘴边不觉泛起一丝笑影，脚步举得格外轻快。

这地方，虽说是严冬，却不见冷，只要一出太阳，气候还是挺暖和。现在，湖水似的天空轻轻地飘着白云，小溪活泼地湍流；雀鸟尽情地歌唱、飞翔；田里是一片嫩绿的菜蔬；留着做年节供果的金黄色的柚子，点缀着葱绿的树。马仔生长在这样的天地，要他说出这地方有什么可爱，他可说不上来，但是要他一旦离开，他可就很踌躇了。前年清匪反霸结束的时候，工作队的同志动员过他出来参加工作，开头他是蛮高兴的，过两天正要走的时候，却犹豫起来了。这片乡土对他来说，仿佛是池塘对于鸭子、树林对于雀鸟一样。但是，旁人说，叫马仔留恋的还不是乡土而是人。这点，马仔自己嘴巴不敢承认，心里却是明白的。

现在，他往山坡地里仔细瞭望一阵，认得是银英跟廷忠夫妇三人，在那里刨花生没错。于是，想了想，鼓起勇气，绕着小道走到她身边的地头来了。廷忠他们都蹲在地里拿着小锄头刨土，仔细地寻找由于主人们的粗心而遗留下来的一颗两颗花生，马仔的来到并没被他们发觉。银英脖子后头那根拿红绒线扎起来的大辫子，把马仔的心触动了一下。

“捡到多少啦？”终于，马仔大声地问道。接着，他走到廷忠旁边，也蹲了下来，用他手上的扁担去刨了刨土，马上捡到一颗白壳的花生。自己给自己算卦：“如果豆荚里两粒花生仁全是好的，我同她的事就成了！”许了这愿以后，他心跳得厉害，屏着气，仔细地剥开了豆荚，一看，原来是瞎的，一粒也没长成，不禁失望地把豆荚丢了。

“我说是谁呢，把我吓了一跳。”韦大娘果然是受惊了，自己都能听到心跳的声音。

“你自己做贼心虚，别人都没有被吓着。”马仔说着，盯了银英一眼。没有注意韦大娘窘惑的红脸，也没有发觉廷忠忧郁的神色。

银英同他的眼光碰着了，却没有同意他的眼光，只是问道：

“回来那么快，你把工作组同志带到了吗？”

“放心！保证没有把他们带错路就是了。”

“我有什么放不放心的，你把他们带到哪里关我什么事？”

“那，你为什么要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