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你是个主任也没讲正经的。”银英撒娇地瞅了对方一眼。
“我这个主任呵!……”
“怎么的,不好呀?”银英马上逼着问。
苏绍昌苦笑。说不出话来。
“廷忠,怎么搞?能接得成吗?”花心萝卜去解了小便回来问道。
廷忠搞了老半天,绳子都烂了,接不上,心里正发火,埋怨老婆没有好好地检查就借来了,弄得半路上出事。他只顾接着绳子了,没大留意对方的话。
银英见他不作声,凑上去看了看,说道:
“呵,我当作你要在这儿让牛吃饱了再走。原来是绳子断了。廷忠叔,别那样鼓起嘴巴不高兴了,我给你去拿一根绳子来。”
银英马上奔跑到牛群里去。她那根用红绒绳扎着的辫子在背后飘动,挺惹人注目。
“真是一匹野马。”苏绍昌目送着她的背影说。随即拍一下花心萝卜肩膀:“你这个人平时呱呱叫,这一下子嘴巴含着橄榄似的,讲不出话来了。”
“你看,谁来了!”花心萝卜很难为情,找到借口,把话岔开了。
前面大路上的山坡,果然来了一个妇女。等她走到近边,才认得出是岭尾村的赵佩珍。这人跟村里普通妇女不大一样:她不做田地里的活路,平日买回棉纱来织些土布,然后拿到圩场去卖;每年,秋收过后,外地的巫婆来村里给人求神问卦,她撂下买卖也不做了,帮巫婆挑篮子、提包袱什么的,做巫婆的跟班,在这方圆五六十里的村庄走动。解放后,乡里要组织妇女会,旁人还摸不着头脑,不敢出头露面来同公家人打交道,她因为见过世面,能说能讲,外地人讲的官话也好,白话也好,她都能夹七夹八听懂一点。终于给她当上了乡的妇女主任。
论岁数,她已经是三十七八,快近四十了。人却收拾得挺干净利索,眉毛和鬓角都是修饰得十分整齐。人家年轻的妇女才兴的绣花头巾和穿着镶花边的衣服,可是,在她身上却总也没缺过这些衣饰。她同巫婆们还学会嚼槟榔,嘴唇总是又湿又红。
现在,她还没走到车子跟前,远远地娇声娇气地向苏主任嚷开了,大家却没同她搭腔。花心萝卜低着声同苏绍昌说:
“看她又到城里浪去了。”
她拿着雨伞,挑着一只篮子,潇洒地走来。
“可把我累坏了。”她把篮子和伞放下,也坐到车辕上来。
花心萝卜听她说累,就特别留神盯着她两只发蓝的眼圈。
“干吗那样看人,是不是——”她有点窘,脱下绣着壮锦的头巾抹抹脸。
“城里有什么新闻吧?”苏绍昌问。
“呵!苏主任打扮那样整齐,要做新姑爷似的。”这位妇女主任好像抓到了话题,放心谈笑起来。
“讲正经的吧。城里到底有什么新闻?”苏绍昌又带恳求的口气说话。
赵佩珍把眼前这几个人都瞟了一眼,对廷忠特别放心不下的样子,迟疑一阵才说话:“城里来了工作队,不几天就会到区上来了。”
“来了工作队算什么新闻。”花心萝卜失望地说。
“噫,你没见到可不敢说。这帮工作队说是要来分田地的呢。跟以往清匪反霸来的那些可不是一路货。人家是北京来的,男男女女,衣服穿得挺新式,好些女的头发是卷的,跟马戏团的绵羊一个样,就是没有抹口红。”
赵佩珍要显示自己比旁人的见识广,口气很大,另外还给工作队添了好些花头的话。苏绍昌同花心萝卜交换了一下眼色,意思是说:“果然来了!”
“你知道他们几时下来?”苏绍昌问,留神地等着回答。
这时,银英拿了绳子来了,听到苏绍昌同赵佩珍说话,一边把绳子交给廷忠,一边问他怎么回事。
“说是北京来了工作队,快到区上来了。”廷忠冷淡地回答,好像对赵佩珍的话不大相信。
“北京来的?那是什么样的人呀?”银英高兴起来,马上转向赵佩珍这一边来打听。
赵佩珍说她问是问过,但是,不知道哪一天下来,下来也不一定就到我们这个区。
“管他来不来。来了,你们两位主任可是要团团转了。米花糖多预备两块吧。廷忠,整好没有?你老是一个调门,不慌不忙的,太阳那么高了,我可上你的当了,不坐你这个车,我走路都早到了。”花心萝卜仍然抱着膝盖望着廷忠说风凉话。廷忠正在紧张地绑绳子。
“你还是走吧,一下子绑不好。”廷忠说。
赵佩珍站起来要走了。银英默默地盯她一眼,不问又安不下心来的样子,终于问她:“工作队里有没有女的?讲的官话还是白话?”
“你问这干什么?人家女的同男的都混杂在一堆,弄不清。”
“那是‘杂合会’,才有味道哇。”花心萝卜插了一句。
“他们住的也不分男女吗?”银英惊奇地问。
赵佩珍把雨伞挑上篮子轻飘飘地走了。苏绍昌不安起来,皱着个眉头,望了望太阳,看时候不早了,也提起篮子要走。
“苏主任,快整好了,上车坐吧。”
“不,不,我赶快去,晚上还得回来同大伙商量农会的事。万一明后天人家工作队真是下来了,还不得腾屋子、要饭菜吃呀!”
苏绍昌走后,花心萝卜仍旧抱着膝盖不动,望着廷忠催道:
“廷忠,还不行呀?你总是慢吞吞的。”
“你要走就走嘛,也没拴你的腿!”廷忠头也没抬,只使劲绑着绳子。
银英放下鞭子,凑上去帮廷忠拉紧绳头。一会,绳子绑好了,她拿起鞭子又跑去田边帮廷忠把牛牵回来,看廷忠驾好车开动了,才跑开去,把零散的牛赶在一起,打算赶到山那边去。
牛车又单调地吱吱地继续开动。花心萝卜还是死皮赖脸地爬上车床去。廷忠没有理睬他,老半天两人都不作声。花心萝卜憋不住了,才问廷忠:“昨天去扛回牛来,怎么招待?整个牛是不是全部都弄回了?”廷忠老实告诉他:“牛肉全都要回来了,就是剩下牛头没法拿,丢下了。”
“丢在什么地方?”花心萝卜非常关心地问。
“告诉了你,冬笋你就挖不成了。咄,咄,快走!”廷忠看看太阳已经出来好高了,心里发了急,扬了两下鞭子。
“我倒不稀罕那些死牛肉。”
“你稀罕也还不是白费心机,过了一夜狼还不来啃光了。说不定还有人把骨头也搬走了呢。”
“一只牛头能有几两肉,谁会半夜三更去干这个?”
“没有人干?山上那几个家伙知道了,他们不来拿吗?不管它有几两肉,总比他们偷挖的芋头、红薯强。”
“我看他们几个自从则丰打了他一枪,现在怕不敢在附近待了。”
“你怎么知道?”
“我……唔,当然……我只是将心比心,要我就不敢。”
“他们要同你一样,就用不着上山了。我昨晚还同则丰纳闷,苏嫂的牛掉到这个山谷,挺奇怪。”
“算了吧,有什么奇怪,人有时还掉下崖呢,何况牲口。”
“这几个坏家伙,这回工作队一来,看他们是不是还‘死鸡撑硬颈’,不肯下山。”
“你看刚才赵佩珍讲的工作队,会不会是真的?”
“她的话,你打他七折八扣就差不多。”
这时,山头和田野传来一阵一阵的山歌,有时是对唱,有时是几个人联唱。廷忠仔细一听,当中有这样几句:
烧火不给火花飞,
恋情不让旁人知;
行路相逢不相问,
两家低头两家知。
廷忠觉得这首山歌又亲近又疏远,“什么时候,什么人唱过?”廷忠专心地追寻他的记忆。那是他还没有同韦大娘结婚,苏嫂已经寡居了几年的时候。有一次正是木棉花开得正盛的时节,苏嫂同则丰的老婆搭伙种玉米,见他一个人在附近看牛,她就唱起这首山歌,仿佛是故意唱给他听似的,使他纳闷了几天。可是,现在又是谁唱的呢?歌声是从几个挖荸荠的妇女唱出来的,不可能有苏嫂,她今天一定是去圩场卖牛肉。
“是什么人唱的呢?莫非是谁唱给他听的?”廷忠回头瞅了一下正在打盹的花心萝卜。
“永秀!”廷忠想来想去,才叫了一声。
花心萝卜揉了揉眼皮,惊慌地望了望他。廷忠把山歌告诉他,顺便好心地劝他找一个人成个家好了。
“一根木头是难烧着火的,一个人怎么也是孤寒。”廷忠最后说道。
“前两年倒是有这个打算,如今没有这份心机了!”
“怎么搞的?”
“如今虽然闹自由,不花钱。可是,不花钱的货,你能管得住她吗?我看,现在谁是谁的老婆都分不清了,成天男男女女混在一堆,白天黑夜地开会、打闹,嘿,什么戏唱不出来呵。”
“你不要乱讲。你看这一年多来,也没见闹过什么事嘛。”
“你就这样死心眼吧,好戏还在后头呐,你没听刚才赵佩珍讲的:这帮工作队来了,不知又闹出什么新花样了。听说前面五区闹得……”
“闹得怎样?”廷忠信以为真,急忙打断对方的话。
“反正讲多了你们又说我花——”花心萝卜想说又不好说出口,只改变口气说,“我是对谁也不能轻信:吃甘蔗,吃到一节剥一节,走一步再看一步。”树林的雾霭已经消散了。大地上是一片温暖的阳光,马鞍山上的松林冒起一缕蓝烟。廷忠看了看,心想:“谁上山那样早?可别把松林烧了。”花心萝卜也瞪着眼狐疑地瞭望了好久,然后,要廷忠指给他苏嫂的牛跌倒的地方。“就在松树林上去一点。”廷忠告诉了他,他没再说什么。牛车继续走了一段路,花心萝卜就跳下车来,朝松树林的小道走去。
“怎么啦,不去挖冬笋啦?”廷忠问。
“你先走吧,我解个大便就来。”花心萝卜吞吞吐吐地,一边讲一边走,连头也不回,害怕人家拉住他似的。
“我看你想起那只牛头来了吧?咄,咄,快点走呵,快到了。早上没喝足水吧,走得那样慢!”
廷忠扬着鞭子吓唬着牛,牛摆了摆尾巴,快走几步,又照老样子慢吞吞的了,车子仍旧唱着吱吱哩哩的单调的歌声。廷忠伸一伸发麻的小腿,回头望了望,花心萝卜往右边路上走去了。
“一只牛头是比冬笋好多了,还不要费力气去挖。”廷忠心想,“反正苏嫂不打算来要了。我应该一早就来拿回去。茅草什么时候拿都可以的。都是她不通人情,一定要这样做,真是没法。但是,花心萝卜这么晏才去,保准他什么也拿不到了,那些烧炭的人还不早拿了?谁那样早就上去烧炭了呢?一担炭现在能换上五六十斤玉米。今天把茅拉回了,如果天不下雨,也去烧他几担炭,拿去城里卖了,买他四百来斤木薯、七八十斤玉米,加上自己还剩下百来十斤芋头,明年三四月春荒,马马虎虎能度得过去了。……现在离年卅晚,还有半个来月,元宝、蜡烛,这些年货少买点不打紧。就是这么一个年节,多少也得包几个粽子,做点米花糖,不然,小孩瞪着眼看人家咽口水……福生的衣服烂得不成样子,该给他缝一件新的了,但是这又得五六元人民币,哪里去找?一只猪现在至多七十来斤,要养到明年五月节再卖,就可以凑够买只小牛来养,碰上好运气,不发瘟,后年就能开犁。以后每年省下牛租,日子就好过些了。……但是,福生过了年就要上学,没一件衣裳……”
廷忠这样计算那样计算,这一头想通了,那一头又有问题,好像走到蒺藜地里,揪开了这个刺,又被那个刺挂上了,心里挺烦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