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使我们想知道那些最糟糕的事？是否因为我们厌倦了喜欢知道那些最好的？好奇心是否总能超越自私自利？或者简而言之，想知道最糟的，这是否是最常见的反常之爱？

对有些人来说，这种好奇心就如同有害的幻想。我曾经有个病人，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上班族，此人其他方面都没什么想象力，但他坦言在和妻子做爱时，喜欢想象她幸福地伸开身子，躺在那些身材魁梧的西班牙绅士、巧言令色的印度水手和东翻西找的侏儒身下。这种幻想极尽其能让人震撼、惊骇。对别人而言，这种追寻是真实的。我认识一些夫妇，就以彼此的低俗为傲：寻求彼此的愚蠢，彼此的虚荣，彼此的弱点。他们其实是在寻求什么呢？显然，并不是他们表面上在找的那些。也许，他们是要寻求一些终极的确认，证明人类自身的堕落无可救药，证明生活不过是蠢人脑中一场艳俗的噩梦。

我爱过埃伦，也曾想知道最糟糕的一面。我从未激怒过她；我总是习惯性地小心谨慎、自我防范；我甚至不问问题；但是我想知道最糟糕的一面。埃伦从不以柔情来对我。她喜欢我——她会自动同意她爱我，仿佛这个事根本不值得讨论——但是毫无疑问，她所相信的是我最好的一面。这就是区别所在。她甚至不会去寻找那个通往心灵密室的暗门，在那个密室里保存着记忆和尸体。有时候，你会找到那暗门，但它不会打开；有时候它会打开，然后你什么都没看见，除了一具老鼠的尸骸。但至少你去看了。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区别：这不是有秘密的和没秘密的人之间的区别，而是想知道一切的和不想知道一切的人之间的区别。我认为，这种寻找是爱的一个标志。

对于书来说，情况类似。当然，并非完全一样（永远也不可能一样）；而是说相似。假如你非常喜欢一个作家的书，假如你言听计从地翻书，却并不介意被打搅，那么你对作者的喜欢其实是未加思考的。你会想，不错的家伙。靠谱的哥们。他们说，他杀死了整整一队幼童军，然后用他们的尸体喂鲤鱼？哦，不，我确信他没有：靠谱的哥们，不错的家伙。但假如你爱一个作家，假如你靠着他的聪明才智作为输液供给，假如你想去寻找到他——尽管这有悖规矩——那么无论你了解多少都不会嫌多。你也会寻找他罪恶的一面。一队幼童军，哦？是二十七个，还是二十八个？他是否将他们的小领巾缝成一床百衲被？他真的在上绞刑架时引用了《约拿书》吗？他真的将自己的鲤鱼池赠给了当地的童子军？

但这就是差别。对一个爱人，一个妻子而言，当你发现了那最坏的一面——无论是她出轨或是不爱你，无论是她精神错乱或有自杀倾向——你几乎会感到松了口气。生活果然如我所料想的那样；我们是否应该为这种失望而庆祝一下？对一个你心爱的作家来说，本能反应是要去维护他。这就是我先前说的意思：也许对一个作家的爱，是最纯粹、最坚定的。于是，你更容易去为他辩护。事实上，鲤鱼是濒危物种，所有人都知道，假如冬天特别寒冷，假如春天在圣奥尔日之前进入雨季，那么它们唯一能吃的东西，就是幼童军的碎肉。当然，他知道自己会因为犯罪而被绞死，但他也清楚，人类并非濒危物种，所以牺牲二十七个（你说二十八个？）幼童军再加上一个位居中流的作家（他总是对自己的才华表现出离谱的谦虚），对于挽救整个鱼类物种生存而言，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代价。长远来看：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幼童军吗？他们只是会长大，然后成为童子军。假如你还难以释怀，不妨这么看：从鲤鱼池游客那里收到的门票钱，已经足够让童子军在当地修建并维护好几个教堂大厅了。

所以，接着来。读读指控书。我之前就已经料到了。但别忘记了这一点：居斯塔夫曾去过被告席。这次又指控他犯了哪些罪呢？

1）他憎恨人类。

是的，是的，当然。你们总是这么说。我要给你两种答案。首先，让我们从最基本的谈起。他爱他母亲：这难道没有让你那愚蠢而多情的20世纪心灵感到温暖吗？他爱他的父亲。他爱他的妹妹。他爱他的外甥女。他爱他的朋友们。他崇拜某些人。但是他的感情总是针对特定对象；他不对所有来客施以感情。在我看来这就足够了。你想让他做得更多？你想让他“热爱人类”，与全人类温存一番？但这没有任何意义。热爱人类就和热爱雨滴，或热爱银河系一样，不多也不少。你说你热爱人类？你确定自己不是在自我陶醉，自我肯定，让自己心安理得？

第二，即使他确实憎恨人类——或者用我更钟爱的说法，对它完全不感兴趣——这难道是他的错？很显然，你非常欣赏人类：对你而言，人类意味着聪明的灌溉方法，传教工作和微电子设备。请原谅他有不同看法。很显然，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得费些口舌。不过，首先请允许我简要地引用20世纪一位智者的话：弗洛伊德。他不是一个夹带私心的人，你同意吧？你想听听他在去世前十年对于人类的总结吗？“我在内心深处禁不住确信，除了极少数人之外，我亲爱的人类同胞是毫无价值的。”讲这番话的人，被多数人在大半个世纪认为是最洞悉人类心性的。这有点让人尴尬，对吧？

好了，该轮到你爱得更具体一些了。

2）他憎恨民主。

在给泰纳的一封信中，他管这个东西叫ladémocra-sserie。你喜欢哪一种——democrappery，还是democra-ssness？要不，democrappiness?的确，他对这个东西非常冷淡。但你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说他喜欢暴政、君主专制、资产阶级君主制、官僚极权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等等。他偏爱的政府模式是中国那种——中国式官僚统治；虽然他乐于承认的是，将这种制度引入法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你看来，中国式官僚统治属于倒退？但既然你原谅伏尔泰对于开明君主制的热情，为什么却不原谅一个世纪之后的福楼拜对开明寡头政治体制的热情？他至少没有抱着某些文人墨客的那种天真幻想，认为作家比其他人更适合管理这个世界。

主要观点如下：福楼拜认为，民主制仅仅是政府发展史的一个阶段，我们身上有一种典型的虚荣，就是相信它代表了人类相互统治的最佳途径。他相信——或者说，他没有忘记注意到——人类的不断进化，所以也相信它的社会形态将不断发展：“民主制不是人类的最终归宿，就像奴隶制、封建制和君主制都不是社会的永恒阶段那样。”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形式是那种行将灭亡的政府，因为这意味着它将让位于另一种政府。

3）他不相信进步。

我援引整个20世纪来为他辩护。

4）他对政治兴趣寥寥。

兴趣“寥寥”？你至少承认他是有兴趣的。你在巧妙地暗示他对眼前的不喜欢（正确），而假如他看得多了，也许就会回心转意，在这些问题上认同你的思路（错误）。我要提出两个观点，第一点要用斜体表示，因为它似乎是你喜欢的那种说话方式。文学包含了政治，反之则不成立。对于作家和政客而言，这不是时髦的观点，对此请多多包涵。在我看来，那些认为写作是政治工具的小说家是在贬低写作，并傻乎乎地抬高政治。不，我并不是说应该禁止他们拥有政治见解，或者禁止他们发出政治言论。我只是认为他们应该将那种写作称之为新闻。那些认为小说是最有效参政方式的作家，通常是糟糕的小说家，糟糕的记者，也是糟糕的政客。

杜康十分关注政治，但福楼拜只是偶尔为之。你喜欢哪一种人？前者。他们谁是更好的作家呢？后者。他们的政治见解到底如何？杜康成为了一个慵懒的社会向善论者；福楼拜自始至终都是“一位满腔愤怒的自由主义者”。你对此感到吃惊吗？但即使福楼拜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慵懒的社会向善论者，我的观点也不会改变：指望过去来向现在献媚，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虚荣。现在的人回顾一个世纪前的某个伟大人物，然后好奇：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吗？他是好人吗？这种想法暴露出自信心的严重匮乏：现代人既想对古人的政治评判高下，摆出屈尊降贵的姿态，又想被古人阿谀奉承，想获得对方的亲密鼓励，听到一句“干得不错，加油啊”。假如这就是你所谓福楼拜先生对政治“兴趣寥寥”的言下之意，那么恐怕我的当事人必须要认罪了。

5）他反对巴黎公社。

嗯，我上面说的话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但还有这样一个原因，一个我的当事人身上令人难以相信的性格弱点：总而言之他是反对人类相互杀戮的。你可以称之为神经脆弱，但他确实不赞同。他自己从来没有杀过人，我必须承认；事实上，他根本没有试过。他许诺将来会做得更好。

6）他不爱国。

请让我稍微笑一笑。哈哈。好多了。我认为现如今爱国主义是一个坏东西。我认为我们都宁可背叛自己的祖国，也不愿背叛自己的朋友。事实不是如此吗？情况又一次颠倒过来了吗？你指望我说些什么呢？1879年9月22日，福楼拜给自己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在克鲁瓦塞，他集合了一些散兵游勇进行操练，以备普鲁士人的进攻；他带着他们在夜间巡逻；他告诉他们，如果他想跑就一枪毙了他。等到普鲁士人真的来了，他除了照顾自己年迈的母亲，没什么切实的事情好做。他也许可以参加某个军队医疗组，但是对于这个除了在沙漠里射杀过野生动物之外，并无任何军事经验的四十八岁癫痫兼梅毒患者的申请，他们又会有多大热情呢——

7）他在沙漠里射杀野生动物。

哦，我的上帝。我们请求不进行争辩。此外，我关于爱国主义的问题还没讲完呢。能让我和你简单谈谈小说家的特性吗？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什么是最轻松、最舒服的事？是歌颂他所生活的社会：去崇拜它的力量，称赞它的进步，对它的愚蠢做些善意调侃。“我不是法国人，正如同我不是中国人。”福楼拜宣称。也就是说，他并非更像中国人：假如他生于北京，毫无疑问也会让那里的爱国者们大失所望。最伟大的爱国主义，就是在你的祖国行为不检、愚蠢邪恶时，向它说明这一切。作家必须对万物抱有同情之心，必须生来就是一个被逐之人：只有这样他才能眼清目明。福楼拜总是站在少数派那一边，支持“贝都因人，异教徒，哲学家，隐士和诗人”。1867年，四十三个吉卜赛人在皇后林荫大道上搭帐篷，引起了鲁昂人的极大愤慨。福楼拜对他们的出现感到很开心，还给他们送钱。毫无疑问，你希望能对他大加赞许。假如他知道此举将获得后世的认可，他很可能会把钱留给自己花。

8）他没有让自己卷入生活里。

“如果你不是酒鬼、情人、丈夫或列兵，你也可以去描绘酒、爱情、女人和荣耀。假如你成为俗世中人，那么你就无法清楚地认识生活：你要么为它所困，要么沉迷其中。”这并不是认罪的答辞，而是在抱怨这种指控的用词错误。你说的生活是指什么？政治？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个问题了。感情生活？通过他的家人、朋友和情人，居斯塔夫对这种磨难已了然于胸。你也许说的是婚姻？这种抱怨很奇怪，但并不新鲜。成家的人比打光棍的更会写小说吗？子女成堆的人比膝下无子的更懂得写作？我倒想看看你的统计数字。

一个作家过的最好生活，就是那种能帮他写出佳作的生活。我们能自信地认为，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比他的强？用你的话说，福楼拜比很多人“卷入”得更深：相比之下，亨利· 詹姆斯就是一个尼姑。福楼拜也许是试图活在象牙塔里——

8a）他试图活在象牙塔里。

但是他失败了。“我总试图活在象牙塔里，但便溺的潮水正拍打着它的墙壁，使它岌岌可危。”

需要指出三点理由。第一，作家选择——尽他所能——你所谓的卷入生活的程度：尽管他声名在外，福楼拜却对生活只是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写出饮酒歌的人，并不是酒鬼”：他清楚这一点。另一方面，他也不主张完全禁酒。也许，他最好的表述是，作家应该像蹚入大海那样蹚入生活，但最多走到齐腰深的水中。

第二，当读者指摘作家的生活时——为什么他不这么做；为什么他不向报社就那件事提出抗议；为什么他不更多地卷入生活？——他们实际上是在问一个更简单、更自负的问题：为什么他不更像我们？但假如一个作家更像读者，他就会成为读者，而不是作家：这事情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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