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不是他们修建了什么，而是他们摧毁了什么。

重要的不是房子，而是房子与房子之间。

重要的不是那些尚存人间的街道。

重要的是那些已灰飞烟灭的街道。

但是，那些他们尚未建成的东西也很重要。那些他们在梦想中设计的房子。那些想象中的古怪林荫道；那些茅草小屋之间人迹罕至的散步小路；那些用错视画法让你误以为走进了康庄大道的死胡同。

那些作家没有写出的书重要吗？人们很容易就忘记它们，认为在未成之书的清单里，肯定不过是一些糟糕的点子、及时中断的计划，以及令人尴尬的最初想法。但事实未必如此：最初的想法往往是最好的，它们虽然在第二轮思考中遭到冷遇，却在第三轮重新获得宠幸。而且，一个想法之所以被抛弃，不见得是因为它未能通过某种质量控制的测试。想象并不像一株果树那样，每年都会有可靠的收成。作家只能收获那些可以收获的东西：有时丰收，有时欠收，有时甚至一无所获。在丰收之年，某个阴凉黑暗的阁楼上会放着一个木板条编成的盘子，作家时不时紧张兮兮地来探视一番；哦，是的，当他在楼下辛勤劳作时，阁楼里的果实却会皴皱，会长出可疑的色斑，会突然出现棕色的塌陷，还会有雪花飘飞出来。他对此又有何计可施？

在福楼拜这里，未成之书如同投下的第二道影子。如果说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是一次失败的妓院之旅，那么也许写作中最美好的时刻，就是当作家有了写书的灵感，却不必付诸笔端，于是它免于堕落为确定的形式，也不必拿给那些不如作者那般珍爱它的外人去观瞻。

当然，已出版的作品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如果福楼拜有时间和金钱好好整理他的文学财产，也许它们现在会是不同的样子。他会写完《布瓦尔和佩库歇》；也许他会禁止《包法利夫人》再版（居斯塔夫对此书暴得大名颇为不满，我们认真考虑过作者的这一态度了吗？并没太当回事吧）；而《情感教育》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结局。福楼拜曾因这本书的时运不济而灰心丧气，对此杜康有过如下描述：此书刚出版一年，就赶上了普法战争，在居斯塔夫看来，发生在色当的侵略和溃败会给小说带来一个宏大公开、不容辩驳的结局，而这部小说的出发点，正是要去探讨一代人的道德失败。

“想象一下吧，”杜康记录下了他的话，“我们从一些特定事件中可能获得多少写作的资本。比方说，这里就有一个极为精彩的结尾。签署完投降条约，军队缴械投降了，皇帝跌坐在他那辆宽大马车的角落里，面色凝重，目光呆滞；他抽了一根香烟，想让自己保持平静，虽然他此刻内心正在经历一场风暴，却试图让自己显得面不改色。在他身边，是副官和一位普鲁士将军。所有人都沉默不语，目光低垂；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痛苦。

“在一个路口，皇帝的队伍被一队由枪骑兵看管的囚犯挡住了，这些士兵戴的四角军帽垂到耳朵处，手中斜握着长矛。马车在人潮面前被迫停了下来，大队人马卷裹着尘土，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泛出红色。囚徒们拖着脚、弓着背走路。皇帝疲惫地注视着这群人，心里思绪万千。以这样的方式来检阅自己的军队，真是奇怪。他想到了从前阅兵的情形，那时战鼓激荡，旌旗飘舞，他的将军们身披金色绶带，举剑向他敬礼，而卫兵高喊：‘皇帝万岁！’

“一个因犯认出了他，向他敬礼，然后大家也纷纷敬礼。

“突然，一个轻步兵离开队列，晃动着拳头喊道：‘哈！你这个坏蛋，原来在这里啊；我们被你害惨了！’

“然后，上万人高喊着辱骂的口号，愤怒地挥动双臂，冲着马车吐口水，然后像一阵诅咒的旋风般走过。皇帝依然一动不动，没有任何表示，一言不发，但是他心里却在想，‘那些人当年曾被称为我的禁卫军！’

“你觉得这种场景描写怎么样？很有气势，对吧？如果放到我《情感教育》的结尾，将会是多么激荡的一幕！我居然与它失之交臂，真是太不甘心了。”

我们应该为这个失落的结尾而哀痛吗？我们该如何评价它？杜康在转述时很可能未言尽其妙，而福楼拜在出版前也许会对这个结尾数易其稿。它的魅力显而易见：以最强音的高潮，对一个国家不便言明的失败做一次公开的总结。但是，这本书需要这样的结尾吗？我们已经有了1848年，还需要把1870年写进去吗？最好还是让小说在幻灭中走向终点；最好还是写两个友人伤心的追忆，而不要用一幅激荡的沙龙画来结尾吧。

要想好好谈未成之书的问题，让我们做一个系统性的考察吧。

1）传记。“有朝一日，如果我写回忆录——如果我全身心投入，这将是我唯一能写好的东西——你会在书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那个位置很重要！因为你在我生命的围墙上炸出了一个巨大豁口。”居斯塔夫在给露易丝· 科莱最早的一批信中如是写道；在七年的时间里（1846—1953年），他不时会提到这个计划中的自传。然后，他正式宣布放弃该计划。但是，它是否仅仅只是一个为了计划的计划？“我要把你放到我的回忆录里”这种话，是文人们用来追求女人时常用的招数。它就相当于“我要把你拍成电影”，“我要让你在画中不朽”，“我可以把你的脖子塑成大理石雕像”，诸如此类。

2）翻译。它们是失落的作品，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未成之书；但是我们这里也许可以记上一笔：a）朱丽叶· 赫伯特翻译的《包法利夫人》，作家本人审核过该译作，并说它是“一部杰作”；b）在1844年一封信中提到的翻译：“我把《老实人》读了二十遍。我把它翻译成了英语……”这听上去不像是学校作业，而更像是作者给自己找的一份实习工作。鉴于居斯塔夫在信中所用的英语颇为糟糕，这个翻译很可能会“无心插柳柳成荫”地给原著增添几分喜剧色彩。他甚至连英文地名都抄不对：1866年，在关于南肯辛顿博物馆的“彩色明顿瓷砖”的笔记中，他把stoke-upon-trent抄成了stroke-upon-trend。

3）虚构。未成之书的这一部分包括了大量的少年时代作品，主要对那些喜欢心理分析的传记作家有用。但一个作家在青少年时代未能写成的书，和他正式走上创作道路后未能写成的书有着本质区别。对于之后那些不存在的书，他必须承担责任。

1850年，福楼拜在埃及，花了两天时间构思孟卡拉的故事，此人是第四王朝时期一位虔诚的国王，后人相信是他重开了被先王们关闭的寺庙。但是在给布耶的信中，小说家将他的写作对象粗俗地定义为“那个操了自己女儿的国王”。也许，福楼拜的写作兴趣源自1837年的一个考古发现（其实应该是一段记忆）：国王的石棺被英国人发掘出来，用船运回了伦敦。居斯塔夫1851年去大英博物馆时也许看过这个展品。

我想改天亲自去看看。他们告诉我，这个石棺其实不算博物馆里诱人的馆藏，从1904年之后就未被展出过。虽然人们在装运它时还以为这是第四王朝的文物，但后来发现它其实属于第二十六王朝：棺材里木乃伊尸体的遗骸可能有些是孟卡拉的，也同样有可能不是。我感到失望，但也如释重负：假如福楼拜没有放弃这个计划，并且通过精心研究，对国王坟墓做了一番仔细描绘，那又会怎样？伊妮德· 斯塔基博士就会逮到机会，对另一个“文学错误”大加鞭挞了。

（也许我应该在我那本福楼拜导读袖珍本中加入斯塔基博士的词条；抑或这样的报复其实并无必要？用s代表萨德，还是用s代表斯塔基？顺便说一下，《布拉斯韦特的庸见词典》进展顺利。你会获得你需要知道的关于福楼拜的一切，就像所有人所了解的那样！只需要再增加一些词条，我就可以完工了。我发现字母x会是一个麻烦。在福楼拜自己的字典里，x下面也没有任何条目。）

1850年，福楼拜在君士坦丁堡宣布了三个写作计划：“唐璜的一个夜晚”（它进入了规划阶段）；“阿努比斯”，这个故事讲的是“想让神操她的女人”；以及“我的弗兰芒小说，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子在某个外省小城死去，地点是一个种着大白菜和芦苇的花园深处，死时是处女和神秘主义者……”居斯塔夫在给布耶的信中抱怨说，对一个计划想得太周全其实不好：“天啊，我觉得如果你对尚未出世的孩子事无巨细地想太多，那么你实际上还不够坚强，不足以当父亲。”在这几个例子里，居斯塔夫都还不够坚强；尽管有人在他第三个选题中隐约看到了《包法利夫人》或《一颗质朴的心》的影子。

1852到1853年，居斯塔夫为《螺旋》做了认真的计划，称之为“一部宏大的、形而上学的、充满幻想和喧嚣的小说”，书中主人公过着典型的福楼拜式双重生活，在自己的梦里非常幸福，但在真实生活中却过得不开心。当然，它的结论是：幸福只存在于想象中。

1853年，“我的一个旧梦”复活了：这是一部关于骑士精神的小说。居斯塔夫宣称，尽管已经有了阿里奥斯托，这样的计划依然具有可行性：他会给这个主题增加一些元素，即“恐怖和更恢弘的诗”。

1861年，“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思考一部关于疯癫的小说，或者说，关于一个人如何变疯的小说。”按照杜康的说法，大概从这时或稍晚时起，他也开始构思一部关于戏剧的小说；他会坐在演员休息室里，记下那些口无遮拦的女演员们的秘密告白。“只有勒萨日在《吉尔· 布拉斯》中触及了真相。而我会让真相袒露无遗，因为它个中的喜剧性是无法想象的。”

从此时开始，福楼拜肯定已经知道，写任何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很可能都将耗费他五到七年的时间；所以，大部分被他暂时搁置的计划，都将无可避免地慢慢蒸发殆尽。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我们发现他主要有四个创作构思，外加一个极为有趣的想法，即写一个妙手偶得的故事。

a）“阿雷尔 – 贝”，一个东方故事。“如果我再年轻一些，而且有钱，就会重返东方——去研究现代的东方，研究那个有苏伊士地峡的东方。写一本关于这个方面的厚书，是我的夙愿之一。我想表现一个文明人如何变成了野蛮人，而一个野蛮人又如何成为了文明人——让两个最终融合的世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可是太迟了。”

b）一本关于温泉关战役的书，他打算写完《布瓦尔和佩库歇》之后就动笔。

c）一部表现一个鲁昂家庭几代人的小说。

d）如果你将一条扁形虫切成两半，有头部的那一半就会长出新的尾巴；更令人吃惊的是，原来的尾部还会长出一个新头。在《情感教育》那令人抱憾的结尾，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它独自生成了一部完整的小说，开始被称为“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下”，后来改为“一个巴黎家庭”。“我要写一部关于法国皇帝的小说（这段说法来自杜康），描写贡比涅的晚宴，所有的大使、将军和参议员跪在地上亲吻皇帝的手，身上佩戴的勋章叮当作响。对，就这样！这个时期可以为一些皇皇巨著提供素材。”

e）那个妙手偶得的故事是由《鲁昂小说家》的编辑夏尔· 拉皮埃尔觅到的。有次晚上在克鲁瓦塞一起吃饭时，拉皮埃尔给福楼拜讲了一个p小姐的风流乱史。她出生于诺曼底的贵族家庭，与皇室沾亲带故，后来被任命为欧仁妮皇后的朗读官。他们说，她的美貌足以让一个圣徒下地狱。不过，这种美倒是足以毁掉她自己：因为与皇家卫队的一个军官公然私通，她被逐出了宫廷。后来，她成了巴黎风月欢场的女王，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独领风骚，那种地方和她被逐出的宫廷相比，堕落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普法战争期间，她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同时消失的还有她从事的行当），后来她变得星途黯淡。据说她沦落为最底层的娼妓。然而，令人振奋的是（无论是对于小说而言，还是对她本人），她证明自己可以东山再起：她成为了一位骑兵军官的正牌情妇，逝世之前还成了一个海军上将的合法妻子。

福楼拜听到这个故事很高兴：“你知道吗，拉皮埃尔，你刚刚给了我一部小说的主题，它是另一种《包法利夫人》，是上流社会版本的包法利。这是一个多么诱人的形象啊！”他立刻记下了这个故事，并开始做笔记。但这部小说始终未能写成，而笔记也已散佚。

所有这些未写成的书都很诱人。然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填充、整理和重新想象。它们可以用于学界研究。码头是一座未能偿愿的桥；但如果长久地注视，你就会幻想出它与海峡对岸相接的情景。对这些书的残端而言，亦是同理。

但对于那些未曾活过的人生，又是怎样一种情形？也许，它们会更加诱人；它们是真正的未成之书。如果写出的是《温泉关》，而不是《布瓦尔和佩库歇》呢？好吧，它仍然是一本书。但假如居斯塔夫本人改变了人生道路呢？毕竟，不当作家是易如反掌的。大部分人都不是作家，这对他们也毫发无损。有一位颅相学家——19世纪的职业咨询大师——曾经研究过福楼拜的长相，说他天生是做驯兽师的料。这么说倒也并非完全不对。让我再引一遍福楼拜的话：“我容易招惹疯子和动物。”

这不仅是指我们已知的作家人生。不仅是指被成功遮掩的人生。不仅是指编造的人生谎言（有些谎言我们现在无法证伪）。它还指那未曾活过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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