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回忆或梦见你深爱的人时——那些已经死去的——你没法阻止故事的结局先于其他部分自己跳出来。你无法选择梦境的时间排列，或者回忆起某个人时每一件事情发生的顺序。在你的心中——你的梦境、你的记忆里——故事有时会从尾声开始。
在爱荷华，第一家集中的艾滋病病毒诊所，包括护理、社会服务以及配套的教育，开放于1988年6月。诊所开在博伊德塔——它被称作塔，但实际上不是。所谓的博伊德塔是一座附属于老医院的新建五层建筑。博伊德塔是爱荷华大学医院及诊所的一部分，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诊所位于第一层，被称作病毒诊所。当时，人们对于直称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诊所还有所顾虑，担心病人和医院都会受到歧视，这是合情合理的。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与性和毒品相关。这种病在爱荷华还不够普及，很多当地人认为这是一种“都市”病。在爱荷华的乡下人之间，一些病人要同时面对周围人的恐慌和排斥。
胡安·迭戈还记得博伊德塔未建成时的样子。在20世纪70年代，那里(和现在一样)是一座真正的塔，那座哥特风格的塔位于老综合医院的北侧。当胡安·迭戈刚和爱德华多先生及弗洛尔一起搬来爱荷华时，他们住在一套复式公寓中，那里是过于繁复的维多利亚婚礼蛋糕风格，带有一个废弃的门廊。胡安·迭戈的卧室和浴室以及爱德华多先生的书房都在二楼。
快散架的门廊对于爱德华·邦肖或弗洛尔来说没有什么用，但是胡安·迭戈还记得自己曾经有多么喜欢那里。从门廊上，他可以看见爱荷华老田舍(室内游泳池所在地)以及金尼克体育场。梅尔罗斯大街上的破败门廊是观看学生活动的绝佳地点，尤其是在秋季的周六，爱荷华足球队有内部比赛。(爱德华多先生把金尼克体育场称作罗马圆形剧场。)
胡安·迭戈对美式足球并不感兴趣。起初是出于好奇——后来是为了和朋友们在一起——胡安·迭戈偶尔会去金尼克体育场看比赛，但他真正喜欢的是坐在梅尔罗斯那栋古老木房子的门廊上，看着那些年轻人走过。(“我感觉我喜欢乐队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以及想象啦啦队的样子，近距离地。”弗洛尔会用她那难以听懂的话语说。)
博伊德塔建成时，胡安·迭戈即将结束他在爱荷华的本科学习。从他们位于梅尔罗斯大街的家中，这个特殊的一家三口能够看到老综合医院中的哥特塔。(弗洛尔后来说，她失去了对那座旧塔的喜爱。)
弗洛尔是第一个出现症状的。当她被诊断后，爱德华·邦肖自然要接受检查。弗洛尔和爱德华多先生在1989年检测出艾滋病病毒阳性。潜伏期的卡氏肺孢子虫肺炎是他们两个最早的艾滋病症状。他们咳嗽、呼吸困难、发烧，弗洛尔和爱荷华人开始服用抗生素。(爱德华·邦肖会因此而引发皮疹。)
弗洛尔还是很美，但是她的脸因为波卡西肉瘤病变而毁了容。她的一边眉毛呈现出紫色的病灶，另一处体现在她的鼻子上。后者非常明显，弗洛尔决定用一块印花大手帕遮住。她把自己称作“土匪”。但是对她而言最难过的是，她失去了自身的女性特征。
她服用的雌性激素具有副作用，尤其是对她的肝。雌激素会引发一种肝炎，并导致胆汁的淤积和聚集。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瘙痒让弗洛尔非常抓狂。她只能停止服用激素，于是她的胡子又回来了。
在胡安·迭戈看来，弗洛尔如此努力地让自己变得女性化，可她不仅要死于艾滋病，还要以一个男人的身体死去，这是很不公平的。当爱德华多先生的手已经不够稳，没法每天给弗洛尔刮脸时，胡安·迭戈会替他做。然而，当胡安·迭戈亲吻她的时候，依然能够感觉到脸颊上的胡茬，也总是能看到胡须的影子，即使她已经刮好了脸。
由于爱德华·邦肖和弗洛尔是一对不寻常的夫妇，他们需要一位年轻的医生来进行日常保健，而且弗洛尔想要一位女医生。他们美丽的女全科医生是罗丝玛丽·施泰因，她坚持要他们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测。1989年，施泰因医生只有三十三岁。“罗丝玛丽医生”——弗洛尔是第一个这样称呼她的——和胡安·迭戈同龄。在病毒诊所中，弗洛尔称呼那些传染病医生都用名字，他们的姓氏在墨西哥人的发音中简直是一场噩梦。胡安·迭戈和爱德华·邦肖，他们的英语很完美，也称那些传染病医生为“杰克医生”和“亚伯拉罕医生”，只是为了让弗洛尔显得不那么像外国人。
病毒诊所的等候室非常简朴，是20世纪60年代的风格。地毯是棕色的，椅子分单双人款，上面铺着深色的化纤垫子，更确切地说是瑙加海德革。登记桌是桦色的，顶上带有浅色的福米卡塑料贴面。登记桌对面的墙是砖砌的。弗洛尔说她希望博伊德塔的内外部完全是用砖砌成的，想到那些“垃圾瑙加海德革和福米卡塑料贴面”要比她和她亲爱的爱德华多留存更久，她就很难过。
所有人都认为是弗洛尔传染了爱荷华人，虽然只有弗洛尔这样说。爱德华·邦肖从未指责她，也没说过任何埋怨的话。他们没有正式宣誓，但对彼此作出过正常夫妻的承诺。“无论健康还是疾病，只要我们都活着就好。”当弗洛尔陷入自责，承认她偶尔的不忠行为(那些回瓦哈卡的旅行、那些派对——只是看在旧日的情分上)的时候，爱德华多先生会努力地向她吟诵这句话。
“关于‘放弃其他所有’，我赞同这一点，不是吗？”弗洛尔会询问她亲爱的爱德华多，她一心想要责怪自己。
但弗洛尔始终是无法无天的。爱德华·邦肖会保持对她的真诚。他总是说弗洛尔是他的一生挚爱，正如他坚守着那句苏格兰誓言，也就是他疯狂笃信的“无风不起浪”。他总是忍不住愚蠢地重复着拉丁语的原版。(当他在那个鸡毛纷飞的瞬间抵达瓦哈卡时，就是这样在佩佩神父眼中留下狂热的印象的。)
在病毒诊所，采血室位于等候室的隔壁，艾滋病病毒阳性患者通常要和糖尿病患者共用那个房间。两组病人分别坐在房间的两侧，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艾滋病患者数量增加，许多濒死者的症状都很明显——不仅是因为他们消瘦的身体，或是波卡西肉瘤病变。
爱德华·邦肖有他自己的标志：他患上了脂溢性皮炎，皮肤变得脆而油腻，主要是在眉毛和头皮上，还有鼻子两侧。爱德华多先生的嘴里长出了干酪状的念珠菌，把他的舌头都覆盖成了白色。念珠菌最终会进入爱荷华人的喉咙以及食道，他会吞咽困难，嘴唇上结出白色的痂并开裂。最后，爱德华多先生只能微弱地呼吸，但他拒绝上呼吸机。他和弗洛尔想要一起死去——在家里，而不是医院。
最后，他们通过希克曼导管帮助爱德华·邦肖进食。他们告诉胡安·迭戈，对于那些不能自己吃饭的病人，静脉营养法是必要的。由于念珠菌以及吞咽的困难，爱德华多先生很饥饿。一位护士——名叫道奇太太的年长女性——搬进了梅尔罗斯那栋复式公寓二楼曾经是胡安·迭戈卧室的房间。大多数时候，护士在那里是为了照看导管，道奇太太需要用肝素溶液来冲洗希克曼导管。
“否则会凝固。”道奇太太告诉胡安·迭戈，他并不明白她的意思，但也没有让她解释。
希克曼导管悬挂在爱德华·邦肖右侧的胸前，它被插在锁骨下方，穿过乳头上面几英寸的皮肤，进入锁骨下部的静脉。胡安·迭戈对此很难习惯，他将在其中一本小说中写到希克曼导管，在那本书中他的许多角色死于艾滋病，还有一些死于那些爱德华多和弗洛尔感染的与艾滋病相关的机会性疾病。但是那篇小说中的艾滋病患者甚至没有爱荷华人，或者人称女王自称土匪的弗洛尔隐约的“影子”。
胡安·迭戈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弗洛尔和爱德华·邦肖身上发生的事情，但是他没有一次写到过他们。拾荒读书人自学了阅读，也教会了自己如何想象。也许正是自学的经历，让他明白了小说家如何创造人物，如何虚构故事。你写的不只是你认识的人，讲的也不只是你自己的故事，这才是小说。
胡安·迭戈生命中那些真实的人身上有太多矛盾和未知的地方——他们不够完整，无法作为小说中的角色，胡安·迭戈想。他可以虚构出比自己的真实经历更好的故事。拾荒读书人认为，他自己的故事作为小说也“不够完整”。
作为创意写作的教师，胡安·迭戈不止一次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写作，他从不会建议那些写小说的学生们用他自己的方式创作。拾荒读书人不是一个劝导者。问题在于许多年轻的作家都在寻找方法，他们很倾向于选择一种写作流程，并相信有且只有一种创作的方式。(按照你想到的去写吧!只要充分发挥想象!一切只关乎语言!)
以克拉克为例。很多学生一辈子都是学生：他们寻找并发现自己赖以生存的规律。作为作家，他们希望自己使用一种通用的、无法打破的模式来写作。(将自传作为小说的基础完全是无稽之谈!用你的想象来编造故事吧!)克拉克知道胡安·迭戈站在“反对自传的一边”。
胡安·迭戈并没有想要站在哪一边。
克拉克坚持说胡安·迭戈站在“想象那一边”，他是一个“虚构家，而非回忆家。”克拉克说。
也许如此吧，胡安·迭戈想，但他并不愿意站队。克拉克把小说创作当成了一种论争。
胡安·迭戈试图减少话题中的论争色彩，他想谈论自己喜欢的文学，那些让他希望自己是一个作家的作者。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把这些作家看作写作标准的定制者，而单纯因为他喜欢他们写的东西。
让人毫不惊讶的是：流浪儿童的英语图书馆是很有限的，19世纪以后的范例基本不存在，包括那些阿方索神父和奥克塔维奥神父决定在垃圾场的火堆中烧掉的书，还有那些佩佩神父和爱德华·邦肖从图书馆少量的小说中救出来的必要作品。是这些鼓励了胡安·迭戈成为一个小说家。
狗的不公平境遇让拾荒读书人在阅读霍桑的《红字》时有了一定的准备。那些庄重的女教徒私下讨论着要对海丝特做什么，用热烙铁在她额头上打下烙印，或者杀掉她，而不是仅仅在她衣服上留下印记。这让胡安·迭戈对于搬到爱荷华后会接触到的美国清教徒残余有所准备。
梅尔维尔的《白鲸》，其中最著名的桥段是魁魁格的“棺材救生衣”，教会了胡安·迭戈在故事中预言往往和命运相伴。
至于命运，以及你无法逃避自己的命运，则来自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在第一章，迈克尔·亨查德喝醉了，把他的妻子和女儿卖给了一个水手。亨查德永远无法为自己做的事情赎罪。在他的遗嘱中，他写道“没有人记得我”。(这并不是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克拉克不喜欢哈代。)
还有狄更斯，胡安·迭戈会引用《大卫·科波菲尔》中“暴风雨”那一章。在这章的结尾，斯提福兹的尸体被冲上了海面，科波菲尔面对着自己儿时偶像和狡诈地折磨过他的人的遗骸——他是那种你在学校会遇到的典型，年长一些的男孩，命中注定的霸凌者。既然他已经躺在“他曾经屈居，但已成为废墟的家园”中，就没有必要再对斯提福兹沙滩上的尸体进行什么描写了。但狄更斯终究是狄更斯，他让科波菲尔说出了更多的话：“我看见他把头枕在胳膊上，我以前在学校经常看到他这样躺着。”
“关于写小说，除了从这四个人身上学到的，我还需要什么呢？”胡安·迭戈询问过他的写作课学生们，包括克拉克在内。
当胡安·迭戈向他的写作课学生们展示那四位19世纪的小说家时，他将霍桑、梅尔维尔、哈代和狄更斯称作“我的老师”，他也没有忘记提到莎士比亚。在胡安·迭戈开始写小说很久以前，爱德华多先生就给他读过。莎士比亚理解并欣赏情节的重要性。
和克拉克·弗伦奇提起莎士比亚是一种错误。克拉克自封为这位阿文河上的吟游诗人的卫士。克拉克属于纯粹想象学派，你可以想到他对那些相信“莎士比亚的作品其实是别人写的”的异教徒有多么恼火。
只要想到莎士比亚，胡安·迭戈的思绪就会回到爱德华·邦肖以及他和弗洛尔的遭遇上面。
起初，爱德华多先生和弗洛尔还足够强壮的时候，他们可以自己搬东西和上下楼梯，弗洛尔还在开车，他们会自己到博伊德塔的一层诊所去。那里距离他们在梅尔罗斯的房子只有三分之一英里路。当一切变得更加艰难后，胡安·迭戈(或道奇太太)会带着弗洛尔和爱德华·邦肖穿过梅尔罗斯大街。弗洛尔还能走路，但爱德华多先生需要坐轮椅。
在90年代早期或中期，艾滋病死亡率即将下降(由于新药物的作用)，而病毒诊所中艾滋病病毒阳性患者的数量还没有开始增加。来访的病人稳定了下来，大概每年两百人。很多病人在等候室中需要坐在伴侣的腿上，他们偶尔会聊起同性恋酒吧和变装秀，那里有一些衣着华丽的异装者——是爱荷华风格的艳丽。
但弗洛尔不是，她已经不再是其中的一员。弗洛尔失去了她身上大多数的女性特征，虽然她依然穿着女装，但打扮很低调。她意识到自己的魅力已经消退，只有爱德华多还用爱慕的眼神看着她。他们在等候室中牵着手。在爱荷华市，至少在胡安·迭戈的记忆中，博伊德塔的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诊所等候室是弗洛尔和爱德华·邦肖公开展现他们彼此间爱情的唯一场所。
其中一个艾滋病患者是来自门诺会家庭的年轻人，家人一开始和他断绝了关系，后来又重新接受了他。他会把自己园子中的蔬菜带来等候室，并把土豆送给诊所的员工。年轻的门诺会教徒穿着牛仔靴，戴着一顶粉色的牛仔帽。
有一次，道奇太太带弗洛尔和爱德华·邦肖去诊所，弗洛尔对那个戴粉色牛仔帽的年轻园丁说了些好笑的话。
弗洛尔在公共场所总是戴着她的印花大手帕。土匪说：“你知道吗，牛仔？如果你有两匹马，我们两个就可以抢劫一辆火车或一家银行了。”
道奇太太告诉胡安·迭戈“整间等候室的人都笑了”——她也笑了，她说道。头戴粉红色牛仔帽的门诺会教徒配合了这个笑话。
“我对北自由城很了解。”牛仔说。“那里有一家很好抢的图书馆。你知道北自由城吗？”牛仔问弗洛尔。
“不，我不知道。”弗洛尔对他说，“我对抢劫图书馆不感兴趣，我不读书。”
这是真的：弗洛尔不读书。她的口语词汇量非常丰富，也是一个优秀的聆听者，但她的墨西哥口音从20世纪70年代就没有改变过，她也不读任何东西。(爱德华·邦肖或胡安·迭戈会大声读书给她听。)
道奇太太说，这是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诊所中一幕有趣的小插曲，但爱德华多先生为弗洛尔和那个牛仔园丁调情感到很难过。
“我没有调情，我只是在开玩笑。”弗洛尔说。
道奇太太也不觉得弗洛尔在和那个农夫调情。后来，当胡安·迭戈向她问起当时的事情时，道奇太太说：“我觉得弗洛尔已经没法调情了。”
道奇太太来自科拉尔维尔，是罗丝玛丽医生推荐她来的。第一次见面爱德华·邦肖曾对护士说：“你在打量我的伤疤吧……”好吧，道奇太太知道关于那件事的一切。
“科拉尔维尔的每个人，我是指一定年龄段的每个人，都知道那个故事。”道奇太太告诉爱德华多先生，“由于你父亲对那只可怜的狗做的事，邦肖家族很出名。”
当爱德华多先生听说邦肖家族并未逃离科拉尔维尔村民的审视时，感到如释重负——在车道上开枪打死一只狗是逃不掉的。“当然，”道奇太太接着说，“我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女孩，故事和你或者你的伤疤没有关系。”她对爱德华多先生说：“它是关于碧翠丝的。”
“事情本来应该是这样，她才是那个被打死的。故事是关于碧翠丝的。”爱德华·邦肖说道。
“对我来说不是，对那些爱你的人来说不是，爱德华多。”弗洛尔对他说。
“你在和那个戴粉色牛仔帽的农夫调情!”爱德华多先生抱怨道。
“我没有调情。”弗洛尔坚持说。后来，胡安·迭戈想到，爱德华·邦肖关于弗洛尔在诊所中和那个年轻的门诺会牛仔调情的指责，最接近于他对于她回到瓦哈卡那些旅行的反应。我们可以想象出弗洛尔会在那里展现出她热衷于调情的本质。
当然，胡安·迭戈从那时起与罗丝玛丽·施泰因医生成了朋友，不仅是因为她很美丽，还因为她是爱德华多和弗洛尔的医生。那罗丝玛丽为什么不能也成为胡安·迭戈的医生呢？
弗洛尔告诉胡安·迭戈他应该向罗丝玛丽医生求婚，但胡安·迭戈决定先邀请她担任自己的医生。胡安·迭戈后来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因为想象出的病症来到施泰因医生的办公室时，感到很难堪。他没有生病，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他见证了太多和艾滋病相关联的机会性疾病，这让他坚信自己应该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测。
施泰因医生向他保证，他没有做任何可能会感染这种病毒的事情。胡安·迭戈已经不太记得他最后一次做爱的场景，他甚至不确定是哪一年，但他知道对方是一个女人，而且他使用了避孕套。
“你不用静脉注射的方式使用毒品吧？”罗丝玛丽医生问他。
“不——从没有!”
然而他想象念珠菌的白色霉斑正侵蚀着他的牙齿。(胡安·迭戈对罗丝玛丽医生承认，他会在半夜醒来，用手持镜和手电筒照向口中，并检查自己的喉咙。)在病毒诊所，胡安·迭戈听说过一些病人会患有隐球菌脑膜炎。亚伯拉罕医生对他说，脑膜炎要通过腰椎穿刺来确诊，表现为发烧、头痛以及神志不清。
胡安·迭戈会不停地梦到这些事情，然后在夜里因为完全想象出的症状醒来。“让道奇太太带弗洛尔和爱德华去诊所吧。这也是我帮你找到她的原因，让道奇太太去。”施泰因医生对胡安·迭戈说。“你是个有想象力的人，你是个作家，对吧？”罗丝玛丽医生问他。“你的想象力不是水龙头，你没法在一天结束，停止写作的时候把它关掉。你的想象会一直延续，对不对？”罗丝玛丽问。
他应该在那时向她求婚的，在她答应另一个人之前。但等到胡安·迭戈终于明白自己应该向罗丝玛丽求婚时，她已经答应了别人。
如果弗洛尔还活着，胡安·迭戈知道她会这样对他说。“靠，你可真慢，我一直都知道你有多慢。”弗洛尔会说。(弗洛尔就是这样评价他的狗刨泳姿的。)
最终，亚伯拉罕医生和杰克医生会用舌下吗啡抗体酏剂做实验，爱德华·邦肖和弗洛尔自愿担任实验对象。但是在那时，胡安·迭戈已经允许道奇太太做一切事，他听了罗丝玛丽医生的话，把护理工作交给了护士。
很快就到了1991年，弗洛尔和爱德华多先生去世时，胡安·迭戈和罗丝玛丽都是三十五岁，弗洛尔先离开了，爱德华·邦肖在数日内便随她而去。
梅尔罗斯大街所在的地带一直在变化，那些样式夸张、奢华，有着宽阔门廊的维多利亚房子已经开始消失。和弗洛尔一样，胡安·迭戈曾经喜欢从梅尔罗斯的木房子前门廊朝哥特式的塔看去，但是当你看到博伊德塔一楼的病毒诊所时，当你看见塔下面正在发生的一切时，还有什么可喜欢的呢？
在艾滋病流行前很久，胡安·迭戈还在上高中的时候，他开始对于爱荷华市梅尔罗斯大街附近的景致稍微失去了兴趣。比如说，作为一个跛子，从梅尔罗斯到西部高中要向西走上很久，超过1.5英里。在刚过高尔夫球场，接近摩门崔克大道十字路口的地方，有一只坏狗。高中里还有霸凌。不是弗洛尔告诉他要有所准备的那一种。胡安·迭戈是一个长着黑色头发、棕色皮肤，拥有墨西哥长相的男孩，然而种族主义在爱荷华并不盛行，在西部高中(少数人，少量事件中)会出现，但是这不是胡安·迭戈在那里遭受的最糟糕的霸凌。
大多数时候，指向胡安·迭戈的枪林弹雨都是关于弗洛尔和爱德华多先生的——他那不算真正的女人的母亲和“可怜的”父亲。“一对怪胎情侣”，西部高中的一个孩子如此称呼胡安·迭戈的养父母。说他的男孩长着一头金发和粉红色的脸颊，胡安·迭戈不知道那孩子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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