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初秋，格蕾塔第二次去见波尔克教授。她带着一个螺旋笔记本，写了一连串的问题。现在这个季节，巴黎很灰暗，路边的树在风中抖落一身的树叶。女人走上街的时候，都忙着戴手套。男人们冷得肩膀都耸到了耳朵边。
他们在圣安东尼街上的一家咖啡馆见面。选了靠窗的桌子，格蕾塔能看到在地铁附近来来往往的男人女人。因为天气的关系，大家脸上都是一副沮丧的表情。波尔克教授早早等在那儿，那杯浓缩咖啡已经喝完了。他好像对她的迟到很不满。格蕾塔解释说，之前在画一幅画，得画完；临出门又接了个电话。而波尔克教授一动不动地坐着，面无表情，拿着一把不锈钢小刀，修着指甲。
格蕾塔觉得这位教授挺英俊的。一张长脸，下巴有点下陷，像一枚苹果的底部。因为腿太长，膝盖没法放到桌子下面。桌面是圆的，有一点污迹，大理石已经有了划痕，边缘的一圈黄铜也生了锈，很粗糙。格蕾塔觉得斜身和波尔克教授说话很不舒服，因为有些脱落的黄铜片会戳到她的胳膊下面。
“我能帮助你丈夫。”波尔克教授说。他脚边的包上有金色的搭扣和半圆形的提手。格蕾塔心想，会不会一切很简单，波尔克教授拿着这个黑包，去到家里，和埃纳尔待上几个小时，就完事了。她告诉自己，肯定不可能这样，但又从内心里希望可以这样。就像她有时候希望卡莱尔多往坏腿上搽一点精油，就会痊愈了；就像她从前希望泰迪·克罗斯长时间待在阳光下，就能让所有的病痛都从骨髓里蒸发掉。
“但我做完以后，他就不是你丈夫了。”波尔克教授边说边打开那个包。他拿出一本封面是绿色大理石纹纸的书，皮质的书脊已经破损，就像一把旧阅读椅的椅面。
波尔克教授找到正确的页码，抬起头。格蕾塔与他四目相对，那一瞬间她心中仿佛有只鸟儿挣脱了牢笼，翅膀一阵扑棱。书页上是男人身体的图示，骨架和器官都一目了然。还有各种繁复的线条，有的平行，有的相交，让格蕾塔想起卡莱尔刚来时看的那本《巴黎及周边地区》上的地图。波尔克教授解释说，这个男性躯体代表着大多数成年男子。画面上的人双臂伸展，生殖器像串葡萄似的悬挂着。这一页专门折了个角，到处都是铅笔做的标记。
“你看，”波尔克教授说，“男性的骨盆是个空腔。性器官都是挂在外面的。骨盆里都是肠子，打乱重排都没问题。”
格蕾塔又点了一杯咖啡，而且突然很想点一盘橘子来吃，那是能让她想起帕萨迪纳的食物。
“我很好奇，想看看你丈夫的骨盆。”波尔克教授说。格蕾塔感觉这么说真是太奇怪了。不过她挺喜欢波尔克教授这个人的，一开始好像冷冰冰的，越谈越觉得亲切。他求学于维也纳和柏林。在柏林的夏里特医院，有为数不多的医生发展了外科学和心理学的双重专业，而他就是其中之一。战时，他是个很年轻的外科医生，身体还在发育，变声期都还没结束，就做了五百场截肢手术。当然这要算上他割下来的那些手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双手因为提前爆炸的手榴弹已经几乎没救了，为了保手和保命，必须把手指割了。战场上波尔克的手术都是在帐篷里做的。门口的布帘随着炸弹爆炸而猛烈颤抖。他在微弱的烛光下镇定自若，为士兵们截肢保命。救护队员们抬着木板做成的担架来来往往，上面躺着的几乎都是已经被枪炮开膛破肚的士兵。半死的伤员不断被抬到波尔克教授的手术台上，上面还浸着前面那个人的鲜血。波尔克第一次接收这样的伤员。那个士兵的腹部已经被炸开了，内脏血肉模糊。那时候波尔克完全不知所措。但这个男人就在他眼前垂死挣扎，眼珠子翻来翻去，无声地请求波尔克救他一命。气罐已经空了，没法完全麻醉他。于是波尔克拿起一块纱布盖住这个年轻士兵的脸，开始手术。
当时正值隆冬，冰雹不断猛击着帐篷，火把快要燃尽了，尸体像柴火一样堆积着。波尔克检查了一下年轻士兵的状况，事实上肝脏和肾都没问题，只要能把肠子理清楚，应该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尽管可能排便会受到永久性的影响。鲜血浸透了波尔克的袖子，整整一个小时，他都没把士兵脸上那块纱布揭开。因为，就算他已经晕过去了，感受不到痛苦，波尔克自己却无法忍受他颤动的眼睑显示的那种痛苦和绝望。他很认真地进行手术，全程没有看士兵的脸。小时候，波尔克给猪剥过皮，士兵的内脏看上去和猪没什么区别：温暖、光滑、黏稠。仿佛手伸进了一锅冬日炖菜里。
夜逐渐深了，内脏处理好了。然而刺骨的寒雨无情地越下越大。波尔克开始拉扯士兵残破的皮肤，进行伤口缝合。接着来了一个护士，沙佩尔小姐，围裙上全是血。她照顾的病人刚刚把内脏全部吐在她身上，随即就死去了。她用了半分钟时间，擦了把脸，紧接着就来协助波尔克。他们一起拉扯士兵的皮肤，从胸骨那里一直生生拉到骨盆上面。沙佩尔小姐把皮肉挤在一起，波尔克医生用一根比鞋带还要粗的绳子，穿刺着士兵的身体。皮肤被拉得很紧，紧得好像帐篷里那些凳子的帆布凳面。那些凳子现在已经东倒西歪了，而在他们匆匆忙忙吃饭的地方，火炉的烟囱也已经熄灭了。
年轻人活了下来。至少活到了被抬上救护车。救护车上堆了好多抬病人的架子，这些架子让波尔克想起过去常在宪兵广场转来转去的面包车，售卖着每天新鲜出炉的面包。那就是他每天的晚饭。那时候波尔克还是个穷医学生，立志成为全德国都敬仰的医生。
“五百次截肢，五百条命。”在圣安东尼街的咖啡馆，波尔克医生对格蕾塔说，“他们说我救了五百条命，但我不太确定。”
窗外，落叶停在地铁入口的最上一级台阶上。匆忙赶来的人一不注意就会滑一跤，不过几乎都及时抓住了旁边绿色的铜栏杆。但格蕾塔还是有所期待地看着，等着看某人摔倒，擦破手上的皮，或者受更严重的伤。她当然不是希望发生这样的事，但心里知道必定会有那么一两个倒霉蛋。
“我什么时候能见你丈夫？”波尔克教授问道。
格蕾塔想起皇家艺术学院台阶上的埃纳尔。天哪，那么年轻的他，已经是名教授了。那时候的他，看上去就像个快要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子。仿佛台阶上四目相对的两人都知道某天早晨他洗澡时，抬起胳膊，会发现腋下长出了第一缕金棕色的毛发。格蕾塔知道，他的身体一直是“不对”的。但现在她又想，这个问题也许不重要了。她一边摆弄着咖啡杯里的勺子，一边出神地想着，也许她应该告诉波尔克教授，回德累斯顿去吧。她突然在想，自己到底爱谁多一点，埃纳尔还是泰迪·克罗斯？她立刻在心里自言自语，这不重要。但完全说服不了自己。她真希望马上就拿出个令自己满意的定论，但根本是一团乱麻。接着她想到了莉莉，她背脊上端那块美丽的骨头；她双手举在心口，那么优雅，仿佛下一秒就要落到钢琴琴键上；她吐气如兰，轻言细语，仿佛拂过冬日里遍布帕萨迪纳花圃的冰岛虞美人的一阵微风；她的双脚安静地交叉着，露出白净的脚踝。我到底更爱谁呢，格蕾塔问自己。接着，波尔克教授清了清嗓子，喉结提了起来，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那么，我就在德累斯顿等着你和莉莉了。”
但格蕾塔不能带埃纳尔去德累斯顿，至少现在还不行。原因很多，比如她最近要开新作品个展。所有的画作里，莉莉都躺在一张桌子上，双手交叠放在腹部，双眼紧闭，仿佛已经死去。这些画尺寸很小，只有一般的字典那么大。现在挂在一个伯爵夫人镶了木地板的门厅里，离这里不远，就是巴黎最好的画室，还有最好的药剂师。那位药剂师深谙美容之道，经常如数家珍地说起矿物泥面膜和酸橙汁洁面什么的。格蕾塔会给他一些帕萨迪纳纯精油，交换一些化妆品，因为莉莉的需求越来越大了。
一天下午，全部的八幅画都卖出去了。买主都是坐豪车来的，司机们在沿街的一排豪车里敞着车门等待他们，胡桃木的嵌板反射着早秋的阳光。画展是汉斯安排的，他告诉很多报纸编辑，说这是一次不容错过的画展。画展当天他的西装翻领上别了一个蛋白石的领夹。每当有人从伯爵夫人家的墙上拿下一幅画，他就握紧格蕾塔的手。这面墙整个也镶了一个大画框，是老古董，上面沾着整整一个世纪的颜料。格蕾塔在巴黎艺术圈已经算是声名鹊起，且风头正劲。但看着支票簿的皮封面翻开，买主刷刷刷写下一个数字时，她的目光却是呆滞的。
她不能马上带埃纳尔去德累斯顿，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就是卡莱尔，他正盘算着整个圣诞节都待在巴黎。有一件事情格蕾塔是很清楚的，卡莱尔和她至少有一点相似之处：他会很冲动地开始一件事，然后必须要得出个结果。格蕾塔没有画过任何一幅未完成的画。这是真的。尽管她现在可以承认，在丹麦时的那些早期画作，很多都不怎么样。唉，她真想在一片漆黑的夜晚回到哥本哈根，潜入那些大街小巷的办公室，把墙上那些毫无生气的肖像全都扯下来。哦，那时候的她是多么年轻，对自己的画作是多么没有把握啊，根本想不到后来的事业会如此辉煌！她想起自己给格鲁科斯塔德先生画的肖像，他是东亚公司和“哥本哈根自由港口”背后的金主。画他那一头银发时，她竟然只用了银色的颜料，简单画了些直线；而他那握着钢笔的右手，也只不过就是一块模糊的方形，涂了肉色的颜料。
格蕾塔知道，卡莱尔和他一样，需要一直工作，一直有事做。在他们几乎高矮胖瘦一样的身体里，都有种对成就的渴望。一天，卡莱尔回到家里，抛出一连串的新闻，格蕾塔不得不暂停作画，把画笔放在松节油杯子里，坐在长椅上。
“我带埃纳尔去见了几个医生。”卡莱尔开口道。开着敞篷车四处跑让卡莱尔活力倍增，格蕾塔看着他，觉得他更英俊了些。她闭上眼睛，听着双胞胎弟弟平缓而笃定的声音，几乎以为是在听自己的录音。
卡莱尔一五一十地说起每次看诊的经历，每次“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失望，每次埃纳尔经受的侮辱。“他比大多数男人更能忍。”卡莱尔说。格蕾塔心想，是啊，我早就知道。
“但有个医生，”卡莱尔继续道，“布森医生。他觉得能帮到他。他以前治过一样的病。那些病人以为……”卡莱尔的声音突然有些慌乱，格蕾塔可从来不会这样，“以为自己不只是一个人。”
卡莱尔解释了额叶切除术，说起布森医生放在手推车上的那些锋利的小钻头。他这么说起来，好像打苍蝇一样轻而易举。
“我觉得这是埃纳尔想要的。”卡莱尔说。
“哦，真不巧，我也找到了一个医生。”格蕾塔打断了他。她用烧开的水冲了咖啡。结果走过去一看，厨房里没有奶油了。她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情绪，仿佛变回了帕萨迪纳别墅里的那个小女孩，而日本女佣没能按照说好的那样端来蜜枣。她费了很大力气才压抑住狠狠跺脚的冲动。格蕾塔很讨厌小心眼的自己，但有时候她也没法控制。
“他觉得他能帮埃纳尔改变。”她说。然后道歉说没有奶油了。她本来想说，“虽然我很想做好，但是家务和事业，我都做不好。”但接着又觉得这话听起来太不真诚，或者说不知感恩，或者还带点其他什么情绪。唉，她也不知道。现在，穿着长裙和袖子很紧的衬衫，她觉得有点热了。她为什么要和弟弟讨论自己的丈夫呢？卡莱尔有什么发言权？
但她控制住了自己。
“但布森医生也觉得他能帮埃纳尔改变。”卡莱尔说，“你那个医生说的也是这个？他说了要在额头上凿洞没？”
“波尔克教授觉得他可以把埃纳尔变成一个女人，”格蕾塔说，“不是心理上，而是生理上的。”
“怎么变？”
“做手术，”格蕾塔说，“这个教授想做三个手术。”
“我没听懂。”
“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你了。但到底什么手术啊？”
“变性手术。”
“你跟埃纳尔说了吗？”卡莱尔问道。
“还没。”她说。
“听起来风险很大。”
“和你说的手术也差不多吧。”
卡莱尔的脚放在天鹅绒脚凳上。格蕾塔挺喜欢他待在这儿的。莉莉早上起得晚，起来了也会出去一上午，买东西或者游泳，卡莱尔待在家里，总算让格蕾塔听到一点响动。她觉得，也许自己已经通过某种无声的方式向他求助。“我不会让他去布森那儿的，”她说，“说不定那个手术一做，他就变成个小孩了，说不定连个婴儿都不如。”
“必须要让埃纳尔来决定，”卡莱尔说，“他是个成年人了。必须要让他决定。”她的弟弟总是比较理性的那个。有时候，格蕾塔觉得他太实际了。
格蕾塔抿了一口咖啡。啊，清咖啡实在太苦了，她真不爱喝！她说：“这是埃纳尔的事，”顿了顿又说，“当然要他来决定。”
所以，这是格蕾塔还不能带埃纳尔去德累斯顿的第二个原因。她必须要找合适的一天，她有空，埃纳尔也高兴，因为莉莉才来过，而且过得很开心，一点也不痛苦：要么就是在安娜公寓后面的草坪上打羽毛球打赢了，或者在高蒙电影宫看了场电影；一定要等这样的一天，格蕾塔才能向埃纳尔解释他和莉莉接下来面临的选择。这可不容易。格蕾塔想象着卡莱尔费尽口舌地说服埃纳尔，说布森医生医术过人，额叶切除术非常可靠。而她个人觉得这手术听起来实在残酷，令人毛骨悚然。她绝不会让埃纳尔经历这样的“酷刑”。但卡莱尔说对了一点：埃纳尔必须自己作出决定。格蕾塔必须要让他像自己一样相信，波尔克能够解决他们的难题。这个难题既定义了他们的婚姻，也毁掉了他们的婚姻。其杀伤力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男人都要强劲。波尔克已经回德累斯顿去了，所以她必须自己去说服埃纳尔：握住他的手，把头发压在耳后，向他解释，德累斯顿那里有希望，闪闪发光的希望。
不过，格蕾塔犹豫要不要带埃纳尔去德累斯顿，还有第三个原因。
1918年三月，冬日的霏霏淫雨终于停了。帕萨迪纳一片葱茏，绿得如同华德家别墅三楼，亚纪子保存在自己房间里的那块玉佛。格蕾塔和泰迪把他们取名“卡莱尔”的死婴埋在贝克斯菲尔德的草莓田里，重新回到帕萨迪纳。夫妻俩悲伤难过，同时还有些恐惧。华德夫人完全看得出来，每每焦虑地把玩着手上的戒指。
但至少雨停了，绿意重回帕萨迪纳。种满黑麦草的草坪如同厚厚的毛毯，大片的金鱼草开着粉色与白色的小花，在风中轻轻摇曳着，冰岛虞美人身姿轻盈，好像飘浮在土地之上。橘林中，白色小花让人误以为又下了一场小雪。格蕾塔眼里的橘子树根好像一个个手肘，想要推开潮湿的土壤，它们的颜色也是那种暗沉的肤色，粗细和男人的手臂一样。雨水把土地变得松软，蚯蚓钻来钻去好不惬意。看着这些小虫子灰蓝色的表皮，格蕾塔想起自己的孩子卡莱尔出生时的情景。她永远也忘不了那虫子一般的脐带，螺旋形地紧紧缠绕着，也忘不了孩子眼睛上糊的那层浅蓝色的黏液，和包裹在他身上的母亲体液的幽光。那死去的孩子仿佛还被包裹在一层薄薄的保护层中，是她那特立独行的身体自行设计出来的。
那个夏天，父亲不在，她打理着橘园的事务，脑子里总是想着这些。她敞着车篷开过泥地，查看着这一大片土地。她要监管那些干活的，大多数都是从特卡特和图森来的十几岁的小伙子，帮着干点农活。有棵树的果子还没成熟就掉下来了，格蕾塔在树下看到一窝虫子缓缓爬过一个土块。她不由自主地担心起泰迪日益严重的咳嗽。将近一年来，他总是不断从肺里咳出黏乎乎的痰。晚上，他的汗水会浸透床单和被子，那汗是冰凉的，格蕾塔一开始还以为他在床上打翻了一杯冰水。他第一次咳嗽的时候，那声音就像打破了玻璃，充满了不祥，她马上就建议去看医生。他咳嗽着，她拿起电话听筒，打给理查德森医生，一个敦实的北卡罗来纳男人。但泰迪会抗议：“我没事。我不会去看医生的。”
格蕾塔会把听筒放回去，只说一句“好吧”。她要等他出了屋子再去打电话。他有块手帕，她总是洗干净，熨好再交给他。每次他一咳嗽，就把那块手帕拿来捂住嘴。每当此时，格蕾塔就会用眼角的余光看看他有没有咳出什么东西。有时候手帕上干干净净的，她会默默舒一口气。但有时候伴随着剧烈的咳嗽，会有黏黏的痰液和泥一样的白色物质跑到手帕上。接着，他开始咳血。格蕾塔不让亚纪子动手，她都是亲自给泰迪洗衣服，包括他的手帕，所以他咳血有多严重，她心里一清二楚。她每天晚上都得换床单被罩，还要把他的手帕，有时还有衬衫，浸在一缸漂白剂中。苦涩的氯味儿直冲她的鼻腔，熏得她眼睛刺痛。血迹不好洗，她会伸出指尖使劲搓洗，这让她想起在丹麦画画时挂在画架上随时取用的罩布。而现在在帕萨迪纳这个宅子里，她完全不再画画了。然而，只要格蕾塔一拿起电话，泰迪就会说：“我不要看医生。因为我没病。上帝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