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柜台后面的女孩给埃纳尔找了更多的书。比如《两性》《正常与非正常的男人》《性别混乱研究》《性别危机》。最后那本是德文书，二十年前在德累斯顿出版的。大多数书里写的性别发展理论都是建立在假设和实验室老鼠身上。在一本书里，埃纳尔读到一个男人的故事。他是个巴伐利亚贵族，天生有阴茎和阴道。书里写到了他遭遇的重重困境，小时候的困惑，父母的嫌弃，孤独无助地在这个世界上寻找立足之地。埃纳尔情不自禁地闭上眼睛，想着，是啊，我懂。有一章里讲到了赫尔墨斯和阿佛洛狄忒的神话。书里还解释了性病理，有一个概念叫“性别中间状态”。埃纳尔知道这些都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情况。他很熟悉里面描述的那种双面性。那种对男女两性都缺乏完全认同的状态。他读着那个巴伐利亚人的故事，胸中感到一阵隐隐钝痛。
有的书已经很老了，是上个世纪出版的，书上积着灰。翻开那些书的书页，会发出脆响，埃纳尔害怕学生们会从长长的阅读桌上抬起头来，从埃纳尔扭曲的脸上纠结的恐惧与解脱中，发现他的真实面目。
安妮·玛丽会把书斜插进一个架子中，放到埃纳尔的面前。她借给他一串毛毡包裹的铅珠，可以把书页压着，好让埃纳尔把相关的句子摘抄到他那本青灰色封面的小笔记本上。
桌子很宽，有深深浅浅的刻痕。让埃纳尔想起哥本哈根老海滩鱼市里的渔妇们剁鱼头用的案板。埃纳尔面前这张桌子足够摊开好几本书了。看着那沙色的书页，埃纳尔开始把这想象成一片只属于自己的海滩，在这里，他能得到庇护。读这些书就能给他这种安全感。每天早上他都迫不及待地溜出公寓来到这里。仿佛每一句关于男女两性的话都能保护埃纳尔，让他安然度过接下来的一年，这关键的一年。因为他对自己承诺过，这一年，一切都需要改变。
逐渐地，他读了很多很多相关的内容，已经能确定自己也有女性的器官了。在他的身体之中，埋藏着莉莉的器官，那些小小的血袋，那些鲜活的血肉，让莉莉成为莉莉。一开始好像很难相信，但他越来越觉得这样讲才有道理，这不是心理问题，而是生理问题。他想象着自己的睾丸后面——藏着一个子宫。他想象自己的肋骨像一个笼子，把一对乳房困在里面。
埃纳尔在图书馆待了一个星期，每天都有那么一会儿，他被自己在书中的发现激动得难以自持，把头埋在手臂上，低低地啜泣。
有时候如果他睡着了，安妮·玛丽会伸出白如凝脂的小手，轻轻推推他。“中午了。”她说。有那么一会儿他还是迷迷糊糊的：“中午？”
啊，是啊，已经到中午了。
卡莱尔经常让埃纳尔下午和他一起活动。“我们中午见吧？”每天早上埃纳尔轻手轻脚出公寓的时候，卡莱尔都会这么说。而那时候埃纳尔通常都沉浸在对图书馆的热切期待中。
“不知道行不行。”埃纳尔会回答。
“为什么不行？”格蕾塔会插嘴。
卡莱尔很清楚，不要带格蕾塔一起。有一次，他告诉埃纳尔，还在很小的时候，卡莱尔提议去阿罗约塞科的射箭场，格蕾塔就会失望地叹气。“她一直忙着探索这个探索那个的，”卡莱尔说，“读狄更斯的小说，写诗，画圣盖博的风景，画我的肖像。但她从来不给我看画得怎么样。我要是说想看看她的水彩画，她就会脸红。然后双臂抱在胸前。”
所以卡莱尔就找埃纳尔了。一开始他还得努力调动一下埃纳尔的情绪，才能和他一起出去。卡莱尔蓝色的双眼比格蕾塔的更加清澈，里面仿佛有什么东西，能一眼看穿埃纳尔在想什么。埃纳尔坐在卡莱尔身边时很不自在，不停挪动着臀部，身体的重量一会在左边，一会儿在右边。有的时候坐得直直的，有时候又瘫倒在椅子上。
卡莱尔买了一辆车，阿尔法·罗密欧的运动跑车。红色车身，四个辐轮，脚踏板上安着一个红色工具箱。他喜欢敞篷开。隔板上有六个仪表盘，和一个小小的银把手，卡莱尔在街角转弯的时候，埃纳尔总是紧紧抓住这个把手。地板是用钢铸的。卡莱尔开着这辆跑车满巴黎跑的时候，埃纳尔总感觉发动机的热气隔着鞋底升上来。
“你真的应该对别人多点信任。”一天，卡莱尔边开车边说。他的手从变速杆那个黑色的圆头上，友好而亲密地落在埃纳尔膝上。他是要和埃纳尔去奥特伊的一个网球场。球场就在布洛涅森林公园的旁边。像个水泥碗一样，在一片茂密的白杨中拔地而起。接近中午，烈日中天，在蓝天白云中显得空洞而刺眼。网球场周围有一圈铁门，穿着运动上衣、戴着草帽的男人守在门口，检票，撕成两半。
一个男人领着埃纳尔和卡莱尔来到一个微微倾斜、外面漆成绿色的包厢。包厢里有四把藤椅，每个上面都摆着条纹坐垫。这个包厢就在网球场的基线旁边。能看到球场上的红色黏土，那色彩就像莉莉有一次在芳斯百合前台买的胭脂。
球场上有两个女人在做热身运动。一个是里昂来的，穿着一条白色褶裙。她在球场上跑来跑去，像一艘帆船。另一个看小册子上说是美国人，来自纽约，是个个子很高、皮肤黝黑的女孩，短短的头发亮闪闪的，像飞行员戴的皮帽子。
“没人觉得她能赢。”卡莱尔指着那个美国人说。他把手搭在额头上遮阳。他的下巴和格蕾塔一模一样：方方正正的，有点长，一张开就看到一口好牙。他们的皮肤也一模一样：在阳光下晒短短一小时就会变成棕色，脖子那儿有点粗糙。从前有那么一些晚上，埃纳尔总是热情地亲吻着这样一根脖子。他最喜欢格蕾塔的这个部位，亲吻得比嘴唇还要频繁。他把双唇贴在她长长的脖子上，轻轻吮吸，舌头慢慢旋转着去舔舐，双唇合起来，在她袒露的颈项上，在那微微凸起的青筋上，留下可爱的吻痕。
“有机会我想去加州走走。”埃纳尔说。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人发球。她把小球高高甩起来，埃纳尔几乎能看到她肩上的肌肉在随着高举球拍而抖动。格蕾塔听到网球着地的声音时，总觉得是橘子成熟落地。埃纳尔想着砖砌别墅后面的黑麦草网球场，用糖粉画出来的线在风中飘散。
“格蕾塔说过吗？”卡莱尔问，“说过回家的事情吗？”
“我听过她说，要是很多事情不变，那就回不去。”格蕾塔曾经说过，他们夫妻俩不可能融入帕萨迪纳的环境，在那里流言传得比在风中飞翔的小鸟都要快。“那个地方不适合你我。”她说。
“不知道她什么意思。”卡莱尔说。
“你知道格蕾塔的，她不喜欢别人议论她。”
“但有时候她是喜欢的。”
那个美国姑娘拿下了第一分。她的扣球刚好过网，很有迷惑性地落在地上。
“你没想过来看看吗？”卡莱尔问道，“到加州来？比如冬天过来画画？”他挥舞着球场发的小册子，那条坏腿伸了出来，膝盖很僵硬。“你不想来画画桉树和柏树吗？还有橘园。你会喜欢的。”
“格蕾塔不去我也不去。”埃纳尔说。
卡莱尔，这个既像他姐姐又不像他姐姐的小伙子，说：“为什么不呢？”
埃纳尔双腿交叠在一起，用脚摆弄着面前的那把藤椅。里昂的那个姑娘在场上“扬帆远航”，白色的褶裙都绷直了。拦下了那个狡猾美国人的一个反手拍，把脏脏的白色小球打了过去，得分。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观众看上去都很英俊，个个都戴着帽子，身上散发着熏衣草和青柠的芬芳。
卡莱尔转身看着埃纳尔，他正笑着鼓掌。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接着球场就安静下来了，让那个里昂姑娘静心发球。卡莱尔说：“我知道莉莉的事。”
埃纳尔闻到黏土中浓重的尘土，还有风吹过白杨树的味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
但卡莱尔示意他不用说了。他把手肘撑在膝盖上，盯着球场，开始给埃纳尔讲格蕾塔过去一年来给他写的信。每周，厚厚的信封都会躺在信箱里，大概六页薄薄的信纸上写满了格蕾塔的倾诉。她的字里行间仿佛蕴藏着无限的愤怒，把信纸填得满满的，不留边缘。“有个人叫莉莉。”大概一年前，她在信中第一次提到，“来自丹麦的沼泽地区，我收留了她。”信里讲到莉莉在巴黎到处走，在公园里跪下来喂鸽子，走在砂石路上，短裙一翘一翘的。还说莉莉有时候会在圣殿老街格蕾塔画室里的凳子上一坐好几个小时，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脸上。这些信几乎周周不落，都是在总结和莉莉一起的日子。信里面从来没提到过埃纳尔。卡莱尔回信里总是问“埃纳尔怎么样”或者说“给埃纳尔带好”。有一次甚至还问：“你们结婚十周年的纪念不是要到了吗？”格蕾塔从来没理会过这些话。
一天，大概是这些信持续写了六个月之后，卡莱尔的信箱里收到一纸薄薄的信笺。他告诉埃纳尔，之所以牢牢记得那天，是因为一月的阴雨已经下了整整一周，他的腿很痛，就像昨天才被车撞了似的。他走过车道，来到邮箱前，一手拿着竹杖，一手举着雨伞。信封上的字迹在雨中模糊，他赶紧走到装饰着帕萨迪纳橡木板的阴暗门厅，拆开信。雨水从他头发上滴到信纸上，他读着上面的文字。“埃纳尔要离开我了，”格蕾塔开门见山，“你的感觉是对的。结婚十年了，他要离开我了。”卡莱尔立刻就想开车去科罗拉多街的邮局发一封电报。他穿上雨衣，继续读着剩下的内容，这才慢慢明白格蕾塔的意思。
第二天又来了一封信，紧接着第三天又是一封。然后关于莉莉的信件变成了几乎每天一封。信纸上仍然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但现在还会出现一张小小的速写，画的是一个女孩的脸：莉莉戴着嵌了紫罗兰干花的帽子；莉莉在读《世界报》；莉莉抬着圆圆的大眼睛，看着天空。
“接着格蕾塔开始给我寄她笔记本上的莉莉速写，还有莉莉肖像画的草稿。她给我寄了一幅莉莉在柠檬树林里的，还有莉莉参加婚礼的。”他顿了顿，看着那个美国姑娘发球，“那些画很美。她很美。埃纳尔。”
“所以你知道了。”
“我很快就明白了，”卡莱尔说，“当然我并不是很了解内情。”一只棕色的小鸟飞来停在包厢的栏杆上，头四处乱转，在找树种子吃。“但我想帮忙。我想见见莉莉。看看我是不是能做点什么。格蕾塔做事就是这样的，寄信啊寄画啊什么的。她绝对不会主动来寻求帮助，但我看得出来，她需要人帮帮她。我看得出来，她觉得你需要帮忙，除了她，还需要别人。”他顿了顿又说，“她也很难过。别忘了，她也很难过的。”
“她说的吗？”
“格蕾塔绝对不会说这种话的。但我看得出来。”
埃纳尔和卡莱尔继续看着网球赛。天气很暖和。姑娘们都拿出帕子擦脸上的汗。“你去看医生了吗？”卡莱尔问。
埃纳尔给他讲了赫科斯勒医生的事情。只说出这个名字就让他一阵恶心。埃纳尔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去看了那种治生理疾病的医生，”卡莱尔说，“你难道不应该找个人讲讲你的感受和想法吗？我带你去找个人。我寻摸一阵子了。我带你去找可能会帮到你的人。帮你永远解开这个心结。别担心，埃纳尔，我有办法的。”
眼前的一切深深印在埃纳尔脑海中：眼角余光中卡莱尔的一双长腿；那条坏腿现在弯了起来。球场上的美国姑娘大汗淋漓，胸部下方的衣服逐渐被汗水浸透了。她肤色黝黑，其貌不扬；大大的头，长长的手臂。她看上去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比如她手臂上那清晰可见的细长血管，或者她唇上的那片阴影，还有整个球场的人都不待见她。随着她拉大和那个里昂姑娘的比分，人们的不满越来越加剧了。仿佛全世界都在和她对着干，只有卡莱尔例外。他斜过身子说：“你难道不想让她赢吗？她赢了不是更有趣吗？”
卡莱尔先开车带埃纳尔去见了麦克布莱德医生。他是挂靠在使馆下的美国心理医生。诊所在蒂尔西特路，就在护照申领办公室附近。麦克布莱德医生一头茂密的硬头发，留着灰黑色的小胡子，脖子上和肚子上都挺有分量。穿着白衬衫，浆洗得像纸一样硬。他是波士顿人。埃纳尔和他谈话的过程中，他一直自称“爱尔兰黑人”。他笑起来的时候，喉咙里仿佛闪着金光。
麦克布莱德医生的诊室看上去似乎更像个律师的办公室。他的桌子由两根柱子支撑着，桌面上嵌着一层绿色的皮革。有一整面墙都做成了书架，还有一排橡木柜子。窗边一个架子上放着一本厚厚的医学词典。埃纳尔向麦克布莱德讲述莉莉的时候，医生一直面无表情，鼻梁上的眼镜推上推下。电话响了，麦克布莱德医生没有理会，让埃纳尔继续说下去。“你以莉莉这个身份存在，连续最长的一次是多久？”
“一个多月，”埃纳尔说，“去年冬天她在这儿待了很长时间。”埃纳尔想起那个已经消逝的冬天。他越来越发现，自己睡觉的时候心中相当茫然，不知道自己醒来会是谁。一天晚上，莉莉和格蕾塔看完歌剧走在回家的路上，被强盗拔刀相向。那抢劫的人是个矮个子男人，穿着黑色双排扣大衣。在冬夜模糊的月光下，他的刀看起来并不是特别锋利。但他还是挥着刀，威胁她们交出钱包。那个男人好多天没刮过胡子了，一只脚还紧张地不停踢着地面。“我可是来真的，两位小姐。别以为我不敢。”莉莉上前交出自己的钱包。格蕾塔拉了把她的手腕，说：“莉莉，别。”但男人一把抢过钱包，开始伸手去拿格蕾塔的。格蕾塔大喊：“你想都别想！”然后朝夜色中歌剧院金碧辉煌的大厅跑了起来。莉莉靠在墙边，强盗就在她眼前。他的一只脚又踢了一下人行道，好像在想下一步该怎么做。格蕾塔跑了一个街区才转身。莉莉只能依稀看到她的轮廓：双手握拳放在臀部，双脚叉开站着。接着她开始往莉莉和强盗的方向走回来。男人紧张地笑了一下：“她疯了吧。”边说边踢着地面。他转了一下手腕，手里那把几乎没有用的刀刀尖朝下了。接着他往和格蕾塔相反的方向逃走了。
“你是莉莉的时候，会想起埃纳尔吗？”麦克布莱德医生问。
“从来没想过。”
“但你是埃纳尔的时候，会想起莉莉？”
“是的。”
“你想她什么？”医生摘掉钢笔的笔帽，把露出的笔尖放在一张空白的纸上。
“大多数时候我就是思考她的想法。”埃纳尔解释说，比如吃撒了肉桂的苹果派时，他会想，要不要给莉莉留一块。要是他和压秤的屠夫讨价还价，他会想莉莉会不会还价。接着他就说服自己，莉莉不会跟这个瘦瘦的、金发乱七八糟竖着的，还有些英俊的屠夫发生口角。于是，他马上停下争辩，道了歉，请屠夫把他的羊肉包起来。
麦克布莱德医生往上推了推眼镜。
卡莱尔就等在街对面的咖啡馆里，埃纳尔现在想的是他。读着《旅行指南》，从耳后拿下铅笔，给某个推荐景点做个记号。此时此刻，他也许已经喝完了一杯咖啡，在看表。
“你对男人有什么感觉？”麦克布莱德医生问，“你讨厌他们吗？”
“讨厌男人？”
“是的。”
“当然不讨厌了。”
“你讨厌男人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我不讨厌啊。”
“那莉莉呢？她对男人有什么感觉？”
“她不讨厌男人。”
麦克布莱德医生从一个银壶里倒了点水。“她喜欢男人吗？”
“我好像没搞清楚您的意思。”
医生喝了口水。埃纳尔看到他在玻璃杯的边缘留下了浅浅的唇印。他突然发现自己很渴。
“她吻过男人吗？”
埃纳尔想着怎么开口要一杯水才好，但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他觉得也许应该站起来自己倒一杯，但身体好像根本动不了。所以埃纳尔就坐在那儿，坐在麦克布莱德医生那把盖了黄色羊毛，让人痒痒的椅子上，感觉自己就像个孩子。
“韦格纳先生，我这样问只是因为——”
“吻过，”埃纳尔说，“她吻过男人。”
“她喜欢吗？”
“那就要问她了。”
“我以为我是在问她。”
“我看起来像莉莉吗？”埃纳尔说，“你觉得我看起来像个女人？”
“不像。”
“嗯，那么——”
麦克布莱德医生的电话响了。两人的目光都盯着黑色的听筒。每响一声，听筒就震起来。最后终于安静下来。
“恐怕你是同性恋。”半晌，麦克布莱德医生“宣判”了。“咔嗒”一声，他盖上了钢笔的笔帽。
“我觉得您没搞清楚。”
“你不是第一个。”麦克布莱德医生说。
“但我不是同性恋啊！那不是我的问题。我身体里住着另一个人。”埃纳尔都快从椅子里站起来了，“一个叫莉莉的女孩。”
“我常常觉得心碎，”麦克布莱德医生没有接他的话茬，“我只能对你这样的病人说，我什么也做不了。作为一个爱尔兰黑人，我觉得很悲哀。”他从水杯里抿了口水，双唇夹在杯沿上。接着他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面。他伸出手搭在埃纳尔肩上，领着他走到门口。“我唯一的建议就是约束自己。你只能一直和自己的欲望作斗争。忽略它们，无视它们，韦格纳先生。要是你不这么做……那么，你就会永远孤身一人。”
埃纳尔在咖啡馆找到卡莱尔。他知道麦克布莱德医生是错的。不久前埃纳尔可能还会相信这个医生，在自怨自艾中离开。但此时此刻，埃纳尔告诉卡莱尔，这是浪费时间。“没人能理解我，”他说，“我觉得看医生没什么意义。”
“不是的，”卡莱尔表示抗议，“我们需要给你找到对的医生。就是这样。麦克布莱德医生可能是说错了，那又怎样？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放弃。”
“你为什么做这些？”
“因为你不快乐。”
“我是不快乐。但你为了什么？”
“为了格蕾塔。”
几天后，卡莱尔开车带埃纳尔去了专门治疗神经疾病的“水疗院”。这家医院在巴黎郊外，前往默东的路上。掩映在一片梧桐树之中。门口站着的接待人员把头探进了车窗，问他们要找谁。“克里斯托夫·麦伊医生。”卡莱尔说。接待人员把他们上下打量一番，咬了咬嘴唇，接着给了张卡片让他们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