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听说了广州的捷报，这才放心，安安稳稳地组织新内阁。庆王奕劻资望最高，当了总理。

汉族大臣中，如孙家鼐、鹿传霖、张之洞等人，先后逝世，只有徐世昌多次担任高级职务，算是一位老资格，于是就让他和尚书那桐作为内阁总理的副手。

内阁以下，如外务、民政、度支、学务、吏、礼、法、陆军、农工、邮传、理藩各部，全部设大臣、副大臣各一名，从前尚书、侍郎的称呼全部改革。所有以前的内阁、军机处，也一律撤去。又增添了一个海军部，命令贝勒载洵为大臣，并设立军咨府，命令贝勒载涛管理。

载洵、载涛都是摄政王的同胞弟弟，翩翩少年，相貌俊美，可惜不懂军事知识，只是仗着哥哥的势力，所以才担任要职。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上书，大意说：“内阁要担任具体政务，不应该选用皇亲，请另挑选官员来担任，重新组织。”

报告送上去以后，没有回音。联合会再次上书请求，接到回复，大意说：“任用谁是君主的权力，议员不能干预！”顿时全国一片哗然。

还有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提出铁路国有的说法，并怂恿摄政王施行。中国的铁路，自己铺设的只有三四条，其他的大都是借外款建造，甚至是归外国人承办。

光绪晚年，各省的商民，思想逐渐开阔，听说要借款筑路，由外国人监督，连土地权也保不住，于是就建议自己修建，把京汉（北京到汉口）、粤汉（广东到汉口）两大干线一起凑钱赎回。由四川到汉口的铁路也是由川汉商民自己修建的，这也是保全铁路的好办法。这位盛宣怀却要将铁路收归国有，难道他有这么多钱买回铁路吗？

根据盛宣怀的说法：“川粤铁路，百姓无钱继续修建，不如收为国有，借债铺路。铁路修好，既能偿还外债，还有盈余。”

话说得倒好听，也只能去骗摄政王。除了摄政王以外，如果不是跟他沆瀣一气的人，肯定不会信这些鬼话。盛宣怀是常州人，他家里大约有几百万，也是中国的一个富翁。他的钱财，大多是当官的时候捞的，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也应该知足，还当什么邮传部大臣？还想什么铁路国有的计策？

但这家伙就是想不通，看不破，家里的姨太太，弄了好几十个，费用浩大，挥金如土。他的儿子们又好吃懒做，都是些败家的主儿，累得这位盛老头儿还不能回家享福。他通过找门路，这才进了邮政部，本来是个挺好的差事，但晚清铁路、航空、邮电各局，大部分用来抵外债，所以进款很有限，他从无计可施的地方想出一个办法，借铁路国有的名义，去贷外款几千万，一来可以敷衍当前的情况，二来有九五回扣，可以中饱私囊。

等到外国人来要的时候，他早就进棺材里去了。就算寿命比较长，借钱的是清朝的皇帝，跟自己又没什么关系，他这个人中间人又不用赔钱，乐得眼前受用。摄政王管理国家不久，对这里面的门道一窍不通。庆亲王奕劻，只要能分一杯羹，也跟盛宣怀有一样的想法。于是盛宣怀的提议，竟然被批准了。

盛宣怀就跟英、美、德、法四国签订借款合约，办理粤汉、川汉铁路。外国人正想做些投资事业，一经盛宣怀跟他们商议，要把铁路当抵押，自然很爽快地答应了。

这时盛宣怀又想出别的办法，把之前川粤汉的百姓已经出的铁路钱，全部七折八扣地计算，又从里面捞取了很多的好处，而且不用还他们现钱，只用几张钞票，暂时搪塞。这样就能把老百姓出的铁路钱归为国有，一举多得，真是绝妙的办法。谁知百姓不肯忍受，竟然要反抗政府。咨政院也请求开临时会，商议四国借款。

各省咨议局直接申请，要请政府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盛宣怀一概不理，反而怂恿摄政王下了几道命令，说什么不准违抗，否则格杀勿论。百姓看了这样的话，更加怒火中烧。

四川人民格外愤激，开了一个保路大会，一心要跟政府为难。四川总督赵尔丰跟将军玉昆把四川的情况联名报告上去。这时的盛宣怀已经捞到二三百万回扣，哪肯就这么罢休？

刚好端方进京，想走后门重新当官，花了十万两银子，得到一个铁路总办的职务。是盛宣怀帮他找的门路，所以就跟他商议，让他去镇压四川的百姓，如果办得好，就可以升任四川总督。端方利令智昏，竟然满口答应，简单准备了一下，就上路了。

端方走到武昌，听说四川人民已经闹得不可开交，商人罢市，学堂罢课，不由得暗想：“赵尔丰如此无能，任由老百姓要挟，怎么能当总督？”

于是，他连夜写了一份报告，让文员抄写好，第二天就交上去了。报告说：“赵尔丰软弱无能，需要另派高官去办理。”大有舍我其谁的意思。不久得到政府的回电，说让他去四川查办。端方就跟湖北总督瑞祐借了两队人马，指日赶赴四川。

四川赵尔丰是出了名的刽子手，起初见城里的百姓捧着德宗景皇帝的牌位，到官衙跪成一圈哀求，心里也有些不忍，所以曾请求政府暂时收回成命。

后来听说端方带兵进入四川，知道这是来抢自己饭碗的，立刻开始着急了。对别人有利，就会对自己不利；对自己有利，就会对别人不利。两利相权，还是自己的利益重要。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

忽然从外面送进来一张纸，原来是一张自保商榷书，署名一共有十九人。他正想把这十九人传讯，这十九人里，竟然有五个已经先过来求见了。

赵尔丰看了五人的名片，是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川路公司股东会长颜楷、张澜，保路会员邓孝可，忍不住愤怒地说：“都是这几个聚众闹事，弄得连累了我，我非狠狠收拾这几个家伙不可！”

于是，赵尔丰就命令巡捕开庭审讯。巡捕们茫无头绪，但是因为有命令，只好照做。姓赵的刽子手慢悠悠地走出来，坐到上面，这才把五个人叫进来。五个人一看这个架势，非常吃惊。

就听姓赵的刽子手大吼一声说：“你们五个人到这里来干什么？”邓孝可先发言说：“因为铁路的事，来拜见将军，请将军始终保全。我们又听说端大人带兵进入四川，四川人民非常惶恐，还请将军帮忙劝阻！”

姓赵的刽子手说：“你们敢违抗朝廷的命令吗？我只能按照朝廷的命令来办理，其他一概不管！”

这句话惹恼了蒲殿俊，就说：“国家政策要听取大众的意见，这明明就是朝廷立宪的命令，为什么将军不遵守？何况四川铁路是先皇帝批准归商人自己办理的，就算是当今的皇上，也应该继承先皇帝的遗志，怎么能允许那些卖国卖路的官员胡作非为呢？”

这话说得姓赵的刽子手无法反驳，反而更加恼羞成怒，强词夺理地说：“你们要保全铁路，也要好好商量，为什么让商人罢市，学堂罢课？你们的心意还不满足，我听说还要抗粮免捐，这不是谋反是什么？”

蒲殿俊说：“这是全体四川人民的意思，不是我们这几个人指使的！”

姓赵的刽子手取出自保商榷书，扔到五个人面前，说：“你们自己看！这纸上明明就写了你们十九个人，而且你们五个人排到最前面。哼！身为绅士，竟然敢聚众谋反，难道朝廷立宪，就能让你们谋反吗？”

五个人瞧着，还想辩解，姓赵的已经下令，让卫队把五个人抓起来。卫队正要过来绑他们，忽然听到大门外一片喧哗声，震动天地，望过去，大概不下上千人，头上都顶着德宗景皇帝的神牌，口口声声要求释放蒲罗等人。这下把姓赵的彻底惹恼了，命令卫队立刻放洋枪，这道命令一下，枪声四射。起初还是放空枪，后来见老百姓不怕，竟然真往老百姓身上招呼，把最前面的伤了好几个。这下更激怒了老百姓，反而一个个拼着性命，闯进了官衙。

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幸亏将军玉昆飞马前来，下了马，挤进官衙，先安抚了老百姓一番，然后进去跟姓赵的商量，劝他不要激起众怒。姓赵的铁石心肠，还是坚持己见。玉昆不等他答应，就命令卫队把蒲罗五人解开捆绑，然后自己带领着出去，又劝大家解散，老百姓这才逐渐散去。

姓赵的余怒未息，竟然报告称乱民围攻总督衙门，图谋独立，幸好提前查到消息，这才把首犯抓获。不久又联络湖北总督瑞澂，接连上了好几次报告，说怎么击退了匪徒，怎么大战了七天，其实只不过是派兵去监视老百姓的舆论，跟下面的百姓闹了两三次。他捕风掠影，虚报上去，打算趁机冒领功劳，以保全自己的官职。

湖北总督瑞澂听说四川议员萧湘从京城回来路过湖北，就秘密派人把他扣留，送到武昌府看管。原来萧在北京时曾经反对借债筑路，瑞澂扣留他，无非也想巴结政府，跟姓赵的是一样的心思。

清政府看了姓赵的刽子手的报告，还以为四川已经大乱，立刻命令前两广总督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一块儿处理剿灭、安抚等事情。岑春煊主张安抚，走到湖北的时候，跟湖北总督商量了一下，意见刚好相反。

接着，岑春煊又跟姓赵的联络。赵尔丰大惊，暗想：“先来了端老四，又来了岑老三，这是两路夹攻，硬要抢我的官位。”连忙写了封回信，委婉地劝阻岑春煊，说是几天之内就可以肃清，不用劳驾。岑春煊接到回信，不愿意跟他争功，就报告说自己生病，暂时留在武昌，然后住在了八旗会馆。这是宣统三年八月初的事。

转眼间，已经到了中秋，省城戒严，说有大批革命党到了，岑春煊还不以为意。后来听说总督衙门里抓到了几个革命党，他也没有去详细打听。到了八月十九这天晚上，前半夜还静悄悄的，等到一两点钟时候，他突然听到有噼噼啪啪的声音，接着又是马蹄声、炮声、枪声混杂在一起，连忙起床出去观看，外面已经火光冲天，屋角上也已经照得通红。

正在惊疑不定的时候，就看见仆人踉踉跄跄地跑过来。岑急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仆人报告称：“城里兵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