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以死力争的忠臣，是甘肃皋兰人吴可读。吴可读曾经担任御史，因为检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而被免职，光绪帝即位，重新起用了吴可读，候补为吏部主事。他看到皇帝和皇后接连去世，皇子的位置始终空虚，就打算提点意见。

但广安的报告都被驳斥了，自己是汉族人，又是芝麻大的官，如果慷慨陈词，肯定会遭受谴责。而且吏部的官员，也不愿意替他上报，于是决定以死力争。就把自己的遗书交给了一位朝廷官员，这位官员也为他的赤胆忠心而感动，就替他上报上去了。当下由两宫太后打开一瞧：

我打算以死来请求太后下命令，来指定个皇帝的继承人，以实现我一片拳拳爱国之情。我听说井然有序的国家不会隐瞒自己国家的一些不良现象，安然无事的国家不会忘记危险。如果忘记危险，隐瞒信息，就会出现隐患，这都是不好的兆头。

我之前因为言辞激烈，我自己甘心被砍头被囚禁，后来经过大臣们商量，才免掉了我的死罪，又经过先皇特赦，免掉了我被囚禁，也免掉了我撞墙自杀。我三次该死去没有死，三次不想活却活了，现在我之所以能活着，全是因为蒙受先皇之恩。

忽然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接到两宫皇太后的命令，说皇帝已经驾崩。皇上没有儿子，所以不得已以醇亲王的儿子过继给文宗显皇帝当儿子，来继承皇位，当了皇帝，如果以后皇帝有了儿子，就再过继给同治帝当儿子。我心痛莫名，反复思考，觉得两宫皇太后实在是一错再错，为文宗显皇帝立儿子，却不给刚去世的同治帝立子嗣。既然不是给同治帝当儿子，那么当今皇帝继承皇位，是出于两位皇太后的命令，而不是大行皇帝的命令。将来皇帝的继承，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既然皇太后已经下命令过继了，当然是让过继过来的继承。

我却不这么认为，自古以来，选立新皇帝，都是大臣们所不能参与的。我们这朝二百年来，一直是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骨肉亲情，谁也离间不了。醇亲王忠心耿耿，大家都称赞他，我写了这封遗书，大家还以为我对他有什么意见，其实不是，我真是在为国家着想，请体会我一片良苦用心。

现在的皇帝仁孝性诚，从两位太后那儿继承了宝座，将来千秋万岁时，也肯定能理解现在两宫皇太后的用心。但就怕朝廷里面官员们良莠不齐，难保不会有人别有用心。就算宋初宰相赵普这么贤德，不还是有背叛杜太后的事？贤德的人尚且干出这样的事，更何况那些不好的？已经安排好了的都这样，更何况我们还没安排好呢？

所以我请求两位太后不要一错再错，能再准确无误地下达一道命令，将来就把皇帝的位置交给同治帝继子。这样大臣们就不要再有什么不同意见了，名分也确定了，也就仍然可以施行本朝子孙相传的办法。同治帝没有儿子却等于有了儿子，两宫皇太后没有孙子却等于有了孙子。而且这样延绵相传，一直到千秋万代，都是源于两位太后的英明抉择啊！

我的这份报告本来是要交给有关部门，但我已经犯过罪，职务太低，不能越级报告。可这件事实在太重大，为了国家的希望和安宁，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本来想朝廷有这么多忠心耿耿的官员，他们肯定会提出来的，我可以等一等，没想到过了五六年了，竟然一直没有人提。

现在同治皇帝永远埋葬在大山深处，我以前还能等待，但现在却等不及了。我闭目默想，仿佛又看到了同治帝的飒爽英姿，我又想起他赐予我现在的生命。所以我为了同治帝恳求两宫皇太后下达命令吧。只是我已经是将死之人，心思很混乱，信上写的东西，也没有细想，有些引用的东西也都忘了，所以比不上之前交的报告。

我没有古代贤人的大学问，当然也就不像他们那样从容。从前有赴死的人，走路都走不好，有人问他："你怕吗？"他说："怕。"又问："既然怕怎么不回去？"他说："怕是我的私心，但我一定要为了国家而死！"

我今天也是这样。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哪里敢跟曾参相提并论？但人要死了，说的话总会有些善意的。

我只是期盼两宫皇太后和当今皇上，能可怜我的哀鸣，不要认为是无病呻吟，不祥之兆，那么我就算死了也没有遗憾了。宋朝有人说："凡事在没发生的时候说出来，就有些过分；但等到发生了，就算再说又有什么用？所以请朝廷接受我今天的这番没发生前的言论，而不要等到发生了再后悔。"

我宁愿我今天的话没有说中，被后人嘲笑，也不愿意我的话不幸说中，而受人称赞。我效法古人，以死力争，尽了我一份愚忠的心意。愿两宫皇太后和皇上，体念清圣祖、清世宗的心意，选用廉洁奉公的官员，不要跟外国人发生争执，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财富。

我话就说到这里，我也就在这儿死掉吧！还有一件事，我以前担任御史，可以提意见，现在官职卑微，不能提意见，所以请堂官大学士宝鋆代替我交上去。我要自杀，宝鋆并不知情，所以请不要处罚宝鋆。先皇帝升天而去，天下挥泪，心中悲痛万分，关系国家安危，我只好冒死报告。

两宫皇太后看完以后，慈禧太后心里很不高兴，外表却装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就跟慈安太后说：“这人可真有点多嘴多舌，我之前已经明确下命令了，等现在的皇帝有了儿子，就过继给我儿子，用得着他在这儿多说吗？”

慈安太后说：“一个小小主事，竟然敢说出这样的话，而且宁可死也不避讳，也算很难得了！”

慈禧太后等了半天，这才说：“那就让大臣们商量一下，你觉得怎么样？”慈安后答了声“好”，于是就让人草拟命令，把吴可读的遗书交给大臣们一起讨论。

大臣们一起讨论，都说按照清朝的家法，自从雍正帝建立立储的办法以后，就没有明着这么干过了。

这次如果明着制定接班人，那么就跟以前的办法没区别了，违反了雍正帝的规定。又加上吴可读以死力争，确实忠于清朝，心里也挺过意不去。当下大家就讨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办法，汇报上去。之后徐桐、翁同龢、潘祖廕三人又联合上了一份报告，宝廷、张之洞也各自上了一份报告，两位太后综合了所有的意见，这才颁布了一道命令：

之前在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下了一道命令，等皇帝生了皇子，就过继给同治帝为儿子，作为以后皇帝宝座的接班人，原本想这样就不辜负天下的期望。但我们这一朝的传承办法，都没有明着制定接班人，这样的办法应该永远遵守。

上次我下达的命令，没有直接说让过继给同治帝的孩子继承皇位，是大有深意的。吴可读请求明确指定接班人，实际上跟我们这朝的家法不合。当今皇帝受穆宗皇帝重托，将来生了皇子，肯定能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接班人，以后继承皇位的就当穆宗皇帝的继子好了，我们遵守祖宗的家法，对天下开诚布公，相信当今皇帝也能理解。

所以吴可读的报告，各位大臣商量后的报告，徐桐、翁同龢、潘祖廕等人的联名报告，宝廷、张之洞的各自报告，以及三月十七日我所下达的命令，全都另录一份，存放在毓庆宫。至于吴可读以死进谏，也算忠心耿耿，实在让人慨叹，就按照五品官的待遇给予安葬。

这份命令一下，同治帝的一生就这么交代了。吴可读也算是白死了。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光绪五年。琉球国被日本灭掉，改名冲绳县。消息传到中国，总理衙门的人才想起琉球是中国的属国，就跟日本交涉。日本完全不理，这事儿也就只能不了了之。

忽然又接到伊犁交涉的消息，好大喜功的左宗棠决定出战，于是各级将领又开始忙碌起来。先是陕西回族反叛首领白彦虎出走西域，投靠了安集延首领阿古柏，安集延是浩罕东城，阿古柏就是安集延城主。他看到回族区域蠢蠢欲动，中国政府正在剿灭捻军，没有时间管理西部，于是趁机进攻，占领了喀什噶尔，胁迫当地的回民，自称是毕调勒特汗。

政府因为国库缺钱，就打算放弃关外的土地，只有左宗棠已经平定陕西、甘肃，决定出兵，就跟在中国的洋人借了钱，充当军饷。

光绪二年，左宗棠去处理新疆的军事工作，亲自驻守肃州调派部队，命令都统金顺、提督张曜率兵驻守哈密，京卿刘锦棠和提督谭上连、谭拔萃、余虎恩等人分路进攻，接连打败阿古柏的部队，收复了乌鲁木齐和附近的各城，北路基本平定。

到了光绪四年，刘锦棠军自北趋南，张曜军自西趋东，夹击阿古柏。阿古柏想逃回安集延，奈浩罕全国都被俄罗斯霸占，无路可逃，服毒自尽了。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仍然占据了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四城，白彦虎又窜过去投靠。正好遇到刘锦棠等人剿灭，胡里不能抵挡，带着白彦虎逃到俄罗斯国境，南路也基本被平定。左宗棠晋封二等侯，刘锦棠加封二等男，随征的将士也都各有奖赏。

新疆西北有伊犁城，土地肥沃，俄罗斯趁着中国动乱，就把伊犁给抢夺了去，表面上说是帮助中国暂时保管。等到回族反叛被平定，清政府就打算要回伊犁，于是派吏部侍郎崇厚出使俄国，让他全权代理，商议处理伊犁的有关事情。这位崇钦差一向是个胆小鬼，天津宗教案的时候，我们就曾经瞻仰过他的风采，清政府还以为这家伙是个行家里手，就派他去处理这件事了。如虎如狼的老毛子，能给他占一点便宜吗？

果然双方一开始商议，老毛子要的更加厉害，崇钦差不敢反对，就格外迁就，签订了十八条条约，只是归还伊犁一城，西部的霍尔果斯河左岸，以及南部的帖克斯河上流两岸，都要割让给老毛子，还要中国赔偿老毛子白银五百万卢布。这是俄国的货币，价格有涨有跌，价格高的时候一卢布相当于中国银两的九钱三分一厘，价格低的时候相当于七钱左右。而且增开口岸，添设领事，还有什么来往货船免税等条件，总之都是攫取中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