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归细柳

文帝登基后第十六个年头，重新改元。

帝王改元之事，此前并不多见，此后则逐渐频繁起来。

改元是为了讨个好兆头，借新元伊始，希望一切重新开始。

只是，改元后的大汉，看不出与往年有何区别，并无变好的迹象。

这些年来，糟心事实在太多，天灾频仍，干旱、洪涝、瘟疫接踵而至，匈奴人又不时扰边，烧杀抢掠。文帝几乎没睡过几天安稳觉。

一句话，他这皇帝做得太苦了，太不容易了。

与父辈和子孙相比，文帝工作努力，生活节俭，拒绝铺张浪费，不好大喜功，对臣下也比较宽厚，纵然有人犯了错，也不过于苛责。他奉行轻徭薄赋政策，不断改进法律，努力减轻民众的负担。所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饱尝离乱之苦的大汉王朝，能够早日繁盛起来。

该做的他都做了，但成效并不明显，仿佛老天总是跟他过不去，那该怎么办呢？

剩下的还有一条路，就是求助于鬼神，他频频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不过，鬼神也没给他带来多大福运。

文帝子嗣本就不多，又一个个先他而去，早年在代国为藩王时，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早夭。后来生的四个儿子中，最喜爱的梁怀王刘揖死于意外。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另外一个儿子，代王刘参也年纪轻轻就去世了。

文帝察觉到自个儿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绝不能就这样困于长安，坐老等死，他决定要亲自到帝国的边境视察，了解大汉边防现状。

从文帝后元二年开始，他频频离京出巡。

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夏，巡雍地的棫阳宫(秦昭襄王建，今陕西省扶风县东北)。

文帝后元三年春二月，再次回到代国视察。

文帝后元四年夏，巡幸雍地。

文帝后元五年春正月，巡幸陇西，三月到雍地，秋七月行幸到代地，这一次出巡等于花了大半年时间，走遍了大半个帝国疆土。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文帝花了近一半时间，行走在路上。他内心世界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不难想象，他心情很沉重，充满了对未来的深深焦虑。

匈奴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就如北方草原的风暴一样飘忽不定，令人捉摸不透。虽说近几年来，汉匈之间，大规模战争一直没有打起来，但北部边疆始终处于剑拔弩张状态，大战随时有可能爆发。

多年来，匈奴人掌握着战事的主动权，汉朝多处于守势，被动应付的局面一直无法扭转过来。

文帝也试过用和平手段稳住匈奴，让汉匈两国的紧张局面缓和下来，他曾主动致信匈奴单于，希望两国能够和平共处。

然而，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和平从来不是靠单方面良好的意愿就能实现的。

匈奴人言而无信，一而再、再而三毁约。有好多次，双方和平宣誓结束不久，匈奴大军就开始扰边。

逐渐地，文帝对匈奴人不再抱有幻想，自文帝十四年匈奴人大规模入侵以后，对匈备战一直没有停止过。

虽说文帝后元二年，汉朝与匈奴再次和亲，文帝也正式下诏，向天下宣布汉匈两国自此既往不咎，过去的事都翻篇了，往后两国约定为兄弟之国，要相亲相爱犹如一家人。

没有人拿外交辞令当真，这些话说出来，估计文帝自己都不相信，在此以后，他根本没有放松对匈奴的戒备，反而更加频密地出巡。相信匈奴人会放弃杀人放火，就等于相信狼会斋戒，不再吃羊一样。

就在宣布和亲短短四年后，匈奴人再次兵分两路，一路三万人马杀入上郡，另一路入侵云中郡，许多无辜的军民惨遭杀害。

形势变得异常严峻，为了迎击匈奴，朝廷任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驻兵于飞狐口(河北省蔚县东南恒山峡谷口之北口)，原楚相苏意为将军，驻兵句注山(即雁门山，在今山西代县西北二十五里)，郎中令张武驻兵北地郡，要求严防死守，务必将匈奴人拦截于塞外。

不过，鉴于匈奴人善于搞轻骑突袭，为拱卫长安的安全，文帝特意命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驻兵细柳(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南渭河北岸)；宗正刘礼(楚元王刘交之子)为将，驻兵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驻兵棘门(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

国家处于战时状态的特殊时期，肩负保卫京城安全重任的将领必定是深受皇帝信任之人。

刘礼是宗室子弟，徐厉有何能耐不得而知，倒是周亚夫在此次京城保卫战中脱颖而出，备受天下人瞩目。

周亚夫出身显赫，父亲是大汉开国元勋周勃。

当年，周勃罢相后，回到自己的封地，在寂寥中走完了人生最后的岁月，于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辞世，他的绛侯爵位由长子周胜之承袭，次子周亚夫出任河内太守。

在河内太守任上，周亚夫遇到了相面大师许负。

许负一生阅人无数，早年她遇到高祖和薄太后时，就断定高祖当得天下，薄太后当生天子。她的预言后来都一一得到应验。

自从和薄姬别后，许负销声匿迹已久，江湖上久不闻其人。不知何故，二十几年后她再次现身，成为周亚夫的座上宾。

与这样神级的预言家相逢，机会难得，周亚夫自然要问问自己将来的发展前景如何。

此时的周亚夫处境很微妙。

周勃追随高祖开创大汉，立下不世之功，又在诛杀诸吕、拥戴文帝上位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谓再造大汉。如此功勋，在朝堂上罕有人能与之比肩。

可就算如此，最终也落得个黯然出局的下场。

不过，周勃虽然下野，但其个人影响力，仍然不可小觑。周亚夫出任河内太守，固然是个人能力出色的缘故，但又何尝不是文帝对功臣后裔的安抚？

父亲曾经是一棵大树，如今已无法为他遮风避雨，但功臣之后的标签，是周亚夫一辈子注定要背负的。

周亚夫暗自一直在努力证明：靠自己努力，也能打出一片蓝天。目下，他要设法走出父亲留下的阴影。

未来怎么办？将来的路会走向何方？周亚夫心中没底，很想有人为他指点一下迷津。

然而，许负给他的答案，完全出乎意料。

许负说：“我仔细观察您的面相，可以断定，三年之后，您将封侯，再过八年，就能出将入相，位极人臣，此后九年，你将被活活饿死。”

世人皆知相面者就是讨个安心，图个好心情，所以观相之人大多数会说点吉利话，就算不准确，多年以后，谁还记得？

但是，许负不是那些骗吃骗喝的江湖骗子，她是个有职业操守的预言师，她的眼神坚定而又诚恳，看上去根本不像在说谎。

周亚夫静静注视了她足足一刻钟，然后突然笑了起来，说：“我们家的侯爵，已被我大哥承袭，就算有一天他有所不测，空出的爵位也由他儿子继承，根本没我什么事。再退一步，诚如您所言，假若有一日我会封侯，怎么又会被饿死呢？这岂不是前后矛盾吗？”

不过，许负没有笑，她的表情依然冷峻，她用那枯树枝似的手指了一下周亚夫的嘴巴说：“不知你是否注意过你的口型？”

“我的嘴怎么了？”周亚夫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嘴巴。

“你的嘴唇有竖纹入口，这是将被饿死的征兆。”许负答道。

而后，宾主二人陷入长久的沉默，谁也不说话。

至于许负是什么时候离去的，周亚夫没有察觉到。

时光飞逝，周亚夫平静地度过了三年时间。

无病无灾，任期内也无大事，关于许负的预言，他都快忘记了。就在此时，他接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哥哥周胜之被剥夺爵位，下狱了。

原来，周胜之不知何故竟然杀了人。

被杀之人是谁，不知道；为何杀人，也不知道。这些都不是重点，关键是他的夫人，也就是文帝的女儿，这一次并没有像上次公公周勃下狱时那样，站出来求情。

原因很简单，夫妻二人长期不和，公主经常被老公冷落。皇家和权臣家庭的联姻，本身就是权力联盟的产物，自然没有任何感情而言。父亲的倒台，估计进一步增加了周胜之对公主的厌恶，夫妻俩感情越来越差，以至于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换了寻常人家，夫妻俩走到这一步，大不了一拍两散，但是王侯世家做不到。别说是和皇家联姻，就是两大王侯世族通婚，也绝不能轻易解除婚约。

因为，自他们结婚那一天起，就意味着他们的婚姻并不是两个人的家事，而是两个大家族共同进退盟约的信物。解除婚约就意味着两大家族毁约。

一句话，皇帝的女儿没法退回去。

不过，公主在婆家的日子肯定也不好过，受了不少气。

周胜之冷落女儿的事，文帝肯定知道，自然很恼火，于是便以周胜之杀人为借口，下诏将他处死。

但是出于种种考虑，在将侯国废除一年后，文帝还是决定再次恢复周家爵位，并计划从周勃诸子中选择一个德才兼备之人，出来继承侯爵。

于是，周亚夫被推了出来，封为条侯(食邑在条城，今河北省景县)。

此次匈奴大举入侵，文帝特意将周亚夫调来，让他驻军细柳，委以京城防卫之重任，就是要考验一下他的能力。

一代人要做一代人的事，如今，跟随高祖打天下的将军们已凋零殆尽，文帝身边缺乏独当一面的大将。一旦大敌当前，又该靠谁冲锋陷阵，御敌于国门之外呢？

战争才是军人的磨刀石，卓越的将领都是在战场上磨砺出来的，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和平年代出不了真正的大将之才。

战争是国家意志的较量，个人英雄主义从来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所以，真正的大将不一定饱读兵书，本人武功不一定要有多强。

战争中主将的智慧、胆识、意志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能够将成千上万将士握成一拳，打得出去，收得回来，能够号令如一，令行禁止。

汉军已沿着北方防线布置了大量军力，但文帝依然不敢掉以轻心，京城的布防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他决定亲自到各处去视察一番，做到心中有数。

文帝从长安出发，先到刘礼统领的霸上军营，再到徐厉统领的棘门军营。

听说天子亲自前来劳军，两地驻军早早做好准备，将军营收拾一新，待到皇帝车驾来临时，全体将士在军营门口夹道欢迎，任由卫队在军营内纵马狂奔。

谁不想借此机会，给皇帝留下个好印象呢？

但文帝似乎开心不起来，脸上没有丝毫笑意，眉头紧蹙，忧心忡忡。他看出来了，两处驻军军纪松懈，将士们松松垮垮，一旦匈奴人突破边塞，不出两日便能抵达关中腹地，像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指望他们战胜敌人？

视察完两地后，文帝没有稍做休整，立刻直奔细柳而来。

皇帝护卫队的前行开路人马先行一步，提前抵达细柳军营门外。

与前两地不同的是，军营大门外空空荡荡，没有人出来迎接。相反，壁垒之上将士们都铠甲鲜明，一个个刀出鞘、箭上弦，戒备森严，一股肃杀之气扑面而来，军营上下弥漫着战争的紧张气息。

前行人马别说入营，根本靠近不了，无奈之下，只得冲营内喊话：“天子将至，速速开门迎接。”

谁知军营都尉冷冷地回话道：“军中只听将军军令，不听天子诏令。”

碰了个钉子，前行人员气得不行，但又无可奈何，只得傻站在军营门口。双方就这样对峙着，直到文帝率领大部队到来。

不过，军营都尉依然不肯开门放皇帝一行入营。

文帝无奈，只得派人带上皇帝符节前去传话：“皇帝前来慰劳军队，请开门迎接天子。”

半晌，才见军营大门缓缓打开，文帝正准备纵马入营，有个守门的小吏站出来提醒说：“我们将军有令，在军营中不得纵马疾驰，望陛下见谅。”

文帝心头一凛，不由自主地放缓步伐，徐徐进入营来。待走到将军营帐外时，方见周亚夫满身披挂，手执兵器在帐门外等候。

令人感到惊诧的是，见到皇帝驾临，周亚夫并没有跪下行君臣跪拜大礼，仅仅略微躬身，行拱手礼，说：“臣下身着甲胄，望陛下原谅臣不能行大礼，允许臣以军礼相见。”

入营后，文帝发现细柳军营内军容整肃，将士们士气昂扬，毫无颓废之气，不由得为之一振。再看周亚夫器宇轩昂立在车驾前，不怒自威，颇有大将风范，心下不由得暗生欢喜，便扶着车前轼木，神态肃穆地向将士们致意，并让人对周亚夫传话说：“将军辛苦，皇帝陛下特意来慰劳将军!”

劳军仪式结束后，文帝当即离去。随从人员慑于周亚夫军威，一个个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喘，直到离开大营后，才长舒了一口气。

众人觉得周亚夫对皇帝态度如此不恭敬，莫不是要图谋不轨(联想到周勃的结局)？大家都一脸恐慌地看着文帝，但无人敢吭声。

一路上，谁也不敢说话，怕惹得皇帝大发雷霆。有人私底下暗自幸灾乐祸，等着周亚夫倒霉，看他的笑话。

不料过了半晌，文帝却由衷赞叹说：“像周亚夫如此治军，才称得上真正的将军啊。至于霸上、棘门军营，犹如儿戏，防御形同虚设，倘若敌人偷袭，主将迟早会沦为俘虏；至于周亚夫，谅匈奴人连进攻的胆量都没有!”

好在匈奴人在边境滋扰一番后，便自行离去，仗终究没有打起来。月余后，朝廷也下令，拱卫长安的三大营也撤防。至于周亚夫，事后被文帝拜为中尉，留在了长安。

中尉，位列九卿，负责京城的治安，兼管中央武库，可谓位高权重。文帝将如此重任交给周亚夫，对他的欣赏与器重可见一斑。几年后，周亚夫凭借他的勇气和忠诚，将陷入内乱的大汉帝国从危亡之际拯救过来。

事实证明，文帝有着过人的识人眼光和敢于用人的魄力。

外患暂时解除了，但内忧却接踵而至。

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盛夏之际，出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旱灾，庄稼大面积枯死，紧接着蝗灾又起，田野里到处是铺天盖地的蝗虫，它们肆意破坏，无论庄稼、花草树木，无一幸免。蝗虫过后，赤野千里，化为一片白地。

面对各地不断传来的灾情，文帝焦灼不已。他下诏宣布，从现在起，暂停各诸侯国向朝廷的进贡，取消对一切山川沼泽的封禁令，允许百姓们入禁区狩猎捕捞，展开生产自救；同时缩减宫廷各项开支，对郎官等人员进行裁减，命令打开官仓，拿出粮食赈灾；另外，允许有爵位的百姓出售爵位。

然而，灾情依然无缓解的迹象。

文帝想：朕即位二十多年来，宵衣旰食，兢兢业业，但上天为何还是如此待朕？难道是朕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惹恼了上苍？

朕生活中节俭为本，拒绝一切奢华；无论对诸侯还是百姓，都宽容相待，废除肉刑，抛弃秦以来的苛政；重视人才，从基层选拔有才之人；尊重功臣，让他们善始善终，生荣死哀，能做的朕都做了，但为何上天对朕依旧如此不公？

懊恼、忧虑、恐惧、疑惑，文帝百思不得其解，种种困扰之下他病倒了，自此一病不起，再也没有康复。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文帝病情越来越重，他感到死神正在向他招手，自己时日不多了。

对于生死，文帝看得很开。自古以来，哪有不死之人？生老病死，皆出于造物主之手，有谁能逃脱？想开了，也就释然了。

文帝知道，他能坐上皇帝之位，完全是一场意外，与天命和德行完全无关。现在即将告别这个世界，结束坎坷曲折的帝王生涯，要趁着清醒，将身后事交代清楚。

他太疲惫了，临死之际，没了对生的留恋，没了对死亡的恐惧，反而多了些从容，有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解脱。

自己身后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千斤重担将由儿子刘启挑起来。外有匈奴强敌压境，内有诸侯隐忧，太子能否扛得起来？他心中没底。

对于身后的人事安排，文帝没有太多的交代，只是特别提到了一个人——周亚夫。

“我死后，万一国家有难，周亚夫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可以委以重任，让他率兵出征，必能力挽狂澜，切记切记。”

文帝用最后的力气，叮嘱太子刘启。

新朝气象

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夏，六月初一，文帝驾崩于未央宫，时年四十六岁，在位二十三年。

在身后遗诏中，他一再强调自己德行浅薄，反对厚葬，丧葬仪式一切从简，切不可过于扰民。遗体下葬三天后，无论官民，即可停止举哀。至于后宫嫔妃，悉数送回娘家。

先秦以来，帝王丧葬本着事死如生的原则，无不极尽奢华，恨不得将生前所有生活用度如数搬到地下去，更有罪恶的人殉制度，逼迫后宫嫔妃等人殉葬。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丑恶的一幕，但文帝终止了它，这一点实在值得嘉许。

皇帝临终遗诏，本该交代身后国计民生、内政外交、人事安排等大政方针才是，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些他一概不提，唯独不厌其烦地叮嘱丧葬之事，甚至吊唁人员的丧服和哭灵天数，都反复叮咛。

文帝留下这些令人费解的遗言，背后的原因估计只有一个，他知道自己一生无论文治武功都乏善可陈，唯一可以称道的是苦心竖立起来的仁君形象，这是他留给后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他非常在乎后世怎么看自己。

一个人，尤其是作为帝王，爱惜名誉，在意后世的评价，说明他是一个有底线的人。倘若像路易十五那样，“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实在可怕。

不可否认，文帝遗诏有很大的作秀成分。

数百年后，他的墓室被盗，盗墓者从霸陵的玄宫中盗窃出大量陪葬品来。事实说明，文帝墓葬也并非如他宣示的那样节俭寒酸。

但这并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好皇帝。

纵观数千年历史，靠文治武功彪炳千秋的帝王不乏其人，但像他这样懂得克制和内敛，并为自己设立了清晰底线的帝王并不多。

文帝驭龙宾天后，太子刘启遵照父亲的遗愿，提拔周亚夫为车骑将军。同时，任命典属国徐悍为将屯将军(一种杂号将军)，任命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

复土将军是临时职务，皇帝去世时，负责陵寝营建及下葬工作，葬礼结束后，随即撤销。

文帝还是代王时，张武就追随在文帝身边，后来，他跟随文帝入长安，多年来深受倚重。如今，由他来完成文帝尘世的最后一件事，也是情理之中。

朝廷征发长安附近各县士卒一万六千人，又调集内史(自秦时起，京畿附近由内史治理，故该区域以官名为名，不称郡，治所在咸阳)士卒一万五千人，由张武统一指挥调度，负责霸陵墓道的开凿，以及举行皇帝棺椁下葬仪式。

沉寂的霸陵，一下子冒出了三万多人，变得喧嚣起来，錾子凿子开凿山石发出的叮叮当当之声在空谷间回荡，士卒们的号子声震动四野。

正当张武率领士卒们在霸陵工地热火朝天干活时，在长安庙堂上，大行皇帝的丧礼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文帝走后，皇太子刘启扛起了父亲撂下的重任。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初九，刘启即皇帝位，是为汉景帝。

景帝尊父亲为太宗孝文皇帝，谥法慈惠爱民曰文，文是相当高的美谥了。

紧接着，景帝下诏，要求在京城和各诸侯国为文帝立太宗庙，与高祖庙一样享受世代供奉。

作为皇帝，文帝或许算不上太出色，不过，二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他不好大喜功，不瞎折腾，在危机四伏的外部环境和处处掣肘的内部朝堂之间辗转腾挪，艰难维持大汉没有散架，已经尽力了。

逝者已矣，举国悲哀的丧礼表面之下，新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了。

根据宗法制，王朝开国者为始祖，然后他的法定继承者(理论上应该是嫡长子)一系为大宗，其后君位应由他这一脉继承，至于他本人死后则应被尊为太宗。

景帝尊文帝为太宗，就等于向天下人宣布，从此以后，汉家天下都由他这一脉来继承，别人全都死了心吧。景帝这一招，实在厉害，抢先一步，站在了法理和礼法的制高点上。

与此同时，新朝人事布局也已开始。

丞相乃是百官领袖，不宜轻动，仍由申屠嘉担任。御史大夫由开国功臣开封侯陶舍之子陶青出任，至于廷尉则由张欧担任。

张欧是景帝太子宫的旧部下，专攻刑名律法，虽说是研究法学出身，但为人却温和宽厚。

这三人可谓老中青组合，是典型的阶梯型搭配，照顾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做到了各派势力的最大平衡。可以看出，景帝颇费了一番心思。

景帝目睹了父亲在位时，一直受先朝老臣的掣肘的情景，父亲终其一生都小心谨慎，步履维艰。他暗自下定决心，要汲取教训，决不走父亲的老路。

最高权力架构安排妥当以后，剩下的事，就是最大限度扩充自己的班底人马。若没有把一班嫡系心腹安排到重要职位上，景帝恐怕又会沦为弱势皇帝。

此时霸陵营建已完工，文帝的棺椁顺利送入玄宫，墓道填封后，文帝的葬礼在盛大的挽歌中结束。

随文帝下葬的，不仅仅是陶俑、生活用具等，还有张武的政治前途，也被一并埋葬。张武的郎中令头衔与复土将军这个临时职务一起被罢免。

像郎中令这样的关键职位，必须交给自己人，景帝才能睡得放心。

新任的郎中令是前太子舍人周仁。与贪财受贿的张武相比，周仁为人廉洁谨慎，值得信任。

朝廷司法和宫廷安保已经交给了自己人，但这还远远不够，京畿之地拱卫京城，地位非常重要，也必须安插自己人马才行。景帝下令将内史一分为二，由贴身智囊中大夫晁错担任左内史。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权力交替的规律。

通过一系列人事大洗牌之后，景帝很快稳固了地位，将朝政核心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

巩固内政之余，外交工作也丝毫不能疏忽。御史大夫陶青受命到代国边塞送公主与匈奴和亲，在此新老交替的特殊时机，景帝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必须设法稳住匈奴人才行。

不过，想要帝位永固，争取民心支持才是头等大事。就在即位当年五月，景帝宣布了一项重大惠民政策，减免百姓二分之一田税，降税率为三十分之一。

为了便于了解这项政策，很有必要介绍一下汉初以来的税收变化。

汉承秦制，赋税制度莫能例外，不过是在原来秦朝制度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调整而已。汉时主要税目包括田租(农业土地税)、刍稿税(田亩附加税)、口赋(人头税)等，其中田租是最主要的一项税目，为朝廷财政的最主要收入之一。

田租是实物征收，即按照土地年产量的一定比例征收。大汉建立之初，高祖就命人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按照十五税一征税。

高祖晚年，估计为了应对剪除异姓王战争带来的巨大开支，税率有所提高。待到惠帝时，又恢复了十五税一制，终惠帝、吕后执政之世，一直沿用不变。

及文帝即位，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分别于文帝前元二年、十二年、十三年将当年的田租在十五税一的基础上，再减免一半，即执行三十税一制。

不过，这几次减税政策仅限于当年。就是说，国家的正常法定田租依旧是十五税一，减税不过是特殊情况下的优惠政策罢了。

此次景帝宣布，三十税一成为永久税制，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惠民措施(关于景帝推行三十税一制的时间，史书记载有差异，《史记》《资治通鉴》称景帝前元元年，《汉书·食货志》称景帝前元二年)。

除了减轻百姓税收负担外，景帝对刑法制度也做出了重大修改。

废除肉刑作为文帝的一项德政，为他赢得了名誉，然而，这项举措空有减刑之名，却行杀人之实。本来经受肉刑之后，还可以活下去之人，改革后却被活活笞打致死，因此，这项举措受到世人诟病。

景帝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下诏说，将原判处肉刑的罪犯改为笞刑，增加笞打数，实际上与判处死刑没啥区别，有些人就算侥幸保住了性命，也沦为终身残废。此后，将本该判笞打五百次的，减为打三百次；原笞打三百次的，改为笞打二百次。

被按倒在地，挨二三百板子，尽管也是非常残酷的刑罚，估计还是不少人挨不住，被打死打残。但无论怎么说，比起挨五百板子，已经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了。

即位后不到一年间，景帝频密推出一系列内政外交措施，对提升自身形象着实加分不少。

紧接着，景帝将另一项大事也提上日程，那就是给自己儿子们封王。与高祖和文帝相比，景帝儿女较多，先后有十四个儿子、三个女儿。

大汉建立初期封的那些诸侯王，与景帝血缘已远。像吴王刘濞自恃财大气粗，实力雄厚，文帝在位时，已开始对朝廷多有不恭。如今，新皇帝即位不久，他更是倚老卖老，对景帝曾打死他儿子一事至今耿耿于怀，对朝廷心怀不满，天下人尽皆知。

为防范吴、楚等关东诸侯，必须未雨绸缪。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关键时机，还是自己儿子值得信任(当然，在权力斗争中父子亲情也未必靠得住)，必须将儿子们封到各地，扶持和壮大他们的力量，一旦天下有变，儿子们就是有力的帮手。退一步说，就算帮不上忙，至少可以稳住基本盘，在诸侯面前，保持中央朝廷的相对优势，天下就不会出大乱子。

景帝皇后是奶奶薄太后(景帝即位后，尊为太皇太后)娘家人，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就迎娶她为太子妃。

估计这位薄皇后，是文帝为了讨好老太太强行包办的，景帝一直不喜欢她。

薄皇后有个致命缺陷——不能生育(也有可能是景帝厌恶这门婚姻，不愿亲近她，使她根本没有怀孕的机会)。自古以来，皇后不育者，地位就很难坐得稳。果然，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夏四月，薄太后一死，薄皇后失去了靠山，很快就被废黜了。

至于理由，无法为皇家繁衍子嗣，这一条就足矣。

薄皇后一废，虎视眈眈的嫔妃们为了争夺皇后宝座，马上开始明争暗斗。皇帝的女人很多，但皇后却只有一个，皇后的凤冠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为了争夺它，在宫廷内上演的斗争之残酷，丝毫不亚于庙堂上男人们之间的斗争。

不过，就目前来看，后宫嫔妃中，最有可能成为继任皇后者，非栗姬莫属。

栗姬也是自信满满，以准皇后自居。

栗姬有自傲的资本，她一口气先后为景帝生下刘荣、刘德、刘阏三个儿子，其中刘荣又是皇长子。

由于薄皇后没生育，宫中缺嫡子，按照礼法，在皇位继承人顺序中，刘荣排列最前。若不出意外，刘荣被立为皇太子是早晚的事，而栗姬的另外两个儿子刘德、刘阏也分别被封为河间王和临江王。特别要介绍一下河间王刘德，他喜欢收藏书，不惜重金从民间征集购买上古遗书。作为一个爱书人，他有个很不错的习惯，每当收集到一卷好书时，特意让人将书誊写一遍，将副本送给原主人。

爱藏书之人比比皆是，但能做到刘德这样的的确不多。刘德藏书并非用来附庸风雅，装点门面，而是认真钻研。

刘德认真做学问，名气越来越大，获得了不少学者的敬重，有些人不惜拿出祖传的孤本藏书，献给刘德。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德藏书越来越多，快要赶上朝廷藏书的规模了。

刘德收集整理了不少周秦之际的古文(用籀文书写)旧书，包括《周官》《尚书》《礼记》《孟子》等，多是是儒家学说的经典文献。

许多山东儒学研究者得知后，都纷纷跑来和刘德交流切磋。

刘德做学问，不盲从、不迷信古人，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经过反复对比、筛选、甄别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后世流传极广的成语“实事求是”，最早就是用来称赞刘德的治学精神。

虽说生下了刘德这样高智商的儿子，但栗姬本人的智商实在堪忧。她凭着漂亮脸蛋，仗着皇帝宠爱，根本不屑与后宫其他嫔妃为伍，说话做事完全不经过大脑，一切心事都明白无误地写在脸上。

或许可以说栗姬是个性情中人，为人至纯无伪，然而，后宫从来就不是太平世界，像她这样的性子，能在后宫是非之地存活下来，简直就是个奇迹。

性格决定命运，栗姬的性格注定了她的一生要以悲剧收场。不过目前，她在后宫的风头正劲。

在宫里混的，无论嫔妃，还是宦官，哪一个不是人精？看到栗姬备受皇帝宠爱，都争着讨好她。

栗姬正在享受她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只是，并非所有人都像栗姬这样母以子贵、子以母荣，比如唐姬母子。

唐姬原本是景帝另外一位宠妃程姬的侍女，她能够跻身皇帝嫔妃行列完全是一场意外。

有一次，景帝醉酒召幸程姬，不巧的是，程姬正逢例假期，便让身边侍女唐姬收拾梳妆一番，代替自己侍寝。

景帝当时醉意朦胧，根本没有分得清，春宵一度后，唐姬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后生下一子，取名刘发。

为皇帝生下皇子，固然可喜，但由于唐姬身份卑贱，母子二人在宫中不大受人待见。

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封王之际，栗姬儿子自不消说，其他几位嫔妃，如程姬的儿子刘余被封为淮阳王，刘非被封为汝南王(另外一个儿子刘端，后来被封为胶西王)，贾夫人的儿子刘彭祖被封为广川王，封地都是极好的地方。

只是，苦了刘发母子二人，被封到了潮湿狭窄的长沙国。

原长沙王吴著在景帝刚即位没几天，就去世了，他膝下没有子嗣，朝廷顺势就将封国废除了。就这样，汉朝异姓诸侯王时代至此彻底终结了。

长沙国狭小，地势低洼，加上气候潮湿，景帝就把它丢给了刘发。

同样是皇子，差别实在太大，刘发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

数年后，刘发回到长安为景帝祝寿，宴席上，他起身献舞，只是缩手缩脚，好像肢体受到拘束，无法舒展开来一般。刘发扭扭捏捏的舞姿，惹得在场观众哈哈大笑。

景帝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劲，便问刘发：“要跳，好好跳便是，为何搞成这副样子？”

刘发当下接过话茬儿，一语双关地说：“臣在狭窄地方待久了，一时间无法放开手脚。”

景帝马上明白过来，对刘发这孩子，确实有些愧疚。为了弥补，当下将武陵、零陵、桂阳三郡划分给长沙国。

不过，谁也没料到，时间过了一个半世纪后，正是谁也看不起的刘发后裔一支子孙，在汉朝倾覆危亡之际，扛起了复兴汉室、重振刘氏江山的重任。

作者“李金海”的其他小说

《大汉兴亡四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