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对话
贾谊仓皇辞别帝京，临行前，他回望宫阙，不由得悲从中来，一时万念俱灭，心如死灰。一路南下，离长安越远，他的心情愈加沉郁。
不久前，他还在庙堂之上睥睨王侯，指点江山，与天子对答自如，不料一夕之间就从云端坠落，跌入尘埃，远贬长沙。
时耶命耶!奈何奈何!
失落、无助、悲观，一齐涌上心头，挥之不去。
或许，走出长安那一瞬间，他想起了司马季主的忠告，可是一切皆为时晚矣!
贾谊一下子老了许多，感到眼前一切黯然失色，他的世界只剩下黑白两色，嘴里尝到的唯有无尽的苦涩。
世人皆云读史明心，其实未必。
贾谊写过《过秦论》雄文三篇，对历史往事必然了然于胸，简帛之上前圣列贤陈迹，堪堪可读。然而，当大难临身时，未必还能坦荡自如。
远的不说，春秋战国以降，圣哲如孔孟、老庄，多谋如伍子胥、孙膑，善战如廉颇、李牧，受倚重如商鞅、吴起，居位高如孟尝、春申，哪一个的人生不是大起大落，甚至九死一生？哪一个的命运不是曲折跌宕，背影凄凉不忍卒视？
当步入长安的那一刻，他就应该做好思想准备。
怪只怪他的起点太高，步伐太顺，一切来得太快，在二十几岁的年纪，就站到了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央。名师赏识，仕途顺畅，皇帝器重，贾谊在短短两年间经历的这些事，估计有些人一辈子都未必能遇到，他有些眩晕，陶醉其中，来不及沉淀。
年轻人容易热血冲动，将事情想得理所当然，然而政治向来是残酷无情的，容不下丝毫的浪漫情怀。
贾谊是个幸运儿，但遗憾的是，他的人生缺乏一种体验——挫折。
一个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注定走不了太远。
挫折可以磨炼人的心性和意志，使人变得更加坚韧和从容。
可惜的是，挫折教育近乎空白的贾谊，恃才傲物，为人做事过于生硬，难免给人留下目中无人的印象。
关于贾谊被疏远的原因，在《风俗通义》中记载着另外一个版本。贾谊与邓通同为太中大夫，在工作中少不了有所交集，但是他看不起邓通，言语间经常讥讽邓通，而且是当着朝廷大臣的面冷嘲热讽。
邓通是何许人？是文帝的枕边宠臣。他的身份满朝文武官员谁人不知？旁人巴结都来不及，作为一个职场新人，贾谊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当众让邓通下不了台，这分明是官场大忌，展现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
一个凭才华为国分忧，另一个以色事君，各安本分就好，但是贾谊非要跟邓通过不去，那就休怪邓通不讲情义!
惹不起丞相申屠嘉，难不成还怕你贾谊不成？邓通在文帝枕边吹一阵轻风，贾谊就被吹出了长安。
贾谊一路哀怨，步履踉跄，从关中南下，越往南，气候愈加潮湿，他的心情也愈加阴郁。
一日，一条大河拦路，一问方知是湘水。
湘水，古属楚国，它不仅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河流，而且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文化河流，荆楚文化的一大半都是这条河流孕育的。楚辞中许多瑰丽的诗篇，都在吟诵湘水。
《湘君》如是，《湘夫人》亦如是。
这些辞藻华丽、情感幽怨的诗篇，都出自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
屈原，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失败的政治家和理想主义者。
屈原的自身经历就是一部悲壮的史诗，他才华横溢，情操高洁，怀揣“美政”理想，志在力挽狂澜，扶楚国大厦之将倾。然而，楚怀王父子昏聩愚蠢，被一群宵小包围，耽于安乐，不思进取，至死执迷不悟!
屈原犹如一团烈焰，划过楚国黑暗夜空，他希望燃烧自我，点亮无尽的黑幕，唤醒昏睡的君王。
然而，一切都是无用的，他很快被无边无尽的黑暗吞噬。
黑暗的世界是容不得光明的，一切归于沉寂，悄然无声。
屈原分明听见了秦人自函谷关向东而来的铁蹄声，似乎已看到郢都殿苑间长满荆棘，阶陛之上麋鹿游嬉。
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了。
屈原被放逐，他一路流浪，然犹不甘心，曾问卜于太卜郑詹尹，只是大势已定，虽鬼神亦难以更改，问卜又有何意义？
理想已灭，残喘于世间又有什么意义？
罢了，还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借一江清流濯吾心，宁愿以身殉葬理想而去，亦不愿苟活于此污浊世界。
于是，屈子自沉于汨罗，已百余年矣。
面对同一江清流，贾谊不禁生出感慨：君在百年前，我在百年后，虽时空相隔，然我们的命运又是何其相似!
他站在湘江边，形只影单，面容憔悴，身形枯槁。俯瞰江流，看着水面上倒映出的人影，他都有点分不清是屈子还是自己。
同病相怜之下，贾谊面临江风，挥毫写了一篇《吊屈原赋》，字里行间看似表达了对屈原生不逢时的惋惜，实则字字都是对自己命运不公的哀叹。
跨越时空的对话，注定是没有结果的，贾谊唯有将墨痕未干的文稿投于湘水。屈原是绝望之下自沉汨罗江，但此时贾谊尚不想投身于湘水，并非简单的缺乏勇气，而是对未来，他还抱有一丝幻想。
毕竟当今天子不是昏聩的楚怀王，自己的人生尚未到完全绝望的地步。心情虽然很差，但既来之则安之，到临湘上任后，贾谊虽身在长沙，却时刻系长安。
贾谊被放逐后，长安的庙堂并没有平静下来，周勃等人在排挤走贾谊后，并没有得意许久，很快，君相矛盾爆发了。
文帝无法容忍周勃的跋扈，不甘长期受制于人，很快借故将其下狱。周勃差点命丧囹圄，多亏薄太后出手搭救，才捡回一条性命。
帝国宰相下狱，朝野震动，虽远处长沙，贾谊也得知了。
政敌倒霉，贾谊并没有弹冠相庆，更没有投井下石，反而上书文帝，他提出，周勃这样身居高位者，纵然有罪，也要维护必需的人格尊严，切不要随意折辱(周勃在狱中，估计没少吃苦头)。因为他们的颜面，也事关朝廷的体面，就算是罪当死，也要让他们选择自尽，死也要死得有尊严，不能无休止地羞辱。
这就是一个人的胸襟!
贾谊的上书，让文帝颇为触动。此后，若有大臣犯罪，他多选择让他们自裁，罕有弃市街头之举。
但如果就此以为贾谊要推动帝国法制逐步走向文明，使得刑法体系更加人性化，那是高看他了。因为他的本意是要让刑法体现等级差异，公卿大臣就算犯罪，在惩处时也要与普通平头百姓有所区别，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与一般人不一样，就是死，也有一种优越感。
请记住，贾谊的人性化建议中，并不包括底层官僚，更别说农夫和百工这些社会劳苦大众。客观地说，贾谊的建议，本身就是在制造一种不平等。
萧何、周勃等人即使贵为宰相，一旦送到牢中，被狱吏呵斥辱骂，各种刑罚招呼，一样少不了，与普通民众没有多大区别。在战场上所向无敌的周勃，在牢中，也被狱吏收拾得服服帖帖。
如今，贾谊却提倡让一部分人犯罪后，享受“特殊待遇”，实在有违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然而，又不得不承认，这是文明的进步，哪怕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样也闪烁着人性的光芒。因为，在帝国时代，法律本身就是荒谬的存在，比如文帝时代允许私人铸币。
货币发行权本来属于国家权力，保证货币的权威性，是维护市场稳定的最重要手段，在历朝历代，私自铸造钱币都是杀头的重罪。然而，在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朝廷下令废除盗铸钱令，容许民间铸钱。
铸币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种，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一般穷人根本没能力铸币，能够铸币的人，多是像邓通和刘濞这类非富即贵之人。
这些人为了将利益最大化，设法大量掺假。
所铸钱币往往成色不足，质量得不到保证。像邓通铸造的邓氏钱，在市面上流通极广，这些合法假币，坑了千千万万底层百姓。
马克思说过，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有人不惜铤而走险，甘愿走向绞刑架。更何况开动钱范铸钱，是个一本万利的活儿!
如此泛滥下去，势必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致使通货膨胀，物价不稳，民众在利益驱使之下，都会一窝蜂地去伐薪烧炭，凿山取铜，再无心思侍候土地，从事农业生产。
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田地荒芜、农业萧条、粮食减产，帝国将会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真到了那一步，恐怕离国家崩溃也不远了。
任何王朝的覆灭，看似各有不同理由，实则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秩序无以为继，引发社会动荡。
贾谊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上书建议取缔私人铸币，将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但是却遭到了文帝的拒绝。
至于理由，文帝没有任何解释，贾谊也没再提，这又是为何？
其中缘由就在于，大家都是明白人，点到为止即可。
作为一名放逐之臣，贾谊虽有一颗谋国尽忠的拳拳之心，然如今，处境尴尬，既然皇帝听不进去，再多言无益。
那么，放任私人铸币，其中利弊，文帝是否真的不晓得？八成不见得，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早在秦统一天下之初，始皇帝灭六国后，车同轨、书同文，同时，也统一了天下货币。
商周以来，钱币形制、材质不一，有银、锡、珠、玉、龟、贝等，大小轻重悬殊，天下归一后，钱币当然也要定于一。
秦廷宣布，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每镒为二十两，以秦制半两钱为下币，二者并行，作为流通货币。
不过，一切仅仅停留在理论上。
秦统一不过短短十五年，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在辽阔的帝国境内实现货币统一，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如今出土文物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样是秦半两，有的重达二十七克，有的却不足五六克。
大汉建立以来，货币制度基本保持秦制，实行黄金和半两钱并行的制度。黄金多用来进行大额交易，诸侯进贡、朝廷赏赐、宗庙献祭以及与周边四夷往来亦多用黄金。
诸侯有义务每年向朝廷进贡一定的黄金，作为献祭宗庙之用(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赋税)。要是缺斤少两或者成色不足，轻则受到斥责，重则剥夺封爵。
汉初半两钱，远不如秦半两钱重，质量大幅缩水，变薄变轻，犹如榆荚，被称为榆荚半两。货币贬值，造成通货膨胀，米至一石万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为了抑制物价，打击通货膨胀，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吕后改革币制，由朝廷统一铸造钱币，铸造“八铢八两钱”，钱币的铸文依然为半两。同时颁布盗铸钱令，严禁民间私自铸币。
只是好景不长，短短四年后，吕氏与刘氏争权，波及经济领域，再度搞得货币贬值，新铸“五分钱”，其重仅为秦半两的五分之一。如此大幅度的货币贬值，无疑要从民间大肆敛财，再次造成恶性通货膨胀。
文帝即位后，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能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废除旧币制，反其道而行之。
于是，他废除了盗铸钱令，改革币制，废除“五分钱”，改铸“四铢半两钱”，同时容许民间铸币。
文帝的目的就是减少来自朝廷的垄断，刺激民间经济的复苏，做到藏富于民。
至于，出于宠信的原因让邓通铸钱，为了安抚刘濞许他开矿铸币，实则与文帝的经济政策并行不悖。
不过，由此引发的新的货币危机是文帝所没想到的，或者说他也考虑到了，但无力扭转。
这场货币战争还要进行下去，直到数十年后，才会出现转机，只是无论贾谊还是文帝，都已看不到了。
在长沙国的日子，贾谊的心情一直很差，情绪就犹如南方的天气，少有明媚阳光，多为阴晦低沉。但是，命运觉得贾谊还不够倒霉，又再次捉弄了一下他。
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四月，有一日，贾谊在室内闲坐，不知从哪里飞来了一只鵩鸟，径自落到了贾谊的座位上。
鵩鸟大概就是猫头鹰一类的鸟类。猫头鹰作为一种益鸟，如今家喻户晓，可是在那个时候，它还被民间视作不祥之鸟，谁家房舍周围树木上有猫头鹰栖息鸣叫，就会被认为这家人要倒霉，甚至会死人。
这类看法，可谓源远流长，秦汉之际就盛行。贾谊看到鵩鸟入室，觉得自己来日不多了，心情差到了极点，无以排解，便写了一篇《鵩鸟赋》。
文章中，他问鵩鸟，我现在已经混得如此狼狈，未来怎么办，吉凶又如何，还望你指条明路。
鸟儿自然难解人意，呆呆注视了一会儿，便自顾自飞走了，抛下贾谊独自一人，在那里怅然徘徊了许久。
好在否极泰来，一年后，贾谊接到长安那边传来的消息，皇帝召他回京。
言外之意
没想到皇帝还记得自己，贾谊激动不已，内心熄灭已久的火焰再次燃烧起来。
贾谊回到京城，发现长安依旧，只是物是人非。
当年诋毁排挤他的人，灌婴已死，周勃罢相回封地，但朝廷中功臣集团实力依旧，邓通依然备受宠爱，红得发紫。
作为功臣集团的一员，张苍接任丞相，在他保守稳健的政治主张之下，新生力量注定没有壮大的机会。
不过，贾谊对未来，还是抱着殷切希望。
过去几年，君臣二人天各一方，虽然不时有奏疏相通，但文字毕竟是死物，哪有面对面交流来得透彻？
贾谊心情很迫切，他有太多的话想对皇帝说。
仿佛又回到了当初，他风度翩翩，自洛阳初入长安，见到了皇帝，君臣两人无话不谈，那是多么美好的回忆啊。
时间总是过得很慢，每一刻都是那样漫长，贾谊在熬煎中度过了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午后。
文帝重鬼神，所以对祭祀之事非常重视。按照礼制，祭祀天地五畤，皇帝一般不亲自参加，而是指派某个官员作为代表祭祀即可。祭祀仪式结束后，祭祀人员会把胙肉(肉类祭祀品)带回一部分，献给皇帝，表明将神的祝福传达给了皇帝，称为受厘。
贾谊赶回长安时，正赶上一场祭祀仪式，文帝坐在未央宫前殿正室——宣室，接受受厘。
仪式结束后，文帝接见了贾谊。
两人相见时，文帝还沉浸在祭祀大典带来的虚幻意境之中，久久不能回神。
对于君臣重逢的场景，贾谊脑中不知浮现了多少次，各种台词在心中早已烂熟于胸。但是万万没想到，他和皇帝再次见面后的谈话是围绕鬼神展开的。
看文帝目光盈盈，贾谊不忍逆拂皇帝之意，让他扫兴，只好顺着皇帝意愿，谈论起鬼神之事来。
好在贾谊博览群书，涉猎极广，这些事自然难不倒他。
贾谊旁征博引，上至古籍记载，下至民间传闻，滔滔不绝，一讲就是数个时辰，不知不觉已是夜半时分。
宣室内烛光摇曳，君臣二人的身影，投射在殿内屏风上。夜半无人，鬼话连篇，现场气氛格外神秘诡异。
文帝听得入神，毫无倦意，后来觉得还不过瘾，不经意间将坐席向贾谊靠拢，以便听得更清楚一些。
会谈结束后，文帝不由得感慨道：“我好久没见贾生了，自以为学识已超过了他，但如今看来还是差远了。”
但一切也仅仅如此而已，感叹完后，文帝再次让贾谊出京，赴梁国，任梁王刘揖的太傅。此后直到去世，贾谊再也没见到文帝。
失望，深深的失望。
或许，这就是宿命。
对于这次会面，后世人持有不同观点，绝大多数人都站在同情贾谊的一边，认为文帝不重视人才，一手造成了贾谊的悲剧命运。
贾谊去世千年后，唐朝大诗人李商隐就公开站出来为贾谊叫屈：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文帝本人——像贾谊这样不世出的人才，不和他倾谈国计民生，却大费周章地谈论鬼神之事，实在是荒谬至极。
可以说，李商隐这首诗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其实，后世那些为贾谊鸣不平之人，又何尝不是借贾谊之事抒发对自身命运的不满呢？
就拿李商隐来说，他满腹才华，却一生坎坷，纠缠于牛李党争，仕途坎坷，命运多舛，不得已只好靠作诗与饮酒打发时日，与郁郁不得志的贾谊何其相似!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这么看，宋人王安石认为，一个人是否受到重视，并不在于他担任多高的官职，而是看他的政治主张有多少被皇帝采纳。从这个角度来看，贾谊虽说没有坐上公卿高位，但他的不少建议还是被文帝采纳，所以不能完全说他生在明主之世却怀才不遇。
近世以来，更有人觉得性格决定命运，认为贾谊之所以以悲剧方式结束了一生，与他的性格有关，比如毛泽东就有诗云：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梁王的死本来就是一场意外，又何必全部往自己身上揽？
后人当然可以超然地评价古人，然而，要是真正置身于贾谊的处境，能否比贾谊做得更好呢？恐怕未必。
在命运面前，别说贾谊，就是文帝自己也未必扭转得了。
作为一名弱势天子，许多事是文帝没法改变的，其中就包括对贾谊的人事安排。
虽说灌婴已死、周勃去国，但当时功臣集团把持朝政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因阻力太大，文帝都被迫放弃了拜窦广国为相的打算，尽管他是窦皇后的弟弟。更何况是贾谊!
文帝与贾谊夜半论鬼神，他迷信鬼神固不可取，但君臣共处一室，夜半私语，又何尝不是关系密切才如此？
至于国政大事，该说的早就说了，能采纳的他早就采纳了，不能执行的说了也白说。何况此次贾谊返京，不知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君臣二人不如讨论点感兴趣的话题。
贾谊从长沙国太傅调任梁王太傅，这一调动，看似平级调动，实则是在为贾谊未来东山再起埋下伏笔。
梁王刘揖是文帝的幼子，备受宠爱，贾谊去做他的太傅，将来前程定然不可限量。毕竟，功臣们多数年事已高，迟早会死去，而贾谊还很年轻。
人生最大的优势，不是地位和金钱，而是年龄，只要活得够久，就能笑到最后。不论帝王还是将相，最终都将输给时间。
从理论上看，历史很明显是站在贾谊的一边。遗憾的是，理论与现实总是有很大的差距，谁也没料到，贾谊年仅三十三岁，就走完了一生。
贾谊死了，但他的很多预见却得到了证实，比如他在任梁王太傅之时，建议文帝削藩，称诸侯尾大不掉之势隐然形成，必须加以防范。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分化诸侯实力，缩小其规模，使之无力与朝廷抗衡。
刘揖死后，贾谊再次提出，梁国地势非常重要，必须掌握在骨肉至亲的手中才行，否则，一旦东方诸国作乱，后果不堪设想。
这一次，文帝立刻采纳了贾谊的意见，将儿子淮阳王刘武徙为梁王，并划四十余城与梁国，扩大梁国规模。
多年后，山东诸国作乱，果真是由于梁王刘武奋力抗击，坚守梁国不失，才保证了长安的安全。
贾谊之死是个悲剧，但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如此，比如对晁错而言，贾谊之死，等于排除了他仕途上的拦路虎。没有了贾谊这座大山，晁错出人头地就容易多了。
晁错频频向皇帝上书，纵论内政外交，还蒙文帝赐书垂询，一时风光无限。
贾谊死后第四个年头(文帝前元十五年九月)，朝廷举行了一场人才选拔赛，称为“举贤良文学”。文帝下诏，要求诸侯王、三公、九卿及地方郡守，务必高度重视这次活动，大力向朝廷举荐人才。
关于此次人才选拔的初衷，文帝列出了三条：
一、选拔贤能之人是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比如上古圣君大禹就曾遍布天下求贤，因此夏朝的统治绵延久长；
二、重视人才是祖宗的成例，高祖刘邦依靠英才豪杰辅助，取得了汉家天下；
三、我个人能力有限(勇于承认，作为皇帝难能可贵)，需要大量人才帮助治理国家。
屈指一算，文帝即位后，十五个年头一晃过去了，迫于功臣集团的压力，一直无力扭转弱势君王的处境，但培养自己亲信团队的信念他从未放弃过。
文帝前元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初春，丞相张苍在与公孙臣的大汉德性之争中落败，不得已自动去职，为文帝施展手脚提供了空间。
如今，老家伙们死的死、散的散，至于那些侯二代们，成长于和平年代，大多数只知混吃混喝，才干平平，自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皇帝。
于是乎，接到皇帝诏令后，他们不敢怠慢，纷纷向朝廷推荐人才。
晁错被平阳侯曹窋(曹参之子)、汝阴侯夏侯灶(夏侯婴之子)、颖阴侯灌阿(灌婴之子)、廷尉臣宜昌(姓不详)、陇西太守臣公孙昆邪联名举荐。
这五位举荐人，除了后两位是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员外，前三位都是开国功臣之后，属于典型的侯二代。曹窋资质平平，虽说一度担任御史大夫，但没有任何值得大书特书的政绩，至于夏侯灶和灌阿，在史书中没有任何事迹记载，大概也是平庸之人。
他们联名举荐晁错，究竟是真心为国举贤，还是趁机向太子刘启示好(晁错是刘启身边的红人)，不得而知。总之，晁错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有了展示才华的机会。
虽说此前，晁错已给皇帝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但此次选拔人才，绝不是简单地填补官员空缺，而是直接参与朝廷的决策。故而，单靠有人举荐还不行，还要应对皇帝亲自考核。
虽说高祖暮年也曾下《求贤诏》，责令御史大夫周昌、相国萧何为国举贤，但由于高祖旋即去世，实际上成效并不大。
所以，此次文帝亲自下诏选拔人才，在大汉建国以来尚属首次，也是对健全官员察举制的一次重大尝试，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关于此次考试，文帝列出了五点要求：一是关于如何治国(明于国家之大体)；二是如何办事(通于人事之终始)；三是敢于进谏(能直言极谏)；四是剖析皇帝不足之处、官吏办事不公之处、政事不畅之处、百姓不宁等现象；五是如实回答，不要有所隐瞒。
这五点，没有玄奥的哲理思辨，没有形而上的问题，可谓全都切中实际，表明了文帝求真务实的态度，他现在需要的是能治国理民的干才，能为国家解决实际问题，能够敢于讲真话，不务虚之人。
扯淡清谈之人走开，脚踏实地干活的人欢迎。
实事求是地说，这几点要求都比较辛辣和尖锐，不但考验应试者的学识、见解，也考验答题者的胆识。
历来君王都喜欢说：欢迎大家给我多提意见，对我的毛病别客气，尽管指出来，你批评得越彻底、越到位，朕越欢迎。
可惜的是，绝大多数帝王只不过做个姿态而已，如果你当真了，那可就错了。聪明的选择是，应该立刻站出来说，陛下英明伟大，哪有错？错的都是咱们这些臣下，对陛下的旨意领会得不到位，执行得不彻底。
给君王提意见，从来都是个高风险的活儿，不少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龙逄、比干、伍子胥、文种……这个名单没有尽头。
应答者们如何回答，分寸如何拿捏，实在是个大难题。
纵然皇帝大度，但是那些官员一旦得知有人揭他的短，会不会狗急跳墙，打击报复？
好在文帝也想到了这一层，宣布大家尽管畅所欲言，不要背上思想负担，一定要把话说透，不要有所保留。所有的策论试卷，写完后，一律密封，由朕亲自拆封浏览，不要担心有人阻挠。
此次被举荐者约有百人，文帝逐一御览，有一份试卷，让他眼前一亮，其具体内容大致如下：
答题人：晁错
举荐人：平阳侯曹窋、汝阴侯夏侯灶、颍阴侯灌阿、廷尉臣宜昌、陇西太守臣公孙昆邪
一、试举例谈谈对“明于国家大体”的看法。
答：本人以上古五帝的事迹，来回答此题。五帝时期，君王圣明睿智，大臣们比起君王差远了，所以君王们亲自坐明堂处理政务，能做到上符合天时，下顺应地利，中得人和，君王恩德不仅惠及民众，就连飞鸟、鱼类、昆虫、草木等一切生物都受到恩泽(这有点夸张了)。因而，当时五谷丰登，物产丰富，民众安乐，河图洛书、神龙凤凰等祥瑞神兽都不断出现，以庆贺盛世。
二、试举例谈谈对“通于人事终始”的看法。
答：本人以上古三王(指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的事迹，来回答此题。三王时期，君臣都比较贤明，以计谋安定天下，做事无不从人情出发，实行人性化管理。
是人都想长寿，三王就保护百姓不受到伤害；是人都想富裕，三王便设法使百姓免于贫困；是人都想社会安定有序，三王便尽力维持社会秩序；是人都想过上舒适的生活，三王便注意不过于劳民伤财。三王制定法令无不合乎人情，做事将心比心，自己讨厌的事也不要求别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也不禁止别人去做。如此管理百姓，民众敬重官府，就如子女待父母，仿佛流水一般自然天成。百姓和睦、国家安宁、社会有序，这就是人事终始的人事之道。
三、试举例谈谈对“直言极谏”的看法。
答：本人以五霸(有多种说法，常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的大臣事迹，来回答此题。我听说五霸认识到他们治理能力不如大臣，便将国事托付给大臣去处理。
辅佐大臣们知道自己的身份，作为人臣，时刻检视自身，不敢诬上，遵守法令不容私情，遇到灾难，自己带头往前冲，俸禄不敢超标，任人唯贤，不与能人抢位子。赏赐都是按照功劳大小，绝不以个人喜恶待人，受到惩罚者都是些危害国家和不忠不孝之人，处罚轻重都是按照所犯罪行，绝不为自己一时愤怒胡乱诛杀。
正因为做到了赏罚公正，就算是被判了死刑之人，也甘愿受死，毫无怨言。如果发现法律背离了情理，就加以修改，免得伤民，若君主执行法律过程中有所偏离，就加以纠正。总之，能够做到补救君王过失、彰显君王美德，使君主内无邪行、外无秽名。做到这样，就是直言极力劝谏之士。五霸之所以能匡扶天下，矫正诸侯，是由于懂得自己不如臣下，善于用直言极谏弥补自身不足。
四、试举例谈谈对“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的看法。
答：本人以秦朝兴亡事迹来回答此题。秦王不如三王，其臣也不及三王的辅臣，却能兼并天下，建立前所未有的丰功伟业，原因何在？因其凭借有利山川地形、充足的财富积累，且秦人善于作战而已。
与秦相比，六国君臣多是无能之辈，内部意见不一，民心涣散，无法有效整合。所以，秦王得以兼并六国，立为天子。秦统一天下后，摒弃三王建立功业的办法，亲信谄谀之臣，肆意扩充宫殿规模，穷奢极欲，搞得老百姓精疲力竭。
秦朝上下依然不知收敛，群臣只知对上阿谀奉承，对下严刑峻法，苛虐百姓，草菅人命。因此，上下离心，民心尽失。刚开始，还只是侵害平民百姓，后来逐渐扩大到富家大户、普通官吏，再后来就连宗亲大臣都不放过，弄得最后人人自危，皆有叛心。待到陈胜登高一呼，很快土崩瓦解。秦朝的灭亡就是典型的“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之祸。
陛下即位以来，废除秦时乱法，宽厚爱人，礼敬长老，抚恤少孤，亲自以身作则，禁止奢侈作风，废除诽谤罪，废除盗铸钱令，废除肉刑，选派正直官员，斥退奸邪小人，兴利除害，变法革旧。凡此种种，都是古来罕见，但陛下一一做到了，实在是天下百姓的幸事。
五、将心中所思所想一一陈上，不要有所隐讳。
答：五帝时，臣不如君，君主亲自主抓；三王时，君臣皆贤能，君臣共治；五霸时，君不如臣，便放手让臣子去做事。不同时代，根据不同情况，圣贤们各自分工，建功立业。
《论语》云：“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待，能明其世者谓之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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