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打仗总不能取胜，就得转移战场再战，一个人要是长期贫穷，实在过不下去，就要考虑改变职业。

陛下的天资不亚于五帝，临朝已有十五年了，但老百姓的日子依旧没有富足，盗贼依然出没，边境仍然得不到安宁。之所以出现目前的局面，大家都认为是由于陛下未能亲自处理政事，而是依靠群臣处理政务。

虽说现在大臣们都是天下的精英，但跟陛下一比就差远了，就如同五帝时期，大臣不如君王一样。陛下不亲自处理政务，却依赖远不如己的臣下，我认为是有失天子的圣明。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子就在这样周而复始间流逝了，但陛下之盛德却终究不能遍及天下、流传万世，我实在为陛下感到惋惜。

晁错的这篇对策，看似纵论古今，历数古今君王成功之道，其核心无非只有一点，就是君主和大臣的权力分配问题。

洋洋洒洒说了很多，但真正打动文帝的奥妙就在于，晁错说出了文帝想说却不能说的政治现实，就是他即位以来，一直受制于功臣集团，无法真正做主。

但是如何改变这一局面，晁错没有说。

就算不说，文帝也明白，有些事可以说，可以做；有些事，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事，只能做，但不能说。

在某种意义上，晁错和贾谊非常相似。

他们没有太过硬的背景，但都才华过人，性格上都有些执拗。

他们都曾师从名师，贾谊师承吴公、张苍，晁错师承伏生，他们都曾经与皇帝有过多次奏疏对答，有些被采纳，有些被搁置，而且颇得皇帝赏识。

他们都曾侍候皇子，贾谊为文帝爱子梁王刘揖的太傅，晁错为太子刘启的太子家令。

然而，他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贾谊最终抑郁而死，晁错却在此次对策后不久，被皇帝擢升为中大夫。

时耶？命耶？

究竟为何？

医患纠纷

升为中大夫后，晁错继续给文帝出谋划策，先后共写了三十多篇意见书，每篇都有独到的见解。

虽说不见得每次提出的意见都被采纳，但每一次文帝都为晁错的才华惊叹不已。

其实，晁错的许多意见与贾谊可谓不谋而合。比如对内削弱诸侯势力，加强物资储备；对外坚决拒绝和亲，主张做好与匈奴长期斗争的准备等。有的意见甚至比贾谊更激进，但晁错最终安然无恙，贾谊却英年早逝。

两人之所以命运不同，除了贾谊本人性格原因外，与朝堂权力格局变化也有莫大关系。贾谊崭露头角之时，正值汉初功臣们的权力巅峰期，而晁错出道较晚，等他崭露锋芒时，灌婴、周勃、陈平、张苍等功臣集团的大佬们或死或退，根本无力阻止晁错的崛起。

然而，革命尚未完全成功，晁错尚须努力。功臣们尚未死绝，当晁错正式成为皇帝顾问团成员之一时，朝廷的中枢大权依然掌握在功臣手中，此人便是丞相申屠嘉。

这位最后的功臣终结者，恰恰是晁错。

晁错可谓终结了一个旧时代，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大汉庙堂的权力格局，从他开始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但所有这一切，还要等数年以后才出现，晁错的道路还很长。

就在贾谊早逝、晁错崛起的这几年，朝堂上没有发生太大的事情，倒是有一桩看似不起眼的越境指控，引起了轩然大波，推动了一场刑法大改革。

汉承秦制，汉朝的法律制度几乎都继承自秦法，而秦法以苛虐残酷闻名。在秦法中仅仅死刑就数以百计，砍脑袋算是最幸福的死法了，其中许多折磨人的酷刑，就是来自地狱的魔鬼听了，也会吓得战栗。

高祖入关中时，约法三章，宣布废除秦朝苛法。然而，这种做法仅仅是为了争取民心的舆论宣传而已，实际上，汉朝建立后，还是大量继承了秦朝残酷的刑罚。

比如，高祖动辄喜欢用烹刑来吓唬人(比如栾布因为给彭越收尸，就差点被煮了)。试想将一个大活人丢入热水沸腾的大鼎，活活煮熟，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

但这不算最惨，高祖将功臣彭越处以醢刑，即将犯人剁成肉酱。彭越被处死后，高祖还将他的死尸肉酱分赐诸侯，其酷烈程度与秦时毫无二致。

除了死刑，次一等的刑罚就属于肉刑，包括：

黥刑，在脸上刺字着墨，让犯人一辈子洗刷不掉，是一种莫大的羞辱，秦末汉初的九江王英布就曾受过此刑；

劓刑，割掉鼻子，商鞅变法时，秦公子虔被处以此刑；

刖刑，砍掉脚，或剜掉膝盖骨，战国时期的大军事家孙膑被判处刖刑，沦为废人；

宫刑，割掉男性生殖器，史学家司马迁(他的故事后面会详述)被判处此刑；

杖刑，当众脱了裤子打屁股；

……

还有很多。

相对于死刑，肉刑除了对人的肉体进行摧残外，还有强烈的人格羞辱意图，经历肉刑之后，犯人除肢体残缺外，还会留下难以抹去的心理创伤。总之，这是一种从肉体到心灵的双重折磨。

凡经历过肉刑之后的人，像孙膑、英布这样挺过来又能成就一番事业者寥若晨星。多数人基本就变成行尸走肉了，跟活死人差不多。

肉刑，是罪恶的象征，是人类历史上最污浊阴暗的一页，将人性的恶释放到了极致。

这样的罪恶，只要它存在一天，谁都无法保证，哪一天不小心会落到自己头上，哪怕是救死扶伤的医者。

医生从来就是一项高危职业，古往今来都一样。

在古代社会，医者的地位并不高，医卜星象常被同列，都是比较低贱的职业。治病救人无法保证发家致富，但一不小心惹了患者家属，激化了医患矛盾，轻则摊上官司，重则说不定还会搭上性命。

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史记》本传称文帝四年，《资治通鉴》称十三年，根据《史记》《汉书》“文帝本纪”记载废除肉刑，可推断为文帝前元十三年)，有一位倒霉的兼职医生，惹上了官司，按照汉朝律令，当判处肉刑。

这名医生名叫淳于意，齐国临淄人，他的正式身份是齐国太仓令(即负责管理粮仓的官员)。淳于意本来管好粮仓的入库、支出，做好账目明细就可以了，只是他天生一颗济世仁心，一心想学医，治病救人。

淳于意在年轻时就喜欢钻研医术，打下了不错的医学基础，积累了一定的治疗经验。

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淳于意向同郡元里的名医公乘阳庆(公乘为爵名，为秦汉二十级爵的第八级，阳庆为姓名)拜师学医。

此时，阳庆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他家里富足，衣食无忧，只是眼看时日不多，但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继承人，若将自己一身本领带进棺材，实在不甘心。淳于意的出现，让老阳庆感到很欣慰。

淳于意能结识阳庆完全是出于偶然。

起初，淳于意听说淄川唐里有个名叫公孙光的名医，便前去求学。淳于意医学天赋很高，不久，就学会了公孙光的所有医术。

公孙光觉得，再不能让他在自己这里浪费时光，便对淳于意说：“以你的天资，一定会成为国医，我有个同胞兄弟住在临淄，精于医术，远比我强多了。”

于是，淳于意跟着公孙光到了临淄城，意外碰到了阳庆的儿子阳殷。阳殷估计有事求助于齐王，打算给齐王献一匹马，但苦于无人引荐，好在公孙光人脉广泛，替他引荐，成功将马献给了齐王。

如此一来，阳殷欠了公孙光一个大人情。阳庆远比公孙光兄弟厉害多了，于是公孙光索性将淳于意托付给了阳殷，让他写信将淳于意引荐给阳庆。

阳庆是个怪人，医术非常高明，却从不医治人；家藏医书非常丰富，却从不展示给自家孩子，也不愿意给自己孩子传授医术。

或许是冥冥中的缘分，这样一个怪脾气之人，却和淳于意一见如故，非常投缘，越看越欢喜。不过，在传授医术给淳于意前，他提了两个条件：

一、绝不能让我的子孙后代知道，你是从我这里学的医术；

二、跟我学习可以，但先把你脑袋中，那些以前学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部清除干净。

面对怪人提出的怪条件，淳于意丝毫没有犹豫，马上答应下来。

在古代社会，缺乏系统教育体系，医学也不例外，知识的传承往往靠师徒间口传心授。医学是一门实践经验非常强的学科，每个传承者经验差异很大，甚至会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所以路子太杂乱，反而会形成干扰。

阳庆觉得，要想学精医术，就必须专一，将以前所学的知识全部抛弃，先把自己当作一个医术基础为零的医学素人。

有时候，脑中一片空白之人，方能做到专心致志。

在以后的日子里，阳庆将生平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淳于意，包括相传从黄帝、扁鹊那里传下来的《脉书》(《脉书》在1984年张家山汉简有出土，主要讲经络、针灸等)、《五色诊》(介绍观察患者面色，以判断病情)、《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等医学古籍。

师从阳庆后，第一年，淳于意主要学习望闻问切、针灸、药理学等医学基础知识。在第二年，开始参与临床治疗，积累临床经验，虽然也治愈了一些人，但医术还很肤浅。通过两年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到了第三年，淳于意医术日益精湛，可以准确判断患者病情，做到手到病除，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

通过三年的学习，淳于意已是一位出色的医生了，向他求医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头有脸的人物，比如齐国官员、王府的内眷等。淳于意在齐国的名气越来越大。

淳于意不但医术精湛，而且有个良好的职业习惯，将每次出诊过程都详细记录在案。直到今天，在史书中，还保留着二十五例病例，如实记录了患者姓名、职位、性别、症状、诊断过程以及治疗结果等。由于病历涉及许多专业术语，比较枯燥，就没必要一一罗列，先简单介绍几例。

齐国有个名叫成的侍御史(比御史大夫低一级的监察官员)，约淳于意去看病，患者自称头疼得厉害。

号脉完毕后，淳于意没有立即给出诊断结果，只是说，病人病情比较复杂，一两句话说不清，叮嘱了几句多休息之类的话，就出来了。

成的弟弟昌觉得有点蹊跷，跟了出来，询问哥哥病情究竟如何。淳于意便直说：“患者得了疽病(即痈疽)，病源在肠胃间，五天后会肿胀，再过八天，就会吐脓血而死。”并指出其病因是酗酒后同房引发的。

疽病是一种急性化脓性疾患，病原菌为葡萄球菌，有的生于皮下组织，也有的寄生于内脏，初期只是局部疼痛，但随着肿胀，肿瘤化脓破裂，导致病人死亡。

果如淳于意所言，八天后病人吐脓血而死。

齐王因为自己的小孙子生病后厌食，吃不下饭，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便召淳于意去看病。观察和询问后，淳于意诊断出小孩子系精神焦虑引发气郁，反胃打嗝吐酸水，导致情绪低落，食欲不振。

淳于意当即给患者开了汤药，叮嘱按时服用。过了一天，病人胸中胀气消散，两日后开始进食，三天后痊愈。

没多久，淳于意又被一名叫作循的齐国郎中令叫去看病。

淳于意赶到时，发现房内早已聚集了许多医生。他们一致认为，病人是逆气进入腹腔，都在围着给病人针灸，但根本无法缓解病人的痛苦。

通过观察，淳于意认为，是医生们误诊了，病人得的应该是涌疝，得了这种病，患者会大小便不通。一问，果不然，病人已经三天没有排便了。

淳于意当即开了一剂火剂汤，病人服用后，很快就能大小便，服了两剂后已能排便通畅，三剂后便痊愈了。

至于病因，淳于意诊断出是患者长期憋尿同房，造成尿液回流膀胱，致使无法排便。

一名叫作信的齐国中御府长(负责管理王后钱财衣物等出纳及库藏的官员)出使楚国，经过莒县阳周水时，察觉桥面损坏严重，想拉住辕马，紧急停车，由于缰绳扯得太急，使拉车的马儿受惊，连人带车一起坠入河中。时值严冬，信被浇了个透心凉，受了严重风寒，回家后忽冷忽热，高烧不退，幸亏淳于意及时给他开了驱寒退烧药，他才保住了性命。

再后来，就连宫内眷属也听说了淳于意医术高明，齐国太后因大汗后脱衣小解，导致排便困难，在淳于意的治疗之下得以痊愈。

如果遇到得了不治之症的患者，淳于意会将情况如实告知其亲属，比如齐国章武里有个叫曹山跗的人生病了，找到淳于意。号脉后，淳于意说：“病人生的是肺消瘅，外加寒热病。”当即叮嘱患者家属，已回天乏术，赶紧回去，让病人好吃好喝等死好了。

曹山跗这类病是没法治好的，只能听天由命，但有些病明明可以治好，可是遇到不听医嘱、自找死路的患者，就是神医淳于意也没办法。

齐国的中尉(负责治安的官员)潘满如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小腹疼痛厉害，请淳于意诊疗。号过脉后，淳于意诊断出病因是酒后纵欲过度，告诫他立刻停止同房，否则将有性命之忧。

或许淳于意已料到患者不肯配合治疗，后来他遇到齐国一名叫饶的太仆和一名叫由的内史时，他说道：“中尉要是再这样下去，估计活不过三十天。”

不出所料，潘满如没把医嘱当回事，依然故我，我行我素，结果二十天后尿血不止，一命呜呼。

其他诸侯听闻淳于意医术高明后，也纷纷派人来求医。据淳于意后来回忆，济北王、淄川王(济北、淄川是从齐国分出的小国)就曾请他到自己的藩国去治病。

在济北国，淳于意先后治好了济北王的风寒、王宫侍女的妇科病和济北王奶妈的胸闷，在淄川国治好了淄川王的头疼，以及他的一位美人(嫔妃的称号)的难产。

济北王和淄川王深为淳于意的医术所折服，但总不能将他长留在身边，于是派人到淳于意那里去学医。

济北王派来的是太医高期、王禹，淄川王派来的是太仓马长(淄川国物资储备库马匹管理员)冯信。

高期、王禹是科班出身，济北王派他们来是情理之中。只是冯信作为管理马匹的工作人员，派遣他来，实在出人意料，究竟是淄川国实在无人可派，还是淄川王认为医兽和医人原理相同，就不得而知了。

虽说找淳于意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但似乎并没有改善他的生活处境(估计病人多是王室贵胄和官员，赖着不给诊疗费)，他依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但是求医者却源源不断，且不说胶西王、济南王等齐地的诸侯，就是赵王、吴王也千里迢迢派人来找淳于意，让他不胜其烦。

这些爷们都骄横跋扈惯了，谁也惹不起，要是硬性拒绝，恐怕招来麻烦不说，说不定还性命难保。于是，淳于意想了个招，将自己户籍挂在邻居名下，不再打理家事，四处游走，在民间看病，挣点零花钱养家糊口。再后来，他干脆跑到杨虚侯刘将闾(齐悼惠王刘肥之子，齐哀王刘襄、朱虚侯刘章的弟弟)的封地躲了起来。

齐王刘则(齐哀王刘襄之子，谥文王)，年不满二十，或许是因为吃得太好，又懒得动，年纪轻轻，身体太过肥胖，脂肪积累太多，患上严重的哮喘，还经常头痛，造成视力下降，一看就是严重的高血糖患者。

刘则本打算找淳于意治病，但派去的官吏根本找不到人，只得作罢。在位十四年后，备受病痛折磨的刘则去世。

刘则一生基本抱病卧床，没留下一儿半女。按照惯例，诸侯王没有子嗣，封国当废除，齐国遂并入中央，由朝廷直辖。

或许是考虑到齐悼惠王刘肥诸子的势力庞大，尤其是刘襄、刘章、刘兴居等人在文帝上位过程中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齐国被取消后不到一年，文帝又将齐国一分为七，分封给刘肥诸子，以杨虚侯刘将闾为齐王，即为后来的齐孝王。

淳于意在刘将闾的封地内时，还曾一度跟随他到过长安，在长安近郊的安陵一带为人治过病。

在那些年里，作为五个女儿的父亲，淳于意一方面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冒着非法行医的风险，在民间替人治病；一面又要躲避诸侯和达官贵人的纠缠，日子过得非常艰辛。

行医从来就是高风险，没有人能保证百分百药到病除，难免出现医疗纠纷，即使是神医淳于意也承认，自己的诊断无法做到绝对准确。

但是病人和患者家属可不这么想。

人一旦生了病，思维方式就变得跟正常人不一样，在问题认知上出现偏差，在患者看来，医生就该无所不能。我把个人性命安危交到你手里，你就得负责到底。只是他们忘了，医生并非神仙临凡，其实医生跟一般人一样，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只是所从事的职业不同罢了。

绝大多数患者可不这么想，在其他行业出现失误，也许可以理解，但他们对医生相当苛刻，虽说这种心情可以理解，毕竟医疗治病关系人命，生死大事，完全寄托于医生之手。只是，谁又能完全没有医疗失误呢？

医患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个难以破解的难题。淳于意有意躲避，不给权贵看病。

这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

再后来，淳于意被任命为齐国太仓令，成了官员后，公务缠身，更难腾出手来替人治病，自然得罪了不少高官和有权有势之人。

他们决定狠狠整治一下淳于意。

但是，淳于意为官清廉，要找个职务犯罪的证据实在困难。要是从他兼职医生身份入手，原本是个不错的突破口，只是医疗治病专业性实在太强，一般外行人很难从技术角度找到把柄，再说古代社会，根本没有医疗事故鉴定机构，那么，怎么办？

不难，不难，在有着博大精深的官场厚黑学积淀的国度里，想要整人，办法多的是。政治问题可以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可以用政治手段处理，专业问题就用法律手段来整治!

这帮人很快找出了一个无懈可击的罪证：淳于意私下交游诸侯!

为防止诸侯相互串通对抗朝廷，汉朝朝廷严禁诸侯私自接触，各个诸侯国的民众更是不得擅自到处游走，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这也是淳于意一再拒绝赵王、吴王、胶西王等诸侯王邀请的原因，对由此引发的法律后果，他是很清楚的。

一旦朝廷追查起来，这些诸侯王们可以有十万个理由开脱，倒霉的恐怕就是淳于意了。

但是，在这些诸侯王面前，他太弱小了，总有被官吏堵在家门口，无路可逃的时候，只得给济北王等人治病。

这就等于坐实了指控，他私自越境，结交诸侯的罪名是逃不了的。

修法事件

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夏，淳于意被免去官职后下狱。

太仓令是诸侯国的重要职位，像这样的官员被罢免治罪，必须报备朝廷。长安方面一听，淳于意竟然私下到处窜动，与不少诸侯来往，感到事态严重。

对诸侯私下结交外臣，朝廷方面历来非常警惕，不由得怀疑，淳于意如此活跃，在打着治病救人的幌子背后，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朝廷不敢大意，立即下诏给齐国，要求将淳于意押送到长安来。

按照汉律，交游诸侯罪名坐实，将处以肉刑。这意味着淳于意到长安后，下半辈子将会沦为废人。

淳于意上路那天，临淄街头人山人海，人们都赶来围观这位神医太仓令沦为囚犯后的模样。

淳于意的五个女儿也来给父亲送行。家里突然出了这么大的变故，女儿们像天塌了一般，连哭带喊，凄凄切切，好不心酸。

淳于意本来心情就很差，再被女儿们一通哭闹，搅得更加心烦意乱，不由得骂道：“哭，就知道哭!生了你们一帮黄毛丫头，却没有一个儿子，关键时刻一点用都没有，哭有什么用!”

父亲的一顿训斥，深深刺痛了小女儿缇萦的心，她当即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让父亲免受肉刑的折磨。押送淳于意的队伍上路后，她一路跟随押送队伍，一直追到了长安。

缇萦是看出来了，父亲的罪名已经坐实，想要推翻，根本不可能，如今能做的就是主动认罪，争取宽大处理。能够改变父亲罪刑的只有一人，就是当今天子。到了长安后，缇萦主动上书文帝，信的内容相当感人：

我父亲作为朝廷官吏，齐国当地人民都交口称赞他为官廉洁公正，现在因犯法被判刑。我感到非常痛心，人一旦被处死就不能重生，受刑致残的人，就算想改过自新，再也无法康复。我情愿没入官府做奴婢，来赎父亲的罪，好让父亲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一名犯人的子女，想把书信转交到皇帝手里，简直比登天还难，我们不知道缇萦这位小女孩用了什么手段，通过层层官吏之手，将书信送到皇帝手中。总之，奇迹发生了，她的书信被成功送到了文帝手里。

缇萦质朴的话语打动了皇帝，因为文帝本人至孝，虽然他们地位悬殊，但人对亲人的感情都是相同的。

不过，就算是天子也不是万能的，不能因为一个人上书，就随意更改判决。退一步讲，就算文帝动用皇帝特赦权，赦免了淳于意，那么以后呢，再出现淳于意这样的案子怎么办？

如果人人都效仿缇萦伏阙上书，又如何处理？

特赦权必须慎用，一旦滥用，无疑是纵容犯罪，后患无穷。

地位决定高度，文帝的位置决定了他做事决不能单靠一时冲动，凭借个人感情用事。

所以，法律问题还需要法律来解决。

至文帝时，汉朝建立已二十多年，但法律制度依然深受秦律影响，秦法中的许多苛法酷刑都保留了下来。

高祖虽提出过约法三章，废除秦朝苛法，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在楚汉之争及削平异姓诸侯王的战争中，高祖常年在外作战，留萧何坐镇关中。

萧何曾经做过秦朝底层司法管理官员，工作经验告诉他，约法三章肯定无法应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更何况此时秦朝刚刚灭亡，在民间潜伏着各种前朝失势者，他们随时会伺机而动，利用法律漏洞钻空子。

政治口号不妨说得漂亮一些，但手中的大棒要时刻高高举着。

萧何在秦律基础上草拟出《九章律》。《九章律》包含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九篇，基本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汉朝四百年历史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发现一座汉初墓葬，墓穴内有大量陪葬书简。书简内容非常丰富驳杂，涵盖法律条文、医学典籍(其中就有淳于意研读过的《脉书》)等，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墓葬中出土了吕后二年颁布的《二年律令》，这是研究汉初法律变迁的第一手资料。

从《二年律令》中不难看出，汉初的法律依然非常苛虐，许多秦律的苛法都原封不动保留下来了。

不过，相比秦朝，汉朝的法律总体上有些进步，比如惠帝时废除挟书律(此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商鞅时期，严禁民众私自藏书，典型的愚民法律)、高后元年废除妖言罪(在社会上散布谣言)、三族罪(即将涉罪之人自身家族，以及父族、母族三族之人全部杀掉)等。当然，这些公开宣示，不见得如实执行下去，实际上，纵观两汉，为了实际政治斗争需要，妖言罪一直存在。

文帝即位时，离秦亡不远，社会上对苛政的厌恶之情仍在蔓延，加上他本人处于弱势，所以他推崇黄老思想，为政低调内敛。处理案件时，基本能遵守法律，这一点可从他一再尊重廷尉张释之的判决就可以看得出来。

秦律中，有许多不人道的法律，其中有一项为商鞅变法时推出的连坐法，就是一人犯罪，全家遭殃。凡家中父母妻儿老小，全受到牵连，一个都逃不掉。

这种恶法实在残忍，许许多多无辜之人，根本没做任何错事，就因受到牵连而被送入大牢。

法律的根本原则应该是惩罚坏人，打击罪犯，保护善良和无辜者。很明显，连坐法违背了这一原则。

文帝觉得连坐法再执行下去，无疑会让更多无辜者蒙冤，实在不公平、不人道，所以他即位第二年，便提出废除连坐法。

谁承想，他一提出这个想法，就遭到了左右丞相周勃和陈平的反对。

周勃与陈平都是从秦朝过来的人，身上难免留有旧时代的思想烙印。他们认为连坐法可以震慑罪犯，好让那些潜在的犯罪分子在犯法之前，好好掂量一番，连坐法已经实行很久了，还是维持原样最好。

这种逻辑实在无法让人信服，因为谬论即使存在了一万年，也成不了真理。

在寻常具体政务上，文帝多看这些老臣脸色行事，事事照顾他们的情绪。但在事关国家法律典章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决定不退让，冷冷回复说：

“我听说，法律公正，百姓就会谨慎守法，受到惩罚也会乐于遵从。官员在管理百姓时，要用善念引导民众，而不是用恶法惩处他们，如果执意如此做，那么就是用法律手段迫害民众。我不觉得连坐法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你们还是再斟酌斟酌吧。”

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周勃和陈平语塞了。

碰了钉子后，他们开始觉察到，这个年轻皇帝不是靠摆出老资格，凭借三言两语就能糊弄过去的。毕竟都是官场老油条了，还等什么呢？赶紧转舵，识趣地顺从上意才是上上策。二人赶紧回话：“臣等见识短浅，不如陛下看问题看得那么远，陛下使有罪之人免除拘捕之苦，不让无辜之人受到牵连，天下苍生有幸，蒙受陛下如此大恩，臣等奉诏，请彻底废除拘捕法、连坐法。”

看到这里，你有没有被深深地感动，是否掬了一把清泪？深为大汉数以万计的民众感到庆幸，他们遇到了一位前所未有的仁慈明君。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你就想得太简单了。

不错，相对秦始皇父子，文帝是个富有同情心的皇帝，他处处谨慎，不喜欢搞好大喜功之举。总体来说，是个不错的人。

但别忘了，他的首要身份是皇帝，绝不能简单地将他看作一个善良的好人。历史一再证实，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不见得就能做一个好皇帝，一个好皇帝也不见得就是个好人。

一个人，无论个人品行好坏，一旦坐在皇帝宝座上，他的所思所想，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维持江山稳定，如何将位子传给子孙万代。至于其他的一切，包括法律等，都只不过是他手中的工具而已，既可以是打击对手的有力武器，也可以是笼络民心的手段。

至于如何运用，那就要看政治需要了。

因此，不难理解，同样是汉文帝，在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时，他可以与权臣们的阻力抗争，力行废除连坐法。但十四年后，在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他又以诛杀三族手段处置了新垣平。

因为，不这么做，不足以洗刷文帝受到愚弄带来的耻辱；不这么做，不足以平息这桩政治丑闻；不这么做，不足以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

说白了，文帝就是要用新垣平及其族人的血，制造寒蝉效应，此事到此为止，决不允许人们再讨论，就当此事从来没发生过。

不过缇萦上书救父时，文帝展现给世人的面目，依然是仁慈之君，因为新垣平事件要在三年以后才发生，他暂时还没有露出权力的獠牙。

有了以前废除连坐法的经验，文帝已经轻车熟路了，他下诏，命令相关部门废除肉刑。

修改、废除法律毕竟是大事，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该开的会还是要开。

为了做足姿态，文帝在诏书中写道：

听说古时候有虞氏(指舜)时期，犯罪之后，就在人犯的帽子和服饰上画上不同的图案，来表明他犯罪的程度。就算如此轻微的处罚，也没人犯罪，那是多么美好的时代啊。如今刑法中，保留三种肉刑(黥刑、劓刑、刖刑)，但犯罪率依然居高不下，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我的德行浅薄，对百姓教化不够？想想我就很惭愧，现在许多人犯了罪，根本得不到改正的机会，我实在很同情他们。肉刑会让一个人的肢体终身残缺，无法复原，这样的刑法是多么残酷，是多么不人道!我命令从现在起废除肉刑，用其他办法替代惩罚，只要犯罪后不逃亡，服刑年满后就地释放，恢复自由身。

同样是废除法律，但这一次与上次废除连坐法相比，文帝说话的语气有点不一样了。

因为，此时周勃、陈平等政治强人基本都已不在了，对继任的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文帝说话就没必要那么客气了。

张苍和冯敬也没有反驳皇帝诏令的勇气，他们知道，文帝这不是跟他们商讨废除肉刑的可行性，而是要他们拿出替代肉刑的方案来。经过一番讨论后，张苍和冯敬拿出了一个替代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一、原判处黥刑的，改判为髡钳后去服城旦刑、舂刑，即本来是脸上刺字的，改判为剃掉头发，戴上铁项圈，罚去做修城墙和替公家舂米等苦役；

二、原判为劓刑的，改为笞三百，即本来是割掉鼻子的，改判为打三百板子；

三、原应判处斩左脚的，改为打五百板子；

四、原判处剁掉右脚的，杀人后主动自首、受贿及枉法之人、监守自盗，以及本已判刑，但又重犯罪，一律弃市(在街头公开斩首)；

五、犯人若被判城旦刑和舂刑，刑满三年后，改为服鬼薪白粲刑一年，即本来罚为无期徒刑，一辈子替朝廷修城墙、戍边和舂米，现在改革修订后，修城墙满三年后，男犯派去深山砍柴(祭祀鬼神放火，要用柴火)，女犯派去筛选清洗米(祭祀鬼神用米)，期限是一年；

六、服鬼薪白粲刑一年后，服隶臣、隶妾刑一年，免为庶人，即砍柴淘米苦役干完一年后，再到官府做一年奴婢，才释放为平民；

七、若原本判处为服隶臣、隶妾刑的，改为服役两年后，男犯再服为司寇刑(剥夺自由，协助捕盗、运输等苦役)，女犯改为如司寇刑(就是类似司寇刑)，一年后释放。

法律修改案报上去后，文帝当即写了一个大大的“可”字，宣布批准。

这次刑法修改案最大受惠者无疑是淳于意。修改案公布后不久，他即被释放，回家后根据文帝的要求，给皇帝写了一份供述词，详细介绍了他多年的行医过程，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医学资料。

故事看上去似乎很圆满，孝女救父，孝心感动仁君，释放名医，并举一反三，借此机会，修改了秦朝以来摧残人性的肉刑制度。后世史书中，对这一段大书特书，以此作为佐证，来树立文帝仁义之君的高大形象。

然而，如果仔细阅读文帝批准的那份由张苍和冯敬提供的法律修改案，就会发现有点不对劲。

从表面上看，废除了黥刑、劓刑、刖刑等灭绝人性的酷刑，并规定了徒刑的期限，毫无疑问有着进步意义，但大汉法律由此变得更加宽松和人性化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就劓刑、刖刑改为笞刑来说，处以劓刑、刖刑后，如避免伤口感染，除了造成身体残疾外，起码可以保住命，但一个人被打三五百板子后，很少有能活下来的。更有斩右足改为直接砍头，若说是减刑，还不如说是直接给了个痛快而已。

种种迹象说明，文帝的这次刑法改革，不但没有减轻犯人的惩罚，反而是轻罪重判，以至于许多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死于板子之下，就是侥幸活下来的，也落下了终身残疾。

这哪里是减刑的善举？分明是以轻罚的名义变相杀人!

正义，有多少罪恶都是在披着你的外衣!

历史的真相，总是这样令人不忍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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