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子受宠，也是人之常情。
刘揖被封为梁王。他非常好读书，平日手不释卷，文帝对这个小儿子也寄予厚望。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发生了一场意外，刘揖从马上摔下来，不治身亡。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对文帝造成了很大打击，很长时间内，他都沉浸在丧子之痛中无法自拔。
梁王刘揖之死，也对另外一人造成了致命一击，他便是梁王太傅贾谊。刘揖死后，贾谊整日以泪洗面，愧疚、自责、哀伤，一齐涌上心头，久久难以释怀。一年后，贾谊撒手人寰，追随刘揖而去，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对刘揖的这份真挚感情，令人动容。然而，他的死，并非仅为痛失一位好学的学生这么简单。师生情谊再深厚，毕竟没有血缘关系，不至于哀伤丧命。
刘揖的死只是一个诱因，贾谊真正的死因，是对现实的失望、对理想的绝望。
实际上，他是为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而殉葬。
贾谊临终前，忆起历历往事，愁肠百结，饮恨而终。只是又有谁知，他也曾是一名明朗的洛阳少年，也曾胸怀天下，志在家国，只可惜他错生时代，终究难逃宿命，在最美好的年华中辞别了人世。
洛阳，曾经的东周都城，有着数百年历史沉淀，这里人文荟萃，英杰辈出。虽说大汉成立以来，洛阳不再是帝国的都城，但依然文化昌盛，天下瞩目，贾谊正是出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贾谊从小就聪慧过人，小小年纪就博览群书，《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烂熟于胸，声名在外，为坊间所称道。
不久，他就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
此人姓吴，名不详，人称吴公。说起这位吴公，可是大有来头，他曾一度师从大秦丞相李斯学习律法，对法家思想有过深入研究。
吴公当时的身份是河南郡(原秦三川郡，高祖二年改为河南郡，治雒阳县，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郡守。他非常赏识贾谊的才华，将其召入门下，亲自授业。
这一年，贾谊刚年满十八岁。
一名无名小子，乍然之间受到位高权重的地方大员的赏识，是何等荣幸？一个人的人生高度，固然取决于勤奋努力，但很大一部分也取决于他的生活圈子。
成功是靠汗水拼搏而来，这话没错，只是当你还在挥洒汗水奔跑时，有人已经乘车上路了。
结识吴公，无疑是让贾谊搭上了快车。
且不说贾谊从吴公那里学到了多少知识，增长了多少见识，只从平台来说，吴公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高层权力世界的门。
不久以后，吴公因在法律方面的造诣被朝廷征召为廷尉。贾谊与吴公分别后，又师从淮南国相张苍，没错，就是后来成为大汉丞相的那位。
有了这样过硬的人脉资源，贾谊想不发迹都难。
果然，吴公走马上任后不久，就向朝廷举荐了自己的得意门生。
年少得志，贾谊意气风发，揖别洛阳，一路向西。
长安，我来了，此行我只带两样东西，才华和梦想。唯有理想与年华不可辜负，汉家宫阙下，应有我实现抱负的舞台。
年轻人有激情是好事，但往往由于涉世未深，头脑过于简单，以为饱读诗书就掌握了真理，可以粪土王侯了。只是，诗书上圣人只会讲治国安民的大道理，只会告诫修身养性、如何做一名谦谦君子，但从不会讲权力场的凶险与肮脏。
实际上，此时的长安，刚刚经历过一场权力搏杀。作为失败者一方，吕氏家族几乎被悉数杀戮，胜利者一方，功臣们全都已经上座，虎视眈眈，准备新一轮的政治分赃，基本上没有多余位置分给外人。
虽然，未央宫大殿皇帝宝座上，文帝已就座。
但庙堂上那些老臣们，从内心中并没有将这位来自北方边陲的年轻人当回事。
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长安。
一对年轻人见面了，这一年，文帝二十三岁，贾谊二十二岁。
由于贾谊的博学，加上有廷尉吴公推荐，朝廷授贾谊为博士。博士嘛，就是点缀物，没有任何实权，不过是供皇帝闲暇时咨询的闲差而已。对于这样的任命，正忙着在权力桌上大快朵颐的功臣们并不介意，乐得给新任的廷尉卖个顺水人情。
初到长安，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想要有所作为，除了熟悉朝堂上的显贵外，还要了解京城舆情，贾谊觉得很有必要到市井中去了解一番。
朝臣中与贾谊关系比较要好的要属中大夫宋忠，两人在一起话题广泛，上至圣贤治国之道，下至长安街头八卦，无所不谈。
按照汉朝休假制度，朝廷公职人员，每隔五天准许休假一天，在家洗浴休息，称为洗沐。
一天，恰好赶上洗沐，两人闲暇无事，一起结伴外出。当时刚下过雨，天空如洗，街上行人稀少。
贾谊提议说：“我听说自古以来，圣人不在朝堂，便在卜者、医师之间。我来长安已有些时日，朝堂上衮衮诸公都认识得差不多了，对他们的才学和人品也有了初步的了解，何不趁着今日有空，去瞅瞅长安的卜者，说不定会有新收获。”
小医治人，大医医国。天道观天，人道问卜。
上古之时，医巫不分家，医者和卜者往往集于一身，掌握天机之人，往往要么是君主，要么是卿相。
伏羲、黄帝、周文王等上古圣君本身就善卜。卜巫大成之书《易》之三传《连山》《归藏》《周易》，据传就是分别出自伏羲、黄帝、周文王。
商周之际，占卜之风尤甚，无论战事、政务、游猎，只要是大事，事先都要占卜，希望从冥冥之中得到神明的启示。
周武王在讨伐商纣王前夕就曾问卜。作为小邦周，发起对大邑商之战，心里终究没底，犹豫不决之下，决定问卜。幸赖吕公望捣碎龟甲，坚定了他伐商的决心。
连个人生死和王朝兴亡命运都交付于卜者之手。上古之时，卜者掌握着神谕的解释权，说其一言兴邦、一言亡国，毫不为过。从中也不难看出，其在政治话语体系中权重之大。
至春秋战国，周道陵迟，天子衰微，诸侯更替，士人崛起，医卜星象等本属于上层秘不示人的知识开始下沉，一些精于占卜之士，或归于山林，或隐于市井。
不过，利用世人求名求利之心理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江湖骗子也是大有人在，于是人们对卜者的看法也渐渐变了。
卜者不再是高高在上掌握破解神谕密码的圣君，也不是沟通天人之际的智慧化身，而是被视为不入流之辈，为社会所轻视。既然如此，贾谊和宋忠两位士大夫为何还要屈尊，去请教一位市井卜者呢？
原来在长安东市出了一位占卜高人，此人名叫司马季主，楚国人。
待贾谊和宋忠二人同车赶到司马季主卜馆时，正值司马季主给三四名弟子讲课。
两人在旁边细听，只听得司马季主讲的都是天地起源、日月运行、阴阳吉凶等非常玄妙的东西。一听就知道此人了不得，绝非坊间方术之士可比。
贾谊和宋忠上前施礼，司马季主回礼完毕后，让弟子们给他们二人安排个坐席，然后继续接着刚才的话题讲课，洋洋洒洒，逻辑严密，足足讲了大半天。
二人为司马季主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谈吐所折服，敬仰之意油然而生，在旁边恭恭敬敬地坐着聆听。
司马季主阅人无数，自贾谊和宋忠进门起，从二人衣着和言谈举止就看出，他们非富即贵，绝非市井斗升百姓，不过，他并不急着点破。
倒是贾谊和宋忠有点沉不住气了，等司马季主讲完课后，便率先发话了：“观先生相貌，听先生谈吐，作为晚辈，我二人深为折服，您实在是我二人生平所未见之高士。只是恕我们愚钝，实在不明白，像您这样的高人，为何要沦落到如此地步，从事如此低贱卑微的职业？”
没想到，司马季主既没有被两人充满了惋惜语气的话语所感动，更没有流露出一丝羞愧与难堪，反而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俯后仰。犹如被侏儒优伶的滑稽表演逗乐一般，搞得贾谊和宋忠莫名其妙。
司马季主笑了半晌才停下来，反问道：“两位看上去是很明白事理之人，却为何说出这样没有见识的话来？我倒想听听，你们所认为的贤者究竟是怎样的人？你们认为高尚的人又是些什么人？又是如何认为我就是卑下污浊之人呢？”
衡量人的标准数以万计，但归纳起来其实就一条——成王败寇。居高位、发大财，身份、地位、财富成为检视是否成功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标准，这种观点放之四海而皆准，贾谊和宋忠也未能免俗。
在他们看来，以司马季主的学识和见解，本该跻身于庙堂，峨冠博带，指点江山才对，为何却自甘沦落，流落市井，靠给凡夫愚妇卜吉凶度日呢？
“高官侯爵是每个有才华的人所追求的，处在高位的自然是成功人士，而像先生这样卜筮之人，靠编造虚幻梦想、假借鬼神之意取悦世人，骗人钱财，自然是卑污低下，为人所不齿。”
两人直言快语，没有遮遮掩掩。
司马季主淡淡地说道：“二位安坐，且听我细讲，真正称职正直的人，为官做事，多以诤言规劝君王，如果劝谏多次，君主依然听不进去，便自动引退。这样的人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称赞或批评，都不会左右其看法，他们亦不会在乎对方感受，只要对百姓有利就行。真正的贤能之人，不会去霸占不胜任的职位，不会去贪图不属于自己的利益，面对心术不正、品行不端之人，哪怕他身居要职，也不屑于去奉迎讨好。他们对个人得失看得开，淡看荣华富贵，不以一时荣辱而迷失自我。但是，如今朝堂之上又有几人能做到这样？”
面对司马季主的反问，贾谊和宋忠一时结舌，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司马季主看二人窘状，冷冷说道：“你们嘴里所称道的那些人，如果以此来对照要求，恐怕都应感到羞愧才是。你看看现在朝廷里面都是些什么人？在没上位之前，一个个低眉顺眼、奉迎上司、结党营私，打击正人君子，靠着沽名钓誉，邀功受宠，一旦攫取高位，就利用公器，牟取私利，歪曲皇帝法令，大耍官威，夺民众财物，整日挥霍公帑，吃喝玩乐，沉湎于犬马声色，简直就是一帮身披官服、手里没拿武器的强盗，就是一伙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是逍遥法外的犯罪分子!你们又凭什么认为他们就是成功人士，是道德高尚的贤者，是引领社会发展的航标？”
贾、宋二人本来都是能言善辩之人，但面对司马季主的反诘，一时间感到词穷，不知该如何回答。这倒不是纯粹口才和语言技巧问题，此时，纵然苏秦张仪重生，任他们巧舌如簧，也不得不承认司马季主说的是事实，根本无法反驳。
或许，司马季主根本就没打算辩论，径自继续说道：“现如今，朝堂上那些高官显贵们，对地方上盗贼横行的情况无力制止，对四夷对我大汉不宾服的局面束手无策，奸邪之徒充斥朝野无法斥退，国库被虚耗，听之任之，不能整饬，民间庄稼歉收无力调节。针对这些乱象，他们若有才能不去做，是不忠；如果没有本事，却只是靠着送钱和拉关系忝居高位，阻碍有德有才者升迁，这就是尸位素餐，是无耻!
“如果因为有人占据了高位，就认为他是贤能之人，实在荒谬至极，难道没听过鸱枭(猫头鹰，古人认为是不祥之鸟)也能和凤凰一起飞翔吗？兰芷(一种香草，常比喻君子)和芎(一种名贵药材)被遗弃在荒野，蒿萧(比喻小人)却长得茂密旺盛，如今，正人君子(暗指自己)被逼隐退，还不是拜庙堂上衮衮诸公所赐？”
司马季主等于把话挑明了，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身居要职无所事事，我之所以走投无路，沦落如斯，还不是你们的缘故？你们现在反过来奚落我？
贾、宋二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开始为刚才的失言感到懊恼。
司马季主不想再纠结这个话题，开始谈起卜者来。
“伏羲创立八卦，周文王演化成三百八十四爻，然后天下大治；越王勾践效法文王，按照八卦行事，从而大破吴国，最终称霸天下。卜者通过他们的言行教化感染着芸芸众生，使鬼神得到供奉，使臣子忠心侍君，使子女孝顺奉亲，使父亲疼爱养育子女。问卜者出于感激之情，给几十枚，乃至百十来小钱，这不是很正常吗？由于占卜师的话，病人或许痊愈，垂死之人或许得以复生，惹祸之人或许灾祸得以免除，嫁女娶媳妇者或许得以生养，这种贡献岂止值几个小钱？卜者所得到的与他们做出的贡献远远不成正比!”
请注意，司马季主一再强调“或许”，意在说明，卜者的预测不见得百分百准确，占卜的作用不在于预测的准确度。事实上，世上也从来不会有先知之人。
人们之所以热衷问卜，是源于对人生不确定性的恐惧和疑惑。
君臣猜忌、家庭生隙、仕途莫测、身体健康、家族繁衍等困惑，无不困扰着凡夫俗子，在迷茫时刻，他们急需一个心灵导师指点迷津，安抚焦躁不安的心。
如此，占卜师便应运而生。
面对芸芸众生繁杂的疑惑、千奇百怪的求助，岂是单靠江湖骗人伎俩就能应付得了的？需要对人情世故有着全面把控，非大智慧不可。
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真正做好事的人，是一般人看不出来的。
在司马季主看来，卜者正是这样一群人，不论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卜者都耐心体贴地为他们提供服务，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和精神抚慰，让他们对未来不至于绝望，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卜者为大汉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却要背负江湖骗子的恶名，受到主流社会的轻视，这实在不公平。
司马季主继续说道：“卜者提供的是精神产品，无须占地储蓄，也不要用车搬运，没有占有任何社会资源，而且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世间提供服务的行当多了去了，怎么单单诘难卜者呢？天有不足，故星辰移向西北；地不足东南，就用海为池(据《淮南子》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日月尚有盈亏圆缺，就是圣王贤君的大道，也是忽存忽亡，而你们为何单单要求卜者的预测必须真实有效？”
卜者之所以为人所诟病，无非是预测的事不准确。但世间万物，从来都不曾完美，岂能唯独苛求卜者呢？
司马季主又以说客为例，道：“说客为了说服游说对象，经常夸大其词，动辄引经据典，夸饰上古圣王的事迹，其实大多数根本经不起推敲。但为了打动君王，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非如此不可，大家也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妥。同样道理，卜者为了给问卜者释疑解惑，怎能单靠片言只语，就让他们恍然大悟？自然免不了说一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话。总之一句话，良驹不可能与笨驴同拉一辆车，凤凰难与麻雀为群。君子常身居下位，就是不愿招人瞩目。他们暗中观察世道人情，默默做顺天应人的事，不在乎地位和虚名。像你们这样不了解实情，就草率乱下结论，哪里晓得长者的大道呢？”
不难看出，司马季主绝非一个简单的卜卦之人，他是一位拥有大智慧却隐居市井的智者。他轻视权贵，甘愿淡泊名利，观点做派与老庄思想不谋而合，不消说，他是一位道家思想的追随者。从他的言谈可以看出，他对当今朝廷那些掌权者的不满。
司马季主虽混迹民间，对朝堂上情况却看得一清二楚。
反观朝廷中有些人水平不咋地，却能占据高位，日常期间，他们无意于国计民生，只知一心追名逐利。
更令人生厌的是，他们不以为耻，反而趾高气扬，优越感十足。
司马季主的一番话，戳中了贾谊和宋忠的心事，尤其是贾谊，年轻人汲汲于功名，优越感致使心态膨胀，他现在需要一盆冷水，让头脑冷静一下。
贾谊和宋忠被司马季主说得哑口无言，只好站起来，勉强行礼后，满怀沮丧和失落地走出了卜馆，再无心思逛街，一头扎进车里往回走。
一路上，两人闷声无语，谁也不说话，心情很压抑，犹如巨石压在心头，几乎喘不过气来。
三天后，两人再次在皇宫大殿外相逢。宋忠特意将贾谊拉到一旁，避开众人，若有所思地感慨说：“司马季主说得没错，懂得大道之人安若泰山，地位越高越危险啊，占卜之人纵然算卦不准确，也不见得被追讨卦钱吧？但立足庙堂，侍君之侧，出谋划策万一不到位，恐怕往后就难有容身之地了。唉，咱们哪有资格对卜者说三道四呢？还是好好考虑一下自己吧。”
一语成谶，多年后，宋忠奉命出使匈奴，结果出师不利，半道而返，最终落了个罢官判罪的下场。
而贾谊本人，也很快被逐出了长安。
其中原因，诚如司马季主所言，一个人所处的位置，与他的道德才能根本没关系。贾谊哪里知道，当时占据高位之人，哪里是什么贤德之人？多是嫉贤妒能之辈，他不知道，在不经意间，他已经得罪了不少人。
昔为海上鸥，今为笼中鸟。一朝罹尘网，其身不由我。
长安，就是一张权力的天罗地网，一旦沾上，根本逃脱不出去。
个中缘由，一句话，贾谊吃亏就吃在他太年轻了。
遭谤去国
贾谊年少气盛，事业心强，自打入京以来，觉得自己站在帝国的中央舞台，想撸起袖子，干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业，所以司马季主那套不当出头鸟，隐姓埋名的理论，根本没有说服他。
就算长安水很深，也要到中流去击水。如果不积极进取，一心做缩头乌龟怎么能行？
纵然司马季主说得对，但并不适合我，咱们还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你且在市井卜卦吉凶，劝化匹夫愚妇好了，我嘛，还是驰骋庙堂为上。
年轻人好胜心太强，想处处露脸出风头。
贾谊所担任的博士一职，就是为皇帝提供咨询意见。每当皇帝有诏令就相关事宜征询时，在场的许多耄耋宿儒都三缄其口，唯独贾谊一一对答得头头是道，引得众人频频点头称是。
一袭白衣，身形纤瘦，立在一帮糟老头子中间，二十几岁的贾谊显得非常抢眼，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没多久，就被提拔为太中大夫。
太中大夫虽说也是个位高却没有实权的虚职，但年纪轻轻的贾谊，作为一名没有任何根基的政治素人，一下子被抬到如此高位，立刻在长安官场引来一片骚动。
羡慕者有之，嫉妒不满者更是大有人在。
要知道，多少人就是熬白了头发，也未必能爬到这样的位子。
贾谊的出现，给暮气沉沉的朝堂带来了一股清流，文帝感到非常欣喜，对他寄予厚望。
即位以来，文帝环顾朝堂之上，皆是一帮功臣，而自己从代国带来的几个人又不堪大用。
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君王，周围却都是一帮跟他父辈相当的老臣，年轻的文帝处处谨慎，尽量避免与他们产生冲突。
不过，文帝不甘心就这样永远活在老臣们的阴影之下，他想要有所作为，想培养属于自己的团队，他不想整日面对一帮皓首银须的老人。死气沉沉的朝堂之上，迫切需要青春激昂的面孔，来搅活这摊死水。
跟自己年龄相仿，有才华、有见识、有魄力的贾谊适时地出现，使得文帝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年轻的君臣二人在一起，一下子有了许多共同话题。
大汉建国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但由于开国之时，缺乏开创性的架构大师，帝国所有的制度几乎都照搬秦朝那一套。如果说在高祖时期这是不得已的权变之举，那么，现在是时候做出变革，草创大汉自己的制度规范了。
秦制固然具有划时代的巨大进步意义，但秦兴有赖于它，秦亡也有赖于它。秦制犹如一贴带毒的虎狼药，想要终结乱世，非得以毒攻毒，下猛药不可，然而它自带的毒素，也会侵蚀帝国肌体的健康，如果不及时做出调整变革，那么，大汉迟早会走上秦朝覆亡的老路。
高祖君臣目睹了大秦帝国的崩溃，自大汉建立后，时时以秦为鉴，萧何、曹参、陈平等历任相国都提倡与民休养生息，不与民争利。
与此同时，总结秦朝灭亡原因，以免大汉重蹈覆辙，是帝国成立以来的一项重大课题，只是，汉初群臣多出身草莽，根本无力完成这一重任。虽说，陆贾也曾写《新语》总结秦亡汉兴的内外原因，然而，也是浅尝辄止，停留在肤浅的表面，缺乏系统性剖析。
于是，这一重任落在了贾谊身上。
毕竟，历史性回顾总结不能一代代拖下去，趁着秦汉兴亡的见证者还有不少人健在，必须完成这一重大工程。
此时陆贾与贾谊同僚，两人同为太中大夫，肯定有所交流，陆贾对年轻的贾谊必定有一定的启发。
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反复酝酿、梳理、修改、总结，三篇鸿篇巨制横空出世，对秦的灭亡做了全面回顾，名曰《过秦论》。
《过秦论》向上追溯至秦孝公，指出商鞅变法给秦带来的巨变，后经过六代国君的励精图治，才得以最终灭周室，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继而，回顾秦始皇在继承历代先君基础上，开创了空前强大的大秦帝国，深刻剖析了其为政之得失。笔锋一转，指出始皇帝死后，秦二世没有很好把握纠正秦政弊端的历史机遇，反而变本加厉，最终将帝国推向了不归路，至秦王子婴时，已无力回天。
秦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无论军力、财物、人才等，陈胜吴广之辈与之相比，犹如蚂蚁与大象搏斗。但就是一只小小的蚂蚁，愣是将大秦这头巨无霸怪兽掀翻在地了。
贾谊一针见血地指出，秦之灭亡，根本原因在于不懂得对施政方针做出因时制宜的调整。国家进入和平状态后，还一味执行战时那一套高压政策，不懂得恩威并施、张弛有度，最终吞噬了自己。
亡秦者，非陈胜吴广，亦非刘项二人，恰是始皇父子。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而如今，大汉如果不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重新走上亡秦的老路绝非危言耸听。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总结秦朝得失，最终目的还是避免前朝犯过的错误，更好地走好当下的路。
那么，该怎么办？
必须从现在开始，对那些承袭于秦朝的制度加以甄别，在历法、服色、制度、法律、官职、礼乐等诸方面进行全面变革。
在人类的历史上，总有一些人，他们似乎与生俱来就具有超乎常人的才智和超前的洞察力，对他们来说，年龄、资历、经验这些衡量一个人的参数统统失效，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平常人，又岂能以常人而度之？
事实证明，贾谊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拥有与年龄不相称的远见卓识，对国家当前存在的弊端有着深刻的了解，在内政外交方面，他的主张大致如下：
一是大汉在制度上对前朝继承过多，而没有确立自己的制度，与秦的区隔不彻底，新朝开创性不足；
二是当前法律过于严苛，对前秦暴法应该加以选择性摒弃；
三是诸侯日渐坐大，已对中央朝廷构成威胁，建议削弱诸侯势力；
四是匈奴已然成为大汉主要敌人，妥协和忍让绝非长久之计，要逐步分化瓦解匈奴；
五是经济上，要重农抑商，加强国家储蓄。
围绕以上观点，贾谊先后向文帝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论积贮疏》等奏疏，无不针砭时弊，切合实际。
改革变法从来就不是温情脉脉的词汇，有变革就意味着要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动人钱财如杀人父母，更何况触动权势地位乎!
权力高位坐久了，就习惯性地视为理所当然，容不得别人染指。
经历过失去权力痛苦煎熬的人，当侥幸失而复得后，对权力的迷恋会更加疯狂到变态地步。
不幸的是，贾谊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群人。
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这些人，在吕后当政时期，几乎全都靠边站，被踢出了权力的核心圈。权力是一种神奇的东西，一旦拥有后，时间一长，就会离不开它。权力带来的美妙感觉，是世间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
很难想象，被剥夺了权力后，老臣们是如何在煎熬中度过那些时光的。
好不容易熬死了吕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们岂能愿意再失去一回？
他们这些人，为了权力，没有什么事干不出来。比如周勃，为了坐上右丞相宝座，不惜踩着陈平肩膀上位。
人在权力场，相互倾轧本就是稀松平常的事。
在诛灭诸吕过程中，我们可是冒着灭族的风险，好不容易才夺回失去的荣华富贵。没想到，冷不丁，不知从什么角落冒出一个毛头小子来，整天不是在皇帝耳边叽叽喳喳鼓噪个不停，就是在朝堂上指指点点，老臣们自然很不爽。
当年我们追随高祖征战时，你还在娘胎之中呢，哪里轮到你在我们面前指手画脚!
更让老臣们隐隐不安的是，文帝对贾谊有着超乎寻常的喜爱。在官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大家很快就意识到了潜在的威胁。
年轻天子这是要撇开老臣们，扶持自己的班底人马。
果然，没多久，皇帝提议，任命贾谊做公卿。顿时，朝堂上一片哗然。
此前，皇帝虽然暂时搁置了贾谊要求变革制度的建议，但却采纳了在京的列侯必须动身前往自己封地的意见。
老臣们感觉到了，皇帝这是要卸磨杀驴，拿咱们开刀呀。不行，决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不信咱们还斗不过一个毛头小子!
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这些老家伙们都是刀口舔血过来之人，啥场面没见过，岂能甘愿让贾谊爬到自己头上去？哪怕挤到咱们圈里都不行，不然咱们老脸往哪里搁!
说干就干，老家伙聚在一起密谋一番后，联合起来，向文帝施压：
“这个来自洛阳的年轻人，学识浅陋，没啥本事不说，野心倒不小，一心想独揽大权，把政事弄得乱七八糟，陛下可不能受他蒙蔽啊!”
在老臣们的威胁下，文帝招架不住了。以自己目前的力量，根本斗不过这帮老家伙，没法子，只得选择妥协和退缩。
老臣们轻松战胜了皇帝，赢得了胜利。
贾谊为年轻气盛付出了代价，沦为皇帝和权臣斗争的牺牲品。
两个年轻人，一君一臣，在二十几岁的美好年华，尝试了人生的绚丽，也品尝到了失败的苦涩。
通过此事，文帝明白了即使贵为天子，也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贾谊也懂得了，在政坛上，仅靠才华、勇气、理想，远远不够。
然而，一切都晚了。
长安是待不下去了，那么，离得远远的，前往遥远的南方，去长沙国吧，朕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蹊跷的是，在贾谊遭到排挤过程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尤其是廷尉吴公和御史大夫张苍集体失声，这就值得玩味了。
如果说，一般朝臣不敢表态支持贾谊，或是畏惧功臣集团的庞大势力，或对贾谊锋芒过于外露心怀不满，这不难理解。
但吴公和张苍实在不应该，吴公是贾谊的伯乐，张苍与贾谊有师生之谊，关系匪浅。而且他们官位显赫，吴公掌握帝国司法系统，张苍掌握帝国监察系统，这两人要是联合起来力挺贾谊，估计任何人都要考量一下其背后的能量。
可惜的是，他们自始至终，一直保持沉默。
或许他们本身都是刚从地方调到中央，资源有限，贸然与周勃、灌婴、张相如等人对着干，很容易引发朝廷官僚集团内部的撕裂，刚刚平息了吕氏之乱的大汉王朝，实在经不起新的动荡。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让贾谊远离朝廷，是平息这场纷争的唯一途径。
以张苍低调为人的个性，他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已。
这样解释，的确合理，也说得通。
不过，历史的真相或许未必是这样。
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张苍默许周勃、灌婴、张相如这些人排挤贾谊，甚至支持他们的行动。
背后的奥妙是，贾谊和张苍虽然有过师生之谊，但两人的关系或许并不融洽，主要原因是两人的政治主张相背，可以说是截然对立。
张苍是从秦朝的旧时代过来的人，他目睹了秦末大动乱，又经历了吕氏和刘氏的权力之争，对于政治纷争和国家动荡对社会造成的破坏，他感触太深了。
他的为政理念，其实与萧何、曹参等基本相差无几，就是尽量不折腾，让国家休养生息，让千疮百孔的社会面貌得到疗愈，才是目前的首要任务。
所以，他反对改变大汉的德性，坚持汉继承于秦，属性为水德，不同意改变历法、服色等，总之，最好现在啥都别乱动，一切顺其自然最好。久病之人，经不得乱翻身，让他静卧休养就好，国家也是如此。
试想，一旦文帝公开支持贾谊的一系列变革主张，势必引起新的政治纷争，满朝官员都将无法置身其外。纵观历朝变革，无论成败，莫不是在经历血雨腥风之后，惨烈收场。
如果真如此，大汉王朝恐怕就要风雨飘摇了。
或许，正是张苍的沉默，成了压垮贾谊的最后一根稻草。
没多久，朝廷宣布贾谊即日调出长安，赴长沙国做太傅，距离他出入长安，还不到两年时间。
来时壮志踌躇，去时失魂落魄。
经过这番宦海沉浮，那个意气风发的洛阳少年消失了，贾谊变得意志消沉，满怀惆怅。
长沙国，治临湘县(今湖南省长沙市)，户二万五千，人口十二三万，为大汉开国以来仅存的异姓诸侯。长沙国国力弱小，历任长沙王多数短命，短短二十几年，已历五世，此时长沙王为吴差(吴芮玄孙)。
长沙国地处南方，下辖今湖南省全境及湖北、广西、广东、江西的小部分土地，地势较低，气候多雨、潮湿、闷热，许多地区还处于未开化的蛮荒状态。
贾谊长期生活在北方，骤然间去到这样一个陌生地区，难免产生只身投荒的感觉，内心的悲怆可想而知。
一路走，满怀伤感，心怀对未来命运不确定性的忧惧，一种强烈的不祥感涌上心头，贾谊觉得此行是一条不归路，他是没法活着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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